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审美选择与审美趋向问题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断想论文,电视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也算引子
我国电视未及不惑之年，但近十余年发展的速度却令人惊异。官方报刊载文说，50年代全国只几座电视台，每天只向当地城市播出一套不过三四小时的黑白电视节目，电视机更少得可怜，全国只50多台，从业的电视工作者不足60人。60-70年代电视事业停滞，原因不说自明：大动乱整整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电视这个“怪物”一旦借改革春风苏醒过来，便如瀑泻地，以飞珠溅玉之态，奔马惊鸿之势，迅疾闯入千家万户，成了亿万斯民的“座上宾”。
短短十数年，我国电视事业发展不仅令国人注目，“也令世界感到震惊，电视台数量、电视节目制作能力、电视机数量、电视观众人数，都居世界首位”①。而在我国传播的所有节目中，收视率最高的则是电视剧，不仅如此，进入国际流通的电视节目中，也以电视剧首当其冲。所以，我想，在谈论电视剧审美选择及审美趋向问题时，不能不看到它在亿万观众中发生的影响。无论是爱是憎都得冷静承认，电视剧在我国城乡人民文化生活中已经拥有“文化宠儿”的地位。它所反映出的审美趋向大致上与我国现存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结构秩序和社会心态价值体系的运转及运转中有序无序交错的复杂态势同轨并行，而这种情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又是我国现存文化格局赋与大众传播媒介的一种审美规定。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某些奉金钱为“上帝”，甘为商业文化附庸的电视剧，或当别论。本文所说的审美云云，与它们没多大关系。
审美选择说到底是一种文化选择我们所面对的文化大格局
电视剧关注何种题材，怎样编织它所感兴趣的生活情态，倾心刻画何种人物及在这些人物身上寄寓何种情感，无一不与审美选择有关。
审美选择说到底是一种文化选择。有追求有抱负的电视艺术家如果不愿使自己的追求和抱负落空，不愿使自己的创作沦为商业文化的应声虫，就不能不在文化素养和精神准备上尽可能摆脱小家子气，摆脱陈旧的、狭隘的、貌似现代实则倒退的思维方式的干扰，在迈出审美选择的重大步伐前，毫不迟疑地将自己的审美思考放在观照全局的文化坐标上。
请允许我就此荡开讲几句
我们所面对的文化大格局。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一系列转折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达40年之久的东西方集团对抗宣告瓦解，世界进入新旧格局大调整，朝着多极与多元化方向发展的新时期。虽然局部地区炮声接连不断，但全球战略组合的多边性可控性明显增强，和平与发展，在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前提下，不仅是当代也将是跨世纪的两大主题。在世界明智地宣告文化中心主义已是昨日梦呓的同时，也宣告了文化大交流大竞赛大融汇时代的到来。从电子手表到大规模集成电路再到信息高速公路，与此相应，思想文化领域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再到价值意义全面回归，这是历史的呼啸，时代的狂飙。一切文化自然包括影视文化在内，在它面前都不能不加深自己的思考。
这样的文化大格局对中国电视艺术家说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中国当代电视艺术家动辄面对着亿万观众，这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责任。如果在自身的精神储备中没有比较充分的文化自觉，在审美选择中没有一点文化战略眼光，而欲走出平庸，有效抵制低俗文化死乞百赖的纠缠，那是不可想象的。这里所说的文化自觉和战略眼光，就电视剧的审美视野而言，大体包括以下几层涵义：
电视剧审美创造的立足点参与世界文化竞赛的紧迫性
