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中部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中部崛起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8]02—0076—04
中部六省地处我国内陆腹地，具有承东启西、联结南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生产、现代装备制造和高技术产业基地，也是全国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产业基础较为完备，科技和人力资源丰富，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由于中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相当高，并以传统产业为主，因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立足于传统农业、轻工业、服务业和低层次劳务经济基础上的增长，现代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还很低。这种以传统产业支撑的经济增长，资源消耗多，成本水平高，经济附加值低，是传统落后产业本身的增长，是一种“落后的增长”。这种增长不仅远远落后于现代先进产业的增长，而且还会形成相对贫困的累积性效应。
一、中部崛起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它表明我国正向均衡发展阶段迈进，中部崛起对促进均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中部崛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中部六省(安徽、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山西)居于中国腹地，长江黄河横贯中部六省，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在中国的历史上，中部六省都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一页，其战略地位非常显著。然而，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部地区政策边缘化倾向明显，致使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核心地位极不相称。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省份和东北三省先后借政策之力走上发展的快车道时，中部六省明显落伍了。从经济总量看，中部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2004年，中部六省总人口约3.7亿人、面积100万平方公里、地区生产总值3.15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28.5％、10.4％和23.1％。人均GDP，全国为10501元，中部为8514元。1996年中部GDP占全国21.6％，比东部和西部都高，高出全国平均3个百分点，但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增速趋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①总的来说，中部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加大，面临着“塌陷”的局面，这让人想起著名的“牛肚子理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问题不少，如一头陷入泥沼的牯牛，任凭你提头拽尾，如果你不垫起牛肚子，它是不可能走出泥沼的，中部就是“牛肚子”。经历了珠三角、长三角、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一波又一波区域开发浪潮之后，现在轮到中部发力了。加快解决困扰中部发展问题，促进中部崛起，实现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有利于提高我国粮食和能源保障能力，缓解资源约束；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内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缩小我国地区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良性互动的发展新格局。因此，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资源、产业、人才等综合优势，进一步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2、加快中部地区的发展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遵循科学发展观，区域之间合理分工，优势互补，梯度适宜，和谐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的是非均衡发展的梯度推进战略，东部地区的投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2000年以来，国家资金向西部地区倾斜，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4000多亿元，西部地区凭借国家大开发战略，投资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也超过中部地区。东北地区抓住中央“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机遇，投资力度明显加大。目前，东部地区经过20多年的大开发，成功地构建了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三大增长极。西部在大开发的带动下，奋起直追，后来居上。中部地区在东部大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夹击”下，发展速度明显偏低，东中西的自然经济梯度被人为中断，强化了东部地区的极化效应，区域“马太效应”凸现，东中西“供给——需求循环链”难以为继，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东中西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与区域统筹发展的理念相距甚远，必须通过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恢复东中西自然经济梯度，维持东中西地区的正常经济循环。
