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的集聚动力：一个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动力论文,产业集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1)06-0093-09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或者高速增长的经济圈通过区域内高度发达的城市群、集群产业或者产业区主体构成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集聚经济圈[1]。研究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动力，不仅对于认识中心—外围意义上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规律和发展区域经济理论，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于认识城市、产业区以及集群产业等其他类型产业集聚规律，也有裨益。
以往有关产业集聚原因的研究很多，但对产业集聚动力类型没有进行严格区分。本文认为产业集聚动力应该包括源动力、外部动力与集聚机制三方面：源动力是产业集聚的根本动力；政府是产业集聚的外部动力；集聚机制是产业集聚的自驱动过程。研究拟在对产业集聚动力进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揭示以往研究存在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框架如下：第二部分对有关产业集聚源动力的论述进行梳理，第三部分对有关产业集聚外部动力的论述进行梳理，第四部分对有关产业集聚机制的论述进行梳理，第五部分对以往研究的局限进行理论反思，给出未来研究方向。
二、产业集聚的源动力
马歇尔用产业地方化的概念来描述产业集聚，认为产业集聚的原因在于自然禀赋，或者宫廷的奖掖[2]，其自然禀赋和宫廷的奖掖引起产业地方化观点后面隐藏的逻辑是影响供给的因素和对特定产业的需求引起了产业的地方化。
韦伯主要从工业企业的区位布局来考察产业地方化现象[3]，似乎是首次明确提出产业集聚概念的学者，他认为集聚是一种“优势”，或是生产的廉价，或是生产被引诱到某一地点的市场化；他把引起集聚的因素分为两类，一是由于企业规模经济引起的工业集中，二是因为企业间协作、分工和基础设施的共同利用引起不同企业在既定空间集中。
马歇尔产业区在福特制大批量生产方式浪潮中逐渐萎缩，产业区能够得到研究者再次关注，在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具有马歇尔产业区经济特征的美国硅谷、德国巴登—符腾堡、意大利的中北部区域出现了以中小企业集中为内容的“新产业区”的普遍繁荣。新产业区理论在解释产业区形成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Piore & Sabel认为，产业区被三种相互依赖的特征限定，它们分别是产业区与市场的关系，生产的弹性、平衡竞争与合作制度的建立；产业区与市场的关系强调产业区产品能够开拓海内外产品市场，符合市场要求，而生产弹性、平衡竞争与合作制度的建立则构成前一因素的决定性因素[4]。Storper & Walker认为产业区是工业化的产物，并不是工业区位理论强调的原材料和消费地等因素的产物；他们还提出了区域规格与区域能力的概念来研究产业区的形成[5]。Becattini认为，新产业区的形成在于区域存在着产业区形成的由价值观念、知识、行为、制度等构成的多元文化系统和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信用体系代表的供给条件和大量中产阶层出现产生的需求条件[6]。中国学者王辑慈对新产业区理论作了大量的文献梳理工作，认为新产业区是基于一定的地方劳动力市场，由社会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企业所组成的本地地方化网络，其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现，取决于新产业区内企业网络和劳动力市场网络的具体性质，以及这些为学习和创新而组织的网络形式，弹性专精、创新环境与创新网络是产业区形成发展的机制[7]。
Porter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研究产业的地方化现象，认为构成产业集群形成主要原因的钻石体系，可能源于构成钻石体系要素的部分关键要素所触发，如生产成本、相关产业、需求条件等[8]。然而，Pouder & St.John认为区位要素资源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没有决定性作用；继而他们强调，产业集群的在哪个区域生成具有偶然性：产业集群的生成也需要一些能够对集群形成起触发作用的公司[9]。
Jacobs主要是从城市增长的角度研究产业集聚过程，在解释城市的增长时，强调城市的发展依托于产生出口的城市多样化过程，多样化产生技术产业间外溢的外部性，而技术外部性孕育和催生城市新一轮的增长；在这一过程，新的工作增加到旧有的工作中，从而使劳动分工更加多样化[10]。
Hoover认为，产业集聚有单一产业集聚与城市化集聚两种方式，技术进步、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的流动性增强使得地区专业化日渐稀少；而城市化集聚则强调城市的规模和多样性是引起集聚的重要因素，单一产业集中程度的外部经济与反映城市规模的外部经济(城市化经济)之间，有着某种连续的、由小而大的层次关系，城市化经济是城市形成、功能和结构问题的基础[11]。