审美创造的立足点 我国当代电视艺术创造的立足点，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改革开放既然关系民族的未来，视野所及的这一领域自应作为描绘与思考的重点。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电视剧能于近十年较快地摆脱“丑小鸭”的拙态，应当归功于艺术家有幸站在时代交错点上从新旧碰撞所迸发的精神火花中获取创作激情与灵感。以改革题材为例。十年前《乔厂长上任记》《卖大饼的姑娘》《女记者的画外音》《新闻启示录》《走向远方》《巴桑和他的弟妹们》《新星》等作品的出现并非偶然。这些作品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有的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陷，但这批电视剧视野的开阔，气势的高昂，节奏的明快，呼唤改革的热切，反思精神的强烈，都曾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80年代中后期，优秀电视剧对生活的审视开始越过呼唤与期盼改革的阶段，它们在娓娓叙说改革由政治上拨乱反正到经济上由穷变富的生动历程时，纷纷将镜头对准了处在改革漩涡中的普通人的心灵。它们发现改革所钟爱的历史并非自外于人的某种特殊人格，而是创造历史的人的自觉活动。从那时到90年代初，一大批让观众感到既熟悉、陌生而又亲切的艺术形象出现在荧幕上。张秋香（《雪野》）、葛寅虎（《葛掌柜》）、茂源老汉、枣花、巧姑、金锁、银锁、铜锁（《篱笆·女人和狗》）、彩云（《汉正街》），赵小云、凤珍、阿芳（《外来妹》）等人物塑造的成功，将这类题材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通过他们，电视剧发现新旧蜕变中人际关系的调整，社会心态的变迁与人文生态环境的变革，人的潜能的发挥与价值观念的更新，行为模式的更迭与人格心理意识的重建，理应成为现实题材电视剧审美关注的中心。能将这种关注融贯在艺术整体结构和人物刻画之中，使之成为情节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合理环节，那就无异于发现了如何有把握地提高电视剧审美品位的最佳途径。十年辛苦不寻常，我国电视艺术家自己开辟的这条正视历史、面对现实、反映改革的创作道路，很值得珍惜。或许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有不少有远见的电视艺术家始终保持着贴近生活、倾听时代呼声的热情，我国反映改革的电视剧方能长盛不衰，并给’94荧屏带来芳菲满园的春色。神采奕奕的《情满珠江》于今年春初给观众带来不同凡响的审美喜悦之后，接踵而至地涌现出了别开生面的《小墩子》，朴茂骏爽的《喂，菲亚特》，余味曲苞的《神禾源》，沈绵厚重的《潮起潮落》。历夏迄秋，与观众见面的不是一部而是多部佳作：既有清丽轻灵的《男儿女儿好看时》，昂扬慷慨的《戏剧人生》，富饶奇气的《九一八大案纪实》，还有深具历史厚重感与穿透力的《昌晋源票号》和寻找生命光泽、抒发沧桑之感的《年轮》。《清满珠江》是公认的佼佼者。它对我国珠江流域前沿地区改革开放进程及这一进程中人们的生存状态、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道德操守、创业精神所作的全景式观照，不仅使这部电视剧在题材开拓和审美气度上显出了纵横交错、高华典丽的的史诗品位，而且，无论就全剧社会内涵的丰富、艺术形象的丰满、文化风采的流丽、叙事结构的完整、叙事策略的巧妙而言，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梁淑贞、林必成、张越美、张越男、麦坚、阿欢等人的曲折命运和情感冲突，特别是从他们越过精神彷徨、道德迷惘而走向心灵充实和人格彼岸的人生体验中，观众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曲折和动荡，痛苦和困惑，还同时能领悟到历史襟怀的博大、潜力的深厚、前进的伟力，体味到艺术对人情冷暖、人生命运和时代风云的深情咏叹。它们的成就进一步表明，我国优秀电视剧已经找到了一条关注转型时期文化精神的流衍，对艺术形象性格的文化内涵作深度探求的道路。他们在审美选择中积累的经验告诉我们，审美创造的眼光通向未来，胸襟向着世界开放，审美表达中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时代潮流并行不悖，在审美掌握中艺术主体所感受到的外在世界的诱惑与挤压，及其所应具有的强烈的自信心与自省力，都尽可能以富于美感特征的形象形式将其包容在艺术所抒发的人生感悟之中——这些，正是优秀电视剧有别于平庸之作的基本的也是最可贵的艺术经验。
文化竞赛中的自信心与自省力问题
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与公众见面的电视剧，天生是超越国界的。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日益密切的交流和日益频繁的碰撞中，参与文化竞赛的紧迫性不止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世界文化动态联系中的一种常态。
