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及未来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货币论文,前景论文,模式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曾预言，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时至今日，欧洲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单一货币联盟，北美洲和拉丁美洲有关美元化的发展也正在紧锣密鼓。在东亚货币合作在近年来有了加速发展的趋势，但与前者相比，东亚货币合作进展缓慢。因此，在21世纪，研究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考察其具体的合作难点以及发展前景，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东亚货币合作具有较为现实的参考意义。
一、东亚合作的背景及模式
1997年，始发于泰国，最终波及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危机使东亚各国以及世界深感震撼。这场危机来得太突然，缺乏前兆，危机的严重性和传染性既暴露出东亚地区原有货币金融体制尤其是汇率制度的缺陷，也体现了东亚各国在货币领域各自为政、缺乏区域协调所带的弊端。在这一背景下，东亚国家和地区改变了对区域货币合作的消极态度，出于对共同利益的考虑，各国普遍希望加强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合作，由此建立预防和化解金融动荡的机制以维持本地区的金融稳定。目前，东亚货币合作的主要目标为：防止亚洲再次陷入金融危机，如果危机再次出现，则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救援系统。
在有关东亚货币的讨论中，各方陆续提出了多种不同的东亚货币合作模式，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种：
1.亚洲货币基金。在1997年9月，日本大藏省大臣宫泽一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倡议，这个倡议中设想由中国、日本、韩国及东盟各国组成一个组织，共集资1000亿美元，为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但由于美国政府、IMF及一些东亚国家的强烈反对，该构想未能形成东亚国家的共识而搁浅。
2.东亚货币基金。1999年10月18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亚经济峰会”上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EAMF)的倡议。他主张从东亚开始进行多边协议，然后逐渐扩大到其它亚洲国家或地区。他倡议建立的东亚货币基金规模比国际货币基金小，是一个完全属于东亚地区的基金。总体来说，国际社会对东亚货币基金的建议反映并不强烈。
3.“10+3”模式。2001年5月在夏威夷举行的10（东盟10国）＋3（中、日、韩）财长会议公告中提到了建立东盟10+3的早期预警系统。亚洲开发银行正在实行一种技术上的援助，以便支持东盟10+3的合作力量从而促进早期预警系统的发展，并有助于及时发现新兴工业化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和公司部门的脆弱性，以防范未来的金融危机。这种援助将支持：(1)以目前IMF、学术团体和各国现有的方法为基础的早期预警系统模型的发展；(2)确定与建立早期预警系统相关的宏观谨慎指标的“核心”；(3)发布和实施东盟10+3标准模型的研讨会。目前，“10+3”货币互换协议已经顺利完成，东亚货币合作前景看好。此外，在“10+3”框架下，还建立了不定期的“10+3”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会晤机制。
4.清迈协议。清迈协议实际上是“10+3”模式的继续。1999年11月，“10+3”峰会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声称进一步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与合作。2000年5月，地区金融合作出现了新的突破，“10+3”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涉及金融合作的协议有：(1)充分利用东盟10+3的组织框架，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及信息的交换；(2)扩大东盟的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在东盟与其它三国（中、日、韩）之间构筑两国间的货币互换交易网和债券交易网；(3)通过完善亚洲各国货币间的直接外汇市场并建立资金结算体系，扩大亚洲货币间的交易，等等。在2000年8月，“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原来的货币互换额从2亿多美元提高到10亿多美元。2002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10+3”非正式财政部长代理和中央银行总裁代理会议上，韩国提议，在“10+3”的框架内发展债券市场。2002年12月，在清迈召开的“10+3”非正式会议上，日本提出建立亚洲债券市场。2003年2月28日—3月31日，就建立亚洲债券市场问题在东京举行了“10+3”的非正式会谈和高层研讨会。2003年4月，在汉城举行了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利用证券化方式开发新的金融商品和完善信用保证机制问题。2003年8月召开的东亚合作财长会议决定建立东亚金融合作基金，成立专家组对深化金融合作进行研究。可见，从最初的“清迈协议”提出一个原则性的框架，到现在把货币合作摆在实质性的议事日程上，速度非常快。
5.“10+1”合作模式和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在东盟与中国（即“10+1”）会议上提出，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将更加开放，这对东盟国家是有利的。在打破东盟国家对“中国威胁论”疑虑的前提下，中国提出，从长远来看，中国与东盟国家可以进一步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这一提议立即引起广泛反响并引起东盟国家的认真对待。此后，经过2001年6月博鳌中国——东盟高官会议、2001年11月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双方逐步就在10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了共识。2002年4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式启动。
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东亚地区在货币合作领域还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和尝试，还没有一个成型的货币合作机制。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难度
（一）东亚货币合作在理论上难以突破