Prebisch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构成中心—外围结构的理论[12][13]，他强调：中心和外围在经济结构上存在差异性和不平等性，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最后成为中心的国家，然后通过中心和外围地区生产和贸易不平等性使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深，形成典型中心—外围结构。Friedmann从大城市系统拥有较好的创新条件去解释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认为大城市高度拥挤、快速增长的人口和文化的异质性等因素是有利于区域创新的条件，出现创新的大城市地区能够凭借供给系统与市场系统的支配地位而逐渐强化自身的支配地位，从而形成与周边地区的中心与外围结构[14][15]。增长极理论则强调极化区域偶然性因素引起的推动性工业出现是中心—外围结构出现的原因[16][17]。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产业集聚模型有三类，即中心-外围，区域与城市体系，国家贸易模型[18]。中心—外围模型研究中心—外围结构如何形成，区域与城市体系模型研究单中心经济体，多中心城市体系或者城市层级规模体系如何形成，国际贸易模型则主要研究产业如何因为前后向关联形成专业化分工或者集聚[19][20][21][22][23][24][25]。三类模型均强调在运输成本、张伯伦传统意义上的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历史偶然的因素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
一些实证研究认为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仍是解释产业集聚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自然资源、要素禀赋、技术差异等；但这一观点也存在争议。Kim根据美国的数据研究发现用原材料成本表示的比较优势与用平均工厂规模表示的规模经济与Hoover系数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26]。Kim研究发现，美国州在1880-1987年间二位数产业的地理分布大部分可以由劳动、资本等要素禀赋解释[27]。Ellison & Glaeser根据1987年美国州的数据研究了电、天然气、煤炭等自然优势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发现大概有20%的产业的集中可以被自然优势解释[28]。Glaeser & Kohlhase研究认为在运输成本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自然资源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已日益微弱[29]。在中国国内，黄玖立和李坤望以中国省份产业数据占全国的相对份额测度产业集聚，研究发现地区传统比较优势农业资源与人力资源因素对产业地理集聚的解释比较显著，新经济地理的市场规模因素只得到部分支持[30]。路江涌和陶志刚根据E-G指数研究了制造业在中国的集聚因素，发现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的产业集聚，而溢出效应、运输成本、自然禀赋是影响制造业集聚的重要因素[31]。
三、产业集聚的外部动力
新产业区理论看到了政府在产业区形成中的作用，Piore & Sabel强调了政府在平衡竞争与合作制度建立方面的作用[4]；但是Amin & Thrift强调，产业区的形成有许多严格的约束，这些约束包括关键多数的专业技术、技能、快速变化和增长市场的融资、商业文化传统以及制度基础，还有企业家通过劳动分工促进增长的传统，缺乏这些条件，鼓励马歇尔式增长的努力可能失败[32]。
Porter从产业集群的角度对政府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的作用结合钻石理论做了粗略的阐述[8]，认为政府与其他关键要素的关系既非正面也非负面，主要影响如下：(1)政府的补贴、教育和资金市场等政策会影响钻石体系的生产要素，对国内市场需求也有影响，政府对产品规格标准的制定和政府的需求，可能使得政府既是产业发展的助力，又是产业发展的阻力；(2)政府影响相关产业的发展环境，从而影响企业的结构战略和竞争者的形态；(3)相关与支持性产业、需求条件、生产要素的基本情况反过来也影响政府的政策。Porter实质是从产业集群的角度来研究政府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然而Porter产业集群的研究着眼于国家竞争优势视角，其理论对于产业集群位于国家何处，产业集聚在何地，并不关心。某种意义上，Porter对政府在产业集群形成中所起作用的研究类似于政府政策对国家产业或者经济发展作用的研究。
对于城市化多样化的产业集聚，Jacobs认为政府主要在分配资本与城市规划方面起作用：分配资本帮助城市新企业的产生，促成城市的多样化；城市规划帮助城市产生导致城市多样化的条件[10][33]。O'Sullivan认为政府可以在地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与工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方面发挥作用，从而吸引劳动力和厂商的流入，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34]。
