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著质与量的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著论文,古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成为近几年来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各种 研讨会、笔谈、演讲，往往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笔者认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要 实现重大突破，必须妥善处理好制约它自身发展的一系列关系。如：历史还原与原创的关系 、各学科的分工与整合的关系等，其中古代文学论著质与量的关系，尤其应该引起关注。
从总体上看，近二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繁荣的，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各种学术论著相 继推出，铺天盖地而来，简直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瞭乱。尤其是那些多卷本的学术专著和 系列学术丛书，在规模和容量上更是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一方面是学术论著的奔涌 而来，另一方面则是接连不断为之喝彩的书评、文评，数不清的论著都得到良好的评价。作 为论著的撰写者也往往自恃甚高，真是“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每 当 我到书店浏览，站在琳琅满目的书架面前，有几分自惭形秽，又有几分困惑和不解。由于论 著总量的庞大，使得单本著作、单篇论文显得微不足道，正如扬雄在《解嘲》一文中所形容 的那样，“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岛，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扬雄讲的是 汉代仕途的拥挤状态，用这段话来比喻时下的学术论著泛滥情况，也是完全恰当的。古代文 学研究论著急剧膨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使人亦喜亦忧，本文主要是从忧的方面进行透视 ，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对学术论著质和量关系的重视。
近些年来古代文学研究论著的总量确实增加了许多，那么，实际水平如何呢？用一句常说的 话来概括，那就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而不像多数评论者所赞扬的那样价值连城，字字珠 玑。从总的概率看，高品位的传世之作、不刊之论不多，一种论著出版后，那种抢购一空、 洛阳纸贵的现象早已见不到。相反，过不了多长时间，许多论著就无人问津，甚至作为 学术垃圾被淘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从学术论著本身来看，一方面，由于总量庞大 ，数 目繁多，往往出现鱼目混珠的现象，不少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论著被淹没在书籍和论文的汪洋 大海中，很难被人发现；另一方面，由于片面追求论著的数量成为学术界的时尚，那就很难 保证精神产品的质量，必然导致惨淡经营、精雕细刻之作减少。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学术论 著质和量的关系，势必出现恶性循环，造成各方面极大的浪费，古代文学研究很难实现大的 突破。
任何一种学术精品的推出，都是以深入细致的研究为基础，要做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没 有充分的前期准备，要实现学术上的突破只能是一句空话。有一段时间，古代文学研究界过 分强调宏观研究的重要性，片面追求广和博，甚至大学本科的中国文学史教学也要求教师能 够打通各段，从先秦一直讲授到近代。对比之下，专书、单个作家的研究则受到削弱，选修 课缺少应有的深度。在这种情况下，所推出的学术论著也就以大陆货居多，有真知灼见者甚 少。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师和研究者来说，术业有专工是正常 现象，只有通过专门化的研究，才能真正实现学术上的超越和创新。对大学本科生实行通才 教育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这并不意味要取消教师的学术专长，把教师也都变成 通才。实际上只有具备学术专长的教师，才能真正培养出合格的通才。有些中国古代文学研 究者虽然不是在高校任教，但是，由于一段时间过分强调研究领域的宽广，在专门研究方面 也或多或少受到影响。综观近些年出版的古代文学论著，大而空者占相当一部分，而专门化 、有深度的力作则明显不足。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一方面，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各学科内部及各学科之间 的整合也日益加强，古代文学研究也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最终要实现对 于 探索对象的宏观把握，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又必须从微观入手，从具体的问题开始自己 的研究。无论是进行纯文学的探讨，还是实行跨学科的对照比较，都必须坚持大处着眼、小 处入手的原则。如果能够调整视角，更新思维，巧妙地选择切入点，从具体的作家、作品或 某一方面问题开始进行深入的探索，从微观走向中观，从中观走向宏观，再从宏观返视中观 、微观，那么，所推出的论著就能经得起检验，就会有充实的内容和创造性的发现，而不会 出现大而无当，空疏浮泛的弊病。