几种主要的现代货币一体化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建立货币联盟的必要条件进行了分析。根据蒙代尔在60年代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需求转移是引起外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在两个开放小国的模型中，即使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汇率调整也只能解决不同货币之间的收支失衡问题。而在一个货币区内，只要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具有完全自由的流动性，就可以依靠要素的转移消除需求转移造成的冲击。即生产要素若能够自由流动，就可以实现资本和劳动力从盈余国向赤字国转移，促使区域内各国经济结构及时调整，经济周期趋于同步，这样可以促使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内部经济均衡。所以，地区之间劳动和其他要素自由转移，就成了判断是否成为一个通货区的标准。在这之后，麦金农、凯恩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补充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他们将“经济的开放程度”、“经济的高度多元化”、“金融一体化”、“通胀偏好相似性”以及“政策的一体化”都看作是组成货币区的条件。“最优货币区理论”是从国际收支的角度讨论货币一体化的形成条件，认为，国际收支平衡是建立货币联盟的必要条件，不具备这一条件的地区不能组成货币区。
1990年克鲁格曼提出了“GG-LL模型”，主要研究单元国家如何判断是否加入货币区，以及加入货币区后的收益和成本之间是否有一个权衡的标准。“GG-LL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联系程度越密切，加入货币区的经济稳定性损失就越小，反之亦然，总之，一个国家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加入货币区就越有利。同时，克鲁格曼还用“GG-LL模型”说明了最优货币区理论，指出最优货币区就是通过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以及要素的流动，促使多国经济紧密相连的地区。如果各国之间的贸易和要素流动性较大，那么纽建货币区对各成员国均有益处，反之则不适宜。“GG-LL模型”说明了一个地区部分市场结合紧密的国家可以先行组成货币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分析成本与收益来决定能否加入货币区。
1992年，爱默生和格罗斯系统阐述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新理论。他们认为，货币选择根本上应由市场状况、尤其是市场需求来决定，具体的货币空间由实际的货币交易网络来划分，每个货币的空间就是其功能性权威的影响范围，即完整市场在货币层面的响应——“货币圈”。此时，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工具和价值工具，开始真正服务于市场，无论这个市场有多大，涉及多少国家，只要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那么单一货币就是最佳选择。“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想的内涵在于将货币与国家主权分开，认为货币从根本上是服务于市场的，国际间经济交往的深化需要某种形式的货币融合。当一个国家无法更好地发挥货币职能与作用的同时，如果货币权的让渡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那么就应该将货币权上交给更高层次的超国际机构。在这里，爱默生所认为的货币融合是具有一定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国际间经济交往的深化即市场的高度紧密结合才可能有货币融合的需要，即市场的高度融合是建立货币的条件，没有这一条件，也就没有了货币融合的需要。
事实上这三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都将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作为组成货币区的条件，一地区的经济联系程度越高，该地区组成货币区的收益则越大，反之，则不适宜组成货币区。东亚地区各国在收入水平、经济结构、开放程度都存在极大的不同，依据以上理论，东亚不适合组成货币区。至于建立“东亚货币区”的说法，只是理论界对东亚未来货币合作的一种超前探索。
（二）东亚货币合作在实践上难以实施
1.缺乏政治基础。任何形式的货币合作，首先都是一定程度的政治联盟，相同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合作对于加强货币的协调至关重要。而亚洲由于历史、地域、经济、文化及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各国存在着政治上鲜明的差别性，以及在主权、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和相当的封闭性决定了亚洲政治一体化的格局远未形成。即使东盟各国已存在国家间的合作，但各自的体制仍互不相同。特别是二战时东亚地区是远东的一个战场，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都发生在这个地区，使得东亚地区各个国家之间彼此间在一定程度上仍存不信任感或疑惑，从而影响了本地区域的货币合作。东盟各成员国在金融危机之后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宗教矛盾和历史恩怨也存在加剧的可能性，这都给货币合作笼罩了较大的不确定性或阴影。
2.缺乏经济基础。首先东亚地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计）除日本外都是发展中国家，日本为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为第二层次，“四小虎”为第三层次，中国为第四层次，其他国家如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为第五层次。各个层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次，东亚地区各国对生产要素流动性的限制比较多。即使是流动性最强的生产要素（资本）的流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使得劳动力的跨国流动难上加难，这使得东亚地区无法通过劳动力的有效流动来熨平各国非对称的经济波动。第三，相似的产业结构导致产品多样化程度低。除中国与日本有比较健全的产业体系处，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基本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且呈现出较大的相似处。第四，东亚地区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除香港比较高外，其余的一般仅限于本国范围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第五，汇率协调并未成为紧迫问题。在任何意义上，汇率协调都是区域内各国（地区）实行货币合作的动力和前提条件。然而，东亚各国似乎都未将此提上重要的地位。
3.缺乏核心国和核心货币的基础。欧洲货币体系在其成功时期是以德国为依据的，联盟内法国和德国等富裕国家为实现经济和货币一体化部做出了自我牺牲。东亚地区目前尚无法形成这样强有力的依托。日本虽是亚洲经济最强的国家，但由于经济衰退和走出困境举步艰难，不可能担此重任。但作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国家，日本一直在积极谋求日元的国际化，实际在亚洲起主导货币的目标。中国也是亚洲的大国，一贯以积极、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做出了牺牲和实质性贡献。但就目前中国的实情来看，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很大，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很小，人民币背后的经济支撑还较弱小。中国还面临着开放资本项目、加强金融监管、完善国内政策法规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以人民币为核心建立东亚货币区有一定的困难。
