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后七子的内部纷争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纷争论文,七子论文,浅论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文学史上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由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们的倡导并促成的诗文复古运动。它从酝酿产生到衰微终结几乎与整个朱明王朝相始终，其左右文坛风气的辉煌时期亦达百年之久，这不仅在明代即使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都属绝无仅有。然而，对明代诗文复古运动的研究却尚存诸多薄弱环节，尤为突出的便是罕见论述后七子的篇什。
考察明代诗文复古运动的全部流程，可以发现它有三个较为明显的阶段：兴盛期、中衰期、中兴期。诗文复古派成员们在文风上多存在着一个大致相同的特点：尚争使气的“法西斯式作风”〔1〕。 如果说前七子内部李（梦阳）、何（景明）及李（梦阳）、徐（祯卿）等人之间的论战还属文学观念和具体诗文理论见解上的争鸣性质的话，那么后七子成员的诸多争吵就只能看作是内部倾轧的纷争了。前七子的内部论战直接导致了诗文复古运动的中衰，而后七子的内部纷争所造成的影响更大，它是使这一运动走向衰微的重要促成因素。
昨见帙中大可诧，古人绝交宁不罢？
谢榛既与为友朋，何事诗中显相骂？
乃知朱毂华裾子，鱼肉布衣无顾忌。
即令此辈悟谢榛，谢榛敢骂此辈未？
回思世事发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
这是徐渭看到李攀龙在《戏为绝谢茂秦书》之后所写的一首诗（《廿八日雪》），从中可以看出，李攀龙诸人虽已与谢榛绝交断盟，但仍不罢休，且仗势欺人，詈骂相加。徐渭是较早带着独特的个性色彩、作为文学革新运动的先驱、复古派的反对者出现于当时文坛的。徐渭反对复古的态度是极其鲜明的，他把复古派的“今之为诗者”斥之为“鸟之为人言”〔2〕，并且主张诗必“出于己之的自得”， 而不“徒窃于人之所尝言”〔3〕。徐渭“高伉狷洁，于人无所俯仰”〔4〕，对于“当时所谓骚盟主”，他“皆叱而奴之”〔5〕。就是这样一个人， 如果不是有足够的原因引起他的注意，他恐怕是不会轻易侧目于复古派内部纷争的，何况谢、李交恶前谢榛还是复古集团的领袖，也应在他“叱而奴之”之列，他怎么会为他打抱不平呢？这的确是后七子称盟文坛时一次较大的内部哄吵，在此之前，有排斥李先芳、吴维岳事件，此后也发生过指斥吴国伦之举。
李先芳、吴维岳在诗文复古集团内没有什么上佳表现，但他们对诗文复古运动的中兴，即后七子崛起文坛，却起到了一定的桥梁和铺垫作用。李先芳是王世贞与李攀龙得以相识和相交的中介人，把他逐出复古派的行列，可能对后七子的势力、实力无甚大减损。但是，作为风气首开，后七子的内部混战从此连绵不断，诗文得以正常发展的希望随之化为泡影。王世贞承认李先芳是他与李攀龙定交的媒体，他说：“……而是时有濮阳李先芳者，雅善余，然又善济南李攀龙也，因见攀龙于余，余二人相得甚欢。”〔6〕史料还有另外的相关记载：“嘉靖诗社， 先芳首倡，厥后王、李踵兴，遂摈斥先芳，不与七子之列，继以先芳愤激，乃收‘广五子’中。”〔7〕钱谦益对此有更为详尽的记录：“始伯承（李先芳字伯承）未第时，诗名籍甚齐鲁间，先于李于鳞（李攀龙字于鳞）。通籍后，结诗社于长安。元美（王世贞字元美）隶事大理，招延入社，元美实扳附焉。又为介元美于于鳞。嘉靖七子之社，伯承其若敖鼢冒也。厥后李、王之名已成，羽翼渐广，而伯承左官落薄，五子、七子之目皆不及伯承。伯承晚年每为愤盈，酒后耳热，少年用片语挑之，往往努目嚼齿，不欢而罢。邢子愿以台使按吴，访弇州而归，伯承与极论始末，语已目直上视，气勃勃颐颊间，拍案覆杯，酒汁沾湿，子愿逡巡不敢应。后为伯承志墓，亦略及之。”〔8〕如果不是王世贞、李攀龙诸人过河拆桥，严重伤害了李先芳的感情，他到晚年是不会如此愤激的，由此亦可略见王、李等人的霸道之烈、霸气之盛。
作为后七子的先驱和创始者之一，吴维岳与李先芳的命运极其相似，同样是后七子内部不息纷争的牺牲品。钱谦益说：“峻伯（吴维岳字峻伯）在郎署，与濮州李伯承、天台王新甫攻诗，皆有时名。峻伯尤为同社推重，谓得吴生片语，如照乘也。已而进元美于社，实第畜之，及李于鳞出，诗名笼盖一时，元美舍吴而归李。峻伯愕眙盛气，欲夺之不能胜，乃罢去，不复与七子、五子之列。元美后为广五子诗，追录伯承、峻伯，而二公皆讳言之，颇以牛后为耻。”〔9〕
