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中国经验的历史总结，还是中国发展的未来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北京论文,共识论文,战略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雷默的“北京共识”
2004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柏·雷默先生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在这篇研究报告中，雷默明确地宣称要总结一套关于中国发展和实力的新物理学，以“为如何思考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变化的国家提供一个框架”①。雷默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在使这个国家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还正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一种与“华盛顿共识”非常不同和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正在使中国成为一个极富吸引力的榜样力量而对当前的世界发生重要的影响。雷默写道：“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其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它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②
按照雷默的说法，“北京共识”是由一套“关于如何组织世界上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三个定理”以及“关于为什么这个现象令来自新德里、巴西利亚等地的学者感兴趣的几个公理”所组成的。这三个定理是：
1.“第一个定理，是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与‘旧物理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后沿技术（铜线）入手开始发展的主张不同，这个定理坚持认为尖端创新必不可少，以求引起变革，而这种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用物理学术语说，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③“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④
2.“第二个定理是，既然混乱不可能自上加以控制，你需要一整套新工具。它超越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而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这是管理中国发展的巨大矛盾的唯一途径。这第二个定理要求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⑤“第二定理就是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⑥
3.最后一个定理是：“一个自主理论，这个理论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⑦“中国给其他国家传达的信息是一个有关杠杆物理学的简单教训，即发展非对称力量的重要性……北京共识是一项多方位而且得到充分论证的安全观的革命，它至少给人们一种希望：每个国家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强国。虽然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能做到自主自决。”⑧
这三个定理构成了“北京共识”或中国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而前两个定理又被认为是“北京共识”的核心理念（“创新”和“公平”因此也被确认为是“北京共识”的核心概念）。⑨雷默认为，“北京共识”所包含的这些新思想与来自华盛顿的思想（即所谓“华盛顿共识”）截然不同。它表明“中国正开辟出一条通往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创新、积聚非对称性力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和注重个人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基础上的”⑩。中国发展的成功使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和领导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吸引力。“中国现在正总结自己的经验，开始写自己的书。这些经验把中国的思维与从其他地方的全球化文化失败中吸取的教训融合在一起。世界其他国家开始读这本书。”(11)
雷默有关“北京共识”的说法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来评价雷默关于“北京共识”的这一套说法呢？雷默关于“北京共识”的这一套说法是准确的吗？它真的是一套有关发展的“新物理学”吗？如果我们不想作为一个被动的思想消费者盲目地接受雷默的这一套论述，我们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我发现，要想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以下这个问题，即雷默所谓的“北京共识”到底是一套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发展道路及历史的经验总结，还是对中国近几年来刚认识到并准备付诸实施的某些新思想及其发展思路的新概括或新表述？这个问题显然构成了回答前面那些问题的前提。因为，熟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历程的人都知道，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战略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调整和转折。中国政府在近年来所确立的新发展战略与这之前的发展战略尽管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连续性，但却也有着重大的差别。因此，弄清楚雷默的“北京共识”到底是对中国以往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是对刚确立的新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一问题，不仅对于我们如何评价雷默关于“北京共识”的说法而且对于我们如何恰当地理解中国发展的经验有着重要的意义。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雷默的《北京共识》一文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从文章本身来看，雷默所谓的“北京共识”既像是前者，又像是后者。而从该文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的反应来看，则多数好像是将其作为前者来加以理解。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雷默的这篇文章引来了一大批关于“中国（发展）经验”的讨论。因此，为了恰当地评价雷默关于“北京共识”的这套论述，也为了恰当地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能需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对雷默的论述进行评价。第一个角度，是假定雷默的“北京共识”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验的历史总结；第二个角度，则假定雷默的“北京共识”是对中国政府近年来确立的新发展模式的简略表述。
作为中国发展经验之总结的“北京共识”
首先，让我们假定雷默的“北京共识”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的历史总结。那么，紧接着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雷默在其所谓“北京共识”中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形吗？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真的如雷默说的那样是源自于对“创新”和“公平”等核心原则的认同和坚持吗？对于这个问题，很难用一两句话简单地做出回答。
