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精神文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识形态”、“文化”、“精神文明”这三个范畴是同一层次上的概念，都属于“社会意识”所讨论的领域，但是它们的内涵与外延还是有区别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上，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不同，各自的地位也不相同。具体地历史地考察这些概念的地位、内涵，并加以比较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理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体系，更好地总结我国文化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经验，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与把握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理论，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不无裨益的。
一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当时公开发表的讲话和著作中，较多地使用的是“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这一概念。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写道：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1〕
这段高度概括的文字，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说明。综合《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使用“文化”概念时，其基本内涵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使用“社会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概念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即强调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强调文化，观念形态的核心是阶级的意识形态，阶级的文化。“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它“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强调这一文化的核心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并针对当时中国革命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具体历史条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即指“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并规定了这种文化应具有科学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和大众的方向，这一基本的指导方针。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以至到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大多使用“文化”的概念。五十年代中期之后，才突出地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为了能较准确地说明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不妨多侧面地引用其较具代表性的几个论断：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来说，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方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2〕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3〕
“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4〕
“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又正解决问题。”〔5〕
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以见出毛泽东同志使月意识形态概念的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地表现为这种两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并且这种斗争具有长期性，曲折性和起伏性，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第二，就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内涵讲，包含了几个不同层次的内容。其核心部分和最高层次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其次是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再次是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
第三，就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讲，它具有宣传新制度、维护巩固新制度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的双重效应。就意识形态与经济工作的关系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统帅和生命线，在思想上，政治上保证经济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因此，政治思想工作、意识形态工作，不能孤立地去做，而应该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同志这时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就它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说，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作为反映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值得肯定的是对于处于不同层面上的意识形态斗争问题，毛泽东主张采取不同的斗争方针和处理方法。尤其是他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一再强调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这些观点与主张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识。但另一方面，这时也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倾向，即他更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强调意识形态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对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错误认识与评价的日益严重化，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越来越发生偏离，以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意识形态概念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概念，甚至将意识形态概念等同于文化概念，于是一切文化现象都具有意识形态性，都有阶级性，整个文化领域，都是阶级斗争的阵地。这里，毛泽东一方面把文化概念狭隘化，把文化仅仅看成是与政治思想领域内阶级斗争有关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把意识形态的概念泛化，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把社会意识中许多本不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或者非阶级斗争的问题都说成是意识形态，说成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表现，其结果自然是勿庸赘述了。
二
“精神文明”概念尽管不是邓小平同志首创的，但正是邓小平同志的许多精辟论述，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作了科学的界定，而且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的竭诚倡导，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使之成为一个基本的范畴，从而使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全社会所接受与广泛使用。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论述主要有：
“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6〕
“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7〕
“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8〕
“……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9〕
“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10〕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的精神文明的概念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其外延也明显地超出了意识形态的领域，是一个较全面地摹写和规范社会意识领域的基本概念。我以为，这一概念至少包含了以下五个层次的内容：
首先是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本质特征，是它区别于其他各种形态的精神文明的根本标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灵魂，核心和最高层次的东西，它对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其次是无产阶级的道德观、价值观。邓小平多次提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优良道德传统的民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又形成了许多新的革命传统。如，我们倡导、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但改革开放以来，滋长了极端个人主义、“一切向钱看”等资产阶级的道德观、价值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批判资产阶级的道德观、价值观。
第三是爱国主义的精神。他明确指出，爱国主义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小平同志强调的爱国主义在本质上是同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其根本立足点，就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是以维护祖国的利益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最高目标和核心的民族自尊心、民主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是在当代“凝聚中华民族、推动中国发展的伟大精神动力”。〔11〕
第四是教育、科学与文化。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不足以及“左”的错误干扰，我们党迟迟没有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理论没有给教育、科学、文化以应有的地位。邓小平同志十分强调教育、科学与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正是他重视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在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上的体现。
第五，邓小平十分关注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倡导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的人与人关系，指出必须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斗争，要批判、克服小生产的守旧狭隘心理等等，这就使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域深入到了社会心理的层面，大大扩展了精神文明概念的复盖面与渗透力，这是意识形态的概念所难以企及的。
精神文明概念中所包含的上述五个层次的问题，又可归纳为两个基本的方面，即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精神文明的这两个方面具有各不相同的性质与特点。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的精神文明同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生活方式直接相联系，并常常直接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大部分属于意识形态，其性质与发展方向由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直接决定，它同生产力只是一种间接的联系。但它对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具有直接的影响，它决定着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形态。精神文明的这两个方面，不能相互割裂，也不能相互替代，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三
