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同盟行为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论文,同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12)04－0003－(7)
日美安全同盟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是一个双边同盟，中国并不是其中一分子。尽管日美安全同盟从未明确地直接指向中国，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除掉了苏联这个目标，中日关系开始恶化，中国对日美同盟越来越持批评态度。这种紧张的局势在2010年9月10日演变成了一起戏剧化的事件：一艘中国拖网渔船与日本巡逻船相撞，导致了渔船船员和船长的被捕。该事件转而又引发了中国愤怒的外交抗议，非官方贸易制裁，日本针锋相对的人员拘留，以及两国国内大范围的街头抗议，事件最后以中国船长的释放和遣返而得以解决。两国发生摩擦是由于两国对一片蕴藏丰富油气资源的海域都声称拥有主权，而这片海域目前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由于日美盟约的条款规定，倘若日本本土或其管理之下的地域遭受攻击，美国必须给予日本以军事支持，因而日美安全同盟在此时突然变得非常敏感。这篇文章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在当今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三个国家间的关系中，日美安全同盟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而对同盟概念及同盟运行进行比较性分析是十分有益的。我们从比较亚洲的同盟概念开始，重点聚焦于日本和中国在现代的经历。尽管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就已经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石而出现，但同盟对于东亚的民族国家来说，却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将介绍这三个国家间相似但却有差别的同盟概念是如何影响日后的政治行为的。
一、概念
按照斯奈德的说法，同盟是指“多个国家为了其成员的安全或扩展权力，针对除它们之外的特定或不特定国家，决定共同使用或不使用武力而结成的正式关联组织。”[1]对于同盟形成的逻辑，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是基于均势理论的现实主义者给出的解释：当一国面对威胁而依靠自己的资源不能够独自抵御时，它有两种选择：一是做出让步或与制造威胁者结成同盟(尾随)；二是尝试着去对抗这种威胁。而与之对抗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加强自身的实力以应对威胁，即内部制衡；二是与和自己有着共同利益的一个或多个国家结成同盟以抵御威胁，即外部制衡。[2]同盟只有在使用外部制衡时才发挥作用。“权力”被认为是一种普世价值而易于被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广泛接受。第二种解释是建构主义者给出的。根据这种解释，威胁、权力和其他国际政治中的相关变量会因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因为对于威胁的理解，依据的不仅仅是客观力量的平衡，还会因时间、意识形态、国内政治环境及其他相关背景变量的不同而产生差异。[3]建构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或许有潜在的相同之处，这种传统的理想主义认为同盟的形成不仅仅是基于对威胁的共同看法，而且基于蕴涵着价值、期望和国家认同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在本文中，我们对同盟采取一种混合定义：明确的逻辑是基于权力和威胁分布，但是同盟同样还有基于现实主义考量的潜在含义。换句话说，同盟是二维的，既有显而易见的明确的权力政治逻辑，又有需要结合特定背景来解读的潜在逻辑。
直到与西方及其随后的“现代化”建立关联，无论是国家之间结成的同盟，还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协议》为框架所界定的国际社会，都与东亚本土文化不相适宜。亚洲在现代之前的历史上，主要的政治实体都是帝国或是王国，国际体系被认为是划分为各种层次，在这种体系中低层级的实体依靠进贡表示顺从。[4]自从以主权民族国家为主要政治实体的国际体系新概念在东亚被接受以来，由这种“新型”国家所组成的同盟在数量上相对较少，至少从西方的标准来看是这样的。中国在其相对较短的历史上，至少有过两个正式的同盟，例如：有效期为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尽管这个条约一直以来都被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所困扰，但它从1950年开始一直存续到了30年期满时的1980年；而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结成的战略同盟，今天依然有效。