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之我见_哲学论文

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之我见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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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人们在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时,似乎并没有读出它的超验性意味,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对其精神实质的领悟和把握。这一点,尤其集中地表现在已经形成某种传统(并被视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当中。重新发现并正视马克思哲学所固有的超验性规定,乃是有效地矫正过去对马克思的误读,从而“回到马克思”的需要,因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笔者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当中,虽然未曾直接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过“超验”或“超验性”这个词,但却无疑包含着对超验或超验性规定的肯定。

在1840年开始撰写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选择了古希腊哲学的两个典型人物(至少对于马克思当时试图解决的问题而言他们带有典型意义)即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进行比较研究。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是为了提出对经验立场的超越问题。因为他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明确表达了对自然科学视野的超越的取向。在马克思看来,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各自研究的旨趣和目的截然不同。“它们所体现的是两个相反的方向”。在解释的目的问题上,“他(指伊壁鸠鲁——引者注)的解释方法的目的在于求自我意识的宁静,而不在于自然知识本身”。而德谟克利特却“不满足于哲学,便投入实证知识的怀抱”。马克思比较研究的结论是:“德谟克利特不满足于哲学而投身于经验知识的怀抱,而伊壁鸠鲁却轻视实证科学,因为按照他的意见,这种科学丝毫无助于达到真正的完善。他[因此]被称为科学的敌人,语法的轻视者”。而在这两个典型人物之间,马克思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偏好的,而是有着明显的倾向性。正如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在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中文版所写的出版说明中指出的:“在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两人的自然观点之间,马克思更倾向于伊壁鸠鲁的观点,因为伊壁鸠鲁哲学给他的理论观点,特别是他关于自由的学说提供了基础”。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超验性思想则是集中体现在他对“共产主义”所作的一系列论述当中。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共产主义”是一个带有形上学性质的范畴。马克思并没有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建构所要求的经验可能性的角度去谈论“共产主义”而只是从历史的完成这一超验规定出发,给出“共产主义”的内涵和意蕴。他的经典表述是:“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中的“人的本质”、“合乎人性的人”、“共产主义”等关键词,均带有形而上学的意味。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在后来的《资本论》中明确提出了“人的一般本性”问题,并把它同“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相联系并加以对比。所谓“合乎人性的人”,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实现了“对人的本质的占有”或“向人的本性的复归”的“人”,更确切地说也即所谓“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显然,它们都是一种圆满的和绝对的范畴,因此只有作为超验规定才能被确立起来。而这三个范畴又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或作为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对人来说的真正实现”。作为绝对的规定,这些范畴乃是一系列由二元对立所构成的相对规定被扬弃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结果不仅是逻辑地完成的,而且是历史地完成的。正是后一个方面,才真正标志着马克思哲学不同于以往哲学的特质。在马克思那里,超验性的形而上学规定在性质上之所以不同于思辨哲学,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把它作为历史的展现及其完成本身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和它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从而使其内在地蕴含并扬弃了历史(它表征为无穷进展意义上的经验过程)的规定。

在1845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于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曾得到过明确的表达:“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改变世界”作了进一步阐发,形成了他的“实践批判”的思想。这里就有两个问题无法回避:一是这种“批判”是自觉的还是自发的?二是批判的尺度来自事实判断还是来自价值判断?

首先,“改变世界”仅仅是靠实践本身所固有的敞开性、创造性、超越性来自发地完成呢,还是需要一种批判的意识消诸实践来完成呢?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自觉决不可能是那种基于经验层面上的知识论意义上的自觉。因为这样的自觉最多也不过是像马克思所批评的费尔巴哈那样仅仅“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它只能导致那种“现存即是合理”式的辩护,而不能对现存事物扬弃和超越。倘若如此,仅仅局限于“解释世界”就足够了,根本不需要“改变世界”。因此,它决不可能实现“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这一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使命。“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显然,这种“批判”(改变世界)的合法性根据必须有另外一个来源,它决不同于经验尺度及其所规定的事实判断。