值得在这里强调的，是文化竞赛中自信心与自省力的关系。在今后世界中，文化冲突将取代政治、经济冲突成为国际事务核心的论断，值得我们重视②。文化竞赛无所不在，谁掉以轻心，谁就得忍受“落后”带来的一切被动和社会心理反讽性负荷，忍受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与工具理性模式所挟带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文化的无情干扰，及由此孳生出来的崇洋综合症的“折磨”。历史并不厚爱文明古国，从未将平坦的道路留给古文明的后裔，反而是不断地考验和检验他们的文明与人文素养的更新能力与适应能力，无情地淘汰和抛弃落伍的过时的东西。真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文化竞赛面前，夜郎自大，自我封闭，怨天尤人，只能贻人笑柄；附人骥尾，亦步亦趋，拾人牙慧，数典忘祖，毫不尊重传统，搞民族虚无主义，那也毫无出息。从这方面看，自省力正是自信心的一种表现，两者互动互补，互为表里。
可惜，在电视领域由于缺乏文化自觉而酿成的社会心理反讽性表现，并不鲜见《北京人在纽约》即是一例。它一播映就引起轰动，好评鹊起，称誉的理由不外乎说它“诅咒”了大洋彼岸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悖廖。其实，王起明的双重人格和道德缺损，他的阿Q心理和家庭悲剧，不是经由别人而是通过他自身的文化素养和人格素质，和他那三气（痞气、俗气、文气）俱全、尤其痞气十足的个性心理性格完成的。这个剧试图将属于本土负面文化的“国粹”转嫁出去，只能反过来表明，剧作者多么缺少正视与自省的勇气！哪里来的“出国潮”？以剧中“双料硕士”大李为代表的留学生梦寐以求的，究竟是谁家的“绿卡”？一位论者在分析“王起明的阿Q性格是中国的土产，而不是美国的馈赠”之后，针对该剧通过这位北京移民在美国的经历企图证明“只有不讲道理，欠虞我诈，良心全让狗吃掉，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取得成功”的描绘，十分尖锐地指出，它“混淆了现代社会共有的竞争机制与政治、制度的区别，把市场经济的原则等同于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然而，这种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才可能成立的结论，这个在改革开放前才可能被接受的推理，在今天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王起明（实际上是编导们）的上述认识来自于何处呢？答案只能是中国，正是大陆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种种混乱无序使包括编导在内的很多人产生了这种混淆和误解，正是在这种无序中发了财的市民阶层的文化代言人才会把大陆的经验搬到大洋彼岸去。”③
由此可见，审美选择中的文化视野与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审美表达的方向。
文化冲撞与文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艺术家面对着三种文化——外来文化、大陆本土文化、港台文化的激烈冲撞。这种冲撞不可避免而且并非坏事。它在电视审美领域所造成的文化情境，一方面已经使得包括电视剧在内的影视文化格局更加开放，使人们更快地走出封闭，更全面地看待本土文化，更关心现代化进程，更理解审美需要与审美构造的多样性。当代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经济意识、科技意识、人才意识、竞争意识、法律意识、自主意识、自我价值观念等等的增强，都与包括电视剧在内的电视文化传播有关。但，同时也应看到文化碰撞并不总是带来有益于社会价值心态新秩序的积极效应。无可否认，无论西方或港台文化都存在着价值悖谬的东西。我们从毕加索的绘画、波德莱尔的诗歌、卡夫卡的小说、德彪西的音乐、斯特林堡的戏剧及大量西方影视作品中，都可看到社会文化悖谬对人的扭曲。