先来看“创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功是否确实是源自于对“创新”原则的坚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创新”一词的含义。我们知道，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创新”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制度创新，二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可以根据其来源区分为引进性的技术创新和自主性的技术创新。如果雷默所谓的“创新”指的是制度创新和引进性技术创新，那么可以说，雷默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源自于对“创新”原则的坚持这一说法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创新”理解为“自主性技术创新”的话，雷默的说法显然就不符合事实了。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虽然技术进步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以全要素生产率来测量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40%左右）(12)，但这些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引进海外技术成就的结果，而非中国本国自主技术创新的结果。例如，寇宗来的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许多大中型企业宁可放弃自己的研究开发，转而从市场交易，尤其是从国外获取先进技术……通过合资将国外先进技术国产化成为很多大中型企业在市场中生存的基本法则。”“中国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引进来源主要来自国外。在2003年以前，购买国内技术支出占总引进费的比例都在15%以下。”(13)刘霞辉等人也指出，“有人形象地将中国技术进步的演进路线比喻为‘80年代靠老农，90年代靠老外’”，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来自于开放过程中的国际技术转移，‘干中学’是技术进步的基础”。(14)此外，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目前主要是靠资源投入和引进带来的技术进步这一点，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有明确的肯定。
再来看“公平”问题。在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虽然“共同富裕”始终被表述为最终的奋斗目标，但截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真正在各项政策中得到落实的首要原则却主要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结果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初期的一段时间之外，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逐渐提高。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中国的基尼系数就一直走高，从0.3左右一直提升到0.45左右（见表1），迄今为止，我国社会不平等程度依然居高不下，处于世界各国的前列。面对如此严酷的事实，如果一定还要坚持把“公平”理解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恐怕是有失偏颇的。
中国发展经验与“华盛顿共识”相矛盾吗
雷默将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北京共识”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将其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照。雷默认为，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条与“华盛顿共识”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因此有必要将其总结出来，并冠之以“北京共识”的名称，以突出其作为一条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发展道路的含义。然而，下面的分析将表明，这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经验与“华盛顿共识”完全对立的看法也是不恰当的。
所谓“华盛顿共识”，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于1989年在国际经济学研究所举办的一次会议中首先提出来的一个名称，主要指威廉姆森“个人认为几乎在华盛顿的每一个人都会赞同、几乎拉美每一个地方都需要的十条政策建议清单”，目的是为了用它来“衡量经合发展组织一直认为适当的系列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导拉美经济政策的发展经济学旧观念”。(16)按照威廉姆森的说法，这十条政策清单是：(1)加强财经纪律；(2)根据有利于长期发展和解决贫困的方式重新安排公共支出的优先序列，主要内容是将公共支出“从没有价值的补贴转向基本的健康和教育项目、基础设施建设”；(3)税收改革，主要内容是扩大税基，降低税率；(4)实行利率自由化；(5)实行竞争性的汇率；(6)贸易自由化；(7)引进外资的自由化；(8)私有化；(9)放松规制；(10)明确产权。可以简要地将这十条政策概括为财税体制市场化、金融自由化、财产私有化。
另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对“华盛顿共识”的内涵做了如下概括：“无论其最初的内容和目标何在，世界上大多人的心目中的‘华盛顿共识’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且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而这种战略与东亚所信奉的战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东亚，政府主导发展型国家扮演着积极的角色。”(17)
简言之，所谓“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涵就是：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进程与华盛顿共识所指出的方向是一致还是相矛盾呢？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成功增长的经验与“华盛顿共识”的内涵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一致性。简单地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度变迁的大致轨迹，我们就可以肯定这一点。
首先来看“私有化”这一原则。虽然在认识上存在着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毫无疑义的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方面就是要逐渐降低以往的全民所有制或国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扩大非国营经济成分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而私有制经济成分的逐渐扩大又是后者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我国经济在民营化和私有化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1978年，我国非国营和集体经济成分几乎为零，但到了2006年，我国全部就业人员中在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就业的人员仅占26.7%，其他形式单位则占73.3%，其中在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就业和以个体形式就业的人员占27.4%。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33.2%，其他形式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则占66.8%，其中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占34.3%。2006年，我国工业生产总值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所创造的产值仅占13%，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占34%，私营企业、其他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工业产值占52%，超过前几种所有制形式企业之和。
