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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9)05-0060-06
人一生中有些机遇，往往成为决定人一生命运的重要因素。
1962年，正值国家经济处在困难时期，当年的毕业分配十分严峻。在武汉大学中文系70多个毕业生中，我是唯一被分配到由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刘绶松先生领导下的武汉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工作。这是一个被当时许多人所羡慕的岗位，我自然也为自己有这样的幸运而兴奋无比。记得第一次走上讲台，刘先生就指定我讲授当代文学的戏剧部分，尽管后来我的科研方向不在戏剧，但毕竟从那时开始，就与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由此而对这个学科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哪怕当时“当代文学”在大学殿堂还被人视为“小儿科”。
其实，我们老一辈的现代文学史家，早在上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新发展，并尝试将这一段属于“当下性”的文学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框架中。王瑶先生1953年8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在全书的最后就专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1949-1952)”一章，以六万余字的篇幅，分设了六节综述新中国成立后几年间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的现状。刘绶松先生1956年所著、由教育部委托出版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也有专章记叙1949年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划时代意义。这些都成为后来当代文学作“史”的记述，提供了重要的“引子”。但毕竟那时还只是一个文学时期的开端，更由于后来政治环境的恶化，使我们的前辈未能将他们的史笔继续延伸。当代文学学科创建的任务，就自然落在作为他们学生的这一代人身上。
当代文学这个学科有着它的特殊性，它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切近当前，作为历史流程时间并不长，许多现象都还处在变动中，还在接受时间的检验。因此，当我成为这个学科的研究者时，我感到更需要培养自己一种坚持学理性的素质。
在文学历史的书写中建立自己的“史识”和“史见”
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像一股强劲的春风把十年“文革”留下的意识阴霾吹开，生活的阳光重新温暖人们的心，也唤起了人们重新创造的强烈欲望。这年春天，一次研讨小说《李自成》的学术会议，把许多高校的当代文学教师汇聚在一起。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汇聚，除了对当时刚刚出版就风靡全国的《李自成》进行研讨外，同行们还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动议：为应当前教学之急需，编写一部中国当代文学教材，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当我们这项“民间动议”正开始付诸实施时，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也及时地作出了决定，计划编写一批全国统编教材，并指定由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派人牵头，负责完成《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有机会直接参加到文学史的编撰工作中。
这基本上是一项白手起家的工程。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过一部正式出版的当代文学史，因此，在体例构建、史料爬梳、文艺运动的评价以及作家作品的取舍等方面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审慎地作出决断。而当时所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彻底摆脱刚被粉碎的“四人帮”在文艺领域所留下的浓重阴影，建立起我们科学的文学史观念，建立起一套正确的文艺价值基准。
