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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12-0101-04
一、引言
由于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有竞争力的制造成本以及入世后服务业领域的相继开放，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主要吸收国，但各地区在利用外资能力上表现很不平衡。如何评价各地区综合利用外资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国内已有研究FDI文献主要聚焦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上（沈坤荣、耿强，2001；江锦凡，2004；赖明勇等，2005）。[1-3]相比之下，对我国各地区利用外资能力问题的研究文献则较少。葛顺奇、郑小洁(2004)[4]用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两个指标，分别对中国31个省市利用外资的业绩与未来引进外资潜力进行了评价。陈全功等(2005)[5]就湖北与浙江两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比较分析。许继琴等(2005)[6]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对宁波市利用外资的业绩与未来吸引外资的潜力进行了分析评价。但现有的对各地利用外资业绩与潜力的研究均为直接借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02年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中采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指数与潜力指数进行分析和评估，均没有研究各地利用外资能力的问题。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试图通过建立地区利用外资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对中国内地31个省市利用外资能力进行实证研究。
二、地方利用外资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借鉴Winter(2003)[7]组织静态与动态能力理论思想，我们认为一个地区利用外资的能力是由其获取外资能力和运用外资能力两个层面决定的。考虑到评估的可操作性、数据的可获取性与权威性要求，本文建立了如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对地区利用外资能力进行评估。
在获取外资能力方面，我们从引进外资规模和引进外资业绩两个角度出发，选取3个指标。如表1所示，我们使用人均利用FDI、利用FDI占全国比重两个指标衡量一个地区引进外资的规模；使用引进外资业绩指数来衡量一个地区引进外资的业绩。其中，引进外资业绩指数是指一定时期内某地区FDI流入量占全国FDI流入量的比重除以该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该指标反映出一个地区利用外资竞争力的强弱。
在运用外资能力方面，我们以运用外资质量和运用外资效益为切入点，选取10个指标。如表1所示，我们使用外资依存度、外企工业增加值比重、外企利税比重、外企出口额比重、外企就业比重等五个指标衡量一个地区利用外资的质量；使用外企工业增加值率、外企总资产贡献率、外企成本费用利润率、外企全员劳动生产率、外企百元资产实现工业增加值等五个指标来反映一个地区外资企业的经济效益。其中，外资依存度是指FDI流入量与GDP的比重。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方法对中国内地31个省市利用外资能力进行评估分析。
1.数据来源与标准化处理
本文表1中选取的14个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或者由其计算而来，我们最终得到样本数据
；其中i为样本数量，j为指标数量）。为避免由于各个指标量纲不同而给分析带来不便，我们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使数据具备可比性且变量渐进遵从正态分布N(0,1)。即：
其中
为标准化后数据，
为第j项指标的平均值，S[,j]为第j项指标的标准差。则标准化处理后得到数据矩阵[]，下面因子分析的过程即使用这个标准化后的数据。
2.因子模型
假设用k个指标对n个样本进行评价，运用上述方法得到的标准化矩阵[](i=1,2,…,n; j=1,2,…,k)，寻找m个公共因子f[,1]，f[,2],…,f[,m](m＜k)来分别综合包含在各指标中的信息，而这些公共因子两两正交，即互不相关。公共因子与测量指标间的关系可以用因子模型表示为：
一般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选取m个公共因子代替原始全部指标描述被评价对象以实现浓缩数据的目的。我们令
，表示每个公共因子包含原始指标的信息量，即方差贡献率。一般被选择的m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应大于等于85%，即
，即这m个公共因子可以解释原来所有指标85%以上的信息，能够代替原有指标进行评价和分析。
3.综合因子评价
在因子分析中旋转后的因子载荷是公共因子的系数，而不是公共因子自身的值，为了用公共因子（视为变量）作回归分析、聚类分析、评价等，就需要因子值（相当于变量值）。
令各公共因子的因子值分别为F[,1],F[,2],…,F[,m]，构造综合因子F，综合因子得分为：
我们可以利用(4)式计算出n个评价对象的综合因子得分，从而得到本文用以对评价对象进行综合排序的依据。
四、实证结果
运行SPSS13.0软件，最终得到的方差贡献分析表如表2所示，包括特征值、方差贡献、累计方差贡献率。经巴特利特(Bartlett)球体检验的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O.4%，小于1%，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宜做因子分析。表2中前4个公共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已达89.131%，且旋转后各因子特征值全部大于1，因此选取这4个公共因子进一步分析。
为了便于公共因子对实际问题的解释和分析，对载荷矩阵进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3所示。
根据公式(4)，可以计算得到31个评价对象的各公共因子得分和综合因子得分（如表4所示），并据此对31个省市利用外资能力进行排序。其中F[,1]～F[,4]为各个省市分别在4个公共因子上的因子得分，F则为综合因子得分，它是各个省市利用外资能力的综合反映。
