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和应对政治危机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危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史显示，从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样一个时期是多事之秋，恰好进入“非稳定状态”的危机频发期。在中国已经有学者发出警告：“理论和实践证明，收入分配扩大导致经济增长成果向少数人集中，而大多数人的相对收入水平不增反降，其结果是社会储蓄规模和投资规模扩大，生产能力过剩和有消费能力的社会消费严重不足。若不及时解决就有可能诱发经济危机，乃至政治危机。”① 因此，对于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能否及时、有效、平稳地防范和处理各种类型的危机事件（包括政治危机），已经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考验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行政水平的重大课题。
一、危机与政治危机的内涵
应对危机，就必须了解危机。判断危机是应对危机的前提。那么什么是危机呢？罗森塔尔（Rosenthal）等人将危机界定为：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性和不确定性很强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② 巴顿（Barton）认为危机是一个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事件。③ 赫尔曼（Hermann）则将危机定义为某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中，其决策主体的根本目标受到威胁，且做出决策的反应时间很有限，其发生也出乎决策主体的意料之外。④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薛澜教授把危机界定为一种决策情势，在此情境中，作为决策者的组织（核心单元为政府）所认定的社会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面临严重威胁，突发紧急事件以及不确定前景造成了高度的紧张和压力，为使组织在危机中得以生存，并将危机所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限度，决策者必须在相当有限的时间约束下做出关键性决策和具体的危机应对措施。无论学者如何解释危机，都不难看出危机所具有的以下几个特性：一是发生的突然性，二是性质的负面性，三是后果的严重性，四是前景的不明性，五是应对的快速性。
由于对危机的认识不同，划分危机的方法和标准不同，由此而产生的危机的种类也不同。如斯塔林斯按照情境中主体的态度将危机划分为一致性危机和冲突性危机；⑤ 罗森塔尔还按照危机发生和终结的速度把危机分为四类：龙卷风型危机、腹泻型危机、长投影型危机、文火型危机；根据危机发生的覆盖范围可以将危机划分为全面危机和局部危机；根据危机发生的层面大小将危机划分为宏观危机和微观危机；根据国别划分为国内危机和国际危机；根据危机的显现状况划分为显性危机和隐性危机；根据危机的程度划分为一般危机和重大危机；等等。若是根据引起危机（灾害）事件的性质来看，危机大致分为自然性灾害事件、卫生性灾害事件、社会性灾害事件、政治性灾害事件等四大基本类型。
党和政府对各类危机必须加以高度重视，注意防范和应对，特别是要注意防范和应对政治危机，包括那些直接的、明显的、当前的政治危机，也包括那些间接的、潜在的、未来的政治危机。政治危机是指那些发生在政治组织内部或受外部灾难影响而突发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公共秩序的、影响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关键性决策和进行紧急回应的突发性事件（events）或情境（situation）。政治性危机事件一般涉及政体、国体以及政府或政党合法性面临严重挑战和瓦解，国家主权受到威胁和伤害。政治性危机事件主要包括战争、革命、政变、武装冲突、大规模的政治变革、政府重要政策的变迁、大规模恐怖主义活动、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以及其他政治骚乱等。
二、政治危机的根源和成因
防范或消解政治危机的关键在于必须深刻认识政治危机的根源和成因。虽然政治危机都是具体的，往往具有突发性，但除了一些特殊危机具有不可预测性之外，事实上许多政治危机发生之前都是有征兆的，相当多的政治危机也并非无迹可寻的。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持续过程中，政治系统更是处在危机的大量潜伏、诱发与暴露期。
政治危机也绝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危机受多种因素影响，它们或单向作用，或交错交织，也可能此消彼长；政治危机的发展通常不是单因单果的对偶，还有单因多果、多因单果的非对偶，更有多因的集合和多果的集合。因此，分析政治危机的成因和特点必须要有系统的观点和广阔的视野。
1.政治危机是现代风险社会的普遍反映。“危机”与“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同义语，尽管“风险”本身并不是“危机”，但正是风险的普遍存在构成了危机酝酿和爆发的前提。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我们所赖以生活、工作的环境和经济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敏感和脆弱，一个很小的冲击都可能引发系统的紊乱和破坏。现代化孕育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动乱。现代社会随着分工的精细化，导致组织复杂性越来越高，组织的运作状态往往由众多变量协同决定，所有变量都以一种复杂但并非随机的方式同时关联，任何部分变量的重新组合或改变都可能影响到组织的原有平衡。且不说重大疫情、地震、火灾等严重的灾难给政府带来冲击，仅就政府日常的活动及其承担部门和工作人员来说，就存在着大量的“病态”或“危态”，各种不安全因素无孔不入，任何一个微小的失措都可能成为进一步引发政治危机的导火线。政治危机本身是现代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反映。以此视之，政治危机的发生有一定的客观性，人为因素不是全部因素，但可能会加速或激化危机的产生。