新经济地理学对政府在产业集聚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政府政策的影响方面[35][36][37][38][39][40][41]，认为政府政策通过价格指数影响产业集聚，因而政府在产业集聚中所起的作用，可能促进集聚也可能阻止集聚；但是集聚并不完全取决于价格指数而取决于政府政策，产业集聚的决定因素还有消费者对于工业产品的支出份额，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等。
四、产业集聚的集聚机制
以往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在于产业集聚的外部性，而外部性又是产业集聚的结果，逻辑上这是一种循环论证①。外部性被分为技术外部性与金钱外部性[42]，技术外部性指企业的产出依赖于企业之间其他企业的要素投入与产出，金钱外部性指企业之间利润依赖于企业之间由于产业前后向关联而产生的成本上的节约。外部性除了本身源自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还通过给区域带来技术进步和成本节约促使区域产生强烈的竞争力，构成产业集聚的效应，产生新的外部性；因而作为产业集聚机制的外部性与作为产业集聚效应的外部性就互为因果关系。
马歇尔最早对外部性进行了论述，他把引起生产规模扩大的原因分为两类，一类是内部经济，另一类是外部经济[2]。在新产业区形成机制的研究方面，新产业区区别于传统产业区理论的特性是在强调外部性以及强调作为外部性产生于表现机制的网络性、嵌入性、创新性[43][44][45][46]之外，特别强调生产的“弹性专精”特性。与新产业区基本范畴的认识存在差异一样，研究者对于新产业区形成机制的认知也存在一定差异[4][45][47][48][49]，但一般可以认为：新产业区是适应多样化的需求而形成，产业在地理上集中的动力是企业为了利用范围经济和创新环境，专业化分工，节省交易成本，应对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增强自身创新能力自驱动的结果，而产业区的形成反过来又促成了区域范围经济和创新环境、专业化分工与创新能力。然而，Park & Markusen强调，新产业区的形成可能完全是政府和跨国公司外生性行为的产物[50]。
Porter认为，当集群内企业的数目达到关键多数时，会出现自我强化的过程[8]。Porter在这里强调了金钱外部性，Porter还关注规模经济和技术外部性对产业集群的作用，认为大型的国内市场有利于企业大量投资、提高技术、发展生产率，而产业集群激烈的竞争则有利于形成有利于企业创新和发展的外部经济[8]。
Jacobs认为，城市是经济多样性的发动机与新企业的天然孵化器，城市商业的多样性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角度对城市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城市多样化有效地集中了经济资源，而城市的多样化集聚又必然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多样化[33]。O'Sullivan认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生产交换的前提，城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不能自给自足，而地区的比较优势、生产上的内部规模经济与生产、市场销售方面的集聚经济则促进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34]。
新经济地理学一致将产业集聚机制归之于集聚区域市场扩大效应与价格指数效应产生的以产业间或产业内前后向联系为基本内容的金钱外部性[21][23][24]，或者技术外部性[20][51]。新经济地理学也承认第一自然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但认为地理因素可能只起催化作用，一旦区域的集聚经济形成，最初的区位相对集聚经济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而言就不重要了[18][52]。Fujita & Mori将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分为两代模型分析框架[18]，认为第一代模型过于依赖特定的效用模型和生产函数、运输技术等假定，所以不少研究对其进行了拓展。拓展表现在修改D-S模型[53]垄断竞争效用函数为准线性效用函数，放弃区域同质性和工人同质性的假定②，将集聚与增长联系起来等，但是这些技术变化并没有突破克鲁格曼等人在建立空间模型中沿用的垄断竞争的张伯伦传统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先验假定，因而这些研究不可能突破原有产业集聚机制取决于偶然扰动引起的外部性的观点。③
