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教改重要推动者的自我批判——从《美国伟大学校系统的死与生》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推动者论文,教改论文,自我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2-2384(2011)04-0025-05
自1983年美国里根政府发布影响深远的《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以来，美国就进入了延续至今的新一轮教育改革。
这一轮改革与20世纪60、7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的教育目的和改革诉求有所不同，它不再强调公共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公民的责任感、培育德行和促进学生社会化发展；而是进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生产，从而解决国家经济问题、增进国际竞争力、保障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教育改革的诉求也由最初通过平等和补偿的教育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转向将一些经济和商业原则运用到学校实践中来，提升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在这一基本思路的指导下，这一时期的改革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发布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教育标准化运动。这一阶段虽然国家也提出了问责制，选择一些学校进行私有化实验，但其主要强调的是程序，着重制定和推行自愿性的各科国家课程标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教育，提高学生毕业的标准，加大对教师和学生的考核力度，提高对教师资格的要求等。后来政治化的争论导致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愿意再触碰全国课程标准这一议题。制定课程标准的权力被下放到各州，各州颁布的标准也日益模糊、空洞。教育改革的方向至此发生转变，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在教育的系统性改革的旗帜下，提升所有学生的学业表现成为改革目标。州和联邦教育政策的重点从教育投入转为教育产出，从程序问责制转到结果问责制，改革重心放在以标准考试结果为核心的问责制及市场化机制上。2001年，布什政府通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将这一阶段的改革推向了高潮。在部分学者、企业、基金会和政府官员的推动下，经济和商业中盛行的考核、绩效和奖惩问责制被引入到公共教育中，学券制和特许学校陆续成为重要的制度安排。改革者的基本思路是：用学生数学和阅读两科的考试成绩来判断学校和教师的发展水平和进步程度。如果满足标准，则给予津贴奖励；如果不能满足进步标准，则将学校定为需要改进的学校，替换教师、校长，甚至关闭学校。学生获得择校的权利，选择新的学校(如特许学校)，政府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对学校实行优胜劣汰，最终使所有学生达标。
教育改革走向了功利主义
这一以考试、绩效、问责制和择校市场化措施为核心的改革引发了各种问题，引起了广泛争论。2010年3月，以研究教育改革史闻名的、著名的教育史家和教育政策分析家Diane Ravitch(即陶西平先生文中的黛安·拉维奇，本文译做戴安娜·拉维奇)撰写了名为《美国伟大学校系统的死与生：考试和择校如何侵蚀教育》(The Death and Life of the Great School System：How Testing and Choice Are Undermining Education，以下简称《美国伟大学校系统的死与生》)的新书，对教育改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反思。该书出版后即跃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各界人士在各类媒体上发表成百上千的书评、访谈和讨论，从而将这一改革争论引向了高潮。
戴安娜·拉维奇的书引起激烈争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她本来是积极支持教育改革的先锋人物之一，还担任过老布什政府的教育部长助理，负责教育改革的研究工作，后来也一直是各类推动教育改革的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但在这本书中，她因看到了改革中出现的现实问题，而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在批评和反思自己的同时也否定了美国的教育改革。这一倒戈行动除表现了其作为一位学者的大家风范之外，也对美国教育改革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戴安娜·拉维奇认为，美国教育改革走向了功利主义。考评测算、分数、绩效成为主流，成功成为目的，却没有关注教育内在的事物和规律，没有关注真正的知识和课程，教育的内涵被忽视了。归纳起来，她对教育改革的反思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对教育改革具体措施的反思