2.政治危机往往是社会危机的波及与延续。理论与现实告诉我们，政治危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社会危机在空间上的延续。从政治与社会大系统的关联性来看，产生政治危机的可能性也与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有关。危机的发生表明了一个社会的安全体系和政府危机管理理念的不成熟建构。中国广土众民，经济文化滞后而又发展不均衡，传统、现代二元化结构因素并存激荡，使中国社会充满了变数与无序。从转型时期政治所紧密相连的社会土壤来看，社会生态的普遍恶化是向现代化转型历程中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人与周围环境失却了和谐态，以至出现了人与自然的分裂、人与社会关系的变态、文化价值观念的倒错、人自身人格的分裂等。而同期的政府管理体系，正处在机构调整与功能转换过程中，抛弃计划体制下的人治模式而法治模式当下尚未成熟。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指出，有效的公共行政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最为“稀缺”的资源，这种稀缺性既来自于现有的政治结构对行政能力的制约，也来自于行政管理人才的缺乏和素质不高对政府能力的影响。⑥ 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公共管理能力的脆弱。危机的社会诱因多样而复杂，环境生态因素、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国际交流影响因素等等，同样深刻影响并改变着政治体系。尤其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给政府管理决策带来了难度。其实，我们正处于社会危机多发的时期，政府一旦对社会政治事件应对有误，更易与外界因素产生互动并受到公众的关注。这种公共性使得事件处理一旦发生问题，便容易被无限放大并演绎成危机。
3.政治危机是自身系统改革发展的双重产物。一方面，从政府自身体系结构看，政府系统在通过改革求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衍生着新问题、新危机。在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大潮中，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通过不断的调整与改革，解决旧有体制的矛盾状况与不适应方面，这对政治发展尤为重要，但由此带来的多重影响更不可小视。政府改革意味着对系统结构原有平衡的打破与重建。其一，政府“自成一统”的封闭在改革中被打破，政府所面对的公众更加多样。政府逐步打破壁垒，与外部社会公众的联系日益加强，并要在这种多重交往关系中重建系统的平衡。社会团体在众多方面对政府施加着影响，政府也越来越多地与社会联系合作，并更加注意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其二，政府改革使得政府内部关系更加复杂。随着政府内部改革的不断深入，机构精简浪潮汹涌，竞争加剧，人才流动政策宽松，政府工作职位资源有限等使得政府内部各种关系更加复杂多样。内部的竞争使公务员承受了比以往更大的压力、担负着更多的责任，同时出现矛盾、问题、纠纷的概率提高了。另一方面，政府改革意味着对内部群体行为秩序的调整与重塑。改革所影响的不仅仅是政府体系宏观结构，还会影响在政府中活动的主体——公务员在相互交往中表现出来的社会行为。在政府组织中，不同的部门有它们各自的特点、作用和分界线，这些部门尽管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彼此间的依存关系不但很少而且很弱。政府改革身处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改革变更了政府内部原有的利益结构和职能结构，包括领导管理层、普通公务员在内的行为主体的行为规则正发生着变化。我国政府改革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在规章制度固定化之前，政府内部始终处于不断调适阶段，抛弃既有规则面对新规则仍感到无所适从，新旧规则的冲撞交错中容易引发危机。
4.政治危机是政府危机管理相对滞后的积患。危机管理的欠缺导致了危机有机会显现。危机是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事件，但是这些事件并不是不可认识或难以预料的，这正是提出危机管理的必要与可行之所在。危机管理就是个人或组织为了预防危机事件的发生，减轻危机事件发生所造成的损害，尽早从危机中恢复过来，或者为了某种目的在有控制的情况下让危机事件发生，针对可能发生的危机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在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随着诸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增加，科学有效的危机管理应成为现代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换言之，政治危机的发生需要启动危机管理，而恰恰又是危机管理的不足导致危机的发生。那么何以导致危机管理的不足呢？原因大致有三：①理念上缺乏危机管理意识。危机意识是人们依据特定的社会文化感知和定义来建构的，对危机的认识结合了政治、伦理、演绎、媒体、科技文化以及人们的特别感知。缺乏全面的危机意识和风险意识在包括政府在内的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国政府官员危机意识淡漠，致使危机常常在我们眼皮底下冒出来，面对“突然”生长出来的危机手足无措。忽视危机的存在便有被其袭扰的隐患，健全危机意识才能发现进而抓住将危机转化为动力的机遇。②制度上缺乏危机管理安排。在企业管理中，往往成立一支制度化的危机管理团队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机。政府作为一个专门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机构，有其独特的组织管理体系。某些国外政府往往有紧急情况部之类的机构设置和制度。