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哲学思维范式历史原像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范式论文,思维论文,哲学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8-0039-07
思维范式是指“体现一定思想内容和方法适用于特定领域的思维模式”。[1](P401)哲学思维范式，则是运用概念，对整个世界本质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的方式。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2](P38)而现代思维范式，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所创生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国哲学界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已渐成共识：思维范式特别是现代人类学思维范式的研究，既是当代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原本精神的迫切需要，又是形势发展给哲学理论工作者提出的艰巨任务。因此，转换思维范式、变更哲学视角自然就成为哲学理论工作者完成上述需要和任务的基本前提。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而言，关注和研究现代思维范式，转变旧有思维模式，有助于在理论上把握、实践上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
一、突破理性形而上学：马克思实践思维范式的历史出场暨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思维范式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时期主体及其活动方式的不同决定了思维范式的不同。这表现了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本原和基础。另一方面，思维范式又是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高结晶，集中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本质趋向。自笛卡尔起，以斯宾诺莎、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家，用他们的思辨语言把握了那个伟大时代的精神，而到了以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在事实上已经将近代哲学推到顶峰。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支持下，他们高举“理性”的大旗，重新树立起“人”对自身的信心。作为西方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更是运用其绝对精神理念将万事万物纳入其运行逻辑自身，从而将近代哲学推向极致。实质上，哲学家们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同一种哲学思维范式，即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使之成为一切知识的基础。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在一定历史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对近代西方社会历史和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文化的发展都起过积极作用。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西方国家逐渐确立，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作为这种思维范式的认识基础的经典自然科学的超越，西方国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剧变。这种趋势使得近代哲学思维范式的片面性和矛盾更加凸显，使其根本性缺陷暴露无遗。近代哲学思维范式的主要缺陷表现为：首先，近代哲学在对理性的极致推崇中形成了对理性的盲目迷信，理性在将上帝拉下万能宝座的同时也将自身推向了万能宝座。结果无论是在人的精神生活还是现实生活中，理性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按照理性主义原则构建的哲学体系不仅具有凌驾于科学和现实生活之上的“本体”地位，更是人们日常科研和现实生活的解释依据。其次，它虽然以理性思维(反思)克服了古代哲学的素朴性和直观性，却又因将主客、心物等分离而陷入了二元论。而二元论必然导致与理性精神相悖的独断论或怀疑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二元论以人作为哲学的中心开始其发展历程，要求摆脱旧的传统和权威对个人全面发展的束缚，倡导发挥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但是，主客、心物、灵肉的分裂和思辨形而上学倾向使人要么沦落为一架没有血肉和灵魂的机器，要么成为形而上学体系上的一个环节。人的主体性、创造性、自由以及人格的尊严等由此被消解于理性思辨体系之中。
面对此种状况，这种以理性形而上学为核心的近代认识论哲学思维范式，接下来要直接面临的必将是一场根本性的思维范式变革与转换，它必然要被新的思维范式所替换，从而迎来一个新的转型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西方出现了一系列批判与否定近代哲学发展方向的、新的哲学流派。站在现代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一道，在对近代理性至上主义的激烈批判中，强调世界的现实性、辩证性、多样性、复杂性，强调人类认识的相对性和思维方式的多样性，并把研究的视角逐渐拉回到人类社会本身的现实问题上。