其次来看“自由化”这一原则。所谓“自由化”是一个比较抽象、难以度量的概念，鉴于“自由化”的实质就是要降低政府等非市场力量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提高市场力量对经济的支配作用，因此我们用“市场化”这一概念来代替“自由化”概念。可以说，没有人（即使是对改革开放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会否认，虽然在认知和表述上也存在着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趋向或主题就是要改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胡鞍钢等人的计算，1978年中国经济的总体市场化指数为18.39%，至1999年，中国经济总体市场化指数已超过50%（其中“产出和流通的市场化”、“价格和交易的市场化”方面的指数已经接近80%），平均每年以4.84%的增长率向前推进。(18)1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总体市场化指数应当已达到一个更高的程度。根据刘霞辉等人提供的资料，2006年商品零售环节市场调节价的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3%提高到95.3%，农副产品收购环节市场调节价的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5.6%提高到97.1%，生产资料销售环节市场调节价格的比重已经从1978年完全由政府计划控制提高到92.1%。(19)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市场化方面，虽然还没有达到类似的程度，但总的趋势也是在不断提高。
再来看“稳定化”这一原则。同样不会有人否定，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在内的“稳定”始终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政府所致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发展为目标，以改革为手段，以稳定为条件”始终是中国各级政府的共识。而事实上，通过各种手段的运用，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成功地实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稳定局面。以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为例，表2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期是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系数最小、宏观经济最为稳定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成功增长的经验与“华盛顿共识”的内涵相当一致这一点，其实已经为包括中国官员和学者在内的多数人所承认。例如，曾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的楼继伟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就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对于中国的改革轨迹，西方学者有一种叫‘北京共识’的表述，实际上，‘北京共识’只是描述一种现象，表示中国是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政策，同时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它不是一个结构性的分析框架。尽管‘华盛顿共识’受到很多批评，但它是一个可利用的分析框架，它表明建立市场经济必须要有三个方面：宏观经济的稳定、市场化、对外开放。市场化的概念不太一致，但基本上包括三点：自由进入、企业改革、价格要反映供求关系。客观地分析，‘华盛顿共识’要求的三点其实在中国都实现了。中国的宏观经济一直比较稳定，财政政策也很谨慎，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决策的自由，即个人决策的自由，价格基本上决定于市场。国有经济成分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并不高，只有30%左右，而且其中相当多是上市公司，已经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候的国有企业不一样了。中国经济也是非常开放的，一直在走对外开放的道路。”
另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姚洋教授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明确地宣称：“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功符合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如建立健全的市场、保护产权、稳定宏观经济、执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等。”(21)可见，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经验与“华盛顿共识”对立起来，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与包括中国官员和学者在内的多数人的判断也不一致。
如何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特点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有没有自己的特点呢？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做过回答。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具有自己的诸多特点，只不过不同的论者对于这些特点的描述有所不同而已。
例如，孙立平认为，与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有着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1)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2)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3)主导性意识形态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22)俞可平认为，作为成功的经验，中国发展模式有以下这些特征：(1)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2)根据自己的国情，在始终保持自己特色和自主性的前提下，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3)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实行三者之间的协调和平衡；(4)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5)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23)姚洋则把促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发展的基本要素归纳为三个方面：(1)地方分权；(2)泛利性政府；(3)实践的务实主义。(24)
毫无疑问，与其他国家（欧美国家、拉美国家、东欧国家等）差不多同时期展开的市场转型过程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转型当然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例如采取渐进式和增量改革的策略而不是“一揽子解决”的“速冻疗法”策略等。但同样应该说的是，这些特点不是发展方向上的，而只是发展策略上的。换句话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在基本方向上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主要国家普遍展开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具体实施的方式方法上与其他国家有较大的不同而已。