我国政府管理制度安排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防患于未然的思想，但距危机管理制度化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一是有制度无法全面落实。比如各种监管制度、沟通制度及群众性组织设置等，实际上孤立于政府管理决策体制之外，无法参与和影响到政府的管理决策，因而就无法将各种危机信号输入到决策者的关注中。二是确有制度空白。政府在单位体制下形成了政党组织与科层制同时并行的运作机制，由于科层制的功能实现是在特定的政治与文化系统中进行的，同时这种制度资源在中国基层社会中一直非常稀薄，因而政党在单位内部往往占据主导地位。⑦ 党往往凭借组织优势越过制度进行政治动员。从我国政治危机应对看，计划经济时代的全民动员体制发挥了相当作用。往往在事件发生后，成立各种临时指挥小组、工作组，结合宣传鼓动等思想政治工作以应急。动员有助于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因而在短时期内可以达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动员是靠民众的被动行为而非完全自主，因而很难长期维系。现代危机应对其实并不拒绝动员体系发挥作用，但最根本的还是以一套稳定的制度为基础再辅以动员。③技术上缺乏危机管理准备。管理活动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有人认为管理活动可分为程序性活动与非程序性活动两大类，所谓程序性活动就是那些有章可循从而实现预期目标的管理活动，把握科学的规律很重要；非程序性活动是指无章可循需要边探索边运作的管理活动，这就需要管理者自行选择设计管理模式，不断发挥自身的艺术性。不断提高管理的科学化和艺术化水平是时代的要求。在国外，学者们对政治危机及应对策略的研究很多，发行政治危机反应的指南和指导手册，并办有政治危机反应网站。但在当今迅速变化的社会中，我国政府长期依赖经验式的管理而缺乏科学的管理，对新的需求反应迟钝，表现出一种内在的惰性。政府管理活动中出现事故和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不一定蔓延成危机，而面对问题处理方法的不科学、不合理，却有可能激化矛盾引起连锁反应。尤其是传统应对危机活动习惯于堵防捂的做法，今天的信息化环境和民主公开性的要求使得这种经验只会带来负面效应，引起公众更多不满和抗议，使危机事态扩大化。广大公职人员缺乏危机管理的教育与培训，对危机事件的反应与应对基本上没有纳入科学管理的轨道。如何防范危机的发生，如何处理已经发生的危机，是每一个政府管理者特别是政治领导者应当认真思考和必须掌握的一种理论和技术。
总之，引发危机的因素复杂而多样，党和政府在自身发展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潜在的问题，将危机管理纳入到各级党和政府领导和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中来，增强党和政府管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预警性，确保党和政府使命的完成，维护党和政府的社会形象与声誉。
三、应对政治危机的策略性建议
1.坚持以人为本，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各项工作，从源头上防止危机的发生
（1）党和政府必须加强宏观思考和战略研究，重视发展的总体规划。目前，社会对党和政府的期望不断增长。面对新形势，党和政府必须深入思考和处理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深入思考我国的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战略与行动策略，科学制定新的建设发展规划，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发展规划、人才队伍建设规划以及政府设施建设规划。新战略和新规划的制定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国际的视野，考虑到社会的长远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新战略和新规划的制定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各级政府的客观实际，从全局考虑国家或地方政府系统的整体优化，注意开发利用自己特有的资源优势。新战略和新规划的制定必须对国家全面的建设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既要有鼓舞人心的发展目标，还要有实现目标的具体行动措施。党和政府要注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与发展规划的思考与制定过程，使制定规划的过程真正成为统一思想、鼓舞士气和凝聚人心的过程，使发展目标成为全体公民的共同愿景。
（2）党和政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注意提高质量。实践证明，发展是硬道理，加快发展是解决一切困难和矛盾的根本出路。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政府要更加重视质量、效率的提高，在注意重点建设的同时促进全面发展和整体优化。在考虑整体继续大发展的背景下，各级党和政府在思考发展问题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审时度势，对各自发展目标进行准确定位，根据自身发展的环境和潜在优势，寻求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要确定建设发展重点，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做到异军突起，出奇制胜。要注重特色的形成，以个性化的发展创优势，通过特色去创一流。要富有创新精神，重视资源的整合与集成，集中有限的资源保证重点建设，并进一步拓宽发展的渠道。
（3）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改革涉及的具体内容很多，但根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所有改革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更充分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中共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强调要坚持人民的利益第一位，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出发点。这个建议极其重要，应该得到切实贯彻和执行。