“文化”、“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概念，分别是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因而，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同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从总体上说是毛泽东的“文化”、“意识形态”概念的继承和发展。因而一方面，在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在界定和使用这些概念的理论思路与概念本身的理论性格上都有连续性与许多共同点，另一方面，“精神文明”的概念，与“文化”、“意识形态”概念相比较，在不少地方又具有它新的，更适合于当今时代的鲜明特点，同时这些特点又是和“文化”、“意识形态”概念使用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相联系的。所以，这三个概念可以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1、内涵与外延。应该说，上文第一、二部分的叙述，实际上就是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具体比较，这里再作一点简要的归纳。首先，“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的核心，都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所以，从形式上看，三者的关系类似于三个不同半径的同心圆。第二，从社会意识的纵断面看，“精神文明”的概念不仅包含了观念的、理论的层面，即社会意识形式的层面，而且渗透到社会心理的层面，具有较强的渗透力、联系面。毛泽东使用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基本上都处于社会意识形式的层面上。第三，就社会意识形式内部看，“文化”和“精神文明”的概念都超出了意识形态的领域，包含了科学、卫生以及文化教育的一部分等非意识形态的内容。第四，从每一概念在实践中强调的侧重点看，除了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外，毛泽东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强调了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他使用“新民主主文化”的概念，强调了文化的科学化、大众化与民族化；邓小平使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突出了科学教育文化的地位，并就文化层次而言，更强调应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所以，比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更高级的形态。
2、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实践主体的目的性。科学概念是应人们的实践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一方面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本质属性，同时也体现了实践主体的一定的目的和意愿，包含着人的思维对于客观对象的一定的认识成果，是主体对于对象的日益深刻的认识结晶。“意识形态”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德文“意识形态”（Ideologie）一词，用以指称那种颠倒地反映社会存在的观念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批判地揭示了这一观念体系的现实根源，提出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一著名原理，扫清了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迷雾。后来，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称为“科学的思想体系”、“科学的意识形态”，把它同以往的“虚假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这就进一步把“意识形态”的概念作为历史观中的一个基本范畴。
毛泽东同志在30年代阅读李达、艾思奇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时写下的批注，也用“意识形态”的概念，但如前所述，后来，在他自己的著作与讲话中，却较多地用“文化”的概念。这同当时中国面临的革命中心任务和社会意识领域内的主要课题以及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密切相关的。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最初发表于《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毛泽东首先是要为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指导性的方针，阐明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问题的基本观点，就这一具体条件而言，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这一概念旨在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来澄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以便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形式，甚至在语言、概念上中国化，以更好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服务。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又突出地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是由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基本认识所决定的。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说过，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但是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由急风暴雨式的战争方式转变为以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为主的方式，“革命的锋芒对着资产阶级”，斗争的对象由“拿枪”的敌人，转变为“不拿枪”的敌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只有通过抓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的前进。所以，毛泽东同志从使用“文化”概念到强调“意识形态”概念，也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偶然变化，是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及其他对此变化的认识有关，也同他试图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目的性相联系的。〔12〕
邓小平同志全面而彻底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可以说是从社会意识领域开始的。他主张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为了在社会意识领域内实现拨乱反正，是为了使社会意识领域的工作更好地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服务。他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13〕邓小平同志也曾深刻地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可见，精神文明的概念的提出，有其客观的现实根据，即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从主体的目的性来说，是为了培育“四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一目的的产生，也包含着邓小平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积极认识成果。因为在小平同志看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而毛泽东同志后期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精神文明的概念，包含着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与生产力有更多更直接的联系，而且从概念反映现实对象的理论抽象级别上说，它是同物质文明概念同层次，相对应的范畴，尤其是小平同志又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所以这一概念的提出更有利于把全社会的注意力，“归根到底，集中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来。”〔14〕
3、语言形式。思想意识，理论概念需要语言作为它的物质载体和外壳，即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语言、某种术语来表达特定的内容。而且某一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总是同它的一些基本概念、术语紧密地联系着的。因而，一切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总是伴有新的概念、术语的出现。马克思曾讽刺性地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格律恩乐于使用“一种经典式的、美文学式的、意识形态的语言（ideologisc－hen Sprache）”。〔15〕意在批评格律恩的理论观点没有脱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旧的意识形态的窠臼。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创制出一系列新的概念用以表述自己的新世界观，也包含了他们从语言上表达了与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彻底决裂的目的和决心。
毛泽东同志使用“文化”的概念，不仅使“意识形态”的概念适合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特点和中国的民族语言，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之一，而且具有比“意识形态”的概念更宽泛的含义。针对中国社会科学不发达，旧文化带有愚昧和迷信的特征等具体的国情，毛泽东同志借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强调了文化不仅是指以世界观，社会革命论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还包括了科学知识等非意识形态的因素。他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等著作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工作，包括扫除文盲，发展教育，反对迷信，普及科学，改变不卫生习惯，普及医疗等内容，这样，就使得党的文化工作更具有人民性、现实性，有助于动员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为完成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斗。
邓小平同志使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不仅标志着他对“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错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彻底纠正，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文化工作与意识形态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体现了他对当代世界主题和国内主要矛盾的深刻认识与正确把握，这种语言形式的改变，不仅使“精神文明”概念较之毛泽东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概念具有更宽泛和深入的含义，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有利于继承我国历史上优秀文明成果和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有力地推进民族的振兴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一新概念的使用，标志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达到了新的理论境界。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3—664页（第二版，下同）。
〔2〕〔3〕〔4〕〔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9页；第245页；第244页；第391页。
〔6〕〔7〕《邓小平文选》第326页；第181页。
〔8〕〔9〕〔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页；第3页；第144页。
〔11〕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
〔12〕这里主要就五十年代中期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情况而言，由于“文革”期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概念使用的偏离，故暂不具体涉及。
〔13〕〔14〕《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的决议》第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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