1979年我们开始动工时还未实行主编负责制，只成立了编写领导小组统筹全书的编写。当时的分工是由我负责小说部分，这也是教材中分量最大的一个部分。建国后的文学创作，小说是个成果丰硕的部门，现在书写文学史如何正确取舍作家作品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文学史与社会史的不同在于，社会史是由一个个历史事件和一个个历史人物的行为所写成的，而文学史则是由一个个作家的创作和一部部作品所写成的。可是在当时，许多建国后被公认的优秀作品，“文革”时都被定为“毒草”，所以今天重新把被颠倒的评价重新颠倒过来自然是必要的工作。与此同时，我感到更值得关注的还是那些在“文革”之前就遭受过严厉批判的作品，今天更需要作出正确的评价，还有一些曾由于种种非文学的原因而被埋没的作品，也需要重新去发现，给予它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在1970年代末的意识形态环境里，虽然已不同于“四人帮”猖獗时期，但仍有不少潜在的“戒律”尚未破除，究竟哪些作品应“取”或应“舍”？在取舍中又应如何给予准确的评价？这无疑都需要一点勇气，也检验着我们的鉴赏能力和历史识见。靠“请示”是无济于事的，我和同事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认真地重新研读作品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作品是我们进行鉴别、作出判断的唯一依据。
比如对待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小说在1958至1962年相继出版第一、二卷后，就曾被批判为站在“右倾”立场，“为资本家唱赞歌”；而到了“文革”过去后，却又有人说它错误地“宣扬了阶级斗争”而不可取。当我重新研读了这部小说后，感到作者在描写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斗争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时，确实无法回避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由于作家对上海十里洋场的过去和现在有着深刻了解，对刚进入新社会的工商业大大小小资本家各色人等的心态和行为方式更是异常熟悉，因此在他笔下所刻画的工业巨子、金融大亨和许许多多的中小企业家，并没有故意丑化，而是栩栩如生，特别是对他们的不同角色在社会舞台上的不同表现和微妙心态的揭示更是力透纸背，精彩传神。在这一点上，若把它放在“五四”以来以上海商界为描写中心的作品来看，我认为它可以与《子夜》媲美。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记录了1930年代的“吴荪甫们”到了1950年代所遭遇的处境。因此，我在撰写《上海的早晨》这一节时，在承认它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时，更以较多篇幅来分析作品对资本家形象的成功刻画，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写这么多资本家的形象是很少见的，而作家正是通过这一批人物深刻的描绘，使我们看到步入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真实面貌，这是《上海的早晨》的一个突出贡献”。同样，对《三家巷》的重新研读，也使我对这部作品获得了新的理解，更加感到当年小说出版时所受到批判的不公。其实小说将主人公周炳走向革命的成长过程写得曲折迂回，不能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恰恰显示了生活的合理性，周炳出生在铁匠家庭，却在充溢着封建地主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和市民文化的“三家巷”中长大，这就铸造了他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和走向革命的艰辛。小说作者欧阳山正是把握了人物作为“这一个”的真实存在，突破了当时那种“英雄十全十美”的创作模式，这是很不简单的。所以，在《三家巷》一节的撰写中，我也秉持着肯定周炳形象的态度，指出这个艺术形象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特殊价值。
所谓“史识”、“史见”，无非就是对历史的存在有新的理解和新的发现，而要做到这点，对第一手材料的直接掌握要尽量地广泛。在编写当代文学史的“十七年”部分时，我常常有意识地查找一些当时出版却未受到当时舆论所热捧的作品来阅读，为的是尽量全面地感受当年小说创作的全貌。在查找阅读中我惊讶地发现，其实在那个时期作家们对生活的观察和描绘并不完全像我们今天所想象那样，都是按一个调子来进行的。即就对农村生活的反映来说，有昂扬地去歌颂当时轰轰烈烈的“合作化”，但也有作家用十分冷静的眼光从生活的琐碎片段中以优美、隽永的笔调去描写农村千年传统积习的顽固性以及在今天生活中褪去之不易，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只不过当年因“基调”的不合潮流而受到冷落而已。今天作为历史的真实呈现，它们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即使同样描写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村生活，也并不是只有《创业史》、《山乡巨变》那样正面去反映运动过程的作品，像刘澍德的《甸海春秋》、《归家》就显得有点“另类”。《甸海春秋》描写一位生产队长在1958年社会刮起浮夸风时，敢于顶住上司的无理威吓和被评为“下游”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真是真，假是假，何消这样花花草草？！”显示了作家在那“疯狂的年代”的清醒和胆识；《归家》则通过一对农村青年的感情纠葛、爱恨情仇，折射出当时所谓“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在农村下一代心灵上所留下无法弥合的创伤，十分令人寻味。揭示这些曾被掩盖的史实，会使人们认识到，即使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时代，文学也不是“清一色”的。所以，我还是主张把刘澍德这样的作家作专节论述，以显示一种历史的真实状态。