以往对于产业集聚机制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关联、外部性、交易成本等因素④。实证层面，研究者根据各自研究目的对影响不同区域产业集聚的因素进行了考察。Amiti研究了传统贸易因素、新贸易因素、经济地理因素对产业地方化的影响，发现新贸易理论的市场规模效应与新经济地理的市场关联能够促进产业地理集中[56]。Haaland，Kind & Knarvik et al.研究了欧洲产业集聚的决定因素，比较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对经济地理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代表市场规模效应的产业需求地方化[57]。Rosenthal & Strange基于美国的数据在州、县与邮递区号(Zip Code)层面研究了劳动力共享、技术外溢、自然资源与运输成本等产业集聚的微观基础，研究发现劳动力共享在各个层面对产业集聚的正面影响十分稳健，技术外溢仅在邮递区号(Zip Code)对产业集聚产生显著积极影响；而自然资源仅在州的水平具有积极影响，在更低层面几乎没有影响[58]。新经济地理学语境中，贸易政策是影响广义运输成本的因素。在贸易政策与运输成本研究方面，Hanson研究表明对外开放对于区域的产业集聚具有重要作用[59]；Rosenthal & Strange研究发现在美国州的层面，运输成本对于产业集聚具有显著影响[58]。在中国国内，文玫通过实证发现新经济地理的市场规模、运输成本等因素对工业集聚的作用明显[60]；金煜、陈钊和陆铭[61]认为文玫[60]没有考虑工业集聚中的政府作用，在引入政策因素的基础上他们研究发现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与新经济地理因素外部性、市场规模、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产业集聚。
五、理论反思与前瞻
(一)理论反思
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集聚今天有了新内容，新的交通技术、信息技术对世界生产和运输方式产生的影响深刻地影响了生产的空间分布。以往有关产业集聚的集聚动力研究，从产业地方化、城市、中心—外围三方面，以各自视角做了富有理论价值的探索，在产业集聚的机制方面，得出了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是促进产业集聚重要机制的结论，这一点也成为共识。但毋庸讳言，以往研究还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是研究视角的局限。城市、集群产业和产业区构成集聚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促成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动力也是促成其组成部分——城市多样化、产业区、集群产业集聚的动力。产业地方化理论、集群理论、城市多样化产业集聚理论与中心-外围理论各自研究了产业集聚的动力；然而，以往研究没有坚持集聚经济圈整体的研究视角，因而其对集聚经济圈组成部分产业地方化、产业区与城市多样化产业集聚动力特殊性的研究，并不能替代对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规律一般性的研究。
其次是源动力研究的局限。以往研究割裂了产业集聚与集聚经济圈要素优势的联系。新经济地理学沿用张伯伦垄断竞争的传统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先验假定，认为长期看来，行业间的竞争不存在超额利润，企业因为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所以不会选择范围经济；在此基础上强调偶然的扰动引起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和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而现实经济生活之中，张伯伦传统意义上的垄断竞争基本上不存在，产业是否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增完全取决于产业竞争力[62]。新经济地理学使用的垄断竞争、先验的规模报酬递增以及企业就是行业等严格假定，使其理论在解释现实时缺乏信度，其理论基础与偶然的增长会引起新的增长的增长极理论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都夸大了偶然增长产生的外部性的作用。Prebisch[12][13]和Friedmann[14][15]主要从集聚中心与周边地区贸易和生产的不平等性来解释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近代史考察，不是所有的集聚经济圈都出现在发达国家的发达区域，发展中国家一样可以发展出富有产业竞争力的集聚经济圈，美国一度落后于英国，但当今世界六大城市群中美国占有两个。Friedmann将产业集聚的原因归之为历史上迅速发展的大城市系统存在有利于创新的条件[14][15]，然而区域创新条件如何产生，他没有对此作出回答。为什么有的经济圈能够发生集聚，而其他区域不能够发生，产业集聚的源动力显然与集聚经济圈促成产业集聚的因素有关；促使经济圈产业集聚的源动力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研究。
再次是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外部动力研究的局限。在促进经济圈产业集聚的外部动力—政府作用方面，以往研究没有形成共识，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政府对于产业集聚的作用既非正面也非负面；二是政府对于产业集聚有作用，主要在制度层面；三是认为政府作用不是万能的。总的看来，以往研究认为，政府对于产业集聚有作用，但是对于政府在经济圈的产业集聚方面什么层面起作用，缺乏系统深入研究。
