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探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导下论文,民主论文,角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建设理论，有一个发展过程。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俄国共产党，开始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的缔造者主要是列宁。
建党之初，对如何建党，观点各不相同，争论得很热烈，其中有两个问题是争论的焦点。
其一，列宁认为：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马尔托夫则认为：承认党纲和在物质上支持党是做党员的必要条件，却不必参加一个组织。后来，列宁的意见占了上风，后来的联共（布）以及第三国际领导下的各国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大体都是按列宁观点建党的。列宁的建党原则，在强大的统治者面前表现其组织纪律性，战斗力强，故能经得起考验，终于战胜敌人，取得胜利。这个问题也有两重性，即过份强调纪律（其中包括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而忽视了民主，形成盲目服从甚至奴隶主义，当中央掌握在错误路线的人手中时，党内无人抵制，无力抵制，结果都铸成大错。解放前姑且不说，解放后党成为执政党时，领导人过份强调纪律而忽视民主，其造成的恶果也是惨重的，反右派运动是其一例，反右倾运动是其一例。当“四人帮”控制中央以后，其所造成的恶果就更加严重了。
其二：列宁提出党的生活准则是民主集中制，不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在党纲上、宪法上，都是把实现民主制度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准则的。党的十二大胡耀邦还提出过“高度民主”的目标，“高度”二字无非是强调民主制度之重要，后来“高度”二字不提了。至于对民主集中制的提法，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民主本身也已包含集中，世界上没有不集中的民主，正如世界上不存在无纪律的自由一样。对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德共著名领袖卢森堡（女）和列宁争论过。我未能看到卢森堡的观点，而且这已是一百年前的事了。当代论者的观点也是值得重视的。论者认为：
症结在于民主集中制本身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因为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已经包涵了集中。有哪一种民主最后没有集中呢？
既然民主本身包涵有集中，因而就没有必要再加进一个“集中”的概念；如果再把集中看成是一个相对的独立的侧面，就必然与民主规则
相悖。由于民主集中制理论上这一缺陷，往往被那些家长式的领导所利用，成为推行家长制的制度根据，严重扼杀党内的民主精神。其后果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
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以后，特别是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对党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建设曾作出重大贡献，党内民主生活是正常的。全国团结一致，保证了革命胜利，但革命胜利以后，情况逐步起了变化。
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修改党章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长期以来，党内对这种提法无人提出异议，但实践的结果使人们逐步产生怀疑，直至提出不同看法。
最早明确提出不同看法的究竟是谁，无从查考，但从历史文献中，仍可找到脉络。
1962年1月30日，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上毛泽东有一个长篇讲话，讲话共6段，其中第2段标题为“民主集中制问题”，讲话最后毛泽东把整个讲话“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毛泽东讲话从各个角度阐明发扬民主的重要性。他甚至说到“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之后，进一步引伸：“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篇专讲民主集中制的讲话中，未再提“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而只是一再强调没有高度的民主便没有真正的集中。
为什么毛泽东要在这次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呢？这要从这次有县委书记参加的规模空前的工作会议的背景来研究。
我国五十年代，是政治运动连续不断的年代，五十年代初期几次运动，包括土改、反霸、三反、五反、新三反，都是应该肯定的，尽管存在扩大化，有“左”的东西，但不是主流。但到1955年，情况就不同了，一个批评邓子恢“小脚女人”，加速合作化进程，直到实行人民公社，违背了多数农民的意愿，使粮食减产；一个反胡风“反革命集团”，镇压了一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当作敌人处理。这几次运动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其恶果不仅仅是错误处理一大批人，而且严重摧残了民主，造成了党内和社会的内伤。毛泽东把知识分子当做阶级敌人是有他的理论基础的。七千人大会闭幕不久，即1962年3月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随即被毛泽东否定，他一贯坚持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是革命对象。毛泽东所检讨的“缺陷错误”当然不是指的这类问题。
毛泽东所指“缺点错误”，是会上代表揭开了饿死人的盖子引起的。会上刘少奇根据代表反映坐镇安徽代表组揭盖子，安徽究竟饿死多少人？刘少奇要各县报，“多报一人要开除党籍，少报一人也要开除党籍”。统计结果，安徽共饿死340万。（注：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从解放后公安部门安徽人口统计表中可看出1962年人口减少300万左右，美国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引用了中国报刊材料，说，“安徽1960年全省的死亡率猛增到68‰，除去出生率，减少200多万人。”）而且根据刘少奇个人在湖南的调查，以及各省的汇报，在他的报告中认为饿死人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对毛泽东不能不是一个大震动。1962年全国究竟饿死多少人，据近年公开出版物披露数字为4000万。（注：引自党史学家廖盖隆在《炎黄春秋》2000年第三期上发表的文章《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在此之前，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揭载的也是这个数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说：“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
至于为什么饿死这样多的人，值得寻找原因。其实从1958年冬即已开始发现饿死人，虽数量不大，但无人敢向上反映。大量饿死人是从1959年冬到1960年春。1958、1959两年，都是中等年景，过去把“三年国难”说成是由于“自然灾害”，（注：《同舟共进》杂志2000年第6期引1998年第10期《方法》杂志刊载的《风调雨顺的三年》一文指出“以国内一批著名气象水文科学家用120个水文站历年(1895－1997)的气象水文资料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为依据，缜密、客观地分析了1959－1961年的国内水文气象情况，认为不论与其它灾年或常年比较，1959－1961三年灾难时期全国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是历史上最好时期，正常程度甚至令人吃惊。”）后来不提了。我个人分析其直接原因有三：一是大跃进，浮夸风，宣传说粮食多得不得了，以至有人惊呼“粮食多了怎么办？”二是成立了人民公社，农民被剥夺了一切自由，包括生产、劳动、分配、生活（包括办食堂、并村等）、言论、行动。当农民饿得没有办法时，想外出逃荒也被视为“盲流”而被全面封堵，各交通要道设专人把逃荒要饭农民遣返，回家后只有死路一条。附近粮库还有些粮食，而饥民不敢动；（农民宁愿饿死也不敢戴政治帽子。）三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政治运动，封住了全国人民的嘴，连大批死人的情况也不敢反映。安徽某地委书记以直言出名，是安徽本省人，但死人高峰时，他家人封锁了他，事后他问其家人，死人为什么不向我讲，家人回答：我们是个大家庭，你嘴太直，讲出去被划右倾分子，我们全家都受株连，你比彭德怀官还大吗？正是在反右倾运动之后，产生了大批饿死人的恶果。毛泽东面对如此严酷的事实，才作出如上检讨，但他从此也对刘少奇种下仇恨。正如安徽一位老同志所说：“没有七千人大会，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是党内多数领导干部的共识。
