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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相对繁荣时期。全球经济经受去年不测事件冲击后,增势依然不减。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中,机会与风险彼此交织、相伴相随的矛盾愈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如何趋利避害,正成为各国政策制订中的关键问题。
一、世界经济增势得到巩固并将加快
1995年的世界经济几番遇险、屡经震荡,保住了增长势头, 实属 不易,今年还将稳步上升。较之去年,1996年可能会显得“平静”得多。
(一)增长势头得到巩固,并可望加快。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199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7%, 略高于上一年的3.6%。世界总产值已逼近30万亿美元大关。预计1996年, 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4.1%,开创1988年来的最高纪录。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接近低通胀下的充分增长。去年西方经济平均增幅约2.5%, 预计今年为2.4%。美国经济高速增长已逾4年,去年还实现了“软着陆”,目前运行平稳;欧盟基本上摆脱了战后最严重的“休眠”状态,虽面临如失业、预算赤字和福利重负等不少结构性问题,仍可保持复苏势头;最近日本政府加大了对银行巨额呆帐的解决力度,并制定和实施新的刺激方案,企业设备投资有所好转,“滞缩”的沉闷局面可望有较大改观。
发展中国家增速继续快于发达国家,且增长面扩散,经济增长率预计可超过6%。其中,亚洲经济仍将呈高速发展之势, 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中,亚洲就占了7个。1995年增长率为8.7%,今年略降为7.9%,仍保持领先;拉美国家及时采取一系列措施, 有效缓解了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冲击波,经济逐步恢复正常,今年可望有所增长;中东和非洲因政局稳定、各国合作加强,增幅可超过4%; 原苏联东欧等转轨国家已走出长期萧条的低谷,渐露曙光。估计1995年俄罗斯经济负增长率为3%,今年预计增长2%。中东欧获益于调整政策见效和外资流入增加,今年仍可保持去年4%的增幅。
(二)全球通胀形势全面转好,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回稳。
目前,西方国家通胀之“虎”似已“入笼”,较稳定地控制在2.5%上下,为6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这种有利形势,增加了政府调控经济的回旋余地。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物价水平大幅回落,今年可分别下降到13%和25%,拉美和俄罗斯可望走出恶性通胀的泥沼。原因在于紧缩政策见效,总要素生产率提高,工资成本上升缓慢。通胀形势转好,为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主要国家下调利率。
控制通胀的成功,有助于稳定国际市场汇率、利率和商品的价格水平,特别是西方向发展中国家转嫁通胀的可能性减少,有利于后者进一步控制通胀和生产成本上升。另外,从诸如供求关系、商品行情、预期心理等通胀生成的国际环境看,也较有利。从国际商品行情看,1995年市场需求旺盛,某些产品价格涨势较大,今年,基本金属价格走势看涨,粮价继续坚挺。但因生产增加,市场竞争激烈,总体价格难有大幅攀升,如原油和非燃料产品价格会持平甚至有所回落。
(三)贸易与投资活跃,世界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
1995年,全球商品贸易规模在上一年突破4万亿美元大关后, 逼近4.5万亿美元,增长高达8%,约为世界产出增长率的3倍。 这可以说是近年来贸易高速增长的“惯性延续”,也是全球经济扩张的必然结果。从贸易结构上看,服务贸易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均达两位数,分别快于商品贸易和传统制成品出口的增长。高新技术产业,如计算机、电脑软件和金融服务等,是增长较快的行业。从地区情况看,区域内贸易大于区域间贸易,如亚太贸易的68%、欧盟的63%都是在地区内实现的。预计今年全球贸易仍会保持在7%左右, 稳健增长将持续到本世纪末。
1995年国际资本市场十分活跃,全球融资规模迅速扩张,融资方式仍以债券发行为主,但银行贷款所占比重上升。去年1—9月,全球融资总额达92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 %。 投资新兴市场的资金约为1700亿美元。在债券市场,全球特别是欧洲债券市场趋于活跃,1995年1—9月欧洲债券发行量为3430亿美元,高于上一年同期的3210亿美元。因经济迅速扩张,美国1995年企业并购金额已逾4500亿美元,超过1994年355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目前,美欧日通胀率低、利率低,加之全球外汇储备增加,将会刺激投资活动。由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经济增长加快,金融改革与开放深化,预计今年流入拉美的资金会恢复,流入转轨国家和非洲的投资会增加,国际大财团进入东亚的动向更明显。
(四)国际金融市场在动荡中调整,汇率变化趋于平缓。
股票市场方面,1995年12月5日与上年同期比, 主要股票指数上涨19%,特别是美国股市连创新纪录。今年西方股市仍有攀高余地,但受到市场的自发“纠偏”,下挫的风险增加;新兴市场方面,受墨西哥危机之累,信誉受损,然而降幅低于预料,恢复较快,今年将趋于活跃,其高风险性仍不可忽视;外汇市场方面,1995年上半年,美元兑马克和日元比价狂跌,其中对日元一度跌破1:80大关。以美元为主要外汇储备币种和日元债务较多的东亚国家,蒙受意外损失。受基本经济状况影响,去年下半年美元已回升至较为正常的水平。估计1996年西方货币汇率变化趋缓。一些外汇储备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正抓住时机,调整外汇币种,寻找合理的储备规模。银行业方面,日本、美国、法国等银行倒闭风潮迭起,英国巴林银行、日本大和银行遭重创,美国最大的50家银行中发生6起兼并案,预计今年还有不少银行及金融机构要么关门, 要么合并。