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在中国成为一种风气，不能一概归咎于异质文化和软性文化的影响。首要原因不在文化，却又与整个社会文化失衡、精神失态、道德失范的状况密切相关。一段时间内，“部分影视作品竟公然以暴力色情骗取金钱”④，为官场腐败、经济犯罪、教育滞后、道德飘浮、心态浮躁提供精神麻醉品的低俗文化大肆盛行，它们“培养了越来越多的‘痴呆收看者’和昏头昏脑的‘追星族’。无病呻吟或疯狂宣泄的歌星们一次出场费动辄就是多少万，而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有价值的学术刊物却越来越因经费拮据难以出版”，“高尚、正直、学问、艺术、学历、职称，一切有价值的事物今天都大幅度地贬了值，而无耻、无知和无聊在某些人中间却惊人地升值。”⑤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以封建血缘观、家族观、权力观、人情观、等级观为主导的负面文化因素还在不少领域发生作用。新旧交替卷入大量的负值现象，构成新文化新文明无可回避的干扰场。所以，新型的电视审美文化的产生决非一帆风顺，它所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这种情势既说明创作态度严肃的艺术家在审美选择中要摆脱负值文化的困扰殊非易事，同时也表明，电视剧的审美趋向在一定时间内不能不接受现存文化格局的制约，不能不考虑形成这种格局的历史背景，并由此确定自己的创意和叙事策略。
在文化冲撞和审美选择中应勇于走出流行文化布的“雷”区确立以“我”为主的审美气度
当代电视艺术家应能充分理解影视文化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懂得在现代文化信息合力传播中，瞬息万里无远弗届的电视剧对社会公众基本价值观念的渗透性强化，对文化失衡与精神失态现象的心性匡正，乃至对社会心态秩序和文化结构秩序潜在变化的影响等等，都有着别的艺术部门无法取代的作用。他们在汲取外来及港台文化因素以丰富自己时，理所当然应有所选择。对“审”化通俗、鼓吹娱乐至上的流行文化及其理论表现，应保持清醒的审美判断能力和理性主见。我国目前尚未实现现代化，更淡不上“后现代”。有人在创作中却有意无意鼓吹“后现代主义”，这种理论看似时髦，其实是脱离中国实际也是违背大众意愿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将现代主义逻辑推到极端，试图以此来反抗现实的不合理性，因而在思维方式上一方面为世人提供了不少充满睿智、富于时代敏感的理论见解，另一方面却又抛弃了对生命的审美合理性，否认人生意义及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强调现代人的失落、惶惑、空虚与无奈情绪，把玩世不恭、自我中心、享乐放纵当做平复精神创伤、疗救意识危机的良药，以致视崇高为可鄙，将理智当寇仇，否弃精神深度感，而把卑琐猥亵的欲望当做客观存在的真理。这种文化现象所反映的世纪末情绪，与“上帝死亡”后价值之源没有着落，及其所面对的社会畸态分不开。但，西方文化并非都是荒唐的“魔鬼文化”，我们何苦把那些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合拍的糟粕当鲜花，自觉不自觉地替它当义务吹鼓手呢！
审美选择要从现实生活出发，要关心感情、操守、价值、意义、激情和诗意的真正归宿。否则，很可能陷在自我麻痹、自我贬抑的“雷区”之中，而安于社会的精神匮乏。在这个问题上，风靡一时的《戏说乾隆》又给了我们一次“当头棒喝”。这是一部戏谑历史、调侃人生、逞心快意张扬娱乐性、消遣性和趣味性，因而别具一格的电视剧。它那无拘无束的情节安排，熔皇权意识、哥们儿义气、风流韵事、武打斗殴、江湖传奇、现代趣味于一炉的结构内容和叙事方式，及由人物对话表层与非表层意义的任意间离而产生的幽默感和滑稽可笑的喜剧性效果，深深投合了市民大众的欣赏需要。它的播映为电视剧题材开拓另备一格，也为影视文化消遣功能的发挥提供了新的样式。但把它捧上天，以为这是描绘历史的佳钩杰作，那就大谬不然了。这个剧在戏谑历史的同时也消解了历史本身的意义，在大肆张扬“乾隆爷”风流韵事的同时，毫无顾忌地嘲弄了关心女性人格的现代爱情观，在肯定江湖义气的处事原则时，十分轻巧地散布了对这种原则的最高形式恣意美化的幻想。当然，对“戏说”既不可当真，也不可视而不见，向历史开“涮”，有如一柄双面刃，既可划破历史的遮羞布，也很有可能将历史的丑陋弄得面目全非。
幸好，大陆电视界并未被“戏说热”冲昏头脑。并未以此为样板而群起效尤。否则，我们还会在影视文化生活中自饮自酿的反讽性苦酒。
文化战略眼光的重点与审美选择的深度
