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建华[1]2003年在《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南斯拉夫民族问题进行的一项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跨学科研究。文中提及的“南斯拉夫”(或“前南斯拉夫”)，一般是指1945-1991年南斯拉夫联邦所涵盖的疆域范围。 本文从南斯拉夫所处的文明结合部这一地缘特征出发，围绕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起伏消长，挖掘南斯拉夫民族危机的文化和制度根源，梳理和考察历史与现实、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制约互动。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1、民族主义为何成为威胁与破坏南斯拉大多民族统一的顽症。2、南共联盟处理民族问题失策的根源何在。3、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与冷战后国际关系。作者主要观点如下： 其一，到16世纪，在南斯拉夫各民族同中有异的基础上，整个南斯拉夫已分裂为西欧天主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土耳其伊斯兰文明叁大块，形成南斯拉夫各民族分野与交融同时并存、交错重迭的状态。这种民族文化错综复杂的状态，铸就了南斯拉夫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民族宗教冲突。由此，文明断层带构成南斯拉夫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内在文化根源。 其二，在对南斯拉夫具体国情(尤其是民族问题)认识比较成熟的基础上，铁托为首的南共以联邦制再建南斯拉夫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南斯拉夫联邦时期民族问题从缓解到激化的消长历程，其缘由并非在于南共对联邦制这一国家结构的选择，而是南斯拉夫在自治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和改革中，其联邦制发生了过度分权、强调民族绝对平等的“邦联化”畸变，这种制度变迁上的失误才是南斯拉夫民族问题重浮水面的主要原委。 其叁，20世纪末南斯拉夫失去了冷战时期在东西方对抗中所享有的地缘政治利益，自身还在苏东剧变大潮的冲击中发生着深刻的体制变迁，与政治、经济危机相伴而来的民族危机最终导致国家分裂，并引起一系列愈益惨烈的武装冲突和战争，威胁着巴尔干半岛和欧洲的安全与稳定。同时，世界各大国和国际集团也从各自利益和战略意图出发，进行纵横捭阖的干预，甚至从调停者变成了参与者、主导者。由此90年代南斯拉夫民族问题明显呈现国际化的特征和趋势，成为错综复杂的冷战后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发展的多棱镜。 本文的基本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篇两章是关于20世纪中叶以前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历时性研究。 第一章从文明结合部的视角阐述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形成的地缘、民族、宗教、文化、历史基础。指出: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不仅内涵复杂，而且由来己久，这与南斯拉夫地处巴尔干文明结合部关联密切。南斯拉夫地处欧洲文明断层带南段，西方天主教拉丁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土耳其伊斯兰文明在此叁足鼎立，民族文化的交融碰撞造就了南斯拉夫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内在文化根源。 第二章在16世纪到二战结束400多年的历史大跨度中，宏观考察南斯拉夫各族的民族认同与冲突。内容为:在东西方列强角逐巴尔干的历史背景五近代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兴起。虽然一战促使南斯拉夫统一民族国家梦幻成真，但王国大塞尔维亚主义霸权统治无视克族等非塞族的民族权益及他们的联邦主义要求，致使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在原有基础上明显突出。二战期间法西斯唆使南斯拉夫各族间相互仇杀，严重地加剧南斯拉夫内部的民族隔阂和仇恨。 第二篇四章集中分析联邦制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关系。 第叁章主要是研究冷战时期南斯拉夫联邦民族问题的消长起伏，内容为:在“兄弟团结和统一”的民族政策指导下，铁托为首的南共在取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以联邦制重新建立了南斯拉夫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也一度得到缓解。但随着自治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南斯拉夫民族关系再现危机;在80年代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科索沃地区阿族骚乱成为南斯拉夫民族问题重新激化的标志。 第四章主要从宪政改革的视角论述南斯拉夫联邦制的演变对民族问题的影响。指出:联邦制作为南斯拉夫国家结构形式，原本是南共蒸秘民族问题在国家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多样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然而在南斯拉夫联邦制的演变却最终陷入了“邦联化”的陷阱，从而在分权与集权的失衡中加速了南联邦的解体。 第五章侧重考察南斯拉夫联邦经济体制对民族问题的消极影响。内容为:在国家经济职能消亡论指导下，南斯拉夫经济体制的演变出现过度分权的弊端，既使联邦中央失去了必要的政府干预能力，又使联邦统一市场分割为各个相互封闭的地方经济体系，造就了各共和国经济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的经济基础。 第六章专就南联邦政府在民族理论和政策上的失误进行分析。指出:在民族政策貌似公正的外表下，南共政府实际却犯下把民族平等和差异推向绝对的极端化错误;在错误的“弱塞而强南”观念指导下，铁托等南共领导人推行钳制塞尔维亚的路线:另外联邦政府在民族理论和政策上的失误还表现为民族概念的混乱，包括人为地制造波黑穆斯林民族;这一切均埋下了南斯拉夫民族危机的祸根。 第叁篇叁章侧重对冷战后时代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国际化的研究。 第七章阐述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内容为:在?