三、未来东亚货币合作前景展望
与欧洲联合相比，东亚货币合作仍然举步维艰。但尽管目前东亚货币合作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东亚各国的条件也不成熟，但这并不影响区域各国进行有效的货币合作，亚洲货币合作的前景仍有巨大的空间，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理由：(1)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些囱家意识到了如果参加亚洲货币合作，收益是非常大的；而如果不参加合作，成本可能非常高。(2)它提供了一个大家都觉得必要的合作焦点，这就有可能打破多重均衡的困难。亚洲与欧盟不同，其货币合作进展的速度要比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更快。这背后的原因是货币合作可能的争执相对较小。(3)由于建立亚洲货币区是各国政府间的谈判，所以可以把一次性博弈变成多次的博弈，这样就有可能实现多方的合作。
从长远思考，东亚地区或迟或早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统一货币区，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共识。考虑到东亚地区国家众多，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艰巨的渐进的漫长的发展过程。因此许多学者坚持认为，在策略上不应急于求成，而应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首先，可建立区域内的政策协调机构，如亚洲货币基金(AMF)。通过统一的组织来协调各成员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及其他事务。同时，作为过渡的措施，东亚可选择扩大了的货币互换协议作为危机快速反应机制，形成具有东亚区域金融“自决”特征的可操作性框架。同时，还可以建立专门化的信息交流机制和紧急或危机状况下的救援机构，消除疑虑缓解危机。
其次，可考虑建立类似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东亚各国的贸易和投资的相关度比较高，已经超出NAFTA而与欧盟接近，外汇储备头寸也已超出7000亿美元，基本具备了汇率联动的经济基础。而且从技术上而言，目前相当多的东亚国家采取的均是钉住美元的挂钩汇率制度，因此无须对既有的汇率制度做根本的变革，只须宣布东亚货币汇率联动就可迈出实质性一步。
最后，逐步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ACA)。这是东亚货币合作的最高目标。大量研究成果表明，不论是民族国家孤立的钉住汇率制，还是某种区域联合的汇率浮动制，非常狭窄的汇率走廊很难顺利地维持单一货币区，从长期来看具有必然性。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亚洲和欧洲国家拟联合设立专门工作组，共同研究在东亚设立单一货币区的有关事宜。
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对外关系的重点在东亚地区。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这一地区。中国参与东亚金融合作可以在许多方面受益，同时也可以为东亚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首先，中国的发展需要亚洲周边地区的稳定。尽管中国是一个部门齐全、经济多样化的大国，回旋余地较大，但随着经济对外依存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经济和东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中国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在其中起到了一个大国的领头作用，使东亚货币合作朝着有利于中国和其他成员经济的方向发展，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
中国也可以通过参与东亚货币合作，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目前人民币的地位与中国在业界和地区经济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当然，这与中国对资本市场进行管制，尚未开放资本帐户有关。但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程度会逐步加深，人民币也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自身价值的稳定性而日益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广为接受。由于人民币汇率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高度稳定，再加上出口产品在周边国家深受欢迎，人民币已经自发地发展成周边贸易结算货币。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中国能够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并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有助于加快人民币成为重要地区货币的进程。中国有比较充足的外汇储备，但如果能协助东亚建立一个有效的货币合作机制，就可以利用东亚集体的抗风险冲击能力，来扩大和补充自身的能力。
有关专家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把人民币培养成为世界货币也是可能的。亚洲各国认识到，中国政府对保持人民币的稳定的态度是坚定的、负责的，人民币的信用是牢固的可靠的。
另外，中国具备了参与领导东亚货币合作的能力。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出口能力稳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庞大，国家的外汇储备逐年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2000亿美元，完全有能力拿出一部分财力参与货币互换机制和组建货币合作基金，支持建立有利于地区和本国贸易与投资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金融框架机制。东亚各国对中国参与领导区域货币合作也抱有较高的期望。
与此同时，中国通过积极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在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整个亚洲地区树立了良好的外交形象，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保持了人民币不贬值，充分显示了一个大国的政治风范。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中，中国应积极参与在东亚货币制度的设计与建设，以力争在未来的东亚货币区内，发挥人民币应有的、与中国经济规模相适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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