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形成其现代哲学思维范式。从哲学批判的现实前提看，马克思现代哲学思维范式从现实个人的现实生活出发，论证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一体性，指出哲学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对人的现实世界的不断反思、批判和超越，哲学的真正目的就在于向现实世界的回归，与现实融为一体。从哲学批判的现实展开看，马克思现代哲学思维范式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造成人们的现实生活困境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根源、运行逻辑及虚无本质入手，对其展开深层、透彻的批判。从解决问题的现实路径看，马克思现代哲学思维范式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批判的同时，为人们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自由自觉的存在，指明了一条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基于此，马克思展开对近代认识论哲学思维范式的批判。首先，他批判近代认识论哲学思维范式对抽象永恒本体的设定与追求，依然未能克服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西方哲学从柏拉图至黑格尔形成一种形而上学本体论传统，它要求人们不断地去寻求一种终极、绝对、完美甚至万能的本体，以此来解决现实世界的种种不足与缺陷。尽管作为西方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在其绝对理念的运动中将世界整合为一个整体，这似乎克服了以往哲学将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人为分裂的缺陷。然而，他在完成绝对理念自我证明的同时，人的现实世界得以存在的依据或本体性意义也被完全纳入到绝对理念的自我证明的逻辑中来，思维、精神、人、现实世界、历史等不具备自足存在的客观独立性，它们不过是绝对理念自我确证的形式过程。这样的思维范式依然没有脱离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只能将现实世界的种种困境和问题融化在对永恒本体的期望和设定中。而马克思哲学则强调，要打破这种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的限制，敲碎抽象永恒本体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麻痹，回归人的现实生活。其次，他批判近代认识论哲学所强调的主客二分思维范式，人为地造成了人与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对立和割裂。近代哲学自笛卡尔伊始逐渐形成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范式，他们人为地将整个世界划分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两个部分，而为了实现二者的统一，哲学家们总是各执一端去创立一套解释模式并加以理论化论证，从而将另一端纳入到其解释逻辑中实现整合。这样的结果，不是将现实世界完全划归为某种形上“主体”的注脚，就是将人的主观能动性看作是完全是没有超脱自然必然性的机械性产物，或者陷入到对整个世界存在的迷惑中。马克思对此种主客二分的思维范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这种思维范式只能导致人的片面化和异化，这不但无法真正地克服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弊端，更容易造成人们精神的抽象化、简单化、机械化和混乱。他们强调要回到人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将人的情感、理性等统一起来，实现完整、现实、具体人的自由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中。第三，他批判近代认识论哲学思维范式对理性主义的极端推崇。近代哲学用理性替代了中世纪万能的上帝，理性成为衡量世间万物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在哲学家们的论证下，理性被赋予了先验自明性，并且他们认为理性是这个世界能够得到合理阐释的唯一依据。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人的丰富的生命、世界的多维存在都被抽象在唯我独尊的抽向理性概念中。马克思从人的现实生命活动出发，在强调理性对人的现实生活重要性的同时，亦将理性纳入到人的实践环节中，对近代哲学思维范式虚妄的理性中心主义展开批判。
马克思哲学正是基于现实社会基础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从人的现实生命的现实生活出发，对传统形而上学和近代认识论哲学思维范式主客二分的内在缺陷和矛盾进行彻底的批判。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研究主题、思维范式所发生的转换确实是西方社会基础变化的逻辑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P220)马克思哲学以现实人本身为对象，着重思考人的实践活动对于主体的价值和意义等，强调真理的此在性和现实性，其研究领域和功能发生了重大转换，从而在整体上实现了由近代认识论思维范式向现代哲学思维范式的转型。
二、现实性与非现实性：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哲学思维范式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作为现代思维范式的典型代表，都是在对近代西方哲学扬弃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的流传和影响也大致处于同一时代坐标中。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既有共同的批判指向，又有共同的建构任务。在哲学思维范式上，现代西方哲学超越了以主客、心物、思有二分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同样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也超越了近代哲学思维范式带来的二元对立。然而，现代西方哲学毕竟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它与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在思维范式上存在重大区别。相对而言，马克思哲学直接面向人的实践和现实生活，从“现实的人”出发，尊重人的现实生命，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将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生命作为其哲学的最高价值目标。强调在主客统一的实践基础上，更加彻底地打破了一切旧哲学由抽象本体出发的形上束缚。