谢榛继李先芳、吴维岳之后被逐出七子之列，是后七子诗文复古派法西斯作风最突出和最集中的表现。谢榛自己说：“嘉靖壬子春，予游都下，比部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考功宗子相诸君延入诗社。”〔10〕其中未提及李先芳、吴维岳，说明他们已被先行逐出。另外有史料作如下记载：“攀龙始官刑曹，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辈方倡诗社，攀龙往与焉。王世贞初释褐，先芳引入社，遂与攀龙定交。继宗臣、梁有誉入，是为五子。未几徐中行、吴国伦亦入，改称七子。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七才子之名播于天下。摈先芳、维岳不与，已而榛亦被摈，攀龙遂为之魁。”〔11〕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谢榛继李先芳、吴维岳被摈弃后，李攀龙成为后七子盟主。
李攀龙先是嚆矢谢榛，继而大加排击，这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李攀龙、王世贞之所以延揽身为布衣的谢榛入社并奉之为长，一是借重其名，二是以其理论主张为复古之圭臬。朱彝尊一语中的，他说：“（后）七子结社之初，李、王得名未盛，称诗选格，多取定于四溟。”〔12〕谢榛“早岁以诗鸣河朔间，赵康王修梁王故事，延为上客，当筵授简，人拟之汉之邹、枚云。公才负不羁，性耽游览，虽卜居于邺，中乎时游。大人成名，雅重节侠，海内人士一与定交，辄以肝胆相向。周人之急，即倾囊倒箧无所惜。”〔13〕而最使谢氏得以名声大噪的，是他以一介布衣，份脱广五子之一的卢楠于死狱。“浚县卢楠，能文使酒，忤邑令，诬以重狱。榛入京师，见贵人泣诉其冤状，曰：‘生有一卢楠不能救，乃从千古哀沅吊湘乎？’平湖陆光祖先得浚令，因榛言出楠……榛游道日广，秦、晋诸王争延致，大河南北皆称谢先生。”〔14〕尚未出人头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看重和倚重的显然就是谢榛的这种盛名。
后七子结社之初，李攀龙、王世贞均没有自己的一套诗文理论，多依靠谢榛较为系统的理论主张作为参照，并以之来稳住复古集团的阵脚。谢榛谈过自己诗文理论主张的具体内容，他是这样说的：“予客京师，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宗子相诸君招余结社赋诗。一日，因谈初唐、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为楷范，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予默然久之，曰：‘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夫万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驳而为纯，去浊而归清，使李、杜诸公复起，孰以予为可教也。’诸君笑而然之。是夕，梦李、杜二公登堂谓予曰：‘子老狂，而剧言如此。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之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子其勉之。’”〔15〕这段话较为集中、全面地体现了谢榛复古学古的主张，仍旧是要恢复盛唐格调。步骤十分明确，首先解决的是学什么：学“十四家”中“最佳者”；其次是怎样学：“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复次是学古应达到的终极目的：“十四家又添一家”。
关于学古门径，谢榛提出“提魂摄魄法”和“酿蜜法”。他对前者作出的解释是：“诗无神气，犹绘日月而无光彩。学李、杜者，勿执于句字之间，当率意熟读，久而得之。此提魂摄魄法也。”〔16〕不难看出，“夺神气”、“提魂摄魄法”与何景明所谓“领会神情”灵犀相通，同“神韵”实属一路。此根红线下连王世贞、王世懋、胡应麟，又历经文学革新运动，直接清代王士祯，王氏的神韵说中可见此一瓣心香。