刘锦前[2]2005年在《民族问题个案剖析的力作——《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评介》文中指出民族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它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乃至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冷战结束后,世界民族问题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成为诱发国际和地区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由来已久、盘根错节的南斯拉夫民族危机无疑又是整个世界民族问题中的典型个案。虽
戴曼纯, 朱宁燕[3]2011年在《语言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以前南斯拉夫为例》文中指出20世纪的南斯拉夫地区经历过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巨变,探究其原因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该地区的民族语言关系、语言政策及规划,解析语言民族主义在该地区政治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首先,过于宽松的语言政策为语言民族主义提供了生存空间,使其发挥语言的民族认同作用,甚至导致民族分裂倾向;其次,过度强调各民族语言的绝对平等,忽视国家通用语在构建国族认同中的重要意义,致使民族主义力量不断增强;第叁,应该充分发挥教育在多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作用。
任雷[4]2007年在《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民族主义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巴尔干半岛共有10个国家：土耳其、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等，其中哪一个国家在近代战争史上都有过浓重的一笔，此地区的历史、民族结构以及发展趋势即是本文的关注点。文中提及的“南斯拉夫”(或者“前南斯拉夫”)一般是指1945--1991年南斯拉夫联邦所涵盖的疆域范围。文明断层带构成南斯拉夫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内在文化根源。同时，世界各大国和国际集团也从各自利益和战略意图出发，进行纵横捭阖的干预。“民族”作为一个概念，是从属于政治的。从民族主义功能而言，民族主义具有典型“双刃剑”功能，民族主义对国际秩序也自然有建设与破坏的两方面作用。在此，我们先从文明结合部这一特征的视角出发，阐析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产生的地理、民族、历史和文化基础。这个问题的论述其实是个历史的问题，南斯拉夫的不少民族矛盾和冲突渊源于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以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国家，但依然遗患重重，最终又陷入了民族矛盾的深渊。在外部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张力不断增强的国际背景下，基于当今世界多民族问题的普遍存在、民族问题国家化的特征日趋突出的现实，各国政府如何建立妥善处理各种存在和潜在的民族矛盾和冲突、维护各民族的合理权益的政治机制，保持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统一、稳定和繁荣，无疑是应对来自国内外严峻挑战的至关重要的关键之举，这也是时代的现实要求。
徐刚[5]2018年在《从第一南斯拉夫的兴亡看南部斯拉夫人的合与分——写在第一南斯拉夫建立100周年之际》文中研究表明1918年一战结束后,第一个南部斯拉夫人的联合国家建立。南部斯拉夫人历史上首次集体摆脱外族的统治与压迫,步入共同国家的发展轨道,并在国际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第一南斯拉夫仓促建立,缺乏精心的准备与设计,在大塞尔维亚主义导引下走向专制,民族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整合,相反日益紧张并最终分道扬镳。在第一南斯拉夫建立100周年之际回顾历史,南部斯拉夫各民族离散的岁月比联合的时间长得多,叁个南斯拉夫的合与分绝非偶然,交错的民族关系一直是悬在共同国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解体后的前南斯拉夫各国选择以"回归欧洲"来实现另一种方式的联系,这个进程及其实现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民族对彼此关系的历史记忆及其处理。
章远[6]2009年在《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文中指出宗教是个“无国界的政治现象”,后现代的今天宗教群体已经成为渐具雏形的跨国市民社会的积极创造者。冷战猝然终结之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废黜在意识形态纬度上的评判和斗争,却很大程度上戏剧性地引发了现代暴力战争冲突中宗教因素的复归和彰显。科索沃及其周边地区是宗教冲突、种族民族紧张关系与分离主义结合的一个典型区域,对有相似处境的国家和地区来说都有放大效应。长期深陷巴尔干“火药桶”的科索沃一直是多方政治势力逐鹿之所,并且常常难以避免宗教信仰与暴力争斗之间交织的复杂局面。以科索沃塞尔维亚东正教德卡尼修道院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伊斯兰教希南帕夏清真寺为代表的宗教行为体具体包含了固定的宗教场所,它们所秉持的精神信仰、相对固定的宗教教职人员,影响力辐射的信众,其与外部相关政治,宗教组织机构个人的相互联系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它们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多层的、立体的、价值性与工具性兼备的理性宗教功能单位。