文化战略并非所谓“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人类的生存战略⑥。它非常关注人的生存方式，不言而喻，自然要关注人性的提升和人格的完善。但它的长远目标却在于克服与人类对立的异己力量，使人类的创造才能得以高度发挥并反作用于自然与社会环境，从而赢得人与自然与整个生命和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和谐。用艺术眼光看，为人类最好的生存方式、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寻找最佳的表现形式和情感寄托，这其实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来构建艺术此岸性的生活。有这种胸襟气魄，用这种眼光来观照电视剧的审美创造，有多方面的意义。
其一，现存的文化格局虽然规定了电视文化审美趋势的基本走向，但是，文化格局及其所喻指的审美趋向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电视剧作为大众的“文化宠儿”不能不保持住自己的通俗性，以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但电视剧并非只有通俗一途。有作为的艺术家不但有超越通俗而向高层次高品位的通俗化迈进的精神准备，还能以此种艺术实践作为沟通高雅与通俗的最佳对策。他们知道通俗是艺术赢得大众青睐的起点而不是艺术征服大众的目标。将通俗的理论绝对化，只看见通俗性的不可抗拒，而不了解通俗化和更高层次的雅俗共赏是能通俗性的一种超越，那就难免出现审美思维和实践的偏颇。达到通俗化——即真正能表达大众的审美意愿并使之喜闻乐见的作品，常常在通俗的形式中包含着严肃而优美的内容。中外古今某些文学名著、当代某些影视佳作即属此例。向高层次审美品位攀登，这是艺术也是一切文化发展的规律。人类文化（当然包括影视艺术在内）的演变，总是由低到高、由少（单元文化）到多（多元文化融合），由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到更高一级的复杂－简单，如此循环往复层层递进，越来越完善越完美越丰富。文化流动永远是从高处流向低处，而不是反过来让低级文化占领高级文化。低文化不可能永远占有和征服高层文化，这一点已为历史所证明。所以，鄙薄高雅，趋时媚俗，胡侃乱编的电视剧，只能走向粗俗和庸俗。甚至某些得奖作品或所谓炒得十分火爆的作品，如《编辑部的故事》《皇城根》《请拨315》等等，也都有消解价值意义和审美情趣低谷的表现。
其二，从文化战略眼光看，电视剧审美趋向宏观把握的重点大可不必放在通俗与高雅文化的争论与界定上，而应放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上。文化素质中的基础素质是人格心理意识和科技文化意识，而心理意识中最需要花力气最值得注意的，是建立新的人生精神支柱、造成新型道德风尚的问题。电视剧将这纳入审美视野之内投入最大力气，不仅是客观需要而是关系千秋后代的事。一个没有精神主见，嘲笑崇高，扭曲人性，放逐灵魂，蔑视道德，废弛法治，窒息意义，埋没诗意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艺术不应加入到可悲的大合唱中去，扮演让理智呻吟、玩偶舞蹈、金钱指挥的“报幕人”。当精神之“虚”和物品之“假”有可能成为社会的死结时，有远见的电视艺术家是加速“死结”的完成，还是加入到解开这“死结”的文化合力中来，是不难作出响亮回答的。
从创作整体看，审美视野宏阔、文化内涵深刻的电视剧，目前在我国还不算多。一些从不同角度掘进生活深层，关注人们生存现状，在表现转型时期社会心态与行为方式的深刻变化时，能获得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时代氛围的双重覆罩，并能把人格心理意识的健全与否提到艺术前景中来加以考察的电视剧，特别引起我们的兴趣。
获’93中篇电视剧“飞天奖”的《黑槐树》，是当年荧屏一大收获。这个剧本来是河南计生委出钱要它宣传计划生育的，但它却大大超越了题材的限制，用非常熟练的纪实性手法，将题材所涉及的农村家庭结构、生活方式、伦理关系、法律手段等等，全都溶解到生活本真形态之中，人物情感冲突中的善恶之争、是非之辩、法律调解、道德判断等等，全都推到画面表层语义背后，从而把寓于美感形式中的情感态度不动声色地引向这场官司所由发生的社会文化维度上来，“养了一窝孩，怎么没人管我了呢？”胡大妞不明白。三子二女并非缺吃少穿家无隔宿之粮，道德的窘境似乎是由于经济收入的不均衡，可这并非经济的过错而是道德还来不及赶上经济的步伐去左右情感的变化。于是她只好诉诸法律。打官司不过是要求道德健全的法律表现，然而，官司两度升级，调解一再无效，那就表明法律无能为力的地方正是道德缺口之所在。这个缺口被文化惰力一再扩大，参与这种“情感破坏工程”的，不但有大狗二狗三狗，还有胡大妞本人。