追根求源，所有这些恶果的形成，都与违反民主集中制有关，特别是与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关。这里再举几个例子：一是1956年毛泽东严厉批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反冒进”，大搞冒进指标，加上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如柯庆施）抬轿子，投毛泽东之所好。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造成很大恶果；二是毛泽东发动全国大办钢铁，组织大批农民上山砍树炼钢铁，时正值秋收，无人收割，很多庄稼烂在地里；三是毛泽东“人民公社好！”一句话，于是全国推行“人民公社化”；四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开始本来是纠“左”，只因彭德怀一封善意的实事求是的信向毛泽东个人提建议，毛即认为彭是反对他，一夜之间把反“左”变为反“右”，大批反彭德怀，对此与会者一齐把予头指向彭德怀，且无限上纲。不久彭德怀被罢了官。以上四端，都是把国家和党的命运系于个人的好恶，是个人说了算的典型，这也是“集中指导”造成的恶果。大批饿死人和国家经济急剧下降，毛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一下“缺点错误”也就过去了。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接受经验教训。相反把饿死人的责任推到“自然灾害”，后又推到基层干部，1960－1961年反“五风”中，迫害了一大批基层干部；“社会主义教育”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再度把予头指向基层干部，使一大批基层干部受严重迫害。接着又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延续达十年之久，这个空前的政治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也是“集中指导”下造成的最严重的恶果。
“文革”的“贡献”，就在于它成为最集中、最完整的反面教员，人们从这个反面教员中可以对前近三十年历史进行全面反思，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从1979年到1981年，邓小平、胡耀邦、和中央，做了很多驳乱反正的工作，除涉及一亿人口的平反冤假错案之外，有三个重要文献值得提出来：
一是1980年2月29日，中央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党的十一大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文件。这个文件是陈云同志主持制定的。就是在制定这个文件征求意见修改过程中，胡乔木提出了这么个观点：在民主基础上才能正确地集中，这个没问题，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提法，他表示怀疑，而且坚持他的看法。后来他经手的文件，就没有这句话了。胡乔木是党内著名理论家，党史权威。再看党内另一著名理论家邓力群，在他出版的《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一书中表达的观点：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和少奇同志的有所不同。“七千人大会”根据“大跃进”的经验，人民公社的经验提出；要在广泛民主基础上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更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的集中，只能是法西斯的集中。他这里就没有讲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泽东在这里虽未讲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暂时屈服于压力，这次会议上揭发了三年灾害造成的大破坏，毛作检讨，但不久就把检讨收回，声称要独裁了。）有的解释说：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是按照领导的意思办事么，哪还有什么民主？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一旦形成权威以后，由权威来指导民主，那事情可就大了，只能按照权威的意见办事，实际上民主化就加以限制了，规范了。你只能讨论我这个意见如何执行，如何发挥，要不同意，你就反对了正确的集中。（注：邓力群同志对“集中指导的民主”这段分析，是从党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十分精当。我虽参加过一些中央召开的会议，多数是作为工作人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庐山会议。会议开始不久，省委派秘书长高鸿和我（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安徽日报总编辑）赶赴庐山，为省委书记曾希圣做些文字工作。谁知到达庐山后会议已从讨论工作（我理解为纠正“左”的东西）一下子转变为反右倾，集中火力批判彭德怀，我们已经无事可做，从会议简报中我惊异地看到很多我所敬仰的地方和部队的领导人对彭德怀的批判揭发无限上纲，至今犹能记忆的有两条，一是说彭德怀是野心家，彭德怀学名彭得华，“自幼就想‘得华’，可见野心由来已久。”二是批判彭德怀不尊重朱总司令开会，开会时抠朱老总的脚心。会上只有朱总司令发言较为客观，有保护彭德怀过关的意思，后受到毛泽东批评，朱总司令作了检讨。）
二是此后不久，邓小平于1980年8月30日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指出政治体制要改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权力过分集中，从而派生出许多弊端。他说：
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小平同志这个讲话，已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个讲话也提到民主集中制，但不再提“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三是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了文革及文革前的历史经验教训，《决议》也未再提“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反，决议讲了一段很有针对性的话：
“……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个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在这几个重要文献中，为什么不再提“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据我理解，这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陈云等）对历史的反思有关，也和党内著名理论家胡乔木、邓力群的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有关，他们（特别是胡乔木）经常参与或主持中央文件的起草。
上述历史回顾说明，对民主集中制问题，仅管现在的党章仍沿用过去的提法，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重要文献，再也不提“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而是正面地阐述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尤其强调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和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危害，这是容易理解的。党的建设是一门重要科学理论。对其中一些重大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加以探讨，我想是有意义的。
标签：民主集中制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彭德怀论文; 毛泽东论文; 列宁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