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主义与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语言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斯拉夫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民族论文,语言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08年2月17日，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科索沃自治当局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支持下单方面宣布独立，这一挑战现行国际体系的行为在国际社会中引发了激烈争议。有学者认为，科索沃宣布独立，是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后该地区变化的一个尾声。①至此，成立于1945年11月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②一分为七，③“南斯拉夫”这一国家名称终于成为历史名词。
民族分离主义是导致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内学术界对此亦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解读，如有从政治体制演变过程进行分析的，④有从经济发展层面进行阐述的，⑤也有从民族发展历史或宗教文化差异角度进行探究的。⑥但从语言文化民族主义视角进行系统分析的尚未见刊。事实上，在多民族国家里，不同民族围绕国家语言政策所产生的矛盾往往会引发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进而损害民族团结，动摇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础。有鉴于此，本文拟系统分析前南斯拉夫地区人口数量最多的两个主要民族——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民族语言方面从“统一”到“分离”的历史演变，以及科索沃地区的民族语言问题，探讨文化民族主义在民族语言方面的表现及其对国家统一认同的影响。
二、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语言
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起源来看，它与民族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的德意志地区。当时，法国文化风靡欧洲，法语成为上层社会的时髦语言。法国的文化霸权对德意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压力。这种情况引起了以赫尔德为首的一批德意志知识分子的忧虑，他们起而疾呼捍卫德意志的民族特性和民族语言，倡导发展德意志文化以团结德意志民族。他们创办刊物，作为宣扬德意志民族文化的阵地；同时还建立了“使用德语”协会，呼吁同胞使用本民族语言，反对使用法语。为了培植统一的德意志文化，增进统一的文化认同，他们还致力于日耳曼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包括日耳曼民歌、民族神话和传说。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赫尔德提出了“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⑦可以说，文化民族主义是德国知识分子在德意志文化被侵袭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其目的是振兴德意志语言与文化，从而增强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
可以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即指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钱学梅、⑧张淑娟⑨等对文化民族主义的内涵做了如下概括：世界分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历史和人类社会是多元的，而且各种要素的价值是平等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冲突；文化是不同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文化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核心依据。而文化民族主义的目标，就是保留、复兴和壮大自己的民族文化，以增强民族与国家认同。一些学者也肯定了文化民族主义在抵制文化霸权主义、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⑩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多种民族语言并存的国家里，则要避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给国家认同带来的负面作用。这种副作用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围绕民族语言问题产生的矛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南斯拉夫联邦的民族构成及语言、文化概况
南斯拉夫人（或南部斯拉夫人）是欧洲的一个民族集团，在人种上属于欧罗巴人种东欧类型，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和保加利亚人。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其分界线正好穿过巴尔干半岛，这条分界线大致相当于拉丁语世界和希腊语世界的语言分界线，这与后来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的分界线大致吻合。公元8-14世纪，斯拉夫人向南迁移进入巴尔干半岛，并逐步分化为不同的南斯拉夫民族。实际上，南斯拉夫原本是一个地域概念，即指南部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上述分界线就位于这一区域。由于受到东方拜占庭文化和西方拉丁文化的不同影响，以及不同异族的统治与分化，南斯拉夫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宗教信仰：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马其顿人皈依东正教，而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则信奉天主教，还有部分南斯拉夫人改信伊斯兰教。这些不同信仰的民族有相对稳定的生活区域。