国际金融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投机猖獗和监管制度的疏漏:对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和操作监管不力;面对巨额的游资和日盛的外汇投机,西方中央银行尚未找到有效的干预手段。如在外汇市场,金融资产交易总存量剧增,日均交易额已达1.3万亿美元,比1992 年增长了45%,各国央行数十亿美元的干预量已无异于杯水车薪。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国家正加强金融监管、限制投机,寻求预警避险和紧急融资的协作机制,以保障金融健康发展。
二、世界经济显现出因应不测事件的较强能力
1995年,是世界经济大事频发、震荡不断的一年,又是它对不测事件冲击的承受力和适应力得到全面检验的一年:国际经贸领域中,欧美、亚美之间矛盾时有激化,但多以妥协告终;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多变,在涉险避危中尚可控制;墨西哥金融风暴来势凶猛,并未使全球经济遭受大面积冲击。世界经济之所以具备了较强的因应意外事件巨大冲击的能力,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推动经济发展的主流因素加强,其自我消化、协调与应付危机的力量也相应增强。这一明显增强的因应能力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和经营手段的改革,挖掘了制度创新推动发展的潜力。
各类不同国家或地区着眼于经济体制和经营手段创新,提高了本国商品和资本的竞争能力。发展中国家致力于体制改革、战略转型和金融接轨。不少国家明确制订了到下世纪前半期成为工业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新加坡已成为“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和印尼也计划分别于2010年和2000年成为工业化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发达国家则致力于调整经济结构,降低失业率,鼓励企业重组,完善经营管理和提高竞争能力,加快向以信息业为主的“服务经济”转型。政府大力削减预算赤字,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卸掉制约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这种上至宏观体制、下至经营方式的制度调整进程远未结束,还在向纵深方向发展,其能量正充分地释放出来,必将大大提升经济效率、推动市场繁荣。
(二)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模式,奠定了各国经济的长期和持续发展的基础。
由于产品价值含量中实物和劳动成份下降,因此,掌握竞争主动的关键是技术优势。近年来,美国经济竞争力重新得势,靠的就是技术投入和创新的效益, 企业高技术设备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由 1990年的6.8%升到1995年的8.5%,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超过2%, 均高于欧盟和日本。美国政府将科技作为国家经济安全政策的重要一环,大力增加科研投入,并把技术进步与推动出口、民间开发与政府科研、国内和国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西方发达国家还将科技进步的作用上升到理论和战略高度来认识,强调信息时代经济政策的重心要从重视“反经济周期”转向“维持长期增长”,而“新增长模式”的核心在于科技进步。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土地、劳动力、资源等要素优势渐渐丧失,靠大规模投入的高增长时代已近结束。由于发达国家对转让技术的限制更为严格,发展中国家“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收效欠佳,认识到根本出路还要靠自力更生。为此也在加大科研投入,建立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提高要素生产率,充分利用把大规模工业化和信息革命结合起来的可能和条件,实现“技术赶超”。韩国、新加坡等在“新科技立国”方面,已取得明显进展。
(三)以自由化为核心的贸易开放潮流,确保了世界市场容量进一步扩大。
国际经济正进入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收获期。表现一,在全球范围,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启动, 今年将召开首次部长级会议,审查乌拉圭回合协议执行情况,并酝酿开展新多边谈判。总的说,多边贸易框架得以确立并推行,国际协调与仲裁能力加强。表现二,在地区范围,主要区域组织内部都在深化扩大,自由化时间表均有所缩短,区域间加强了合纵连横,交叉融和。地区之间、洲际之间的合作加强,成为区域合作的新现象,如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与东盟、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之间,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由于全面性、开放性和无歧视性原则得到更多的认同,使多边组织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目标并行不悖,有利实现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表现三,在国别范围,各国均以某一集团为依托,参与全球竞争。越来越多的国家摒弃被动应付的“拖延战术”和“搭便车”的侥幸心理,积极顺应自由化潮流,开放国内市场。虽然保护主义并未绝迹,攻守策略尚被交替运用,但大多数国家都持积极向前看的态度,在总体上以开放迎挑战,在挑战中求发展。
