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师”到“国师”
——唐前老子传说的衍变及其文化意蕴
王兴芬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70)
提要： 先秦以及西汉初年的文献中“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的诸多记载，一方面反映了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对本派学说的有意抬高和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贬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儒道二家学说在相互对立和统一的矛盾关系之中的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秦末汉初“老子为孔子师”传说的出现，反映了“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由历史故事向民间传说的转变。“老子为圣君师”传说则是“老子为孔子师”传说的进一步发展与演变，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占主导，孔子地位被大幅提升之后道家学派及道教徒对老子地位重新确立的具体表现。“老子为国师”的传说出现在汉末魏晋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土以后，道教徒对佛教教祖为国师的刻意模仿。唐前老子传说从“孔子师”“圣君师”到“国师”的发展衍变，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老子身份及其地位的变化。
关键词： “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为孔子师”；“老子为国师”；文化意蕴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因其身份、年龄的不同寻常以及《老子》一书体现出的诸多治国、养生等方面的思想，有关老子的神异传说在后世广为流传。从《庄子》等先秦时代的文献记录可知，不但孔子曾问礼于他，而且他还是一位得道者，一位极为长寿的人。西汉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孔子的地位骤然提升，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黄老之学的生存与传播出现了危机。然而，东汉后期道教兴起后，老子又被尊为道教的始祖，摇身一变成了仙界的领袖，老子为“圣君师”“老子化胡”“老子为国师”等传说也应时而生。本文拟从儒道之争、佛道之争等重大文化背景入手，探讨唐前老子传说从“孔子师”到“国师”的衍变及其文化意蕴。
一、“孔子问礼于老子”本事解读
“孔子问礼于老子”事，在先秦典籍中早有记载。《论语·述而》即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关于“老彭”，王弼《论语注》曰：“老，老聃；彭，彭祖也。”姚鼐、马叙伦等则认为“老彭”就是指老子。姚鼐《老子章文考》曰：“孔子南之沛见老子。沛者，宋地。彭城近沛，老聃尝居之，故曰老彭。”马叙伦《老子校诂》亦曰：“老子之字聃，而《论语》书多作彭者。弟子以其方言记之耳。……又《论语》加我于老彭之上，前儒以为亲之之词，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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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批评家对于狄更斯笔下的性格单一的“扁平”人物提出了批判。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小说家福斯特，他在《小说面面观》中写道：“狄更斯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例子，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几乎都属扁平型。几乎任何一个都可以用一句话描绘殆尽……”［3］后期的亨利·詹姆斯在《狄更斯的局限性》中写道：“即使承认狄更斯先生的人物中有一半是有意写成那样古怪的，那么那些能给我们提供衡量另一类人物正确标准的健全人性的范例又在哪里呢？”［4］他认为狄更斯笔下的人物都是“类型化的”、“古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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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先秦时期的文献，对“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的记载，以《庄子》一书为最多，其《天运篇》载：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
《田子方篇》亦载：
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