（4）必须加强和规范党和政府内部的管理。目前，党和政府的内部管理比较薄弱，要把党和政府质量和效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就必须进一步加强管理，进一步规范管理。可以说，一个党和政府没有严格的管理，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党风政风，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不可能创造高水平的政绩。国家综合实力不仅体现在经济规模水平方面，更重要的是人的凝聚力。人才队伍建设是发展的关键。应加强人事制度改革，完善用人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公务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人才队伍建设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工作特别是政府内部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要进一步改革体制、激活机制，彻底消除各种束缚人才队伍建设发展的不利因素，特别是分配制度和晋升制度；要营造氛围、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要积极而又规范地招贤纳士；要重视科学评估，确保公务员工作水平的稳定提高。
2.树立危机意识，加强对政治危机的预警和预防
（1）进行危机意识教育。对于党和政府来说，要把有效预防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提高到事关党和政府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在我国经济取得令世人瞩目增长的今天，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的危机往往容易丧失警惕，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进行危机教育可以让党和政府有关人员认识到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当前环境复杂多变的今天，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危机，这些危机是威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罪魁祸首。遵守每一个细小的规章制度都有助于预防一些很小的事情演变成一场重大的危机。
（2）了解危机的发展阶段。危机大都有一个发展阶段。一般有潜伏生成期、显现与爆发期、持续期、危机解除消失期四个阶段。了解危机的生命周期对于科学应对危机极为重要。大多数危机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潜伏期是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诱因逐渐积累的过程。这时，危机并没有真正发生，但却表现出一些征兆，预示着危机即将来临。有些危机的征兆较为明显，而有些则不十分明显，让人难以辨别和判断。在危机爆发前，如能及时发现危机的各种征兆，并提前采取措施将危机遏制在萌芽状态，则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避免或减少可能造成的危害。当危机诱因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导致危机的显现与爆发。此时，组织的正常运转秩序会受到破坏，根本利益受到威胁，形象与信誉受到损坏，组织管理层将经受来自公众的巨大压力。如果处理不当，危机将可能进一步升级，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持续期是危机性事件仍在发展或危机仍在恶化，但演进的速度已经放慢，并逐渐达到危机的顶峰。在这一时期，要着手对危机进行处理，包括开展危机调查、进行危机决策、控制危机危害范围和程度、实施危机沟通、开展恢复性工作等。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危机处理的决策水平和决策速度至关重要。在危机解除消失期，危机事件已经得到控制，危机爆发后所引发的各种显性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3）建立危机预警系统。提前发现危机发生的征兆是进行危机预防的前提。政治危机在爆发前可能会出现某些征兆，因此党和政府可通过建立预警系统来及时地捕捉这些危机的预兆。建立预警系统主要包括：一是各部门联手对可能引起危机的各种因素进行收集和分析，把威胁性较大的因素扼杀于萌芽状态。二是密切注意国家改革的现状和发展趋向以及国家在政治、经济改革政策等方面的变化。三是加强与公众的沟通，特别是公民、社团和媒体等，及时掌握他们对政府的反映与评价。四是加强党和政府内部沟通，及时听取各部门特别是公务员的意见和建议。危机出现初始最有可能被检测到的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公职人员，如何让这些基层人员畅通地表达他们的意见，直接关系到危机是否可以被控制在萌芽状态，同时也决定了党和政府对危机防范的有效性。
3.有备无患，科学制定危机应变预案
现实生活中，许多危机是在意料不到或不可抗拒的状态下发生的，因此，要解决危机就要制定危机应对计划，即预案。它是提供应付、处理紧急事件所需要的人力、组织、方法和措施的一整套方案。危机预案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建立政府危机应对指挥体系。核心是由党和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各职能部门组成的危机处理小组，如信息组、协调组、公关组、现场处理组、专家组、后勤保障组等。这样在危机发生时就能够保证信息的畅通和指令的有效执行。②制定危机应对计划。应对计划可最大限度地提出各种可能的危机应对具体策略。它最后应成为一个危机应对手册，成为相关人员在危机发生时找到最佳处理方式的指南。例如一旦发生危机，该怎么办？先做什么，接着做什么？因此，应对计划必须详细到足以应对危机可能引发的各种因素。③举行危机模拟训练。预案制定后，政府还应适时组织人员进行假想情况下的演练，从中发现问题，不断进行修正，确保预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否则这些计划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制定计划的人无法知道这些预案是否可行。