《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近30年，尽管今天看来还留有那个乍暖还寒时代的一些印痕，但在其基本内容上仍有其参考价值，出版社的一再印刷，说明它仍然拥有受众。
创作研究要力图从其表象进入到内质
这点说起来又是一种机遇。1982年，我接到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的通知，邀请我参加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读书班。茅盾文学奖是在新时期开始后根据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遗愿在我国文艺界所设立的一项最高文学奖，专门奖励长篇小说作品。评选读书班的任务，就是要在上百部的申报评奖作品中挑选出十来部入围作品，供评委会作最后终评。由于这是首届，所以特别受到重视，读书班集中了京都和来自外地的20多位活跃于文坛的评论家，在北京香山当时条件还十分简陋的昭庙住了50天，夜以继日地阅读作品和研讨。这个机会使我有可能集中地、广泛地了解我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发展状态以及在新时期出现的新貌。以后，在第二届(1985年)、第三届(1990年)以及第四届(1996年)我都有幸参加了这一工作，从而积累了不少关于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和研究的资料，于是，长篇小说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的一个科研方向。
每次参加完文艺界这样的活动回到学校，学生们都热切地希望从我这里了解到文艺创作的一些最新动态和值得关注的问题，这成为了我考虑如何建立一门当代长篇小说研究专题课的驱动力。鉴于多年来当代文学研究停留在表面现象多，进入创作深层问题作出理论思考少，所以，我在建立专题课的过程中也就有意识促使自己力争把对当代长篇小说的研究推向一个更深的层次，我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就是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
在进行这一专题研究时，我首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今人普遍认为中国长篇小说不如西方的具有深广度，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为此，我对中国长篇小说的产生及其演进过程作了一番历史检视，发现中国长篇小说发展的滞后并非一贯如此。它的萌芽期与西方长篇小说大体相近，都在12世纪前后，而且在开始的四、五百年时间，中国长篇小说的步履大大超于西方小说，从第一部完整意义的长篇小说出现，到实现小说从传奇化到世俗化的转变，都比西方早一、二百年。直到作为现实主义高峰《红楼梦》的问世，也比西方批判现实主义高峰的一批小说要早半个多世纪。只是到了19世纪以后，中国长篇小说尽管形式上也开始吸纳某些现代艺术经验，但整体创作水平却跌入低谷。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给长篇小说创作注入了新的精神元素，但其后的大半个世纪，长篇小说艺术仍踯躅不前。这种历史反顾，也就成为我探讨20世纪下半叶长篇小说创作问题的起点。
近百年来我国长篇小说的滞后自然有政治环境的原因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但造成其反映生活形式凝固化的弊病，是有其内在的支配力量的。所以，我就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这些作品内质形成原因的探讨上。
我把195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描写革命战争和农业合作化的两大类作品作为重点的剖析对象，发现它们的创作有两个潜在的要害问题。