宗教功能单位是地区冲突中重要的直接参与者,是理论化剖析宗教与地区冲突关系体系的基本单位。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作为宗教功能单位在科索沃危机到科索沃宣布独立期间扮演着活跃的角色,他们对地区安全、族群关系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社会化的宗教功能单位既有可能是受到环境压力而做出应对的因变量,也可以是积极介入社会公共空间改变外部结构的自变量。以不同信仰为界的宗教群体间差异性甚于其他群体区分且更难化解,无论是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还是后现代国家,宗教功能单位都可能面对暴力冲突事件的考验。行为体的利益是其行为取向的判断依据,也是行为的目的所在。宗教功能单位的利益有根本利益、重要利益和长远战略利益叁个层级。宗教功能单位在外部世界呼求、信仰义务和主观认知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在冲突过程中自主选择强调内部聚合或者外部聚合的行为模式,以维护自身叁个层级的利益要求。宗教功能单位的直接互动有对话和对抗两个向度:前者是“请进来”、“走出去”和虚拟对话叁种方式,后者包含了现实和虚拟骂战以及实体直接攻击叁种方式;此外互动还存在不直接产生交集但保有张力的特殊形式。冲突进程有阶段差异,以发生直接暴力攻击事件为中间值,分为冲突升级和冲突弱化两个转化方向。以暴力活动实现分裂独立、冲突外溢和武力干涉是冲突升级的表现形式,限制、转化和调解是冲突弱化的表现形式。宗教功能单位根据冲突方向不同,选择以内部聚合帮助群体内抱团或者以外部聚合行为模式推进更大范围的联盟,其目的仍然不偏离实现自我保护、发展和推广普世信仰理想的利益目标。从可操作的层面来看,要减少宗教性质的地区暴力冲突发生的概然率和降低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宗教功能单位可以采取的行为是自我调节,包括尝试限制自身行为和转变自身过激政治属性,以及参与和接受有助于地区安全的调解,以促进更大范围的群体聚合。
余建华[7]2003年在《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国际化与冷战后国际关系》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末,南斯拉夫在苏东剧变大潮的冲击中发生着深刻的体制变迁,联邦最终在民族分离主义危机中彻底解体。地处欧洲火药桶中心的南斯拉夫国家分裂引起的战乱自然引起外部国际力量的各种反应。同时,世界各大国和国际集团也从各自利益和战略意图出发,进行纵横捭阖的干预,甚至从调停者变成了参与者、主导者。由此90年代南斯拉夫民族问题明显呈现国际化的特征,成为错综复杂的冷战后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发展的多棱镜。
高放[8]2006年在《米洛舍维奇:“巴尔干屠夫”或“塞族民族英雄”——兼与金重远教授商榷》文中认为米洛舍维奇是靠鼓吹大塞尔维亚主义而跃居党政首脑地位的。他执政7年之中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政策,使南斯拉夫联邦土崩瓦解,陷入4场内战,并且引来外战,2000年落选总统,后被引渡海牙国际法庭。纵观一生,他非多于是,过大于功。《探索与争鸣》今年第4期刊登的复旦大学首席教授金重远《评米洛舍维奇的历史命运》一文的观点值得商榷。
朱晓超[9]2011年在《历史的沉思——南斯拉夫分裂对中国的启示》文中研究指明2006年6月3日,黑山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至此,铁托在1943年11月创立的南斯拉夫联邦已彻底瓦解。具有四十多年历史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分裂了,其自治体
吴东风, 李成刚, 孙利辉[10]1999年在《科索沃的民族问题及其启示》文中研究指明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民族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一国的生存与发展。在南斯拉夫的解体、内乱以及科索沃危机中，民族矛盾推波助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科索沃民族矛盾引发世纪末一场局部战争自１９９０年南共联盟开始...
参考文献：
[1]. 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D]. 余建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2]. 民族问题个案剖析的力作——《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评介[J]. 刘锦前. 世界民族. 2005
[3]. 语言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以前南斯拉夫为例[J]. 戴曼纯, 朱宁燕. 欧洲研究. 2011
[4]. 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民族主义视角[D]. 任雷.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5]. 从第一南斯拉夫的兴亡看南部斯拉夫人的合与分——写在第一南斯拉夫建立100周年之际[J]. 徐刚.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8
[6]. 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D]. 章远. 复旦大学. 2009
[7]. 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国际化与冷战后国际关系[J]. 余建华. 世界经济研究. 2003
[8]. 米洛舍维奇:“巴尔干屠夫”或“塞族民族英雄”——兼与金重远教授商榷[J]. 高放. 探索与争鸣. 2006
[9]. 历史的沉思——南斯拉夫分裂对中国的启示[J]. 朱晓超. 群文天地. 2011
[10]. 科索沃的民族问题及其启示[J]. 吴东风, 李成刚, 孙利辉. 军事历史.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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