中朝同盟始于朝鲜战争，尽管自那以后中朝两国经历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发展战略上的争执，但中国目前仍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外国投资者、食品供应者及能源援助者。至少在朝鲜以外的国家看来，中国经常在其他国家面前表现出对朝鲜核武器和导弹试验以及平壤不成功地实施中国式改革的无能为力，但中国在实践中又经常充当朝鲜与西方之间的调停人，保护朝鲜免受过于严厉的制裁，并在最后时刻给予支持以免其崩溃。在这两个同盟中，国家间的关系都是兄弟般的，是马列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意识形态是其首先考虑的问题。中国在1978年与日本也签订了友好条约，这是中国与非共产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条约。
日本在其较长的历史上仅参与过3个同盟，而且全部是在现代时期：它们分别是1902年至1922年间的英日同盟，1940年至1945年间的罗马—柏林—东京轴心和1952年至今的日美安全同盟。英日同盟是在共同反对俄国扩张的基础上于1902年1月在伦敦成立的。这个同盟条约在正式终止之前续签过两次，但最终由于一系列的分歧而终止。这些分歧包括，日本认为英国对日本在朝鲜建立的殖民地支持不够，英国则认为日本在一战中贡献不足，而且对印度的民族主义持鼓励态度，最主要的还有美国的强烈反对。日本于1936年与纳粹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日本还于1940年9月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这三个签约国由于其扩张野心与国联宗旨冲突并受到谴责而纠合在一起。但罗马—柏林—东京轴心是一个非常松散的同盟体系，例如，日本对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1941年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感到惊讶；希特勒同样对日本偷袭珍珠港感到意外。这个轴心同盟最终也因三个签字国的无条件投降而自然终结。随着1951年盟军对日本占领的结束，日本重获主权，日美同盟始得建立。1961年尽管日本国内存在着强烈反对，日美同盟仍然得到了修订和扩展。
如果仔细观察这些例子，我们会发现尽管在东亚地区这些同盟形成的逻辑不能说是完全背离了现实主义模型(在每个例子中同盟都是针对同一个构成安全威胁的对手)，但仍存在一些有趣的文化差异。在以上的实例中，同盟都是由两个拥有各自主权但却彼此不平等的参与者组成，尤其是对平等和友爱做强烈的意识形态强调时(例如中苏关系)。换句话说，这种同盟关系非常符合东亚典型的主—从层级关系模式(上下关系、亲子关系)。这种同盟关系同时具有排他性：对中国来说，中苏同盟是最主要的，而日本也没有其他的盟国。在新儒学文化中，这种同盟关系可以找到一个相似的模型：五常，即五种从属关系，其中父子关系是这五种关系中最重要的。这种带有非对称性的、具有层级关系属性的文化环境会产生至少两种心理含义：(1)从属国在受到军事攻击时，希望主导国给予更多支持，而主导国则希望从属国对其比盟约所规定的更加顺从。这些期望很少被提到，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主导国希望提供的不仅仅是援助和支持，更希望给从属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提供一种模式。在英日同盟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国家，而是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早实现现代化而且在地理上置身于权力纷争的欧洲大陆之外的海洋岛国，能够成为日本的榜样。中国对于苏联的选择，对于这个世界上最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体现社会主义理念，给予中国革命巨大鼓舞的国家的发展模式的选择，也同样不言而喻。(2)这种同盟关系具有本质上的非对称性，加之基于文化导向的角色模式期望熔铸进这种关系中，容易引发从属国的不满、愤恨以及主导国的傲慢自大。在英日同盟和中苏同盟中，从属国起初过高的期望很快就落空了，而另一方面，主导国对于从属国的不满感到困惑，因为它们认为从属国对同盟的贡献相对较小(从主导国的角度来看)。儒家文化中这些概念的渊源有助于解释这些期望与不满：在父子关系中，儿子处于从属地位，儿子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回报的方式是，父亲终究有一天会去世，儿子长大成人并取而代之。虽然国家的发展和逐步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与主导国扶持从属国发展壮大有些相似之处，但是这种方式不能类比到国家间的同盟上来(因为民族国家并不一定会消亡)。