(二)研究前瞻
经济圈产业集聚的源动力在于集聚经济圈相对于其他区域的要素优势，产业一旦开始在集聚经济圈集聚就会伴随着经济圈工业化进程加深和要素禀赋优势的动态变化而对经济圈的产业和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要认识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规律必须坚持集聚经济圈整体产业集聚的研究视角，将产业集聚与经济圈要素禀赋的优势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从区域、产业与产业集聚三者相互关系，去考察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源动力与外部动力。
首先是产业集聚源动力的问题。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既包括区域内企业家资源生成和区域外企业向区域内集中的工业区位问题，又包括区域在世界和国内分工格局中生产什么的问题，但首先是生产什么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区域内企业为什么能快速成长和企业为什么向区域内集中这样的问题。因此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归根到底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产业集聚地区应该生产什么，第二，企业在向全球市场布局时的区位选择问题，企业(产业)为什么选择这个地区而不选择其他地区。
从静态角度看，集聚经济圈内部企业与产业面对的是开放的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分工是按照国内外双重比较优势的分工。开放的世界决定市场不仅对本国企业开放，也对外国企业开放。集聚经济圈参与国际分工是基于国家比较优势的分工：国家比较优势决定参与国际分工国家主要产品的出口，而集聚经济圈在国内按比较优势分工则决定参与国际分工国家出口产品的生产主要由集聚经济圈承担。集聚经济圈生产什么必须结合区域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双重分工要素优势来考虑。集聚经济圈要素的优势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资本等，自然资源对于工业生产区位分布的影响日渐式微；因而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与实物资本等要素禀赋“异质性”优势是其未来源动力研究需要重点思考的方向。如此，基于集聚经济圈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双重分工的比较优势，集聚经济圈应该生产什么，什么样的企业(产业)在区域集聚不言而喻。如果说要素优势是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源动力；那么，其与以往学者不自觉列举的促成产业区、集群产业和城市化产业集聚的源动力存在什么样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关注。
其次是产业集聚的外部动力问题。政府对于集聚经济圈的形成应该发挥什么样作用？各国按照比较优势赶超的历史表明，没有一个成功实现赶超的国家没有进行政策干预。这些成功的政策干预包括发展战略、对外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经济体制的选择、公共投资等。只有政府实行正确的政策干预，集聚经济圈才能发挥出要素禀赋“异质性”对于产业和要素的集聚优势。
注释：
①在学理上，这类似于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产业集聚的集聚机制时所强调的产业集聚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
②例如，Matsuyama & Takahashi的区域“异质性”强调了区域非贸易产品服务异质性对于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54]，其分布由市场和要素的规模因素决定。因而市场和要素分布不均引起的金钱外部性才是促成区域“异质性”和产业集聚的重要力量，而后者事实上已经构成促成产业集聚的“第二自然”；所谓产业集聚的异质性和源动力仍然在于偶然的扰动，是金钱外部性的结果，而不是金钱外部性的原因。
③Fujita & Mori[18]和Fujita[55]强调认为，在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中源于知识外部性的集聚力分析较少。其实金钱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往往相互联系，合而为一，产业集聚分析的重点不在于分析金钱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而在于分析什么原因使产业集聚在一起产生了金钱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
④产业关联，节省交易成本实质上属于金钱外部性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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