历史上塞尔维亚人、黑山人以及克罗地亚人都曾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实体，但摆脱外族统治和实现民族独立的共同使命，使得来源相同和语言文化十分相近的南斯拉夫各民族也有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民族共同体的愿望。19世纪前叶，克罗地亚等地掀起伊利里亚运动。(11)该运动认为南部斯拉夫各族属于同一共同体，并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的计划。19世纪40年代，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提出建立以塞尔维亚为中心的南斯拉夫国家，但这种带有大塞尔维亚主义特征的南斯拉夫统一运动损害了克罗地亚人的民族自尊心，大塞尔维亚主义给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增添了新的冲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各民族首次有了统一的独立国家，即“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后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但王国政权奉行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给王国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南斯拉夫王国被德、意法西斯占领并随之解体。法西斯统治期间，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穆斯林之间的民族冲突和相互残杀，使得民族问题成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难以治愈的伤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以联邦制重建南斯拉夫多民族统一国家，使民族矛盾暂时得以缓和，但各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淡薄。(12)
1991年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之前，其共和国与自治省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占全国总面积20%，人口占18.7%），克罗地亚共和国（占全国总面积20.9%，人口占20.1%），马其顿共和国（占全国总面积10.1%，人口占8.7%），黑山共和国（占全国总面积5.4%，人口占2.3%），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占全国总面积8%，人口占18，7%），塞尔维亚共和国（占全国总面积34.5%，人口占41.5%）。塞尔维亚共和国包括两个自治省：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占全国总面积8.4%，人口占8.9%；科索沃自治省，占全国总面积4.3%，人口占7.6%。(13)
南斯拉夫联邦共有24个民族，主要民族有6个，即：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穆斯林；其他民族有：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波兰人、茨冈人以及一些没有具体民族名称的“南斯拉夫人”。在南斯拉夫联邦，具有同等地位的语言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14)
从表中内容可以看出：在南斯拉夫联邦，语言界限同民族区域界限大致重合。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黑山人均使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使用人口占6个主要民族总人口的83.7%，占全国总人口的68.2%。因此，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是南斯拉夫联邦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但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却以不同的文字书写，前者采用西里尔字母，后者则采用拉丁字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南斯拉夫联邦使用人口最多的四种语言，即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和阿尔巴尼亚语，除阿尔巴尼亚语言之外，其余三种语言都属于斯拉夫语族。(15)
四、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从统一到分离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是在南斯拉夫联邦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又是南斯拉夫联邦两大民族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民族语言。从主张并推进统一语言（即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到语言“分离”，两个民族围绕语言问题产生的矛盾，对于建设统一的南斯拉夫民族共同体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从历史上看，南部斯拉夫人最初都使用古斯拉夫语。公元9世纪，拜占庭皇帝派遣出生于意大利萨洛尼卡的传教士西里尔(Saint Cyril)和梅托迪耶(Saint Methodius)两兄弟到斯拉夫人居住区传播基督教，他们所创造的古斯拉夫文字格拉果尔字母，曾被南部斯拉夫人普遍使用。他们的学生克莱门特(Saint Clement)在此基础上创造的新斯拉夫文字西里尔字母，也曾为南部斯拉夫人所接受。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16世纪又从天主教中分化出新教）后，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接受了天主教（许多斯洛文尼亚人后来又改信了新教），而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等则接受了东正教。西里尔文字受到使用拉丁文字的天主教会的抵制，而只为东正教徒所使用。(16)自此时起，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使用西里尔字母，而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则使用拉丁字母。尽管如此，在受到外来异族压迫时，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显示出追求团结的一面。1850年3月，一些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中的知识分子在维也纳签署了《文字协议》。