正如中国学者张景全所指出的，虽然中国和日本所在的同盟都具有非对称性，并且两国在文化上又有相通之处，但两国对同盟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5]尽管中日在所在的同盟中都与主导国有矛盾，但是中国比起日本，对于这种非对称性，更为焦躁和不满。在瓜分殖民地的战争结束时，西方列强对日本、朝鲜和中国都曾强加过苛刻的不平等条约，三国都曾异常憎恨并爆发了激烈的反抗。这些不平等条约成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竞相动员民众的目标。日美安全盟约在1960年修订时同样遭遇了激烈的反美示威游行，当时日本国内弥漫着带有民族主义的不满情绪，要求获得同美国更为平等的正常国家间关系(出现了“日本可以说不”之类的说法)。这种抗议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转变为关于驻日美军基地选址的谈判。但是，在日本的案例中存在两个独特之处。其一是，日本的不满逐渐得到了平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抱怨日本由于其军力的不足而无法恪守“共同防御”的承诺，随后日本开始承担驻日美军开销的大部分份额(这被人们蔑称为“支票外交”)，同时也扩展了它的自卫责任范围。其二是，尽管日本对其美国盟友偶尔也会有抱怨甚至是反对的情况发生，但日本从不放弃自己的同盟，就像先前的英日同盟一样，最后废止这个同盟的不是东京，而是伦敦。日本在同盟中最看重的是忠诚而不是平等，日本对苏联在1945年4月撕毁1941年中立条约从而侵入满洲感到十分愤恨，当时日本因广岛遭到原子弹袭击已决定投降。对中国而言，在同盟中最看重的则是平等。在中苏同盟形成的最初10年里，中国就对它的盟友始终有所抱怨，这种不和谐在1969年到1970年间升级为激烈的边界冲突，之后中国在国内外都进行的抗争使得中苏关系恶化到了顶点，1981年中苏同盟解散。①按照邓小平日后的分析，中苏争执的中心问题是“平等”，然而“矛盾”一词可能是描述这个问题更准确的词汇。在中苏同盟存续期间，两国关系从来就没有平等过，但在同盟存在的早期、不平等现象最严重的时候，却恰恰是同盟运转最平稳有效的时期。[6]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别？我们能够从同盟结构和文化因素进行解释。从同盟结构来看，日本所在的同盟中，不对称性较强，因而主导国的自由裁量权较大而从属国承受不起退出同盟的风险。②1902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之时，英国远比日本发达和强大(尽管自此开始两国实力对比开始发生变化)，日本战败之后美国也远比日本强大得多，特别是在二战刚刚结束时。尽管中国在发展程度和意识形态领域较之苏联处于劣势，然而中国的面积和人口与苏联却有可比性，而且中国还有潜在的文化平等的意识。从政治文化背景来看，中国是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国家，整个20世纪都处于革命之中，因而国民被更多地灌输主权平等的观念。而日本则有一个架构于现代经济之上的接近于传统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当中，君主被神道教抬升到一个接近于神圣的地位，国家等级制度也通过教育得到了灌输和确立(如1890年教育诏书)。中日的政治环境同样不同：苏联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提供意识形态蓝图，但是后来证明苏联的那一套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如“大跃进”)。日本在被美国将其城市炸成一片瓦砾之后，向美国无条件投降，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军事占领甚至改写了其宪法(包括著名的“第9款”，颇具讽刺的是这个条款限制了日本的同盟义务)。在上述两个非对称同盟中我们都发现存在着矛盾心态，但只有中国最后终止了同盟。这种不同的反应，对中日两国各自参与的同盟、中日双边关系以及两国的外交政策均产生了持续且深远的影响。
二、运行
在没有详细的历史重述的情况下，让我们概述这两个同盟运行的本质区别。
中苏同盟早期的合作是亲密和顺利的，中国将苏联的发展模式应用于自身，并承认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接受苏联的补贴贷款以及专家建议。该联盟在斯大林死后不久，因为表面的和潜在的双方面原因而解体。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表面上的原因是意识形态问题：毕竟，意识形态是联盟构建的前提和形成内外政策的基础，所以所有的政策选择不仅需要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正确的，而且要为两者都认可(甚至要为整个世界国际共产主义所认可)，否则就会成为争论的原因。[7]致使联盟解体的表面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毛泽东的眼里，苏联不是一个合适的主导国角色，例如，苏联应保护和培养中国，以使中国变得强大并取而代之。