在改革的措施上，拉维奇主要针对改革的观念基础、考试、问责制和特许学校等方面进行了反思。
(1)拉维奇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标准化运动死亡之后，教育改革的观念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即认为要改革公共教育的弊端(只关注相关成人的利益而不关注儿童利益，公共教育部门低效而官僚)，提高其效率和质量，只有引入在商业和经济领域屡屡成功的市场化自由竞争模式。以这一观念为基础，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官员逐渐确立了一种信念，认为测试、问责制、管理重组和私有化是建设更好的学校所必需的。拉维奇认为，这一观念有着重大问题，市场化改革对公共教育损害巨大。激励和制裁对于商业组织有用，但是不见得适合学校。学校不是做生意，而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服务。学校间应该共存共享，而不是相互竞争。拉维奇说，经济领域的市场逻辑、竞争和放松管制的信念已经让美国遭受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在教育领域中的市场化改革会带来良好的结果呢？市场化是不可能建立一个让所有学校和社区都在学术上表现优异的学校系统的，反而会侵蚀公共教育的基础和真正目标。市场化破坏传统价值和传统联系，破坏道德和社区共识。我们作为消费者可以不关注这些，但作为公民必须关注共同问题、本乡本土和共同合作。上述教育改革的整体思路导致的是只关注教育的管理、结果等外部事物，而忽视了知识、课程等教育的内在因素。这是舍本逐末。
(2)拉维奇对集中在阅读和数学两科上的标准化考试提出了反对意见。一是这一考试只关注数学和阅读，忽视了其他学科，如历史、地理、社会、艺术等，而后一种教育是让学生成为好公民、基于知识和理性作出判断和决定的重要基础。二是考试导致以成绩为纲和分数至上，放弃其他教育目的，会侵蚀学生对学习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望，会忽视学生道德、性格和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养。三是标准化考试并不是准确的工具，也不能作为单一的评价工具，分数测不出教育中很多不能量化的能力和因素，测量不了教育的人文、审美和道德目标。例如：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寻找替代方案的能力，自我学习的能力等。考试全部以分数为标准，是不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表现。四是因为考试的局限性，考试结果不能滥用，考试和成绩不能作为教育决策的唯一依据，考试不能成为决定教师、学生、校长和学校命运的工具。如果这样做了，人们就会因为压力过大而造假和欺骗，导致教育中的应试倾向及种种不道德行为，如各州降低标准、拉低分数线，学校考试舞弊、编造辍学率、将学业不好的学生排除在系统之外、给学生分等级等。五是分数成为衡量手段容易使教育改革简单化，并与政治利益联系在一起。
(3)拉维奇批评了考试分数绩效原则下的问责制。她认为，问责制无视教育的复杂性，以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目标(2014年所有学生都达到精通)来要求教师，这是对教师极大的不尊重。如果用考试作为开除校长、给予奖金和关闭学校的依据，就会摧毁教育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问责制的几大问题。一是问责制取消了学生和家庭的责任，将所有的教育责任都落在教师和学校身上，这是极为不合理的。二是问责制单凭考试成绩来决定学校的好坏，其评价指标太狭窄，一个好的问责制必须包含专业判断，而不是单凭考试成绩。它的内容应该是多方面的，包括评价学生的平时成绩，对教师进行评价，考察学生的作业、考勤和毕业率，对学校资源、班额、活动空间的评估，考察优秀教师及其比例，对课程、日常活动日程进行评价等，这些评价都应该聘请专业人员来进行。三是问责制的结果太严重，以分数高低决定校长的去留和学校的关闭与否，是不合理的，对学校发展没有帮助。检查的目标不应是关闭学校或者推行特定的教学法，而是改进学校。问责制应该是促进的问责制，而不是惩罚的问责制。四是问责制对于学校干扰太大，年年考核，年年问责，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对于好学校，干预检查要少点，可以几年一次；而对表现不好的学校则可检查多些，以促其改进。