此外，《知北游》《天道》等篇均有有关孔子见老子的记录。笔者以为，虽然儒家学派承认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但《庄子》一书对“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的诸多记载，则更多地反映了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时代，以庄子为首的道家学派对此事的解读和载述。众所周知，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标榜自然，崇尚无为，他们认为世间万物都应该以其自有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人类不应该强加干涉。与道家主张清静无为的思想不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则推行“仁政”思想，鼓励人们积极入世，参与对国家的治理。然而，儒家的“仁政”思想在道家看来，简直就是扰乱社会。所以庄子“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1]2144，这从《天道篇》中老子和孔子的一段对话即可见一斑：
(孔子)往见老聃，……老聃曰：“……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
太初之时，老君从虚空而下，为太初之师。口吐《开天经》一部，以教太初。……太始之时，老君下为师，口吐《太始经》一部，教其太始。……太素之时，老君下降为师，教示太素以法天下。……混沌之时，始有山川。老君下为师，教示混沌以治天下七十二劫。……九宫之时，老君下为师，口吐《乾坤经》一部，结其九宫，识名天地。……元皇之时，口吐《元皇经》一部，教元皇治于天下，始有皇化。……太上皇之时。老君下为师，教示太上皇以治天下。……伏羲之时，老君下为师，号曰无化子，一名郁华子，教示伏羲推旧法，演阴阳，正八方，定八卦……[13]618-619
“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说法，西汉时期更加盛行，编定于西汉的《礼记》“曾子问”篇中就有数条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的记载：
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
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己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
又，司马迁在《史记·老子列传》中也说：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庄子》一书及西汉前期文献典籍对“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的诸多记载，反映了儒道二派争论的历史事实，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说：“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者亦黜老子。”因此，赤银中认为，“孔老相会是两种学说的相互交流，预示着儒道两家学说在相互对立和统一的矛盾关系之前提下共同发展进步”[6]。而东汉时期文献典籍及画像石画像砖对“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的记载，一方面说明这一事件存在一定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墓葬中大量孔子见老子画像石的出现，也与老子作为道教教主的特殊身份有关，反映了这一时期广大民众希求长生不老，荣登仙界的普遍心理愿望。
此外，《史记》的《孔子世家》等篇也都有“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的记载，兹不具述。
由《礼记》《史记·孔子世家》等反映儒家学说的著作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仍然记述“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就可以肯定，“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并非道家的杜撰，而是自孔子以来儒家代代相传的事实，以致儒家即便在获得独尊的地位后仍不能否认”[3]。根据先秦典籍和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可知，老子年长于孔子，孔子确实曾问礼于老子：“历史上有一个老子其人，此人先于孔子，而且孔子向他学习过，具体地‘问礼’、‘问道’过。”[4]15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一事件在西汉初年如此盛行呢？笔者以为，西汉初年“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的盛行，与西汉初年最高统治者崇尚清静无为，以“黄老之学”治世密切相关。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由于长期的暴政和连年的战争，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面对这样的社会境况，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大臣如陆贾、曹参等都主张以“黄老之学”治国。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肯定了这一治国方略，在《曹参传赞》中，他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又，《吕后本纪》中亦载：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事实证明，几十年的“无为而治”使得西汉王朝在建立后七十余年就出现了国泰民安、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据司马迁《史记·平准书》记载：“至今上(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正因为如此，汉武帝之前的几位当政者也都偏向于以“黄老之学”治世，葛洪《神仙传》卷八的“河上公”条就记述了汉文帝屈尊拜访河上公，向他求教老子《道德经》的传说：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汉孝文帝时，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常读老子《道德经》。时文帝好老子之道，诏命诸王公大臣州牧在朝卿士，皆令诵之，不通《老子经》者，不得升朝。帝于经中有疑义，人莫能通，侍郎裴凯奏云：“陕州河上有人诵《老子》。”即遣诏使赍所疑问之，公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帝即驾幸诣之。……河上公即授素书《老子道德章句》二卷，谓帝曰：“熟研究之，所疑自解。余著此经以来，千七百余年，凡传三人，连子四人，勿示非人。”帝即拜跪受经。