第一，作家在对事物的认识上过分强调直观性、经验性，把森罗万象的世界只看成是眼见可感、具体有形的，而对于那些处在精密的感官感觉范围之外的物象，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排除于艺术视野之外。所以这些作品反映生活不仅习惯于以历史或现实的真实事件为依据，而且在艺术规模的建立上对生活也有着严格的依赖性，无论是事件的提取或故事情节的设置，常常是相当严格地遵循生活演进的普遍状态，这也就很容易形成艺术思路的雷同。我以《保卫延安》和《红日》为例，很快就提取出它们相同的艺术思路：先写我军失利——中经转折性战役——最后重新走向胜利。两部作品的基本线索均是如此。这种情况同样反映在一些全属虚构性的小说里。像一些反映农村合作化的作品，尽管人物和生活画面形形色色，但情节脉络基本上也就是当年农村建立互助组、合作社过程的浓缩。形成这种状态的深层原因，与作家的直觉性思维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习惯中所谓一阴一阳，阴阳对立的“一体两面”概括事务的方式，在当代小说家中也有极深刻的影响。本来，阴阳之道是蕴涵着辩证的因素，但当它成为概括事物的绝对方式时，就容易变成一种排斥事物复杂的多变性、多维性的运思习惯，只求从丰富的生活现象中抽象出那种单纯的、对抗的矛盾。当这种传统的运思惯性，与当时所流行的“矛盾是绝对的”的理论一旦结合，就更成为了屏蔽作家观察生活的开阔视野。我从当时相继出现的《创业史》、《艳阳天》等作品中，就明显地看到了这种思维模式的顽强表现：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人公周围，都是设置这么三条矛盾线索——与农村敌对阶级地主、富农的矛盾；与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自发势力的矛盾；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人物的矛盾。我把它称之为“一体三极”的思维模式。所以我认为，新时期的长篇小说要有突破性的发展，除了在创作观念清除错误思潮影响外，更关键的问题是改变这种思维习惯。记得1987年我把这种观点在《珞珈书简——就当今长篇小说创作致友人》(载《文艺报》1987年第22期)一文中提出时，立刻得到创作界许多朋友的赞同，认为受到重要的启发。这更促使我后来在专著中作更深入的论证。
对于当代长篇作品中某些艺术形象塑造的成败得失，我也力图从作家创作方式上把握其内在因由。为什么同样是英雄形象，《保卫延安》的周大勇性格显得平直单一，而《红旗谱》的朱老忠却显得相对厚实？于是我试图提出“性格承受体设置”这一关键词来阐明其原因。所谓性格展开的“承受体”在叙事作品中一般是由某些事件、某些活动场面或某些人际关系所构成，小说人物性格的塑造总是在一定承受体上进行的。由此来看剖析这些艺术形象时就会发现，支撑周大勇性格塑造的“承受体”基本上是几场战斗：钳制敌人的战斗、沙漠上艰苦行军中的战斗、长城线上最险恶的战斗。这三个事件就像三条直线都是指向人物的“勇”，这就自然形成了人物性格的单一性；而朱老忠的性格塑造的“承受体”则不完全一样，它既有历史的纵深度——父辈朱老巩的反抗精神在他身上的延伸；又有现实的横向多面展开——与众乡亲的情谊、对地主的刻骨仇恨、对下一辈的慈爱关怀、接受党的引路人的启悟。总之，这是一个有历史的纵发线与现实的横发线交错而成的“承受体”，由此，使人物性格的塑造获得了厚重感和一定的丰富性。
对于进入新时期后长篇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我则根据创作问题的变化从另一角度来探讨。这时期小说家们开始注意从人所处的社会“力的交叉点”来认识人所形成性格的复杂性，也开始注意不仅从“历史潮流”而且还从人的“内驱力”来解释人的行动的某种动因，反映了对“人”认识的进展。但是创作中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不少人物形象的性格构成基本上都是“两重性的组合”，用句极而言之的话来说就是“人鬼参半”，或“灵肉各异”。这种创作现象引起了我对当时作为“新思潮”出现的刘再复“人物性格二重组合”理论的警觉。当然，我并不否认，这个理论命题的提出，对新时期以来作为人的文学创作发展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促使作家们突破一维的视角而用多样的眼光去透视人的性格内蕴。但也要看到，在这种理论影响下，一大批性格两极分离、“灵”“肉”各异或“人”“鬼”掺半的机械组合型形象冒了出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这一理论科学性的思考。所以我在专著中结合一些创作现象对“人物性格二重组合”的理论作了一些理性分析。我认为“‘二重性格组合’理论虽然把对人的认识推向了更深层次，但这种理论本身却是有明显缺陷的。其根本的缺陷在于：仅从人的生命本体来认识人、阐释人的性格，而没有把人的‘内在机制’同人的社会实践、社会联系结合在一起来阐明人的性格形成的特点。作为人的‘内在机制’即生存的欲求(包括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欲求)对每个生命体来说都是一致的，但社会实践中的人却又是千差万别的，‘二重组合’理论只能说明人的内在世界是个二重性的世界，却仍然不能说明为什么同样是人，却在灵或肉的欲求方面会有不同，会有千差万别。这正是由于这个理论本身忽略了人的内驱力的产生，除了生命的内在机制影响外，还要受到人在实践中同自然和社会的联系的牵制和驱动”。因此，“刘再复的理论仅仅完成了人的性格复杂性的说明，还没有完成人的性格差异性的说明，更没有完成对人的性格复杂性、差异性的真正科学说明。”我想我当时这些阐述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提醒创作界，应该用一种理智的审视态度对待一种虽属新潮、却仍有缺陷的理论的出现，免致盲目地将它导入到创作中作机械的套用。