对于毛泽东来说，获取苏联曾于上世纪50年代轻率许诺提供的核武器，不仅仅是为了有效遏制美国扼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能力，也是国家强大的根本标志。但是，在毛泽东认为苏联正处于权力巅峰，并于1957年发射人造卫星和世界首个洲际弹道导弹进而展示了其优越性之时，赫鲁晓夫却摒弃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还与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领袖美国在戴维营握手言和(全然不顾中国依然奉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方针，例如，中国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1956年宪法及其后的每一部宪法)。因此当赫鲁晓夫食言于他曾许诺过的要给中国提供核武器时，毛泽东把原子弹当做“纸老虎”一样摒弃，但同时中国却紧急启动一项工程来制造核武器，与此同时，中国通过中美在台湾海峡的争执，从而使得苏联犹豫履行同盟义务的做法昭然于天下。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的中苏之间的公开分歧，在60年代临近结束时，随着边界冲突的发生而达到了顶峰，并且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此后，毛泽东相信了美国隐含的承诺，即美国会提供延伸威慑，以防止苏联可能发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尽管两国发生了激烈的相互指责，但中苏同盟仍然维持到了盟约期满才最终终结。
鉴于对中苏同盟的失望，中国此后不再加入其他新的同盟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但是中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有时其需要同盟，或是与同盟功能类似的组织。中国对此有一些权宜之计。
1.对于苏联和继承国俄罗斯联邦，中国与之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关系正常化谈判，并于1989年实现了两党关系正常化，在90年代末达成了划界和边界地区非军事化的相关协议。在2001年，据报道在中国的倡议下，中俄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双方都强调这不是一个同盟(既不承诺相互战略支持，也不针对特定目标)。中国同时维护着起自上世纪60年代与巴基斯坦的非正式的“全天候友谊”，这种关系涵盖了边境问题处置、军事咨询和武器销售，但是没有在发生战争时给予支援的义务。
2.中国所采取的对同盟的部分替代做法是结成“伙伴关系”。第一个并且现在依然坚实的，便是与俄罗斯结成的伙伴关系，但是此后中国又与许多不同的国家甚至国际组织达成了很多伙伴协议(例如与东盟和欧盟)。有学者将中国认为的伙伴关系分为四个等级，每一种都有各自的属性：简单的战略伙伴关系(例如和美国)，这种关系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最广泛的一种关系，例如同俄罗斯)；睦邻伙伴关系(例如和东盟)以及与发展中国家结成的“基本伙伴关系”。中国学者苏浩则把这些伙伴关系分为不同的层次：战略伙伴关系、地区伙伴关系(中国—欧盟、中国—东盟)以及双边关系(韩国、巴基斯坦、乌克兰)。
3.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从对“多极性”(世界上有5个主要的大国——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和日本)的认同转向对“多边主义”的认同。对多边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前中国只限于发展双边关系，对多边关系持怀疑态度(这可能与中国忌惮于曾经深陷国际共产主义囹圄有关)。此后中国于1992年加入东盟地区论坛，在2001年与俄罗斯以及4个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一同创立了上海合作组织，随后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和蒙古作为观察员也加入了这一组织。这是一个多边安全合作组织，它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中国也越来越积极地加入各种双边和多边的特惠贸易协议或自由贸易区，其中最大的是于2010年1月生效的、与拥有10个国家的东盟签订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所加入的所有多边协议没有一个是捆绑了集体安全义务的同盟。