这个剧没有在表面上批评过一句“多子多福”的思想，但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力量怎样扭曲人伦关系，扭曲道德规范，怎样使人堕入愚昧而无力自拔，以至于兄弟阋墙大打出手，母子相顾、在法庭上抱头痛哭，弄得道德苍白、法律失色的种种情景，又都无处不在地表现了出来。两个细节——老大向村长说项、宁愿花钱买生育指标而不愿多摊一点养娘费用；胡大妞宁肯孤身蜷缩在茅屋里而不愿接受女儿赡养，冬至这天孙女花妮送来一碗饺子，她也要分出一半让花妮给狗蛋送去——就这样含而不露地用现代眼光对“重男轻女”的思想发出了深沉的责难，把超出于道德的批判推进到了对负面文化毫不留情的鞭挞上。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对文化精神的关注，对生活魅力与艺术形象美感深度的追求，已成为近年来一些优秀电视剧共同的特色。《情满珠江》和《神禾塬》中谭蓉、冯丙南的形象，从许多方面反映出市场经济与社会价值心态新秩序远未完善建立的转型时期，观念变革与文化重构的复杂性。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思维悖谬与行为选择的非道德性，如何被披上“利己即利他”的现代色彩，从而把信仰迷失、精神破损的人推向人格畸变的极端。《神》剧通过对宋思温老汉这一血肉丰满、深具典型特征的人物形象，对当代农民精神蜕变、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裂变与整合所作的极富启示力的描绘，十分值得我们注意。
其三，就文化选择言，艺术创新含有既顺应现存文化格局又不受它拘囿之意。“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⑦。艺术总归是艺术。艺术所欲达致的境界在时空向度上几乎是无限的。心中有数天地宽，无数易茫然。文化格局只是有数之数而已。创作中需要寻找的却是“直入白云深处”这个通向高品位审美境界的“数”。找到了它，也许就找到了艺术精灵翱翔之所在。有数又不絷于数，只有这样，艺术家才可能完全摆脱小家子气，才能以高屋建瓴之势对生活作出预见性的艺术探测，敏锐而准确地感知并表达出对时代精神的领悟，在电视剧所追求的文化意蕴、道德色彩及审美价值取向所涉及的一系列人生态度的问题上，使自己所描绘与表达的生活、所刻画的艺术形象在肯定与否定的维度上都带有鲜明的反俗流的前沿性和自我主导性，在审美选择上自然会毫不犹豫地将那些散发出生活的芬芳而于人生意义有价值的新鲜事物纳入自己的审美观照之中。
一部电视剧不可能包举并完全表达出时代精神所提出的要求，所以，必须选择适当角度开掘题材的意义，并将这种开掘集中到人物塑造上。因为电视剧的中心视点仍然是人，人不但是个体，也是总体，他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所谓美感深度，主要还是人物形象的深度。艺术所要着力塑造的，不是人的抽象本质，而是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独特形象。对影视作品说来，重要的不是叙述，而是要将处在特定情势与关系中的角色的内心体验与内在感觉显现出来。所以，在画面语境中作为命运的内在契机出现的，正是主人公的个性心理，驱使主人公作出种种反应和抉择的独特感受，既是角色性格逻辑展开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从这方面看，无论就人物形象刻画，文化氛围营造，还是就京味平民意识的深刻剖露而言，《小墩子》实不下于《城南旧事》。好，这篇断想已占了不少篇幅，还是就此打住吧。
注释：
①赵群：《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电视研究》1994年第10期。
②缪尔·享廷顿（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曾就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及文化冲突等问题撰文作过一系列论述，他的一些论点已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与争论。
③吴迪：《文化透视：通俗剧兴盛原因及价值取向》，《电视艺术》1994年第5期。
④⑤朱光烈：《现代文化批判与新现代化道路》，《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⑥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中文版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⑦黄庭坚词《水调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