除《老子铭》之外，东汉三国两晋时期还有许多文献记述了老子为圣君师的传说，《初学记》卷二十三引三国魏崔玄山《濑乡记》云：“老子为十三圣师，养性得仙，各自有法。”晋代的葛洪在《神仙传》中详细地记述了老子世为圣君师的具体内容，他说：“或云(老子)上三皇时为玄中法师，下三皇时为金阙帝君，伏羲时为郁华子，神农时为九灵老子，祝融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颛顼时为赤精子，帝喾时为禄图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为真行子，殷汤时为锡则子，文王时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12]1除此之外，约出于魏晋时期的《太上老君开天经》在讲述太上老君创造天地万物及人类的历史之后，主要记述了老子从太初、太始、太素、混沌、九宫、元皇、太上皇以及三皇五帝时期代代“下为师”的具体过程：
文献记载之外，孔子见老子的故事也大量出现在东汉的画像石画像砖中。山东省微山县微山岛发现的汉画像石椁中，整个画面分为左、中、右三个画框，其中左画框内画的就是历史故事“孔子见老子”。1962年发掘的河南省南阳市阳关寺汉墓中出土的汉画像，其第一组也是“孔子见老子”图。又，1978年山东省嘉祥县也出土了“孔子见老子”的汉画像石。如果将全国各地的汉画像石进行全面的考察，还可以发现，“孔子见老子”的画像石，大多出现在山东的嘉祥、济宁以及长清的孝堂山等地。山东是孔子的家乡，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孔子见老子”的汉画像石呢？笔者以为，在以儒学为正统思想的东汉出现大量“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的文献记载及画像石画像砖，一方面说明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的地位虽然被大幅提升，但对于“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经师儒生还是普遍认可的，同时也反映了孔子好学谦虚的治学态度对家乡广大百姓产生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东汉画像石画像砖中“孔子见老子”事的大量出现，也与东汉后期道教兴起后老子在道教中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东汉后期随着道教的兴起，老子被尊为道教的教主，成了众仙的领袖。这一时期的文献及出土文物都显示，当时已经普遍存在崇拜黄帝老子，慕求长生不老的社会风气，从“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并不是出自上层社会的墓葬这一事实也说明，在孔子地位被急剧提升的东汉仍然出现大量“孔子见老子”的画像石，实际上体现了这一时期广大民众的普遍观念，即死后如果能拜见老子，就可以荣登仙界。姜生《汉画孔子见老子与汉代道教仪式》一文对此有精到的论述：
按照当时道教信仰的逻辑，老子是死者为获得升仙资格所必须朝见的大神，因此孔子见老子画像的功能，乃暗示墓主人亦将师法孔子往拜老君而得道受书。……汉画中孔子携众弟子往见老子的故事，乃表明在汉代道教的鬼界信仰结构中，人们相信，若死后能得拜见太上老君，“得道受书”，则将与普通人不同，可免受鬼官之考谪，而获升天成仙。[5]
东汉时期的文献典籍中，仍有很多“老子为孔子师”传说的记载。班固《白虎通义·辟雍》载：“周公师虢叔，孔子师老聃。”牟子《理惑论》亦载：“尧事尹春，舜事务成，旦学吕望，丘学老聃。”又，东汉王符《潜夫论·赞学》亦云：“周公师庶秀，孔子师老聃。”随着道教的兴起和发展，东汉后期出现了更多有关老子的传说，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老子“为圣君师”传说的出现与流传。东汉末年，陈相、边韶为汉桓帝祭祀老子所作的《老子铭》说：“以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终始，观天作谶，升降斗星，随日九变，与时消息，规矩三光，四灵在旁，存想丹田，太一紫房，道成身化，蝉蜕渡世。自羲农以来，为圣君作师。”其中的“自羲农以来，为圣君作师”句，首次出现了老子为圣君师的说法。由此可见，虽然东汉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但神化老子的现象却非常普遍。