由于这部专著能结合创作实践进行一些深层的探讨，并从理论上作出一些理性思考，所以一经出版，不仅在学术界得到许多鼓励，创作界的许多朋友都感到从中受益，认为著作从创作实践出发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有助于他们在创作中自觉地跳出某些拘囿。1995年，教育部进行首届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的评奖，在面对新时期15年来的研究著作中，我的这部小书获得了二等奖。这些反响，也更坚定了我在研究工作中不去走那种浮光掠影、“空对空”的理论路子，而是坚持带着问题意识从具体创作实践出发，摸准问题的症结，再进行理论的提升，并敢于作出自己的理论归纳。
关心当下文学发展势态，既要敏锐，又要沉稳
进行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似乎都离不开当代文学批评，离不开对当下文字现象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当代文学学科本身需要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不断把文学发展的新成果整合到学科内容中去；同时，作为研究者也需要在追踪文学新发展中使自己的文学眼光、文学观念不断得到调整，对文学的前沿状态保持着高度的敏感。
记得在上个世纪80与90年代之交，文学界对进入新时期以来的许多文学现象有过颇为热烈的讨论，诸如：文学多元格局与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否相抵牾？现实主义是否还有生命力？应如何重建文学的价值标准？更有认为“新时期”已经结束，“后新时期”或“后后新时期”已经开始，等等。主张林立、相互交锋，好不热闹。对文坛这些动向，作为当代文学研究者当然不应回避，而是要清醒面对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我个人倒不喜欢找个对立面来“针锋对麦芒”，我喜欢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认真吸取不同主张中的合理因素，经过认真思考，然后正面地阐述自己的心得。《“文学新时期”的意味》(载《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一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在这篇论文中，我重点阐述了对文学新时期中文学多元化、现实主义的命运和价值重建等问题的理解，特别区分了“元”在政治范畴和哲学范畴的不同指代意义，并从整个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说明“分殊共存”往往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现象，“文学的多元共存，实际上就是使文学获得一个从各方面体现自己本体特征的机会，从而为进行超越于前一历史时期的新的整合创造必要的历史条件”。关于现实主义的命运，我不认为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它就再不值得呼唤了。进入新时期后大量的创作实绩证明，现实主义也在作自身的调整，“风格的集一化迅速消融，个性化日益显著”，同时在潮流的演进中还不断以“标新性的姿态”出现，说明它在今天的文坛中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对它走向真正的成熟，仍是一种急切的期待。关于文学的价值重建，是个更复杂的问题，针对当时许多以宣扬人本主义价值观作为创新标志的创作现象，我认为：“诚然，人本主义价值体系在人类思想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成果，但是今天我们据此而抛弃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历史观的价值标尺，那恐怕不能说是‘新进’，而是文学思想根基的‘虚脱’”，所以我认为，“我们的作家要真正登上时代的制高点，构建新的价值坐标，还需要走过一条长长的精神通道”。正是基于上述这些认识，我提出：“倘若仅从某种外来理论出发在本土环境寻找对应物，而忽略对现实条件和创作形态的全面考察，就急匆匆地宣布某个阶段的结束、某个阶段的开始，是不妥的”。论文在当时的发表，其产生的影响出乎我的意料，时任《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的蔡葵先生来信说：“《‘文学新时期’的意味》一文反映极好，见到我的熟人没有不称赞的”。论文还被当年的中国社科院文学年鉴所收入，并被后来出版的多个文选所收入。这说明，面对文坛的热点与坚持学理性是不矛盾的，文坛的热烈论争，会更促使我们的学理性研究具有新的活力。