(4)特许学校是指由州、地方学校董事会颁发特许状或签订合约协议成立的，实行委托管理却受公共资助的另一种形式的公立学校，其目的是为学生和家庭提供传统公立学校之外的选择机会。学生入学方式是主动选择而不是划片入学，学校采用绩效问责制进行质量管理和管制。特许学校在课程、教学、财务和人事方面比传统公立学校享有更大的自主权(除了健康、安全和民权方面的条款外，他们几乎不受任何州立法的约束)，政府希望通过建立特许学校来鼓励竞争、提高学校效能。近十年，特许学校已经成为市场化改革的主要载体。拉维奇在书中从以下几个方面批评了特许学校。一是特许学校的效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原因有两个，第一，特许学校的学业成绩被夸大，在全国性的测量中，特许学校的成绩并不占优势。第二，即便有些特许学校获得了较好的学业成绩，但其原因不是在于教育内部，而是其通过选择吸收了高动机和较好的学生，其成功与社会和人口因素有关。二是特许学校原来的设想是建成一种关注教学和课程的实验学校，由教师和专家主导自治，但如今却在商业管理专家的鼓吹下成为一种追求利润的教育工业和私有化的重要载体。特许学校问题重重，中饱私囊的现象十分突出。三是特许学校反对教师专业化，希望能随意开除和雇佣教师，以强调考试绩效，这样的后果是难以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和质量。四是特许学校进行不对等竞争，它比公立学校能获得更多的资源而更少承担责任，从而吸收好学生，造成了公立学校好学生和资源的流失，人为地证明特许学校比公立学校好。因此，特许学校办得越多，优质教育和教育平等之间的两难问题就越严重，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将成为决定公立教育命运的关键。
2.对教育改革方式的反思
在改革的方式上，拉维奇主要根据纽约市第二学区、加州圣迭戈市和纽约市教育改革的例子以及背后政治意识形态和基金会等经济利益集团的介入等，分析了改革模式方面的问题。
(1)拉维奇认为，在教育改革中，改革者忽视教育的复杂性，轻视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统一推行单一的改革方法，即便原来是成功的教学法也要被迫改成同一的教学法。改革者倡导统一的实践，统一的观念，统一的语言，这在扼杀了教育教学的多样性、不尊重教师专业意见的同时，也给教师带来了额外的工作量和精神压力。她提到，纽约市第二学区只许使用建构主义的数学学习方法(如生活数学)和平衡阅读教学方法，只注重教师专业发展而不关注教育的其他方面(如减少班额)，要求所有校长和教师都必须关注教学提升，校长必须管教学，每天听课两小时。对教师和校长只有问责和惩罚，没有社会提升和尊重奖励。这种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单一强制的改革方式被要求全面推行，不留死角。这不是教育改革应有的渐进、综合和全面的方式。
(2)拉维奇指出，美国的教育改革往往采取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控制模式，严厉而强制地推行，家长、教师没有发言权，只是被支配，被测量，被要求配合，按照统一标准进行教学。管理层所有事情都是专制的，唯我独尊的，不会征询教育改革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他们不信任学生、教师、校长和管理人员。这种没有合作、信任和商量的改革使教师感觉不到被尊重，从而败坏了微观管理和政治生态。强制指导窄化了教师的教学空间，引起教师的焦虑和恐惧，影响了教师的士气和斗志。他们被告知，如果他们不是这个团队的好成员，那么他们就不是好教师。一旦教师向管理层质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的合理性，管理层就会高扬道德旗帜进行打压，提出改革会缩小学业成绩的差距，有利于社会正义，所以任何反对改革的人就是反对社会正义。管理层甚至用侮辱性的方式解雇不合作的教师。拉维奇指出，这种教育改革集权制无疑会对民主原则产生冲击，会将公众逐出公共教育，它虽然会提升决策速度，但会影响决策的可靠性和合法性。有些错误难以事先纠正，也会给贪污和渎职带来方便。
拉维奇认为，任何改革都应该是赋权给在一线工作的人员，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强迫他们进行改革。教育中也不存在快速起效和完美的教育理论，学校改革是一个稳步地投入精力和人力的长期的过程。改革应该利用每个个体的能力，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顺从改革就用官僚的强制命令惩罚他们，破坏他们的创新力。学校改革的先决条件是信任而不是强迫。信任能在学校改进的艰苦工作中激发道德力量。拉维奇还认为，政府介入集权化并不能解决所有教育问题。公共教育的管理必须民主，必须进行公共讨论，让公众参与。
(3)拉维奇在书中分析了某些官员为了政绩、某些基金会从自身的利益和观念出发、某些学者受资助方的影响，合谋推动了市场化改革。因此这一改革无疑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影响，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驱动。这些利益相关方不信任公共教育，而是雇佣大量来自商业公司的外行取代真正懂教育的人去管理和改革教育，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夸大宣传改革的效果，误导公众认识研究结果。这些都导致了教育改革对公共教育的损害。大量的经费用于支付管理专家、相关教育服务公司、考试服务和材料出版公司等的费用，使得教育改革成本过高，而学生受益不大。拉维奇暗示利益集团劫持了教育，为了私利进行改革，甚至怀疑有些国会议员有意想看到公立教育私有化的结果。
教育改革必须回到教育自身
拉维奇在对教育改革的内容和方式进行了上述批评之后，根据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教育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缺乏教育视野，是因为在国家层面没有形成对学校使命的共识，是因为缺少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她提出，一个好的教育系统应该包括强有力的课程、有经验的教师、有效的教学、上进的学生、充足的资源和重视教育的社区。如果要改进教育，那么我们就必须回到教育本身，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1.形成“什么是好教育”的观念