实际上，如果细究儒道二家学说还可以发现，两家思想在很多方面其实是相通的，如老子思想的核心是“无为”，这在《老子》一书中多有记载，如《老子》第二章就说：“圣人处无为之事。”第十章也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又，《老子》第五十七章也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同样，《论语》一书中也有对“无为而治”思想的反映，如《论语·卫灵公》就说：“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这句话何晏集解为：“言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邢昺则曰：“帝王之道，贵在无为清静而民化之。”朱熹也注曰：“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又，《论语·泰伯》也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除此之外，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中随处可见孔子对“仁”的解释，而老子也认为统治者应该“以百姓心为心”(第四十九章)，应该“爱民治国”(第十章)，应该“与善仁，言善信”(第八章)。正是因为儒道二家的思想有诸多相通之处，也就进一步说明“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的真实性，同时也反映了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儒道两家思想在相互对立和统一的矛盾关系之中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补充。
计算机基础课程的课时数少，课程间隔时间长短不一，不利于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点。学校教学部门依旧按照老旧的排课方式（2节教室理论教学+2节机房上机操作）将严重影响教学成果。考试题型中理论知识20道单项选择题共20分，综合应用5个模块的知识共80分，足以体现实际动手操作的重要性。因此，每周4节上机操作课已经不能满足考试需求，还应该充分利用课余的第二课堂时间，选修课时间适当对学生开放机房，为学习薄弱的学生提供练习时间。开设集训周，在考前强化训练，提高操作的熟练度及稳定性。
儿童由于其脑电表现有他本身的特点。新生儿脑电图和成人的差别特别大，随着生长发育不断变化、成熟而不断改变，直到6个月后才趋近于成人，使PSG在儿童睡眠障碍的诊断更为复杂化。1968和1971年国际上分别制定的成人PSG标准和新生儿PSG标准，但这并不能作为小儿各年龄组PSG诊断标准。一般认为应以动态的跟踪评估来分析儿童睡眠状况。儿童PSG诊断的标准化仍在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中。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子去，谓弟子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早在东汉魏晋时期所译佛经中，就屡屡出现佛为国师的记载。《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载：
二、从“孔子师”到“圣君师”的衍变
随着先秦及西汉时期大量文献对“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的记载，从秦朝末年开始，一些文献开始出现了“孔子学于老子”或“老子为孔子师”的记载。《吕氏春秋·当染》载：“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这可以说是有关老子为孔子师的最早记载。西汉时期，很多文献也都有孔子以老子为师的记载，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所严事，于周则老子。”《韩诗外传》卷五亦载：“子夏曰：‘臣闻黄帝学于大填，……武王学于太公，周公学于虢叔，仲尼学乎老聃。’”又，刘向《新序·杂事第五》曰：“周公学乎太公，仲尼学乎老聃。”《列仙传》卷上亦曰：“仲尼至周，见老子，知其圣人，乃师之。”笔者认为，上述文献中“老子为孔子师”的记述，应该是“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的传说化，从“孔子问礼于老子”到“老子为孔子师”，这一历史故事完成了由历史向民间传说的转化，反映了集治国与养生于一体的老学思想在秦汉时期的巨大影响。对此很多学者都有论述，清代的崔述在分析《史记》中有关“老子为孔子师”传说的记述后说：“此盖庄列之徒因相传有孔子与老聃论礼之事，遂从而增盖附会之，以诎孔子而自张其大说，《世家》不察而误采之，惑矣！”[10]13顾颉刚也说：“老子为什么会成为孔子的老师？我认为这不是讹传的谣言，乃是有计划的宣传。”[11]34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21)是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家族的新成员，主要在肝表达，其可以调节组织细胞糖脂代谢，具有与胰岛素类似的作用，并可增加机体胰岛素的敏感性，在一定范围内改善胰岛素抵抗但不导致低血糖发生[1]。然而，目前关于FGF-21在糖尿病发病中的生理作用尚未完全阐明。本研究旨在探讨早发初诊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血浆FGF-21水平及其与糖脂代谢参数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平房第十栋附近，有一间厕所。生活区最大的厕所，你应该还记得那间厕所。和厕所相连，有一间小房子大约五平米，清洁工放桶子，扫把用的工具房。
堂堂帝王，为解自己学习《道德经》过程中的疑惑，居然屈尊降贵，御驾亲赴河上公的住所，这个传说实际上反映了汉代初年朝廷对老子及其《道德经》的尊崇。细考西汉初年的帝王后妃，最为喜好黄老之学的当属汉文帝的母亲窦太后，《史记·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在她当国的二十多年，儒生的境况是“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对于那些轻视黄老之学的儒生，窦太后从来都不手软，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除此之外，支持武帝以儒学治国的儒生赵绾、王臧等也均被下狱，最后自杀而死。由此可见，从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至汉武帝即位的七十余年间，统治者好老庄之学，老子和庄子的学说被普遍学习、运用，而以孔子及其后学者思想为主的儒家观念一度被排除在了封建正统思想之外，因此汉初“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的盛行，与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偏好老庄学说，以黄老之术治世密切相关。