对一定时期出现的创作现状，有时是需要沉稳的眼光才能把握住它的症结所在的。1998年我在《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的《创作主体的精神转换》，就是从作家精神观念变化的大量事实中来论证新时期文学变化的内因，提出了要特别关注作家精神转换这个关键的问题(该文发表后被翻译成英文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0年第2期转载)。1990年代中期后，随着长篇小说产量的激增，广大读者对长篇小说质量不满的呼声也在激增，一些刊物曾多次约我就此现象写点东西，我迟疑了许久，主要是感到掌握的资料还不足，直到2000年以后，当我阅读了近七、八年出版的上百部长篇小说，心中对问题的认识比较明朗，才动笔发表自己的看法。我的中心意旨是：要关注长篇小说创作艺术探索与精神探索出现的不平衡现象。根据自己对一些重要长篇作品的研读，一方面，我感到应该充分肯定它们在艺术创新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文体创造意识空前活跃，反映生活的艺术方式有明显变化，许多现代流行的艺术手法被广泛吸取，我还指出，这其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长篇小说艺术空间形式的创造和长篇小说象征体的营建，这是1990年代长篇小说家们的一种带有探索性又带有开拓性的艺术创造，大大突破了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反映生活的一些‘通用形式’，它给长篇小说带来一种全新的艺术风貌”。但另一方面我又明显感到，许多作品还缺乏思想穿透力，“作为精神探索，长篇小说并未现出其特有的光彩”。这种不平衡现象，就“犹如迈步的两腿，由于两边‘力矩’的不均衡，形成了长篇小说发展中行走的斜线”。我以这样的基本观点完成了论文《行走的斜线——论90年代长篇小说精神探索与艺术探索的不平衡现象》。《文艺报》得悉后，先摘取了我所论述的有关内容，特别是精神探索方面的不足，以《这个时代会写出什么样的长篇小说》为题率先发表，论文的全文则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上，并被《新华文摘》(2002年第6期)全文转载。
对于单部作品的评论，我也尽量坚守学理性的原则，不因与作家关系的亲疏或作家成就的高低而放弃应有的评论品格。像对王安忆这位为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家，尽管她的《长恨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但我对它却有着不同的评价。我就她1993年出版的《纪实与虚构》与她1995年出版的《长恨歌》相比较，感觉到她在精神探索上有着两极式跳跃的明显迹象。《纪实与虚构》通过用“冥想与心智”将祖先的道路“重踏一遍”，体现了主人公“我”对金戈铁马“争雄的世纪”历史的向往和对平庸现实的厌倦；可是在两年之后所写的《长恨歌》中，在那种精细传情描写的背后，传递给我们的似乎更多是对那个一辈子寄寓于大都市、且一辈子都满足于与男人周旋的女性命运的同情，对她那种始终不变的靠闲聊天、嗑瓜子、喝下午茶、搓麻将以打发日子的生活的玩味。所以我指出：“在这里，作者的精神价值取向好像已疏离于那种金戈铁马的向往，而跌变为对一种边缘性、平庸性生活循环的认同与品赏。有些评论者曾是那么热切地赞赏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对上海这个大都市“城市精神”的精确把握，但令人疑惑的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真正代表了上海？真正创造了上海的历史？是那种敢于“争雄”的进取抑是王琦瑶这种平庸的无奈？王安忆在前后两部作品中精神取向上的‘移动’，恐怕只能说明作家在精神性思考尚未找到她自己的基点。”对贾平凹、张炜、阿来等作家的作品，对其精神性弱点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见《这个时代会写出什么样的长篇小说》)后来我得知，这些观点得到文艺界许多朋友的赞同，《文艺报》还相继发表了两位资深评论家的专文，对我的文学评论给予高度的评价，一篇是韩瑞亭的《时代需要有深度的文学批评》(载《文艺报》2002年6月22日)，一篇是仲呈祥的《治学精神与学术操守——读陈美兰教授的一篇文艺评论有感》(载《文艺报》2003年1月25日)。他们认为：“她的分析，高屋建瓴，实事求是；她的判断，真知灼见，学理性强”，“是从大量文学事实中抽引出来的理论认识”，“比那类‘酷评’要来得深刻，并更有理性”。
这些年来，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作家给我赠送他们的新作，并期望得到批评。尽管我不可能读到它们的全部，同时它们也不可能都是成功之作，但对他们作品所呈现的一些亮点，我仍然会十分珍惜，像湖南作家向本贵的《凤凰台》，虽然艺术上还不太完美，但其中所塑造的地主田大榜形象，却富有时代的复杂内涵，所以专门撰文给予推介；湖北作家王建林与我素昧平生，但当她抱着她第一部长篇小说《风骚的唐白河》的初稿来找我希望得到帮助时，我被她对当前农村生活的熟悉和许多精彩的描写所感动，不能不认真阅读她那五、六十万字的初稿，并仔细地与她斟酌作品的结构和人物。当她的小说出版并获得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后，我为自己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能融入到当代文学的创造和发展中而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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