4.所有这些令人关注的制度安排都不符合我们对同盟的定义。中国现在摒弃了同盟和集团的概念，并把它们视为陈旧、过时的观念。[8]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信奉“新安全观”，这一理念首先由江泽民在1995年的联大演说中提出，进而在下一次的东盟会议上详细加以阐述。这一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非常相似，主要强调“互信、互利、平等与合作”，是一个没有威胁甚至分歧的双赢准则。与之相似的理念还有和谐世界，这是胡锦涛于2005年4月在雅加达提出的，并于当年9月在联大演讲时做了进一步的阐述。[9]
在经历了1960年日美盟约修订遭街头抗议困扰之后，日本逐渐适应了在日美安全同盟中的地位。与中苏同盟的蜜月期相似，初期的日美安全同盟关系十分广泛，正是在占领军的多方面帮助之下，日本进行了战后重建(例如，土地改革、分解财阀、强制实施民主政治制度)。正是从那时开始，日美安全同盟成为了吉田主义安全政策的支柱，这使得日本能够借助美国的安全庇护而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不仅减轻了本国的财政负担，而且可以消除邻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诸如中国和韩国。美国在日本快速恢复的阶段，一直依靠霸权维持着地区稳定。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美国市场上与自己展开激烈竞争，但同时却对日本本国市场保持封闭时，美国意识到正是日美安全同盟使得日本能够在经济发展上“搭便车”(特别是当日本拒绝参与200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而是代之以分担130亿美元的战争开支，即“支票簿外交”)。此时，在美国的要求下，日美安全同盟对其义务进行了调整，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美国的防卫责任。考虑到防务负担的转移发生在冷战后，此时苏联不再是日美安全同盟的目标，世界上共产主义国家也变得凤毛麟角，因此北京认为日美安全同盟的强化针对的就是中国。1986年和1987年，当中曾根康弘让日本的国防预算低调地突破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时，邓小平批评这是军国主义的表现(与中国国防预算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相比，日本仍然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③相比于国防开支规模方面的变化，在美国的唆使下，日美安全同盟的地理活动范围得到了更大的扩展。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支持增加军费开支，不仅仅是出于对9·11事件的同情，更重要的是作为反恐战争中美国的安全伙伴，日本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在中国看来，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实际意图是包围中国。④中国对1996～1997年日美安全同盟指导方针的修订表示强烈不满，这次修订授权日本可以使用自卫队维护“日本周边地区”的和平，同时，中国还谴责日本将中国台湾地区纳入其防卫范围。日本有关发言人对此指控予以争辩，却没有断然否认。这种怀疑在2005年日美将台湾列为共同安全关切对象的联合声明发表之后进一步加剧了。[10]与此同时，2500万中国人发起在线请愿，反对日本谋求成为改组后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另外一些人则走上街头举行了简短的抗议活动。中国同样谴责日美合作开发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高科技武器，认为这可能抵消中国的小型核威慑，甚至可能将防御范围延展至中国台湾地区。中国被日美作为暗中目标的猜测在2010年得到了印证，当时由于中国渔船与日本海岸警卫队巡逻船相撞而产生争执(经过一系列此类的事件之后)，引出了美国根据日美安全同盟相关条款防卫日本的承诺(不一定在日本本土遭袭的情况下才适用)。中国到目前为止仍未明确表示反对日美安全同盟，因为中国很清楚，如果这样做的话会迫使日本加强自身的军力以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但毫无疑问，中国对日本日益增强的想要在国际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意愿，一直保持着警惕。
三、结论
在两国不同的经历背景下，通过比较中日迥异的同盟行为，以及两国对国家间关系的不同理解，我们已经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模式。这两个国家都很少有真正的同盟，他们各自曾经参与的同盟都承载着过于沉重的期望并希望完全实现这些期望，这不仅体现在防务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领域也存在着沿袭发展模式的情况。这样的同盟也是非对称和分层级的，由此促成了主导国的自大和从属国的怨恨。在日美安全同盟中，这种愤恨首先表现为民众走上街头举行反美示威，继而转变为较为缓和的关于驻日美军基地选址问题的谈判，有关谈判至今仍未达到日本方面的要求，但随着中日领土争端的加剧，人们对日美摩擦的关注度相应减小了。日美安全同盟在2010年迎来了它成立50周年纪念日。