该协议的第一段文字对签署该协议的目的做了明确说明：“我们认为，一个民族（指包括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内的南斯拉夫民族——引者注）需要一种文学语言。然而，我们的文学语言在字母和拼写方面不同。”该协议就统一南部斯拉夫人的文学语言达成共识。其基本内容为：(1)通过综合改造不同方言来形成一种新语言作为通用语的做法并不可取。合理的做法是选择一种广泛使用的方言作为共同语言，如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那样，他们并未将自己现有的不同方言进行综合来创造新语言，而是从已有的且广泛使用的方言中选择一种作为文学创作语言。(2)南部方言应当被选为这种文学语言，因为这是绝大部分南部斯拉夫人的语言并且该语言更接近古斯拉夫语，因而也最为接近其他的斯拉夫语。另外，该协议还就文字拼写提出三点建议以有利于该语言的规范与统一。该协议最后指出：“我们将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在推进语言统一的道路上取得重大进步”。(17)在该协议上签字的共有8人，包括5位克罗地亚语言学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2位著名塞尔维亚人语言学家，此外还有1名斯洛文尼亚语言学家。很显然，该协议表达了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中部分知识分子追求统一语言的愿望。该协议中所称的南部方言，就是指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使用的塞尔维亚语以及克罗地亚人使用的克罗地亚语，将其一并称为南部方言，是因为除了文字拼写分别采用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外，两者并无太大差异。但要将其作为南斯拉夫各民族通用语进行推广，首先要对这两种语言进行规范，将其真正统一为一种语言。从语言学层面来说，统一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并不困难。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同属斯拉夫语族，其语法体系几乎完全一样，差异主要体现在某些词汇方面，尤其是经济、政治、法律等词汇方面。尽管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的书写分别使用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但这两种字母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熟悉这两种字母，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完全可以相互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文字协议》将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一并称为南部方言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知识分子的这一自发举动，目的主要是想显示当时处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南斯拉夫人的团结，体现了这些知识分子希望能统一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并进而将其作为南斯拉夫各民族统一语的愿望。(18)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寻求统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的努力有了一定的进展。1867年，在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市，南斯拉夫科学与艺术学院宣布成立，起名“南斯拉夫科学与艺术学院”，而不是“克罗地亚科学与艺术学院”，这本身就说明了当时克罗地亚人追求南斯拉夫民族统一的愿望；同年，克罗地亚语言学家布德曼尼(Pero Budmani)出版了他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语法》，该书是第一本将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统称为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语法书；1899年，克罗地亚语言学家曼赖迪克(Tomislav Maretic)出版了《克罗地亚或塞尔维亚语语法及修辞》第一版；1913年，塞尔维亚语言学家斯哥力克(Jovan Skerlic)建议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语言和书写方式方面进行妥协，以创立真正的统一语言。(19)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伴随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全面崩溃，南斯拉夫各民族纷纷获得解放。同年12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宣布成立。外部压迫结束了，但王国内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两大民族之间围绕着建立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的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矛盾逐渐激化。1929年1月，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发动政变，取消宪法，解散议会，实行独裁统治，并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王国”。奥匈帝国统治时克罗地亚人还可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的自治权，此时也被剥夺。(20)民族之间的矛盾给统一语言的努力蒙上了浓厚的阴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1年纳粹德国在克罗地亚扶植成立了傀儡政权。该政权宣布，克罗地亚语是不同于塞尔维亚语的一种独立语言，并且引入新的书写规则来显示其与塞尔维亚语的不同。(21)这种新的书写规则在实践中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统一语言的努力陷于停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于1946年1月通过了第一部宪法，统一语言的工作开始得以恢复。1954年12月8日至10日，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中的一些知名语言学家在塞尔维亚的诺维萨德市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诺维萨德协议》(Novi Sad Agreement)。