拉维奇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为什么要教育”、“什么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什么知识是最有价值的”、“当我们送孩子进学校时，我们的希望是什么”。显然，教育不是分数，而是要为学生未来的生活作准备，使其有良好的性格、能作出正确的决定、懂得公平和正义，最终达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而这些恰恰是功利性的分数不可能提供的。
2.重视课程质量
拉维奇认为，要精心设计有序的、连贯一致的课程，形成自愿性的国家课程标准，来继承共同的文化遗产，探讨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权威等核心问题。在课程和教学方面，官员代替专业的教育工作者作出决策是不对的。国会不应该告诉教师如何去教，如何教是每个教师专业主导领域的问题。课程也不应该成为政治协商的主题。课程教什么，应该在公众深思之后，在获得学校学区和州授权之后，由专业教师和学者来决定。课程不能仅仅关注数学和阅读，要关注综合性的自由艺术教育。每个州都应该保证实施一种丰富的全面教育。要让教师运用自己的方式去教学，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引入他们选择的主题和活动。
3.建立公平的评价系统
要运用多种测验方式，如通过研究论文、写作、数学证明、研究项目、艺术作品等学习表现来评价学生。应该用观察教学而不是考试成绩作为教师教学评价的依据。教育不能对数据盲目崇拜。一个好的问责制应该基于多方考察，而不仅仅是考试分数。学校应该对数据敏感，但不应该受制于数据。评价的目的是改进，而不是惩罚和关闭学校。改进应该包括教师专业发展、减少班额、设立阅读等学科项目、加强课后活动、课外补习、建立家长学校、有更好的纪律等能提高学校教育能力的措施。在经费方面，不能动不动就说“钱不是问题”，钱的问题在于它是否用在该用的地方，是否用在小班额、多科目、好教师和好设施上。
4.引进、培养和留住有资格和有胜任力的教师
拉维奇认为，教师必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必须了解他所教的课程，热爱学习，热爱自己的工作。教师必须在如何教学、如何管理课堂、如何处理各种情况和问题等方面接受过专业训练。学校应该对教师的专业知识进行考核，由领导和同事进行评估。为了留住教师，必须提供与其专业相符的津贴，不人为操纵工资计划。应该任命有教育经验、懂教学、能帮助新教师的人做校长，不应该轻易地驱逐他们。
5.形成学校与社会的关联系统
拉维奇指出，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需要学生、家庭、公共部门、地方组织和社区等的参与。不能将教育看做是出气包和替罪羊，让它为所有社会问题负责。教育应该与其他社会机构一起共同努力，而不是代替它们。其中，家长的作用很重要，他们在帮助学生做好入学准备、完成家庭作业、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正确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拉维奇鼓励家庭教育要早期介入，并提出要对家长进行教育。另一方面，学校不能忽视贫困对儿童学习能力的影响，要对困难家庭的学生进行社会行为和技能的教育，给予他们更长的教育时间。
教育没有神话也没有童话
拉维奇说，她40年来一直围绕着两个信念进行写作：一是质疑和揭露美国教育史上人们对各种教学论潮流、运动和教育改革的迷恋和狂热，这些迷恋和狂热使得我们从真正的教育目的、真正的学校改进中分心。二是对丰富统一的学校课程价值持有坚定的信念，尤其是对常常被忽视、被政治化、碎片化的历史和文学。多年来，她也一直警惕和抵制某些专家和组织提出的所谓“通向学习的光辉道路”，他们往往认为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能解决美国教育的所有问题。
第二个信念使得她积极投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中，为其摇旗呐喊。而第一个信念则使她最终得以反思自己、反思改革，认识到如今的人们也已经沉浸在有可能是所有思潮中最坏的自由市场化改革中而不自知，并将其当做教育进步的唯一道路。当现实变化时，当新的问题和证据出现时，怀疑自己和承认错误无疑是一个学者理性、良知和勇气的表现，也是社会进步的根本保障。
拉维奇说，她一直强调，在教育中没有捷径，没有乌托邦，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终极武器，没有神话也没有童话。学校的成功很难像生产线一样移植。一个世纪以来的教育改革历史表明，一个好想法，扩张得太快，稀释了，就会有危险。在小范围内成功的改革，一推广到大范围的时候，很少能够幸存下来。教育改革和改进没有单一的答案，它需要长时期投入大量的精力、人力，用渐进式的全面的稳步方式来进行，所有成功的案例都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教育改革成功，就必须根据教育规律，围绕教育的真正目的，用心地对学校进行细致耐心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