庄子认为，真正有德行的帝王应该“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2]465。然而，“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憯于蠣蛎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2]527因此，在庄子看来，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你争我斗，战争不断，正是儒家主张积极入世思想带来的恶果。他作“《渔夫》《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1]2143-2144。他认为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张了人们占有的欲望，因而才会导致战争的发生，造成流血牺牲。除上述之外，《庄子》一书中还在诸多地方表现出了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批判，如在《秋水篇》中庄子就说：“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矣，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他认为，不论是伯夷还是孔子都因为虚假的言辞和行为赢得了名声，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就是欺世盗名，所以没有必要自我夸耀。总之，从《论语》的有关记述可知，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但《庄子》一书有关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的诸多记载，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立足于本派对此事的解读，反映了儒道二家学说的分歧。
老子为圣君师的传说之所以出现在东汉中后期，实际上反映了道家学派及道教徒对老子身份地位的重新确立。前已论述，先秦两汉的很多典籍都有“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的记载，作为孔子师的老子及道家学说也一度备受追捧。然而，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的地位被骤然提升，全国各地甚至纷纷建立孔庙，祭祀孔子，儒家思想也作为封建正统思想逐渐深入人心，黄老道家的生存与传播出现了危机，先秦及西汉初期以来，一直处于优势的曾为孔子师的老子的地位从根本上被动摇了。笔者以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圣人”“素王”地位的确立以及佛教的渐入中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促使道家学派及道教徒重新确立老子的地位，东汉大量“孔子见老子”画像石砖的出现，就是明证，汉末魏晋时期“老子为圣君师”“老子化胡”“老子为国师”等传说的出现更是大大提升了老子的地位。总的来看，老子为“圣君师”传说的出现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与西汉初年以黄老之学治世到西汉中后期及东汉以来神仙家神化老子的过程有关。前已论述，汉初统治者为了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曾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以黄老之学治世，而《老子》一书也深得这一时期统治者的青睐。如汉文帝的皇后窦氏在汉文帝去世后，做了十六年的太后，六年的太皇太后，曾主持朝政二十多年，窦太后自己喜欢黄老之学，也将《老子》一书列为她的儿子汉景帝以及她娘家子侄们的必读书目，从而使《老子》一书在这一历史时期得到了全方位的研习和推广。司马迁更是在《史记》中第一次将黄帝和老子并称为“黄老”，《史记·孝武本纪》曰：“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太史公自序》亦曰：“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司马迁频繁使用的“黄老”一词，并不是西汉初年一时的创造，而是自战国以来黄帝、老子思想逐渐合流以及长期发展的结果，代表着西汉初期汉武帝真正掌权之前七十多年朝廷的政治主张，这一政治主张无为而治，主要内容是注重全民的休养生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黄老之学”丧失了其原有的政治地位，方士们开始从修道成仙的角度公开神化老子，老子逐渐从政治家一变而为修道养生的神仙。刘向《列仙传》中的老子就已经完全是一位仙人了：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陈人也。生于殷时，为周柱下史。好养精气，接而不施。转为守藏史，积八十余年。《史记》云：“二百余年，时称为隐君子，谥曰聃。”仲尼至周，见老子，知其圣人，乃师之。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西关，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强使著书，作道德上下经二卷。