就领会马克思哲学的超验性维度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提法值得注意,即所谓“消灭劳动”。马克思写道:“……无产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就一定消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他还指出:“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那么,马克思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谈论“消灭劳动”的呢?其实,对于作为肉体存在的人来说,劳动不过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实现物质变换的有效方式,所以它仅仅具有“谋生的手段”之意义。就此而言,只要人类还是以肉体为载体存在着,就永远不可能摆脱劳动的这种性质的束缚和限制。所以,马克思承认,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劳动乃是一种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例如,马克思说,劳动“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他还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劳动,乃是作为经验存在的人赖以维系自己的生存的绝对前提。只要人类存在,那么它就具有这种意义。因此,它并不受制于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形式,相反它具有超时代的永恒的意义。就此而言,这种劳动在经验的层面上是永远不可能被“消灭”的。那么,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前提同时也是其目标的“消灭劳动”,其可能性就不能是经验的而只能是超验的。所以,马克思是在超验的和逻辑的意义上谈论“消灭劳动”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了超验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首先,在第1章“商品”中,马克思揭示了商品的超验层面及其哲学意义。这就使得马克思超越了经济学的局限从而进入了哲学的视野和语境。他写道:“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所以,他并不满足于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庸俗经济学家的那种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经验领域的方法。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之所以无法超越经验的限制,除了学科视野的天然局限之外,还有其深刻的哲学背景。马克思指出:“洛克哲学成了以后整个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念的基础”。洛克的经验论哲学及其传统,构成了后来英国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他们(指庸俗经济学家——引者注)只是诉诸实际经验。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揭示“理由”,只有通过超验的逻辑方法才是可能的。因为它涉及的是逻辑先在而非时间在先的关系,这一关系是一种超验层面上的规定,在经验的范围内是永远不可能被捕捉到的。由于经验视野和方法的限制,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就不得不在描述的范围内打转,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对经济现象获得一种具有启示价值的哲学洞见。商品的经验与超验的二重性特征有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消极的,即马克思所谓的“商品拜物教”,也就是商品本身所固有的“超感觉”的“谜一般的性质”带来的神秘感,它孕育了人们对商品的崇拜。另一种则是积极的,即超验视野的确立,它引导人们超越商品的“物的外观”,从超验的角度去把握商品这一“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背后所隐藏着的非直观的规定,因此它必然导致哲学性质的反思。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最能说明所谓经济‘科学’的现状”的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因“只是诉诸实际经验”,而未能追问和探究“理由和原因”,所以它们不可能获得哲学的视野和价值。马克思则不满意于这些所谓“粗浅的经验主义”,而是通过哲学的反思去把握事物的“理由和原因”,从而使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超出了它本身的范围,进入了哲学的语境。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明确指出:“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认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耐人寻味的是,立志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的马克思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里却恰恰提出了一个“彼岸”的问题。马克思写道:“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马克思看来,那种为了满足人的肉体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有效方式,它必须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因此它属于“自然必然性[支配]的王国”。这个必然王国就表现为那种“由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的领域,这种性质的劳动就是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它既体现着人的经验存在,又体现着人们的经验的把握方式。从前者来看,人类永远无法在绝对的意义上摆脱肉体的羁绊。因此,马克思把人的自由置于经验领域的“彼岸”,也就是超验的领域。作为人的存在的历史展开及其完成的“自由王国”,是超越这种经验存在和经验的把握方式的。只有“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显然,这个所谓的“自由王国”,是在双重意义上超越经验的:一方面它体现着人的超验存在的逻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又体现着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本身的超验性。从学理进路上说,它的思想内涵和实质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绝对性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毋宁说,“自由王国”的“彼岸”性质,恰恰是“共产主义”的绝对性及其所带来的超验性的一种必然的表达和贯彻。

说到这里,如果人们不再怀疑马克思哲学超验性维度的真实性的话,我们就有必要对这种超验性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定位做出一种可能的解说,以便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的哲学,其基础(亦即出发点——它既是逻辑在先的也是时间在先的)是实践,其结构是人的异化的历史生成和历史消解(它也就是人的奴役与人的解放),其归宿是自由。实践的生成性、敞开性是否意味着超验性?这要看是在什么意义上说。就实践的后果总是局限于经验的可能性而言,它不具有超验的性质;但就实践所无限地趋向绝对而言,它又同超验性有关。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及其所塑造的全部历史就是充当共产主义这一自由王国的历史准备和充分而必要的历史前提。在马克思的哲学中,经验与超验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结构,正是它推动着人的存在及其历史的展开和完成。我认为,同思辨哲学相比,马克思的哲学有其两大突出的特点(同时也是优点):一是其人本学立场——立足于人的现实存在(实践是其确证和表征);二是其真实的“历史感”——超验性范畴表征为人的实践和它所创造的历史的展现及其完成。

马克思的整个哲学思想背后蕴含着这样一个基本框架:“有”(经验)→“无”(超验)→“有”与“无”的统一(经验与超验的一致)。实际上,它已经把“‘有’→‘无’→‘有’”和“‘无’→‘有’→‘无’”集于一身。这正是马克思哲学的包容性和优越性之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那里,超验规定和超验范畴的逻辑地确立,乃是通过对历史的把握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没有前提的,而是基于对历史本身这一经验事实的逻辑的抽象。正如马克思自己所公开承认的:“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他还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由具体到抽象的过渡,亦即由经验到超验的提升,它是通过反思而实现的,但是反思必须以经验的历史为对象和内容。在马克思那里,超验规定和超验范畴的逻辑地完成,也是通过历史本身的展现及其完成来实现的。一方面,马克思自觉区分了叙述方法所显示的顺序同事物发展及其历史本身的顺序之不同,认为观念地再现历史过程的时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另一方面,马克思同时又揭示了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之间的内在统一。在马克思看来,“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后面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就马克思哲学的整体而言,作为逻辑的完成和终点的共产主义同作为历史的完成和终点的共产主义是内在一致的。尽管前者是在马克思的大脑中通过反思被建构起来的,但它的证成却仍然需要回到历史本身。这就如同恩格斯所说的,“历史有它自己的步伐,不管它的进程归根到底是多么辩证的,辩证法往往还要等待历史很久”。总之,只有使“具体→抽象”和“抽象→具体”统一起来,从而构成“有”→“无”→“有”与“无”的扬弃,才是超验性的完整的表征结构。这是马克思哲学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真正的优点。

在马克思那里,“超验”究竟是一种研究的视角,还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抑或是作为结果的最高境界?其实,它们是兼而有之的。从逻辑的意义上说,超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乃是研究的视角;从历史的意义上说,超验又是马克思的哲学所揭示的历史的完成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它既是对经验的超越,同时又是对以往全部历史(经验)的涵摄。这两个方面(即逻辑的和历史的双重意义)则是通过超验的方法被昭示和凸显出来的。就此而言,超验又构成马克思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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