4.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地实施危机发生后的应对策略
危机管理的重点在于形成防备预案，把可能产生的危害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在事件发生后，减少危害的延续和扩散，把对人员的伤害降到最低点。
（1）迅速启动信息工作组。危机事件发生后，党和政府危机应对主要负责人应在第一时间内启动信息工作组，采集所发生的危机的相关信息，并及时报告危机应对主要负责人。由于信息采集的准确与及时性对后面的危机处理工作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要求信息采集人员准确详细地了解所发生危机的相关信息，并进行初步整理，判断危机的类型、特点和规模，后上报主要负责人。
（2）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党和政府在前期收集信息的基础上，根据危机的类型、特点和规模，在前期预案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实际需要的高效的危机处理小组。明确小组各成员之间的职责分工、相应权限和沟通渠道。一般应由政府首长或党委书记作为小组负责人。
（3）畅通危机信息通报。当危机来临，消息的传播常很迅速，有的又是错误消息，以讹传讹，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党和政府如何在第一时间妥善处理，化解各有关方面的疑虑是非常重要的。危机处理小组建立后，应迅速向上级主管部门通报危机的相关信息，以获取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和支持。并及时向相关公众发布信息，表明党和政府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在党和政府内部应及时、准确地向工作人员通报有关情况，把握舆论导向，以维护政府和社会的稳定。高度透明的信息让流言和谣言的传播少了空间和动力，在最大程度上解除人们可能发生的心理恐慌，防止危机的进一步发展。
（4）对危机进行深入调查、分析和评估。危机应对小组成立以后，应迅速对所发生的危机进行深入调查，调查的重点包括危机发生的详细经过、危机发生的原因、危机的影响范围、危机已经造成的损害等。在此基础上对危机的类型、危机未来的发展规模、可能带来的危害程度、社会公众可能出现的反应、处理危机所需的资源（如资金、物品、相关专业人员等）、哪些是应该最先解决的主要问题等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评估，这是制定有效的危机处理方案的前提。
（5）分清主次，有重点地采取行动。危机发生后，政府危机应对人员不可能对危机的各个方面都平均地使用力量，因为危机反应的资源和时间是有限的。如果不分主次，弄不清楚哪些是必须重点投入立刻解决的，哪些是可以稍缓解决的，危机应对就可能顾此失彼，或者是导致危机进一步恶化和升级，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危机应对人员应在对危机进行深入调查、分析和评估的基础上，抓住危机的主要矛盾，迅速集中力量加以解决。这样，既可以有效地控制危机，降低危机应对的难度，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5.善始善终，做好危机处理的善后工作
危机消除后，政府的危机处理工作并没有结束。首先要消除危机所造成的损害，恢复政府正常的工作秩序。其次，还要进行及时的危机总结，以便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建立健全政府的危机应对体系。总结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调查，即对危机发生的原因、相关预防和处理等全部措施进行系统的调查。二是评价，即对危机应对工作进行全面评价，包括对政府危机应对系统的组织和工作内容、危机应变计划、危机决策和处理等各方面的评价，要详尽地列出危机应对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三是整改，即对政府危机应对系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综合归类，分别提出整改措施，并责成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逐项落实。
注释：
① 参见朱林兴教授等学者发表于《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的论文：《公平分配与和谐社会》。
② Rosenthal Uriel & Charles Michael T.,Coping with Crises: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Riots and Terrorism,Springfield:Charles C.Thomas,1989.
③ 罗伯特·希斯著，王诚、宋炳辉、金瑛译：《危机管理》，第19页，中信出版社，2001年版。
④ Herman,Charles F.,International Crises: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Reaserch,New York:Free Press,1972.
⑤ Stalings R.A.& Schepat c.b.,Contrasting local Government Responese to a Tornado Disaster in Two Communities,In:R.T.Sylves,W.L.Waugh,ed.,Cities and Disaster:North American Studies in Emergency Management,1990,p75～90.
⑥ 胡伟：《政府过程》，第37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⑦ 刘建军：《单位中国》，第21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