谢榛认为前七子“摹临古帖”式的模汉魏范盛唐是“窘于法度，殆非正宗”〔17〕，他认为“作诗最忌蹈袭”〔18〕，因而也就反对“塑谪仙画少陵”式的学古方法。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酿蜜法”：“予以奇古为骨，和平为体，兼以初唐、盛唐诸家，合而为一，高其格调，充其气魄，则不失正宗焉。若蜜蜂历采百花，自成一种佳味，与芳香殊不相同，使人莫知所蕴。”〔19〕他又进一步作出阐释：“古人作诗，譬诸行长安大道，不由狭斜小径。以正为主，则通于四海，略无阻滞。……夫大道乃盛唐诸公之所由，予则曳踞蹑履，由乎中正，纵横于古人众迹之中。及乎成家，如蜂采百花为蜜，其味自别，使人莫之辨也。”〔20〕显而易见，谢榛此论也与何景明“临景结构、不仿形迹”的观点一脉承传。谢榛的这些理论主张，与前七子，抑或后七子中的多数成员所形成的复古思维定势相比较，应该说是颇具新意。但是，随着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诗文理论的出笼，他们之间便产生了诗文观的不谐调，这应视为谢、李交恶的一个根源性因素。认真分析便可发现，他们的主要分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李攀龙声称：“文自西京，诗至天宝而下，俱无足观。”〔21〕他编选30卷的《古今诗删》，始于古逸，终于明代，唐以后宋、元作品无一选入。王世贞随声附和：“齐梁纤调，李、杜变风，亦自可取。贞元而后，方可复瓿”〔22〕。谢榛却说：“《三百篇》直写性情，靡不高古，虽其逸诗，汉人尚不可及。今之学者，务去声律，以为高古，殊不知文随世变，而终非古也。”〔23〕他又说：“作古体不可兼律，非两倍其工，则气格不纯。今之作者，譬诸宫女，虽善学古妆，亦不免微有时态。”〔24〕两相比较，谢榛取法较宽，并且体现出某些积极的、发展的观点。第二，李攀龙认为：“于法不必有所增损，而能纵其夙授，神解于法之表，句得而为篇，篇得而为句，即所称古作者”〔25〕。这与前七子中人“摹临古帖”式的学古方法多有相似、相同之处。谢榛则旗帜鲜明地反对“摹拟”、“蹈袭”、“剽窃”、“塑谪仙而画少陵”，主张“寄兴莫与凡流同”〔26〕。谢不同于李处，还在于谢提倡：“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心，利剑不能折其刚。”〔27〕第三，李攀龙、王世贞尊崇盛唐，强调的是“格调”、“法式”，王世贞的观点带有概括性：“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言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28〕谢榛也标举“以盛唐为法”，但他更重视的是“贵于真”的“性情”，尤其是杜甫的诗，是主真情的。他批评“今之学子美者”，“处富有而言穷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无病曰病。此摹拟太甚，殊非性情之真。”〔29〕这种倾向在李、王诸人身上多有体现。由于理论上的分歧，再加上李攀龙声名日重，势位渐高，便不能容忍，听任一介布衣的挥斥，因此他说：“岂其使一眇君子肆于二三兄弟之上？必不然也！”〔30〕排斥李先芳、吴维岳出社，更助长了他盛气和霸气的膨胀，这种倾向发展到最后，就是逐除谢榛。根据《明史》、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鲁九皋《诗学源流考》等书的记载，李攀龙诸人与谢榛反目后，李曾“遗书绝交”，前面所引徐渭的《廿八日雪》诗显然系指此事。但查遍李攀龙及与之相关的人的诗文集，却找不到所谓的“绝交书”。后七子后期的执牛耳者吴国伦在其诗文集《甔甀洞稿》中有如下两条记载，值得重视其中透露的信息，其一：“……于鳞集尚未遍阅，无论诗文，其中书记，更多可删，幸足下裁之，毋使后人谓我二三兄弟复蹈李、何诸君故辄。”〔31〕其二：“……哭于鳞诗且就尚俟润色束寄。于鳞全集中，可删者似不止若所云。”〔32〕“绝交书”是否属于可删或被删之列？亦未可知。但这并不太重要，仅凭现有的资料看，这次纷争基本上是以李攀龙为首的众多复古派成员群起而攻谢。钱谦益说：“元美诸人咸右于鳞，交口排茂秦（谢榛字茂秦）。”〔33〕史载：“（后）七子交口诋诃（谢榛）。”〔34〕这显然已不再是文学上争鸣性质的论战，甚至与前七子的李、何论争大相迥异，完全可视为仗势欺人、盛气凌人的霸道行径。李攀龙的两首诗颇能说明问题，其一云：“谁惜虞公老去贫？平原食客一时新。怀中白璧如明月，何处还投按剑人？”〔35〕其二：“老去长裾满泪痕，秋风又曳向何门？可知十载龙阳恨，不道前鱼亦主恩。”〔36〕充满冷嘲热讽，极尽中伤谩骂，如果真有“绝交书”的话，其内容由此亦可想见。