(22)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1)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黑山共和国使用的语言是同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的两个主要变体从两个主要起源地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产生并逐渐演变而来；(23)(2)这一语言的正式名称应该包含两个主要不同变体的名称，也就是包含“塞尔维亚”及“克罗地亚”两个名称；(3)克罗地亚人使用的拉丁文字和塞尔维亚人使用的西里尔文字具有平等地位，塞尔维亚人学生和克罗地亚人学生在学校应该学会这两种书写方式。另外，该协议还要求就建立统一的经济、学术及文化等方面的词汇开展工作。上述方面词汇的差异是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除书写方式之外的主要不同。这一协议对南斯拉夫统一语言的努力起到了促进作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黑山知识界中的25位名人在该协议上签字。但也有一些克罗地亚人知识分子对该协议的签订表示忧虑，他们认为，克罗地亚语的平等地位可能会受到威胁，塞尔维亚语也可能就此一步一步地替代克罗地亚语。(24)
1963年4月，南斯拉夫联邦通过了第三部联邦宪法。同1953年1月通过的第二部宪法相比，新宪法大大缩小了联邦政府的权限，而放宽了共和国、自治省以及自治机构的权限，国家也改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但在语言政策上，新宪法试图在南斯拉夫联邦全国推广国家通用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成为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的统一名称。1963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塞尔维亚共和国宪法都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作为各自共和国的官方语言，而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则改变了这一语言名称的次序，宣称其官方语言是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尽管克罗地亚共和国改变了这一统一语言名称的次序，但毕竟是从宪法上认可了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是同一种语言并且是克罗地亚的官方语言。(25)这无疑是南斯拉夫联邦在统一塞尔维亚语与克罗地亚语、推广国家通用语方面取得的重要进步。
然而，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统一语言的进程中不断产生矛盾，尤其是在编纂两卷本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词典》的过程中，克罗地亚知识界认为，在编纂该字典时对一些标准的克罗地亚用语进行了塞尔维亚化，并且对此表示严重不满。上述矛盾的逐渐激化导致1967年3月出台了“关于克罗地亚语言名称和地位的宣言”。共有18个克罗地亚学术机构和140余名克罗地亚知识分子在这一宣言上签名，而其中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曾在《诺维萨德协议》上签过字。他们宣称，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并要求宪法承认四种不同的语言，即克罗地亚语、马其顿语、塞尔维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该宣言不但要求在克罗地亚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使用克罗地亚语，而且要求克罗地亚基础学校的学生只学习以拉丁字母书写的克罗地亚语而不是同时学习西里尔文字。(26)
该宣言在南斯拉夫联邦引起了轩然大波。塞尔维亚知识分子则针锋相对地要求保护西里尔文字不受侵害。最后南斯拉夫联邦中央政府表态，对该宣言进行了批评，认为挑起这场争论毫无道理，其危害在于制造民族分裂。(27)但南斯拉夫联邦中央政府的批评并没有平息争论。1971年，克罗地亚知识界知名人士、著名语言学家拉多斯拉夫·卡提契奇(Radoslav Katicic)在《克罗地亚周刊》(Hrvatski Tjednik)上发表文章，认为《诺维萨德协议》的基础“事实上并不存在，仅仅是臆断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常常被用来否定克罗地亚语言和历史的独立存在以及领土的历史延续”。(28)
1974年2月南斯拉夫联邦颁布了第四部宪法。根据这部宪法，联邦的权限被极大地缩减，由体现各民族主权的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决定全联邦事务的平等原则大为增强。在语言政策方面，新宪法确认了各共和国有平等的语言权。虽然新宪法试图维护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通用语言的地位，但承认了克罗地亚语的平等官方语言地位。而在1963年的宪法当中，还将克罗地亚语视为统一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因此，就统一语言的努力来说，1974年的宪法无疑是个倒退。(29)
为何克罗地亚人同塞尔维亚人围绕语言政策而矛盾不断并且呈逐渐激化的趋势？早在1981年，也就是铁托去世的第二年，语言学家马格纳(Thomas Magner)就做了这样的分析：“克罗地亚人出于追求政治以及经济平等，在民族主义情感的激励下，一直致力于民族语言建设，其目的就是要使克罗地亚语同塞尔维亚语区别开来。语言和政治的分离主义似乎一直都是克罗地亚人的目标。这一目标由于铁托这个强有力的领导而受到阻碍。现在，铁托已经去世，我认为对于克罗地亚人的限制将被减弱甚至取消。我认为，南斯拉夫政府为了平息克罗地亚人的不满，将会允许克罗地亚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至少在语言方面是如此。如果我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话，其结果必然是出现一个独立的语言，在书写方法和专用词汇方面都与塞尔维亚语有显著的不同。从这一过程看，将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斯拉夫语言。”(30)