从具体问题入手进行深入开掘是一个极其艰苦的过程，这 样做会推出富有创见的成果，但运作周期也相对漫长、所投入的时间精力也是很多的。如果 多数古代文学研究者能够做到这样，那么，古代文学论著急剧膨胀的趋势自然就会减缓，而 学术精品的数量则会不断增加，学术论著的总体水平将稳步提高。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要在二十一世纪在多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它的研究者必须树立起一个正 确的理念，即由对论著数量的片面追求，转到对论著学术品位、学术水平的关注。不求多而 求精，树立起精品意识、乃至经典意识。数量崇拜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倾向，这是从学术萧 条走向学术繁荣必然出现的现象，是无法超越的一个发展阶段。但是，如果学术论著不能实 现从量的增加到质的提高的转变，那么，学术的繁荣就会变得虚假，并且难以持久，古代文 学这个精神生产领域就只能处于粗放状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文艺界曾对所谓的“一 本 书主义”大张旗鼓地展开批判，把它作为丁玲的重要罪名之一。不管这个口号是否由丁玲明 确提出，我认为在当今中国古代文学界倒是有加以借鉴和提倡的必要。从古今中外的学术界 来看，单独个人穷其毕生精力，能有一、二部传世之作，或是有几篇不刊之论也就难能可贵 了。许多学术大师之所以在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主要并不是他们著作等身，而在于他们 对前人的超越，在于他们的发明创造。在当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动辄以“著作等身” 之语称赞对方，几乎已经成为套话，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也未必符合实际。我们不能要求 古代文学研究的每部著作都是经典，每篇论文都掷地作金玉之声，但是，起码每部书、每篇 论文都要有创见、有新意，这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并不是苛求于人。如果论著出版 刊行之后，连作者自己都不想翻阅、无颜面对，或者未过多久便自悔少作，那么，这样的产 品还不如不推出。如何看待精神产品数量的多与寡，古人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正反两方面的 例子。司马相如、枚皋是西汉武帝时两位著名的辞赋家，《汉书》卷五十一对他们有如下记 载：“（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 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凡可读者百二十篇， 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司马相如和枚皋作赋，一个以质取胜，一个以量擅长，据 《汉书·艺术志》记载，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枚皋赋百二十篇，数量上相差悬殊。那么， 他们是 如何进行辞赋创作的呢？司马相如作赋精益求精，甚至呕心沥血，据《西京杂记》卷二记载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 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司马相如是位风流倜傥的西蜀才子，创作《子虚上林赋 》时恰值风华正茂的年龄，是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尽管如此，他还是冥思苦想，废寝忘 食，历尽艰难才最终完成。枚皋则不同，“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则成，故所 赋者多。”枚皋作赋几乎是不假思索，下笔成文，这就难免粗制滥造、敷衍了事。司马相如 赋少而枚皋赋多，但是，提起文学史上的辞赋作家，许多人了解司马相如，而根本不知道枚 皋。司马相如的主要辞赋都流传下来了，枚皋的辞赋至今却荡然无存。大浪淘沙，历史对待 这两位人物还是公正的。钟嵘《诗品》在评论谢灵运的诗歌时称它“颇以繁富为累”，并且 具体分析了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 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 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谢灵运才思敏捷，又感慨良多，因此，他的诗歌创作速度快， 缺少剪裁。他的诗有名言警句，但又显得枝蔓过多。如果他能写得慢一些，仔细推敲，那么 ，他的诗就会多一些挺拔的青松，少一些丛生的灌木；多一些无瑕的白玉，少一些灰尘泥沙 。过分追求诗歌创作的高速度，成为谢灵运作品瑕疵的重要来源。在中国文学史上，宋代的 杨万里，清代的乾隆皇帝，他们所写的诗都超过万首，但是，真正在文学史上大放光彩的不 是他们，而是只有几百首、甚至只有几首诗歌流传下来的李白、杜甫、王之涣等人。由此可 见，能否永垂不朽，不是由作品数量决定的，而在于作品所具有的水平，所达到的高度。