排除李先芳、吴维岳，摈除谢榛之后，李攀龙、王世贞先后主文柄，复古集团内部也没像前七子那样爆发李、何之争后出现对立的两派，从表面上看，三人被逐出似乎没有对后七子形成多少不利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应该说这给整个明代诗文复古运动走向衰微埋下了伏石。李攀龙矢志复古，但无大的理论建树，加之50多岁就没于人世，所以他没能把复古运动推向一个高潮。王世贞继李攀龙之后主盟文坛40余年，但不论其人格，还是其理论主张，都明显是呈现出前后矛盾，所以他实际上也未能使复古运动走向辉煌。特别是王世贞的后半生，即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叶，“天崩地陷”〔37〕的时代已经迫近，朱明王朝的政治统治“纪纲颓坠，法度凌夷”〔38〕，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商品经济格局顽强地谋求自适和确立。王阳明心学多极发展，与时势相适应的左派王学异军突起，如火如荼。一方面，它生成于政治统治的懈怠、废弛和金钱拜物观念的膨胀；另一方面，它又形成巨大的反向作用，为人们特别是市民阶层提供观念上的漠视神圣、张大欲望、追求奢靡的合理基点，促成更大裂变的生成。文学艺术敏感及时地反映着这一切，通俗文学全面勃兴，“诲淫导欲”的民歌艳词已经越出其最初的对象——市井细民，以至于“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39〕尤其以左派王学理论为哲学基础的文学革新派，更是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以此时的社会现实可作如下描述：一切都处于异变的汪洋大海之中，这种变动呈现出的特征是无主流、无方向、不确定、不规范，旧的死而不僵，新的生而脆弱，笼罩这一切的是末世降临的沉沉黑暗，但又时而迸发出创世的点点星火。在这无序的紊乱中，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方式的序列大防被冲决、淹没，以此为依托的正统诗文复古派如孤舟一叶，楚歌四起，风雨飘摇，掌舵人王世贞，终于也不能自持、固守，于是生活上追求任达、放浪，写下了以妓鞋侑酒的长歌记述自己的风流韵事。他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反“宋无诗”的偏见，病重时还手把苏子瞻集不置（见《明史·王世贞传》），与他过去贬低苏轼的诗文大异其趣。凡此种种足以说明，诗文复古运动走向衰微以至终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李先芳、吴维岳、谢榛三人，特别是谢榛，在内部纷争中被逐出诗文复古阵营，是复古力量的一大损失，也是这一思潮应时顺势，于衰落之时求得重振复生机会的丧失。这也就成了后七子，乃至整个明代诗文复古运动走向衰微的原因之一。
注释：
〔1〕郭绍虞：《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
〔2〕《叶子肃诗序》。
〔3〕《叶子肃诗序》。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5〕袁宏道：《徐文长传》。
〔6〕《弇州山人四部稿·王氏金虎集序》。
〔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8〕《列朝诗集小传》。
〔9〕《列朝诗集小传》。
〔10〕《四溟诗话》。
〔11〕王鸿绪：《横云山人史稿》。
〔12〕《静志居诗话》。
〔13〕汪元范：《诸公爵里》据《梁国风雅》。
〔14〕《山东通志》。
〔15〕《四溟诗话》。
〔16〕《四溟诗话》。
〔17〕《四溟诗话》。
〔18〕《四溟诗话》。
〔19〕《四溟诗话》。
〔20〕《四溟诗话》。
〔21〕《明史·李攀龙传》。
〔22〕《艺苑危言》。
〔23〕《四溟诗话》。
〔24〕《四溟诗话》。
〔25〕《沧溟先生集》。
〔26〕《江南李秀才过弊庐因言及诗法赋此长歌用答来意》。
〔27〕《四溟诗话》。
〔28〕《徐汝思诗集序》。
〔29〕《四溟诗话》。
〔30〕《静志居诗话》。
〔31〕吴国伦：《报元美》。
〔32〕吴国伦：《复子与书》。
〔33〕《列朝诗集小传》。
〔3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35〕《沧溟先生集》。
〔36〕《沧溟先生集》。
〔37〕《高子遗书》。
〔38〕《张文忠公全集》。
〔3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