革命前帝国主义掠夺引发的怨恨与革命激情引起的要求立即平等的互动，导致了中苏同盟由于事实上的不平等而引发了更为紧张的局面。这种潜在的诉求，就是在相互关系中要求平等。在我们所述的两个同盟中，不平等却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是同盟最初形成的原因。但是，同盟所具有的非正式路径依赖性，使得两个盟友间实力的不对等通过从属国的发展而渐趋平衡。在此过程中，主导国支持和帮助从属国，而从属国则渐渐成长为主导国的平等伙伴。这种盟友间非正式的提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在以上两个同盟实例中我们都看到了竞争性的发展关系：日本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民主的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则成长为一个建立了完备工业体系，且大部分延续至今的列宁式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一发展过程也导致了从属国的持续依赖和不满，日本选择忍气吞声，而中国则没有。
中日两国的不同经历会对它们的双边关系产生影响吗？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两国关系由于领土争端、历史恩怨以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严重地恶化了。毫无疑问，以上因素相比较于对同盟理解的差异，更显著地影响了两国关系。非对称性是主要原因：中日两国历史上就是一对竞争对手，但它们却从未同时强盛过。后冷战时期是一个权力过渡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而日本却出现了经济滑坡。因此，国际权力政治结构表现为权力失衡和权力转移。中日两国对同盟概念的理解差异表现为：当日美安全同盟机制化并且有效运作时，中国则摒弃中苏同盟，转而寻求同盟的各种替代者，这些替代者没有一个是完全等同于同盟的。中国持有的位列最强国之列的美日两国正在联合起来遏制中国的想法，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中国并不想成为“挑战者”，尤其是日本与美国结盟仍然在实力上超过中国，但中国有强劲的发展势头。中、日、美三国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日美都与中国拥有巨额的贸易往来，中日两国不但在地理上是紧邻，而且又都尊崇儒家文化。不论何时，也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只要中日紧张加剧，都会导致日美安全同盟的强化，反过来又会加剧中国的不安全感。由于美国与中国在权力转移、贸易关系、南海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争端而产生的不安全感，使美国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消除这种紧张。
［收稿日期］2012－04－19
注释：
①中国通过自身研制并且获得核武器而对苏联进行内部制衡，通过始自尼克松访华而与美国结成的非正式同盟对苏联进行外部制衡。
②See Snyder,"Alliance Theory," also Walt,"Alliances."
③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年鉴，中国花费2.2％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防务。截至2010年，中国的防务开支居世界第二，日本居世界第六。
④在世界贸易中心爆炸后，日本全心全意地支持小布什政府的更安全的“全球反恐战争”。它通过增加国际警务和情报合作、边境行动以及强化国内安全加入“自愿联盟”，以应对恐怖组织。通过2001年一系列的反恐特别措施法案，日本部署了飞机和驱逐舰支持以入侵阿富汗为目的的印度洋石油补给。2003年9月，日本(以及其他11个国家)加盟的防扩散安全倡议运动，以检测和阻断非法或可疑的武器和导弹技术。12月，日本派出600名全副武装的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南部，以支持美国的占领和重建活动。日本也加入了多方会谈，以支持美国要求平壤完全停止其核计划。Richard Tanter,"With Eyes Wide Shut:Japan,Heisei militarization,and the Bush Doctrine," in Mel Gurtov and Peter Van Ness,Confronting the Bush Doctrine (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5),pp.153－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