3、中部崛起是全国经济发展大格局的现实要求。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部地区一直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力量。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省份的经济也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由于东西部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技术差距和空间距离，要形成中国经济区域总体均衡态势和完整结构，惟有作为承东启西的中部成为坚实的支撑点。中部若凹陷，东西部必然失衡；中部若梗阻，东西部必割裂。以往20多年的率先改革开放和政策倾斜，东部沿海经济率先发展起来，当地居民也率先富裕起来。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开始出现新的问题，如土地、水和其他资源越来越稀缺，油电煤等能源越来越紧张，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导致东部的商务成本越来越高，一些占地多、耗水多、能耗高、用工多的高成本低附加值的产业和企业在东部越来越难以生存。为了发展它们需要向外转移。由于中部紧靠东部，理所当然地成为其向外转移的首选地，而且，中部更容易与东部形成产业分工协作关系。没有中部的崛起，东部沿海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受到制约。同时，如果没有中部的崛起，西部大开发也难以成功。因为西部大开发一方面需要承接东部的产业和生产要素，而东部产业和生产要素向西部的转移必须经过中部的传递，直接“空降”不是不可能，但不符合梯度转移的规律；另一方面西部发展必须要与周边地区形成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中部作为西部的周边地区，从历史渊源和发展水平等方面来看，西部与中部更容易形成配套关系。可见，中部崛起是促进东、西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要。只有中部崛起，为东西互动、南北合作提供坚实的支撑点，全国现代化战略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部崛起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经济发展方式上仍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不循环、低效率”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本、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高投入来实现的，粗放(或外延)型经济增长特征还相当突出，高投入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结果是能源与资源的高消耗。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2003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的4％。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增长，必然是低效率的增长。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以日本为1，则意大利为1.33，法国、德国为1.5，英国为2.17，美国为2.67，而我国却高达11.5。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我国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②以单位GDP产出能耗表征的能源利用效率我国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单纯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它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讲求发展的价值观和人类生存环境伦理观的要求，是实现全国经济发展一盘棋、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基础，它与深化改革开放、激发社会创新具有强烈的互动，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保障。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部崛起的突破口。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积极发展服务业是“十一五”时期的重点。加快发展服务业，不但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而且可以大大缓解资源约束的压力。为此，要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拓宽领域、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增强功能、规范市场，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大力发展主要面向生产者的服务业，细化深化专业化分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做好各种运输方式相互衔接，发挥组合效率和整体优势，建设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综合运输体系。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循环经济结合起来。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可以有效节能降耗、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2、产业集群政策是中部崛起的内在驱动力。
产业集群是产业经济在空间的集中现象，它形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正向)，构成产业经济的竞争优势，具有空间接近性、联系复杂性、环境创新性和路径依赖性等特征。因此，产业集群对于促进区域增长和竞争力的提高，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这是中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所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该项政策主要由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综合组成，主要涉及到刺激和支撑生产经营企业、知识生产机构、中介连接机构所组成的社会生产网络的形成，以及强化网络各组成部分的联系，提高集群行动的增加值。中部地区在推进现代工业化过程中，如何联系主导产业选择产业集群的模式及其激励措施，如何进一步推进和提高“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开发区”的水平，这些都是中部崛起政策设计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中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不快，关键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滞后，新型工业化进程缓慢。从中部经济发展状况看，各地内部资源禀赋比较相似，产业结构具有典型的资源型、初级化特征，资源主导型战略的局限性日益明显，部分产业优势、区位优势、地域文化优势和资源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各地方缺乏有效的合作博弈关系，导致区域产业结构严重“同构化”和“低度化”，制约了产业聚集的资源集成效应，阻碍了产业聚集向产业集群的过渡，难以形成区域优势产业集群。而把握中部六省的具体情况，找准产业政策实施的着力点，建立特色产业集群是中部崛起的内在驱动力。中部地区三大要素禀赋中，自然资源、劳动力份额占绝对优势，但作为内陆省份，既不沿边，也不靠海，无论从区位条件，还是从观念、体制、发展的优势来看，均与东部沿海地区有较大差异，特别是“资本”份额相对稀缺，财力有限。在资本相对稀缺、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是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因此，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应当放在完善服务、规范管理，努力营造快捷、便利的办事环境，规范市场和法制环境，打造资金、技术、人才与科技成果流入聚集的“洼地”等方面，为迎接产业转移奠定基础。