在表4中，综合得分大于0意味着地方利用外资能力的综合排名在中上水平，小于0则意味着利用外资能力相对较弱；而4个公共因子的得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省市利用外资能力不同侧面的相对水平。
五、分析与评价
1.因子分析
表3所示的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显示了4个公共因子与13个评价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对4个公共因子各自影响较大的指标进行整理，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最大，达到33.125%，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该因子在外资依存度、外企工业增加值比重、外企利税比重、外企出口额比重、外企就业比重等指标上都有较大影响，由于这些指标涉及到地方运用外资质量，故本文把这个因子命名为质量因子。第二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25.411%，是次重要影响因子。该因子在外企工业增加值率、外企总资产贡献率、外企成本费用利润率、外企全员劳动生产率、外企百元资产实现工业增加值等指标上负载较大，这些指标涉及到地方运用外资的经济效益方面，故我们可以把这个因子命名为效益因子。第三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19.98%，该因子在人均利用FDI、利用FDI占全国比重两个指标上负载较大，因此可以把这个因子命名为规模因子。第四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10.615%，该因子在引进外资业绩指数指标上负载较大，因此我们把这个因子命名为业绩因子。
2.各省市利用外资能力评价
根据各省市的综合得分水平，可将31个省市利用外资能力分为五个层次：得分大于1的为第一层次；得分大于0.5而小于1的为第二层次；得分大于0而小于0.5的为第三层次；得分大于-0.5而小于0的为第四层次；得分小于-0.5的为第五层次。
第一层次：上海。在全国31个省市中，上海是在四个公共因子上得分同时较大的省市，综合利用外资的能力最强。上海在F1因子上的得分很高，达到2.0473，仅次于江苏，远高于其他省市，说明上海市运用外资质量很好，外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外企工业增加值比重、利税比重、出口比重、就业比重等均很高；在F[,3]、F[,4]两个因子上的得分也较高，表明上海引进外资的规模、业绩也较高。而从原始指标数据来看，上海在利用外资规模、业绩、质量上各项指标排名均名列前茅，其利用外资能力的榜首地位不容置疑。
第二层次：广东、江苏、福建、北京、浙江、吉林、天津。这7个省市利用外资的能力均很强，但在体现能力的因子方面各有特色。广东省在F1、F3因子上得分较高，说明广东利用外资的质量较好，引进外资的规模较大。但广东的F[,2]因子得分低，又说明其运用外资效益一般。江苏省在F[,1]因子上得分居于31个省市之首，说明江苏利用外资质量最好；但是江苏F[,2]、F[,4]的因子值小于0，说明江苏利用外资的效益与业绩并不好。福建省在F[,3]因子上得分很高，说明该省引进外资规模较大；而在其他三个因子上得分也在0.2以上则反映出该省利用外资的质量、效益、业绩等方面均有不错的表现。北京市在F[,1]、F[,2]、F[,3]因子上得分均较高，表明北京运用外资的质量与效益、引进外资规模均较好。浙江省在F[,1]、F[,2]因子上得分较高，说明浙江运用外资能力较强。吉林省在F[,2]、F[,3]、F[,4]因子上得分高，而在F[,1]因子上得分很低，说明该省运用外资质量很差。天津市在F[,1]、F[,3]因子上得分较高，而在F[,2]、F[,4]因子上得分较低，说明该市利用外资能力还不平衡，引进外资的竞争力较弱。
第三层次：山东、辽宁、陕西、湖北。该层次的4个省均为利用外资能力处于中上游的省市，从各个省市的公共因子得分可知它们在利用外资能力方面各有所长。山东、辽宁两省在F[,1]因子上得分较高，山西、湖北两省在F[,2]因子上得分较高，这说明前两个省份运用外资质量较好，而后两个省份在运用外资的经济效益方面表现突出。
第四层次：江西、海南、重庆、河北、安徽、内蒙古、湖南、广西、山西、四川、河南、云南、青海、黑龙江。该层次的14个省市均为利用外资能力处于中下游的省市。这种情况从各个省市的4个公共因子上的得分即可看出来：大部分省市在4个公共因子上的得分均小于0。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市在F[,2]、F[,3]、F[,4]因子上得分均比较高，但该市在F[,1]因子上得分却为-0.9243，即该市运用外资的质量很差，这是导致该市综合利用外资能力相对其他发达地区排名靠后的重要原因。另外，位于中部地区的江西省能够在这一层次上排名第一的主要原因在于该省运用外资质量很好，即在F[,1]因子上得分达到0.622。
第五层次：甘肃、新疆、西藏、宁夏、贵州。这5个省市综合利用外资能力最低。考察每个省市在4个公共因子上的得分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省市的得分全都小于0且大部分在-1左右，这说明该层次上的5个省市在引进外资的规模与业绩、运用外资的质量与效益上都非常差。由于这些地区自身经济发展的水平很低，也没有区位优势，难以吸引外资的进入，运用外资能力非常有限。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综合利用外资能力排名靠前的省市，其引进外资规模、引进外资业绩、运用外资质量、运用外资效益四个单项排名也较靠前，这说明一个地区利用外资的能力由其获取外资能力和运用外资能力共同决定。具体来说，引进外资规模与业绩、运用外资质量与效益决定着一个地区综合利用外资的能力。但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引进外资规模与引进外资业绩（即吸引外资竞争力）并非并行不悖，引进外资规模较大的地区其吸引外资竞争力并不一定很强，如天津市。研究结果同时显示，运用外资的质量与运用外资的经济效益之间也不一定呈现正相关关系，如江苏省。
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于各地提升自身综合利用外资能力具有直接的政策含义。在获取外资能力方面，由于每个省市不可能对所有行业和项目的投资具有完全相同的吸引力，不同的区位比较优势不同，因此，每个地区应该吸引适合自己投资环境的FDI，以增强本地区的引资竞争力，扩大引进外资规模。在运用外资能力方面，每个省市不仅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同时也要注重发挥利用外资的经济效益。一个地区获取外资能力和运用外资能力的同时提升才能促使其综合利用外资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收稿日期：2006-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