从“好养精气，接而不施”等记述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老子之道已经完全由治国之道演变为养生之道。东汉时期，老子被进一步神化，老子作为仙人开始被求仙之人膜拜祭祀，《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到东汉末年汉桓帝时期，对老子的祭祀活动达到了鼎盛。据《后汉书·桓帝纪》记载，汉桓帝在位十八年，颇好神仙之事，他曾多次派官员或亲自祭祀老子。延熹八年(165年)正月，遣左琯之苦县祠老子。十一月，又使管霸之苦县祠老子。次年(166年)，桓帝亲祠于龙宫，与浮屠并祠。特别是东汉后期道教兴起之后，老子被确立为道教的教祖，老子的地位被重新确立，道教徒认为，既然《老子》一书曾被作为君人南面之术，得到统治者的潜心研读，那么《老子》一书的作者老子作为帝王之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道教徒便由曾为君人南面之术的《老子》一书，进而将该书的作者老子推上了圣君师的宝座。
30组底板岩石的单轴抗压强度在25.2 ～169.6 MPa，平均值71.1 MPa，普氏系数7.1。其中，泥岩的单轴强度强度在25.2～26.6 MPa，平均值25.9 MPa，普氏系数2.6；砂质泥岩的单轴强度强度在23.2～84.4 MPa，平均值42.5 MPa，普氏系数4.3，砂岩的单轴强度强度在36.6～169.6 MPa，平均值116.7 MPa，普氏系数11.7；粉砂岩(细砂岩)的单轴强度强度42.5～97.8 MPa，平均值6.4 MPa，普氏系数6.9。
其次，与先秦两汉文献中“老子为孔子师”传说的出现和传播密切相关。由本文记述可知，“老子为孔子师”的传说早在秦末汉初就已出现，从《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等文献的记述就可以看到，“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历史故事在这一时期已经被传说化。汉武帝继位后独尊儒术，孔子的地位被提升，黄老之学退出了政治舞台，西汉中后期的方士们则开始从《老子》一书中有关修身养性的内容出发把老子神化成了一位长寿的真人，并最终送上了神仙的宝座，刘向《列仙传》中的记述就是明证。东汉末年，随着道教的兴起以及老子作为道教教祖地位被确立，道教徒开始进一步神化老子，他们认为，既然孔子曾师事老子，而孔子又被儒家尊为“素王”“圣人”，于是，道教徒便把“曾经做过孔圣人之师的老子，扩大为以往历代圣人的老师”[14]90了。
最后，老子为圣君师的传说也与汉代盛行的谶纬之学有关。根据东汉边韶《老子铭》中记载的老子可以“观天作谶”等内容推测，老子为圣君师的传说应该是受这一时期盛行的谶纬之学影响的结果。根据《辞海》的解释，“谶”是图谶，是巫师或方士创造的隐语或预言，用来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纬”对经而言，是方士化的儒生编辑的附会儒家经典的著作。兴起于西汉末年，盛行于东汉的纬书则是谶纬思想的主要载体，以“七纬”为代表，其中不但有大量神化三皇五帝的记载，也有对老子的神化。如《孝经援神契》记述的黄帝形貌是：“黄帝身逾九尺，附函，挺朵，修髯，花瘤，河目，隆颡，日角，龙颜。”[15]可以看到，这里的黄帝已经被完全神异化了。《史记·留侯世家》司马贞《史记索隐》引《诗含神雾》亦说：“风后为黄帝师，又化为老子，以书授张良。”风后是传说中黄帝的大臣，《诗含神雾》则通过风后的神话故事将老子和黄帝联系起来，从而“体现了汉代黄老之学以黄帝权威神化老子的特点”[16]31。笔者以为，老子为圣君师传说的出现与流传，与《诗含神雾》等纬书中的记载密切相关。既然老子曾为黄帝之师，而黄帝又是上古时代的圣君，于是道教徒就将曾为黄帝师的老子神化成了所有的圣君之师。
堰河通过发展茶产业不仅实现了脱贫致富，还成为了国内美丽乡村的代表和乡村振兴的典范。访谈得知，堰河村依托乡村旅游产业，通过“三个三分之一”帮助贫困户脱贫—帮助三分之一贫困户发展旅游项目，提供信息、资金等方面的帮助；三分之一贫困户用项目带动就业，加入到旅游服务的队伍中来；三分之一的贫困户因病因残丧失劳动能力，采取党员干部直接一对一支持的方式脱贫。目前实现了30多农户参与到乡村旅游接待服务，带动300多人完成创业就业，合作社的分红也达到了50%，逢年过节进行贫困户慰问活动，通过旅游人均年增收达2万多元。
三、“老子为国师”的传说
三国魏晋时期，随着道教的兴盛以及佛教在中原的广为流传，道教徒受佛教的影响，不但创造了老子化胡的传说，还模仿佛经中佛教教祖释迦摩尼的形象进一步改造老子的相貌，于是老子的形象和佛祖的形象开始有了联系，老子“为国师”的传说也开始越来越多的流传开来。
然而，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孔子问礼于老子”事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民间传说。钱穆就认为：“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他无据，其人难征，其事不信。”[7]9许地山也说：“孔老会见底事情恐怕是出于老庄后学所捏造。”[8]15“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底事，若把《曾子问》与《史记·老子传》比较起来，便知二者底思想不同。若依《老子》(三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可以理会老子也是楚狂、长沮、桀溺一流的人物，岂是孔子所要请益底人？孔老相见底传说想在道家成派之后。……将老聃和孔子放在同时代的文字是《吕氏春秋》与《庄子》。《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底书，《庄子》记孔老底那几篇也几乎是与这书同时。在《吕氏春秋》以前，没有孔老相见底说法，可见这是道家得势后底附会。”[8]15-16陈恳《“孔子问礼于老子”早期传本考信》一文对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的文献进行梳理论证后也说：“从早期传本生成动力看，‘问礼’故事的完型当来自史、士、民三方动力，即先在民众间口耳相传，由学派人士递相改写，后被官府之史采集自士人与民间，由史官编纂并藏之中内，官方定型后，经由学士选辑阅读，最终又在民间传播。”[9]陈先生对《庄子》一书中记述的孔老相见的事情进行了考论，从文献的流传方面来看，他认为既然道家学派曾一度活跃于蒙沛与宋鲁之间，那么，他们极有可能收录民间流传的有关孔子、老子的故事进行演绎而后记录成篇。他还从先秦两汉时期文献中记载的孔老相见一事中孔子由问道转入问礼的变化，说明《庄子》一书中所记载的孔老相见事中，老聃居住在沛地，孔子则前往问道。《曾子》与《史记》中的本事则成了孔子问礼，由此他认为这是各派根据本派及时代的需求而进行的随意变化，也说明孔老相会最早只是民间传说。