(1)发展产业集群，不断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主要靠工业快速增长来拉动。据测算，工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拉动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当前产业结构欠合理仍是制约中部地区工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工业结构升级进展缓慢，虽然有体制、技术等方面的原因，缺乏主导产业和产业集群也是一个主要问题。过去，我们为追求规模效应，往往注重行业内部的集团化与规模化，甚至搞“拉郎配”，而对于培育产业集群这种外部规模效应注意不够，从而未能在优势领域形成真正有影响的市场占有优势和竞争力。因此，在工业发展思路上，应该转变观念，真正树立“集群就是竞争力，集群就是创新力”的新理念，走工业园区化、产业集群化、市场专业化道路；在产业政策上，应明确未来较长时期的产业主攻方向，促进重点产业的优先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应优先考虑产业关联效应强的优势产业，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在短期内造就若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要把加快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培育壮大装备制造、钢铁有色等支柱产业，扶持电子信息、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2)适应市场变化，构建复合式产业结构。产业政策作为政府行为，涉及银行优惠贷款资金、财政资金、税收减免、进出口优惠、行业整合、科研部门配合等方方面面，其作用主要是纠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在发展中国家以及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政策还具有实施赶超战略、增强产业竞争力、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加快中部地区崛起，中部各省级政府应当充分调动各种经济资源，制订科学的产业政策与规划，产业政策实施目标必须明确、细化，政策措施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政策倾斜不能面面俱到。从某种程度看，竞争性产业政策必然意味着“不公平”，“政府优惠扶持政策——大型企业的突进——市场的最终控制”是竞争性产业政策的核心。比如，美国生物技术产业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以来，始终在全球独领风骚，政府对这一产业的扶持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韩国、日本等国在产业政策上的成功经验也是如此。但产业的扶持和保护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要尽量避免出现那种“政府直接支持的项目和企业，往往不成器，而真正发展起来的项目和企业，又没有得到政府多少支持”的怪现象。
3、共生崛起，共同发展。
2007年12月7日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传出消息，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近日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发改委领导在透露这一消息时强调，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是为了落实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针和中部崛起战略，推动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认为，国务院近年先后批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成都、重庆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如今，位于中部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近年来，随着中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能源需求强度大大提高，峰期用电比较紧张。而河南、山西煤炭资源丰富，建成了一大批火电基地项目，电力外送能力强。因此，中部崛起将根据“南水北火”的电源结构特点，积极配合搞好“水火调剂”，保障经济的快速发展。2010年之前建成的武广长沙高速新客站，将促进“泛珠三角”大融合和“武广沿线都市圈”的形成。毋庸置疑，武广长沙新站所处的位置是一个战略性的地理节点，黄花机场、京珠高速，以及规划中的长沙轻轨，都属于这一区域内。规划中的长沙轻轨将采用与武广长沙新站无缝对接的方式，下了火车便可乘坐地铁。专家指出，这种纵横交错的立体交通网络形成了一个最快速进出长沙、出入湖南、连接国内外的大通道，必将深刻地改变长沙目前的城市格局，并给长沙乃至湖南经济带来千年一遇的腾飞机会。而在更宏大的视野内，贯通南中国的武广专线将带给长沙乃至湖南更深刻的变化。对湖南这个内陆省份来说，武广客运专线不仅仅是一条便捷的铁路，它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部崛起等湖南的振兴之路密切相连。武广专线2010年建成后，从长沙到武汉只需1个小时，到广州只需3小时，从长沙到香港大致需4个多小时，旅客可当日往返。这个速度将长沙与广州、香港的距离缩短至“一日经济圈”内。此外，武广专线建成后，将促进“泛珠三角”大融合和“武广沿线都市圈”的形成。公交化的高速铁路可以大大拉近城市间的距离，促进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经济发展，而沿线各大城市必然在互补中形成迅猛发展的“武广沿线都市圈”。预测显示，武汉、长沙、衡阳、郴州、广州五个城市2020年人口将增至4000万人，而沿线20余个城市总人口将近1亿。专家指出，建设武广客运专线，将极大释放现有京广铁路的运输能力，可以有效缓解铁路对煤炭、石油和粮食等重点物资运输的瓶颈制约。同时，武广客运专线将加大泛珠三角和中部区域的经济融合，为湖南乃至中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提供广阔的腹地。六省在旅游方面合作的空间也很大。六省旅游资源都比较丰富，文化底蕴深厚，是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具有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在大力发展各自旅游业的同时，按照市场共建、资源共享、客源互送、信息互通的要求，完善交通网络，加强线路建设，把旅游热点集中，实现合作共赢。
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给中部六省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六省同处祖国腹地，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在资源、区位、产业等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时也形成了各有千秋、各有特色的经济体系，在交通、环保、文化、旅游很多方面都有很大合作空间。今后中部六省在发展战略上应该合理分工，互通有无，避免产业雷同和过度竞争，实现优势互补，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发展，同心协力共同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注释：
①夏筱瑛：《关于中部崛起的思考》，《人民论坛》，2005年第6期。
②马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理论动态》，2004，(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