(四)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目标的跨世纪战略,推动了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经济发展的自身动力解决以后,社会发展、贫富差距和环境等问题,已开始列入各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范畴,社会稳定被视作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发达国家正努力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失衡。发展中国家尤其关注分配问题,特别是在经济水平急速提高时贫富差距扩大危及社会和政治安定的问题。1995年3 月召开的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各方对此认识趋于客观,态度趋于积极。资源问题和环境保护等,也得到各国不同程度的认同,正成为经济技术和政策合作的重要内容。为数不少的国家在制订面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时,已充分考虑将上述内容包括在内,这对世界经济更健康、更持久的发展,十分有益。
三、利弊相伴的矛盾特性愈益突出
1995年,也是世界经济各种新旧矛盾暴露得比较充分的一年。诸多突发事件的影响虽基本上被消化,但引发动荡的根源依然存在。从全球经济的角度看,90年代后半期世界经济增长的大气候已定,近年来在具体领域如金融、贸易等方面发生的震荡,仍属于局部性的、暂时的,不足以使世界经济大走势逆转,然而,对具体国家而言,则很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由于新情况、新变数不断出现,在金融、贸易、市场、资源等领域,矛盾的复杂性凸显。从各国的外部经济环境看,这就意味着在获得外部有利机会的同时,也承担了相应的、甚至是更大的风险。即便是经济强国,也不能不花大力气去应付这一挑战,对经济力量尚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正确处理全球竞争、开放市场与维护自身权益、减少风险的关系,是关于经济安全的重要课题,更须高度重视。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世界经济的矛盾两重性:
第一,在金融领域:资本流动加速和信用的扩张,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投机和信用过分膨胀,又构成对世界经济的潜在威胁。金融开放后,既可获取较好的金融资源,也难避免资产和财富流失;衍生金融工具为企业提供了避险的手段,亦加大了投机性和不稳定性;金融市场力量的强大,削弱了政府传统宏观调控手段的成效,如依靠利率和公共开支来调控经济的作用,大不如从前。新金融工具的不断涌现,“钝化了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1〕如电子货币的出现, 会逐步削弱中央银行对货币的垄断发行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商品和金融市场扩大对外开放后,为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风险”。
第二,在贸易领域:多数国家接受了“双向开放”,促使别国减少贸易障碍,也需相应清除本国壁垒,即相互间尽可能对等开放市场。但各国在双向开放中所受的压力相差很大。发达国家市场开放度大一些,进一步开放的幅度有限,发展中国家较为封闭,加之前者坚持“对等原则”,迫使后者在短时期内一步到位,因而,发展中国家开放的任务仍很艰巨。
目前,贸易自由化已从侧重关税减让,进入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阶段。不仅国内市场要开放,而且国内政策领域,如竞争政策、投资规则,也被纳入“统一”范畴,国际政策与国内政策之间的联系更加直接,传递更加迅捷。国内产业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分化组合中的矛盾加剧,面对国际市场不断加强的规范化趋势,企业、国民和政府的承受力都需经受新考验。
第三,在资源领域:90年代中后期是世界经济发展繁荣期,各类资源消费增加,供求关系出现变化,各国资源配置时需充分考虑:在资本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争夺资本,西方国家也在大力吸引投资,如美国就是世界最大的引资国。由于各种优惠政策竞相攀比,引资成本上升;在技术上,发达国家对技术转让的态度仍未有实质变化,以中等先进技术换市场,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既丢失市场又得不到先进技术的困境;在资源上,虽然目前油价只相当于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的水平,粮食供应亦无匮乏之虞,但这些战略性资源预期需求量很大。与以前不同,经济起飞的东亚将成为资源消耗大户,而发达国家的处境则较有利,如在粮食供应上,占世界人口不到1/3的发达国家拥有一半的粮食资源和60%的储备。
第四,在经济关系领域:冷战后,各国争市场、争资本、争资源和争座次加剧,美欧日之间的矛盾有所发展,争夺新兴大市场的动作加大。西方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发展中大国之间的经济冲突时有发生,双方的力量正在消化。全球经济增长“东高西低”、“南快北慢”的格局,正在动摇世界力量天平。在世界总产值中,发展中国家占近1/3( 按购买力平价算为45%),据国外有关机构估计,到2004年将超过发达国家。〔2〕发展中国家市场份额扩大,吸纳了美、日、 欧盟近一半的出口。他们参与全球经济事务,制订“国际规则”的权力加大。尤其是发展中国和新兴工业国,已形成一股强力,冲击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为保现存优势,发达国家一是钻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平衡的空子,把一些国家拉进“富国俱乐部”,分化瓦解;二是抓紧时间,巩固地盘。如在新兴市场上攻城略地,在重要区域经济组织争当主角,在国际竞争中制订规则、仲裁“是非”,迫使它国接受它们的“规矩”,〔3〕干涉发展中国家主权。美国大搞经济强权政治,挟竞争力恢复之势,几乎在所有重要区域经济组织中争当主角,多次运用301条款,压韩国、 中国等让步,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坚持片面实施非歧视原则的顽固立场。
注释:
〔1〕英国《经济学家》,1995年10月7日。
《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2期。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前景》,1995年12月。
〔3〕英国《金融时报》,1995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