经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权，广随所入。或为灵仙转轮圣帝，或为卿相国师道士。……圣王师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称算。
《南史》卷七十五亦载：
《妙内篇》佛经云：释迦成佛，有尘劫之数，出《法华无量寿》。或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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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经的影响下，道教徒开始进一步神化老子，他们模仿佛经，也把老子说成是国师，大约出于汉魏之际的由道教徒有意而为的《老子变化经》就是这样一部以渲染老子化生，世世代代化作国师为主要内容的道经。在这部道经中，道教徒先是借用佛教传说故事，神化了老子的外貌，说老子“颊有参午大理，日角月玄，鼻有双柱，耳有三门，足(蹈)二羊(午)，手把天关”。接下来，道教徒描述了老子的种种变化情形，说：“老子能明能冥，能亡能存，能大能小，能屈能申(伸)，能高能下，能纵能横，能反能覆，无所不施，无所不能，在火不燋，在水不寒，逢恶不疾，解祸不患，厌之笮□，伤之无□，长生不死，须灭身形，偶而不双，□而不倚，附面不离，莫于其无为也。”并说：“老子合元，□元混成，随世沉浮，退则养精，进则帝王师。”据传为三国葛玄所作的《老子道德经序诀》也说：“老子体自然而然，……开辟以前，复下为国师，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东晋道士王浮的《老子化胡经》也说：“(老子)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而告人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当开扬天上天下道法，普度一切动植众生，周遍十方及幽牢地狱，应度未度，咸昔度之，隐显人间为国师。’……所言十者：太上老君、圆神智无上尊、帝王师、大丈夫、大仙尊、天人父、无为上人、大悲仁者、元始天尊。”
南北朝时期“老子为国师”传说仍十分盛行，《南齐书》卷五十四引顾欢《夷夏论》即言：“五帝、三皇，莫不有师。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刘宋徐氏《三天内解经》(卷上)也有“老子为国师”变化无常，多次化身各个朝代的记载：“此时六天治兴，三道教行。老子帝帝出为国师。伏羲时号为郁华子，祝融时号为广寿子，……或一日九变，或二十四变，千变万化，随俗沉浮，不可胜载。至殷武丁时，又反胎于李母，在胎中诵经八十一年，剖左腋而出，生而白首，又号为老子。”这一时期的僧人在与道教徒的论争过程中，也常对道教教祖“老子化胡”“老子为国师”等的说法进行非难。《弘明集》卷八释僧顺《答道士假称张融三破论十九条》载：
戒毒所坐落在荒郊野外，我们的车在乡间土路上颠簸着。路边，野葵和蒲公英开得正盛，一些鸟在草地间飞起又落下。天空很蓝，显得很高远。父亲的心，却低落得如一株衰败的草，他恨恨地说：“真不想来啊。”
李老之门，释氏之偏裨矣。经云：处处自说，名字不同。或为儒林之宗国师道士，或寂寞无为而作佛事。金口所说合若符契，何为东西跳梁不避高下耶？
又，《广弘明集》卷九北周僧人甄鸾《笑道论》引北朝楼观经典《文始传》亦载：
又《文始传》云：“老子从三皇以来，代代为国师化胡。”又云：“汤时为锡寿子，周初为郭叔子。”既为国师，应传典籍，何为不述？但列伊尹、傅说、吕望、康邵之人乎？
文件档案作为办公室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们在日常的工作、学习中逐渐形成的各种类型的数据资源，对各个单位乃至是整个社会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对文件档案的收集、归档和数字化管理是进一步规范文件档案管理工作的关键性环节，提升文件档案管理规范化水平不仅能为各个单位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还能为领导的决策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便于日后的信息查询，从而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档案管理人员要认清文件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实际工作中要采取有效的解决对策，要对文件档案的实际情况加以规范。
甄鸾《笑道论》也对道教徒杜撰的“老子化胡”说进行了驳斥：
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岂可老还，自烧老尸而起塔耶？且可一笑。且老子诸经多云作佛，或作国师。岂可天下国师与佛，必待伯阳乎？度人化俗，要须李耳耶？若云佛不能作，要须道者。从始气以来，独一老子，不许人悟大道而为国师耶，是则老为自伐惟我能也。