事实上，关于中国发展经验与华盛顿共识之间的差异不在基本方向而是在具体实施方式这一点，楼继伟也已经明确地指出过。他说：“从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华盛顿共识所提出来的三点是对的，的确是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要素。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们不愿再谈论‘华盛顿共识’，认为它是一个很不正确的概念，在东欧转轨国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我的分析是，如果将‘华盛顿共识’作为改革策略，会出现大的失误，问题就在于将目标当作过程，没有考虑‘华盛顿共识’所需要的那些假设。这些假设都是大家熟知的，比如说信息无限获得、无需成本以及单调的生产函数等等假定，但实际上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基本上是不符合这些假定的。”这和笔者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作为中国新发展战略之表述的“北京共识”
其实，雷默在《北京共识》中所概括的那些作为中国发展基本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如果不被理解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经验总结，而被理解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总结以往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所确立的一种新战略模式的话，那么，雷默的“北京共识”还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无论是对创新（主要是自主技术创新）的价值重新加以定位，还是将公平原则置于发展战略首要地位，都是作为对前一个时期中国改革开放或市场转型进程所引发的种种新问题的一种反应，作为试图解决这些新问题以确保改革开放进程顺利进行的一种战略方案而提出来的。但即使如此，雷默在其文章中对“创新”和“公平”这两个“北京共识”之核心理念之间的关系的说明也是过于简单的。在雷默的文章中，这两个理念只是被当作“中国经验”中的两个“定理”而简单地并置在一起，它们之间深刻而又重要的逻辑关系并未得到适当的揭示。因此，对于“（自主技术）创新”和“（社会）公平”之间的逻辑关联，我们还有必要重新加以阐释。
如前所述，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社会转型过程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推动中国经济持续二十多年以1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管理体制转型过程的相对滞后，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也日益提高。社会结构方面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1)由于社会两极分化造成国内购买力日趋缩小，致使我国的生产能力自20世纪后期起就开始面临相对过剩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主要是通过扩大海外市场来缓解这一问题，但最近爆发的金融海啸对我国经济所造成的强大冲击，已经表明了这种依靠海外市场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所潜藏的隐患。(2)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城乡之间、贫富阶层之间社会关系日趋恶化，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社会冲突日趋规模化、烈性化。(3)社会分化造成了大量精神领域中的问题，如信仰危机（有法不依、道德水平下降、生活意义丧失）、信任危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杀熟）、心理健康方面的危机（自杀率高、抑郁症普遍）等。
正是面对这样一些新的经济、社会和精神方面的问题，中共中央才于21世纪初期明确提出了建构“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和谐社会”构想的提出，正是用来解决前一时期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所致各种问题的一剂良方。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采取了若干积极的对策（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健全劳资协商谈判机制等），解决了由于分配不公所带来的那些社会问题，是否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就此会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呢？我认为，答案还可能是否定的。
之所以如此的主要原因是：作为一个追赶型现代化国家，我们现有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同等技术水平条件下的低劳动成本形成的竞争优势以及相应的投资吸引力。一旦公平分配的程度提高，势必导致劳动成本的普遍上升，从而降低中国在制造业方面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吸引力，进而有引发“去工业化”浪潮的可能，并因此造成经济衰退、工人失业等问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曾面临上述问题。它们最后是通过新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效应成功地化解了上述问题。因此，我们如果要想化解由于追求分配公平造成的“劳动成本上升—竞争优势下降—去工业化”趋势所带来的那些负面后果的话，就必须努力推进自主性技术创新，用某种重大自主性技术创新所产生的技术和产业优势来替代低劳动成本优势，使中国企业能够在高劳动成本的条件下也能具备较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从而使中国经济获得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而在我们还没有能够获得这种新的竞争优势和发展动力之前，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就可能还需依靠低劳动成本所带来的优势去参与国际竞争，因而就不能不对某些可能导致劳动成本上升的“公平”方案抱以忧虑。这就是“（社会）公平”原则和“（自主技术）创新”原则之间最重要的逻辑联系。因此，单纯从维护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角度来理解“（自主技术）创新”的必要性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关于这一点，需要做更细致的论述。限于篇幅，此处只能停留在这样一种简要表述的层次上。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⑨⑩(11)雷默：《北京共识》，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2、15、12、19、13、23、46、7页。
⑧雷默：《北京共识》，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所谓“非对称力量”指的是只在某些关键领域或方面而非各个领域或方面都能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相对抗的军事力量。
(12)(13)寇宗来：《通往创新国家之路：改革年代的产业创新》，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76～77页。
(14)(19)刘霞辉、张平、张晓晶：《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204、50页。
(15)数据摘自刘霞辉、张平、张晓晶：《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0～81页。
(16)威廉姆森：《华盛顿共识简史》，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17)斯蒂格利茨：《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第86～87页。
(18)(20)胡鞍钢：《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第160～161、174页。
(21)姚洋：《中性政府是执政者的最佳选择》，《社会科学报》2008年9月11日。
(22)孙立平：《迈向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载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3～420页。
(23)俞可平：《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202页。
(24)姚洋：《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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