南斯拉夫联邦此后的发展，部分地应验了马格纳的预言。1990年5月，图季曼(Franjo Tudjman)当选为克罗地亚总统，之后克罗地亚加快了脱离南斯拉夫联邦的步伐。同年12月21日，克罗地亚共和国议会在塞尔维亚人议员拒绝参加投票的情况下，通过了有邦联制内容的新宪法，并于次日颁布。这部新宪法彻底改变了该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并规定克罗地亚语言为克罗地亚的官方语言，采用拉丁字母书写。虽然塞尔维亚人是克罗地亚最大的少数民族，占克罗地亚总人口的12.16%（1991年），但这部新宪法并没有提及塞尔维亚语的地位，只是笼统地规定个别地区在采用拉丁字母书写方式的同时，可以引进西里尔字母书写方式，这显然是指塞尔维亚人聚居区。(31)1991年5月19日克罗地亚共和国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塞尔维亚人居民进行抵制，结果有94%参加投票的人赞成克罗地亚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5月29日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发布《克罗地亚独立宣言》。6月25日克罗地亚议会通过宪法性法律，宣布克罗地亚共和国脱离南斯拉夫联邦，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由于发生了激烈的内战，在欧共体的调停下，国家独立推迟3个月后再实行。但在此期间，双方谈判未取得进展。1991年10月8日克罗地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布独立正式生效。
自从克罗地亚独立以后，克罗地亚语便成为广大民众的交流用语，克罗地亚语言学家发出了纯洁克罗地亚语言的号召，其目的就是要消除克罗地亚语言中的塞尔维亚语痕迹。许多和国家机构有关的用词，例如“大使馆”、“护照”等被修改。事实上，在一些情况下，所谓的塞尔维亚化是想象出来。一些国际通用的词语如“航空港”(aerodrom)、“飞机”(avion/aeroplane)都被换成了地道的克罗地亚语单词，这些新的克罗地亚词语得到了克罗地亚政府与媒体的认可，而媒体也很踊跃地参与到这场反对塞尔维亚语的运动中。(32)
在独立后的克罗地亚，语言成为区别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重要标志。“将这一区别标志应用于语言政策领域，它则成为凝聚所有克罗地亚人的象征，同时也成为排除其他人首先是塞尔维亚人的象征。”(33)这种排除在独立后的克罗地亚还是很有成效的。虽然一开始塞尔维亚人不愿意去想象在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家中的生活状况，但最终他们还是接受了塞尔维亚语的少数民族语言地位，其使用范围在克罗地亚受到了限制。(34)
1992年4月27日，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该联盟共和国新宪法规定，国家官方语言是塞尔维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和匈牙利语。(35)此后，在前南斯拉夫地区，无论是官方或是民间，都不再使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这一名称。统一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的努力，从此成为历史。
五、科索沃地区的语言问题
科索沃原为南斯拉夫联邦的一个自治省，面积10887平方公里，毗邻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地区人口构成的主体是阿尔巴尼亚人。从1948年至1991年，科索沃地区阿尔巴尼亚人在当地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而塞尔维亚人的比例则呈持续下降趋势。1948年，在科索沃72.9万总人口中，阿尔巴尼亚人占68%，塞尔维亚人占24%，其他民族人口占8%。而到了1991年南斯拉夫联邦解体时，在科索沃195.6万总人口中，阿尔巴尼亚人所占比例上升到82%，塞尔维亚人的比例则下降至10%，其他民族人口所占比例依然维持在8%。(36)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成为国家的官方语言，但宪法同时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同样是官方行政语言和学校的教育语言。因此在科索沃，阿族人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均可以阿尔巴尼亚语接受教育。(37)
然而，南斯拉夫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和科索沃地方自治政府在发展科索沃的文教事业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妥当。例如，过于强化科索沃同阿尔巴尼亚的文化交流，大量聘用阿尔巴尼亚籍教师，在学校中大量采用阿尔巴尼亚出版的教材等。这些做法不利于科索沃自治省同南斯拉夫联邦其他地区加强文化交流，也不利于增进科索沃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38)
南斯拉夫联邦颁布1974年宪法之后，阿尔巴尼亚语成为与塞尔维亚语具有平等地位的官方语言。从1974年到1989年，使用阿尔巴尼亚语的出版物增多，双语周刊也有发行。然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也日益活跃。尤其是1980年铁托逝世后，南斯拉夫联邦内部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逐渐走上了民族分裂的道路，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不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独立，在科索沃人口中占少数的塞尔维亚人处处感到受排挤。在这一背景下，1989年以米洛舍维奇为最高领导人的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省地位。这一举措加剧了科索沃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矛盾。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波黑分别宣布独立后，科索沃仍留在由黑山和塞尔维亚于1992年组建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内。出于对取消自治地位的不满，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建立了“影子国家”，阿尔巴尼亚语则成为其进行分离主义活动的文化工具，因为这个“影子国家”及其非官方机构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资助重建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语教育体系。当地的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围绕语言问题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以科索沃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普里什蒂纳大学为例，1991年之前，这所大学一直同时采用阿尔巴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授课。随着南联盟中央政府和科索沃阿族人矛盾不断激化，1991年之后，新任校长开始在该校推行塞族化政策，许多阿尔巴尼亚人离开该校。针对这种情况，科索沃阿族人则建立了一所阿尔巴尼亚语大学并投入使用。(39)