“老子化胡”说是魏晋南北朝佛道之争的产物，这一说法的出现，使得原本是道教教祖的老子，成了佛教的始祖。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中“于是老子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以及刘向《列仙传》“老子西游，……莫知所终”等的记述，是“老子化胡”传说出现的依据。这一传说始见于《三国志》的裴松之注，《魏书·东夷传》中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曰：“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而东晋王浮《老子化胡经》的出现，则使得这一传说广为流传。道教徒编造“老子化胡说”“老子为国师”传说等的真正目的也是为了提升老子的地位从而贬抑佛教，因此，在佛道二教争论的过程中，僧人驳斥“老子化胡说”“老子为国师”传说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老子为国师”传说在南北朝的盛行，也与天师道领袖寇谦之的有意而为密不可分。据《魏书·释老志》记载：“谦之守志嵩岳，精专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云驾龙，导从百灵，仙人玉女，左右侍卫，集止山顶，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自天师张陵去世以来，地上旷诚，修善之人，无所师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规范，首处师位，吾故来观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作为天师道的领袖，寇谦之深受太武帝的信用，这也为他本人作为老子国师说的实际执行者提供了条件。寇谦之在北魏长期担任国师之职，对北魏政治和宗教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他的建议下，太武帝甚至改用具有强烈道教色彩的‘泰平真君’为年号。寇谦之还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声称自己被老子授命为‘天师’，专门下世辅佐北魏皇帝治国，‘天师’也因此成为事实上的国师。”[17]
“老子为国师”传说的出现除道教徒受佛教影响对老子的刻意改造之外，也与东汉道教教义中所奉行的“道”的至高无上密切相关。“道教认为，宇宙万物都是老子的化身，而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分别是在历代君主的统治之下实现的。为了证明道教的至高无上，人类历史都是‘道’的体现，所以道教创造了老子化身代为国师的故事。”[16]45-46葛洪在《神仙传》中就明言，老子为国师的传说是“晚学之徒，好奇尚异，欲苟推崇老子，故有此说。其实论之，老子盖得道之尤精者”[12]1。在葛洪看来，老子只是修仙得道之人中的佼佼者，“老子为国师”的传说是道教徒的杜撰。
由此可见，西汉初期作为君人南面之术的《老子》一书，先秦两汉“老子为孔子师”“老子为圣君师”等传说的广泛流传以及佛道之争过程中道教徒的有意改造、道教徒对道教之“道”的阐释与宣传等都是“老子为国师”传说产生的渊源与基础，而“老子为国师”传说的产生流播以及东汉后期大量“孔子见老子”汉画像石画像砖的出现，使得东汉后期一度处于劣势的老子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三农”工作，大国之基。农村广播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广大城乡听众欢迎和需要的广播频率[3]，山西农村广播节目在对农宣传上应当有位有为，与山西省“三农”改革发展同频共振，创造精彩，彰显价值。
四、余 论
综上所述，如果将唐前流传于民间的老子传说作一全方位的关照就可以发现，唐前老子传说经历了从“孔子师”“圣君师”到“国师”这样一个发展衍变的过程。“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的真实性，使得先秦两汉时期“老子为孔子师”的传说得以广泛记录与流播。然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了正统，孔子的地位被提升，他被尊为“素王”“圣人”，“老子为孔子师”的说法也备受质疑，老子本人及黄老之学均面临严峻的考验。然而，东汉后期道教兴起后，老子道教教主身份的被确立以及佛道之争过程中“老子为圣君师”“老子化胡说”“老子为国师”等传说的出现，使得老子的地位重新得以回归。而作为君人南面之术的《老子》、为孔子师的老子、为圣君师的老子、道教兴起后作为道教教祖的老子以及佛道之争过程中化胡的老子等，都是“老子为国师”传说出现的渊源与现实基础。正是因为两汉魏晋时期人们对老子及其思想的崇尚和关注，才使得老子的传说在唐前得到了广泛的制造和传播。道教发展到唐代，由于唐朝皇帝姓李，所以从李渊起，唐代皇帝均以道教教主老子的后裔自居。公元666年，唐高宗下令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则进一步尊老子为大圣祖，并令人画老子像颁于天下，以此壮大道教的势力。正因为如此，道教在唐代曾盛极一时，有关老子的传说故事更是不胜枚举，兹不具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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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 2019) 04-0048-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唐河陇地区的民间传说与文化研究”(16BZW052)。
作者简介： 王兴芬(1973—)，女，甘肃靖远人，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胡雯君；校对：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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