中国古代文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的三不朽，对于绝大多数文人来说，最终还是落 实到立言上，因为立德、立功需要机遇，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古人把立言看作实现人生 价值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在著书立说时精益求精的态度、垂范后世的追求，为后人树立 了榜样。《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 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 削 ，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孔子编写《春秋》的目的是崇高的，为的是扬名后世，实现人生 的不朽。他的写作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是把自己的生命倾注在这部著作中。司马迁撰写 《史记》前后经历十余年，是饱含血泪完成这部历史著作，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藏之 名山，传之其人”。无论《春秋》还是《史记》，两部书作者的宿愿都实现了，他们的人生 因此而不朽。时下是一个缺少理想、缺少英雄主义精神的散文时代，因此，即使是和传统文 化打交道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也往往缺少古代贤哲那种崇高的追求，对学术论著缺少应有的 严肃态度，致使粗制滥造之作颇盛，精品不多。对于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学术是他 们真正的人生寄托，学术论著是他们为自己营造的精神家园，如果连这种寄托都没有，连本 来属于自己的家园都守护不好，那就是学人的悲哀。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相对于一般的社会科学来说，具有更明显的纯学术性质。它的运作虽然 不是与现实功利完全绝缘，但研究者可以处于比较超脱的状态，较少受名缰利索的束缚。只 有在这种状态下进行研究，从事著述，才有可能推出学术精品，而不去附和在论著方面多多 益善的风尚。近年来，南京大学等一批高校提倡要营造学院气，很大程度上出于净化学术环 境、保持学术尊严的考虑。学术精品、经典著作大多是从纯净、淡泊的心境流出，而急功近 利、趋时媚俗只能导致低质精神产品的泛滥。
古代文学论著所出现的量的膨胀和质的下降，有学术界自身的原因，也有非学术因素所起 的作用。课题申报、奖项评定、职称晋升等一系列政策的导向，客观上有这方面的负效应。
目前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一样，有许多横向和纵向课题。这些课题的设 定，其初衷是要推出一批学术精品，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供经费资助，是出自良好的愿望 。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有时却事与愿违。不可否认，这些基金曾经促成一批学术精品 问世，功不可没；同时，也毋庸讳言，它在某些时候也导致学术论著总量的膨胀和品位的下 降。按照现行各类社科基金的管理办法进行运作，每个项目要有主持人，有课题组成员，单 独个人申报的项目很难获得通过。尤其是重大项目，必须有足够数量的课题组成员作为基本 保障，否则，根本无望中标。从本质上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以单独个体劳动为主，而不 适于集体攻关，这和工程项目的运作方式存在根本的不同。用管理工程项目的办法来组织古 代文学课题的运作，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古代文学研究是以个体操作为主，它的这种特点并 不会因为时代的推移而改变。古代不必赘述，就拿近一百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状况来说，那 些真正的学术精品、经典论著，绝大多数都是由单个学者独立完成，以集体合作方式推出的 极少。目前的项目运作往往采取集体攻关的方式，参与课题研究的成员，学术水平有高下之 别，治学路数不尽相同，再加上为结项时间所迫，以及课题组内部的不协调等种种因素的制 约，这种合作很容易流于形式。许多人怀着完成任务的心理应付了事，所推出的论著也就七 拼八凑，难以保证质量。按照社科项目的普遍规定，申报课题要有前期成果作基础，运作期 间要有阶段性的中期成果问世，结项时要对最终成果进行鉴定。表面上看，这种以课题组为 单位、集体攻关的方式确实大大地促进了论著数量的增长，缩短了论著的运作周期，但在很 大程度上是以质的降低为代价，也是造成古代文学论著数量膨胀的原因之一。
目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职称评定普遍采用量化管理的办法，对于申报晋升职称人员的 科研成果有量的规定，只有达到一定总量才具备申报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导致申请评 职人员片面追求论著的数量，很难顾及学术水平的提高。凭着数量有限的高水平论著而得以 顺利晋升职称者固然不乏其人，但为数不多，在总的晋职人数中所占比例很少。从总的情况 来看，仍然是以论著的数量作为职称评定的主要标准，因为这种尺度容易掌握，操作起来也 很方便。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得到迅速的发展，博士、硕士研究生数量成倍增长。与此 相应，由研究生撰写的古代文学论著也日益增多，有的还富有创见，达到较高水平。这本来 是令人可喜的现象，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以便使更多的学术新人迅速脱颖而出。但是，许 多高等院校所作出的规定使人由喜转忧，不得不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许多高校规定，硕士 研究生必须有论文公开发表方可答辩，对博士研究生的要求更高，所发的论文刊物级别要高 ，论文还要达到一定数量。全国在读博士生好几万人，硕士生十几万人，如果都按上面所说 的规定执行，那么，即使全国所有学术期刊的版面全部提供给研究生，还是远远满足不了需 要。所幸不是所有培养研究生的单位都作出相应规定，否则，不知道各学术期刊稿件会拥挤 到什么程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尽管如此，研究生必须刊发论文方能答辩的规定，已经产 生明显的负面效应，其中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导致学术论著、尤其是论文数量的急剧膨胀，而 论 文水平则普遍降低。对于有些研究生来说，在读期间还不具备独立撰写高水平论文的能力， 公开发表论文存在很大困难。可是，不发表论文又没有答辩资格，不能按期毕业，更得不到 学位。怎么办呢？