1998年3月在塞尔维亚警察和阿族人的民族分离主义组织“科索沃解放军”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联合国安理会对南联盟实行武器禁运，但冲突愈演愈烈。1999年3月，北约对南联盟实行空袭轰炸。1999年6月北约空袭结束后，科索沃阿族人控制了普里什蒂纳大学并拒绝以塞尔维亚语为授课语言。这一结果促使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于2002年2月利用国际援助在普里什蒂纳市塞尔维亚人聚居区另外建立了一所大学。(40)
2008年4月9日，科索沃议会特别会议通过宪法，宣告了科索沃的独立。根据这部宪法，科索沃为“议会制共和国”，官方语言为阿尔巴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41)这一点同克罗地亚独立时有所不同。克罗地亚独立后，宪法并没有明确给塞尔维亚语以任何法律地位，而科索沃宣告独立后的宪法则将阿尔巴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共同列为官方语言。笔者认为，科索沃新宪法之所以给塞尔维亚语同阿尔巴尼亚语平等的官方语言地位，一个原因是科索沃在南斯拉夫联邦时期一直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塞尔维亚语的影响非常广泛；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有利于争取团结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以巩固其独立的基础。
从以上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以及科索沃地区塞尔维亚人与阿尔巴尼亚人围绕民族语言的矛盾演变可以看出，在前南斯拉夫地区，民族主义思潮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方面，也体现在民族语言问题上：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进一步激化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动摇了对国家统一的认同，从而加速了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因此，在多民族国家中，避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损害各民族对国家统一的认同，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注释：
①此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教授的观点。详见朱锋：《科索沃独立并非新国家独立浪潮》，载北京大学网站(http://pkunews.pku.edu.cn/zdlm/2008-02/18/content_120163.htm)，2008年2月21日。
②后于1963年4月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为行文方便，相关处统一简称为“南斯拉夫联邦”。
③在科索沃宣布独立之前，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均于1991年6月25日独立，马其顿于1991年11月17日独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于1992年3月3日独立，黑山于2006年6月3日独立，塞尔维亚议会于2006年6月5日宣布塞尔维亚共和国即日起正式成为一个主权国家。
④余建华：《联邦制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
⑤葛壮：《前南斯拉夫的崩解及其警示》，载《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
⑥余建华：《民族认同与南斯拉夫民族危机》（载《世界历史》，2006年第5期）、《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历史文化根源》（载《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汪丽敏：《前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2期。
⑦李春华：《文化民族主义：原初形态与全球化语境下的解读》，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第89-92页。
⑧钱雪梅：《文化民族主义刍论》，载《世界民族》，2000年第4期，第1-7页；《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定位初探》，载《世界民族》，2003年第1期，第1-10页。
⑨张淑娟、黄凤志：《“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根源探析》，载《世界民族》，2006年第6期，第1-10页。
⑩金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民族主义》，载《欧洲》，1999年第2期，第47-54页；暨爱民：《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取向》，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第48-53页。
(11)南斯拉夫联邦各民族的居住地域在上古时代有“伊利里亚”之称。沈坚：《古代巴尔干伊利里亚人述论》，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第72页。
(12)余建华：《民族认同与南斯拉夫民族危机》（载《世界历史》，2006年第5期，第69-77页）、《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历史文化根源》（载《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第24-31页）；汪丽敏：《前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2期，第23-30页。
(13)(14)张文武等：《东欧概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87-488页。
(15)Banko Bugarsk,"Language,Nationalism and War in Yugoslavia",lnterna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vol.151,2001,pp.69-87.
(16)汪丽敏：《前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2期，第24页。
(17)该协议英文版见Robert Greenberg,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the Balka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68-169.
(18)Robert Greenberg,"Language,Nationalism and the Yugoslav Successor States",in Camille O'Reilly (ed.),Language,Ethnicity,and the State:Minority Languages in Eastern Europe post 1989,vol.2,Basingstoke:Palgrave,2001,pp.17-43.
(19)Robert Greenberg,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the Balkans,p.54.
(20)汪丽敏：《前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2期，第23-30页。
(21)Robert Greenberg,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the Balkans,p.54.
(22)该协议英文版见Robert Greenberg,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the Balkans,pp.173-174.
(23)贝尔格莱德是塞尔维亚共和国首府，以该地为主要起源地的语言变体指塞尔维亚语。萨格勒布是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以该地为主要起源地的语言变体指克罗地亚语。
(24)Radoslav Katicic,"Croatian Linguistic Loyal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vol.147,2001,pp.17-29.
(25)(26)Mairead Nic Craith,Europe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Palgrave Macmillan,2006,pp.26-27.
(27)《克罗地亚共和国政治制度》，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网站(http://euroasia.cass.cn/chinese/Production/projects06/004.html)，2008年3月10日查询。
(28)Vanessa Pupavac,"Politics and Language Right: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Politics in Croatia",in Gabrielle Hogan-Brun and Stefan Wolff (eds.),Minority Languages in Europe:Frameworks,Status,Prospects,Basingstoke:Plgrave/Macmillan,2003,pp.138-156.
(29)Mairead Nic Craith,Europe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pp.26-27.
(30)Thomas F.Magner,"Language Mitosis in the Slavic World",in H.I.Aronson and B.J.Darden(eds.),Studies in Balkan Linguistics to Honor Eric P.Hamp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Munich:Slavica,1981,pp.337-338.转引自Radoslav Katieic,"Croatian Linguistic Loyal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vol.147,2001,p.18.
(31)Snezana Trifunovska,European Minorities and Languages,The Hague:T.M.C.Asser Press,2001,pp.415-418.
(32)Robert Greenberg,"Language,Nationalism and the Yugoslav Successor States",in Camille O'Reilly(ed.),Language,Ethnicity,and the State:Minority Languages in Eastern Europe post 1989,vol.2,pp.17-43.
(33)(34)Dubraviko Skiljan,"From Croato-Serbian to Croatian:Croatian Linguistic Identity",Multilingua,vol.19,2000,p.12.
(35)Snezana Trifunovska,European Minorities and Languages,The Hague:T.M.C.Asser Press,2001,p.597.
(36)〔奥〕赫尔穆特－克拉默、维德兰－日希奇著，苑建华等译：《科索沃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37)张文武等：《东欧概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87-490页。
(38)赵乃斌、汪丽敏：《南斯拉夫的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9页。
(39)〔奥〕赫尔穆特－克拉默、维德兰－日希奇著，苑建华等译：《科索沃问题》，第94-100页。
(40)〔奥〕赫尔穆特－克拉默、维德兰－日希奇著，苑建华等译：《科索沃问题》，第94-100页。
(41)连国辉：《科索沃议会通过新宪法》，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4/09/content_7949214.htm)，2008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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