万般无奈，走投无路，只好疏通关系，八方请托；或是七拼八凑，花样翻 新，以期侥幸采纳。研究生撰写学术论著，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如果用行政手 段作出脱离实际的硬性规定，那就必然刺激学术论著数量激增、水平下降，并且对研究生及 其导师都造成沉重的压力和难以解脱的负担，无益于人才的培养和学术水平的提高。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一门人文科学，对它的管理必须符合人文科学的规律。如果套用自然 科学，乃至于工程项目的管理模式，必然会出现许多弊端。人文科学的有些因素可以量化， 有的则无法量化；有的研究可以采取集体攻关的方式，有的则只能由单独个人承担。对于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管理，必须体现人文关怀，而不能受工具理性的支配。如何在课题立 项、职称评定、科研奖励、研究生培养等诸多方面改善管理办法，提高管理水平，是减少古 代文学论著的文化垃圾，多出学术精品的至关重要环节。
中国古代文学论著的数量膨胀、质量下降，还和出版界的商业趋动有密切关系。出版社在 市场竞争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首先必须使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有 销路，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在十年以前，许多出版社就开始大部 头的古代文学研究丛书的运作，这类丛书少则十部八部为一套，多则达到几十部为一套。几 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字的古代文学研究丛书已经屡见不鲜。这类丛书文字量大，撰写周期却 很短，时间非常紧迫，为的是抢先占领市场，取得竞争的主动权。这类大型系列丛书的相继 问世，使古代文学论著的数量迅速增加，规模明显扩大，但是，要在这类著作中找出学术精 品却是相当困难。因为这类丛书通常都是印制精美，装帧考究、有典雅的外包装，所以，更 多的是作为礼品馈赠，很大程度上成为摆设品，对学术的发展没有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学 术论著、尤其是古代文学论著的经济效益，是困扰出版社的难题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寄希望于大部头的学术丛书。事实上，尽管早期的一些大部头丛书曾给出版社带来可 观的经济效益，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并没有持续多久，近年来经常可以见到这种现象，越 是大部头的学术丛书，积压得越重，以至于影响资金周转，甚至积重难返。相反，如果能在 高质量学术著作的出版、发行方面广开门路，倒是大有可为的。民国期间许多重要的学术著 作虽然 多次重印仍然供不应求，就是很好的例证。现有许多有价值的古代文学著作只印千册，有 的甚至只有几百册，而真正想购买这类书的却大有人在、苦于购求无门。出版总量的控 制和学术精品出版、发行力度的强化，不仅有利于遏制古代文学论著数量的膨胀和水平的下 降，而且也会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
要处理好古代文学论著质与量的关系，还要有正确的舆论导向，建立起严格的学术规范。 对于已经问世的论著，不能只是廉价地称赞，而是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评论，否则，只能起到 为低质论著的泛滥推波助澜的作用，无益于学术的进步。近年来，已经出现可喜的苗头，像 《读书》、《中国图书评论》等权威刊物，不时可以见到对粗制滥造之作指名道姓的批评， 对于矫正以往的浮夸风气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不少刊物、出版社实行的匿名审稿制度，也 有助于从源头上对学术论著进行清理、取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劣质品的问世，为推出 学术精品创造有利的条件。
学术论著总量膨胀和水平降低是当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古代文学领域还不是最突出 的。不过，作为古代文学这样传统的学科都把推出学术论著当作轻而易举之事，可以只求数 量而不管水平、价值如何，那整个学术界的前景就更令人担忧了。目前，古代文学论著数量 膨胀而水平下降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扭转，并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古代文学研究不能总是处 于粗放状态，我们必须调整思路，认真思考对策，以便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上良性发 展的道路，通过研究水平的提高开创出新局面。
一方面是古代文学论著泛滥，另一方面许多人又面临着学术著作出版难的困扰，本文主要 探讨前一方面的问题，并不否认后者的存在，而最终目的则是要妥善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 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学术论著的运作周期较之以往大大缩短， 再加上研究队伍的壮大，学术论著总量的不断增加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笔者并不反对以现 代人的效率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只是提醒学界同仁更关注论著的质量、品位和学术价值。我 希望多数学术著作都能在书架上立得坚牢，不过那不是由于它砖头般厚重，而是因为它的含 金量高；我希望多数学术期刊都能放射出耀眼的光彩，不过那不仅仅是因为印刷的精美和装 帧的考究，而是因为它所刊载的论文有真知灼见，有智慧的火花放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