首先，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彻底的实践观是其思维范式的根本特点。在马克思看来，全部旧哲学——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其根本缺陷可以归结为一点：完全不了解作为“现实的、感性活动”的人类实践。因此，马克思哲学把实践观点作为自己的核心观点，以实践为枢纽去把握和解释世界，从而表现出最鲜明的特征——实践性。现代西方哲学为了克服主客、思有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范式，一般都认为主体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其中有些人也提出甚至强调实践。但是，现代西方哲学家所肯定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大多是指意志、体验、反思、冲动等意识活动，它们或者是意识超越自身的意向活动，或者是意识本身的自言自语，因而大都是抽象的、非现实的，仅服从于理论体系的需要，具有理论建构的功能。所以，现代西方哲学家建构的主要还是理论哲学，理论尽管精致，却远离现实。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以往哲学的批判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P61)这句话依然适用于现代西方哲学。因为，现代西方哲学虽然在克服近代认识论哲学主客二分思维范式的上肯定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内在一体性，但是他们不是将这种一体性依托于某种只能靠体验而达到的神秘状态，就是将人的现实世界限制在某种单纯的逻辑结构中，这使他们不约而同地脱离了人的实践活动，再一次面临着陷入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窠臼的危机中。
其次，对待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态度。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在揭示近代哲学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过程中，始于19世纪中叶的现代哲学，实现了革命性的哲学转向，突出表现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转向”和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马克思哲学认为，人类自己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思维最本质的基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蕴含的全部矛盾都植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因此，马克思哲学坚持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唯物辩证原则，强调要以具体的生活世界为基础来认识世界的多样性、文明的多样性和认识的相对性问题。因此，马克思哲学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研究一定范围内具体事物的相对与绝对、统一与多样的问题，反对离开具体事物、具体生活而抽象地谈论世界的多样性或人类知识的多样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4](P73)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则强调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考察不能离开对人类语言的考察，要求把语言作为“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出发点，这实际上是离开具体生活世界的基础而抽象地谈论世界的多样性、思维的多样性和知识的相对性问题。因此，现代西方哲学不论是把哲学看做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分析方法或分析活动，还是把哲学看做一种对人类生存状态或生活意义的证明或体悟，其结果往往是重蹈先验论或思辨哲学的覆辙。
最后，与马克思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哲学的各流派在超越近代哲学时几乎都存在着种种不彻底性，甚至自相矛盾。他们往往把哲学所应有的对真理、理想等的形上追求与近代哲学的这种追求思辨化、绝对化混为一谈，往往走向相对主义、非理想主义和主观主义等。这种不彻底和自相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并没有将哲学与人的现实本性联系起来。无论是克尔凯郭尔的“孤独个体”、尼采的“权力意志”，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雅斯贝尔斯的“大全”，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他们自身的立足点、出发点以及落脚点，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近代认识论哲学的转向，但却没有深入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现实人”的“现实生活”中。因此，相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他们最大的局限性就在于“非现实性”上，这种“非现实性”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前提、理论论证以及理论归宿中随处可见。而马克思哲学则强调哲学理论的现实性、辩证性，强调哲学理论既不能离开现实的社会基础，也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通过反思传统理论思维从而创造新的理论，并在新的理论框架内吸纳并发扬传统的合理因素等，具有彻底性、革命性和开放性。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5](P70)
虽然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在对以往哲学的批判中有着“家族相似”性，但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内在的“非现实性”，导致他们只是在问题的形式上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关注点，却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传统哲学的思维范式。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直面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这样，马克思哲学不仅同现代西方哲学一道对传统哲学尤其是近代认识论哲学思维范式展开激烈的批判，而且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地对强调的基础主义、理性至上主义、本质主义以及由此导致的主客二元对立等问题进行批判。马克思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的革命变革。这些不同，凸显出马克思现代哲学思维范式中对现代西方哲学批判的反现代维度。
三、承诺解放与陷入虚无：马克思与后现代哲学思维范式的根本区别
从近代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区别来看，人类思维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从一元思维方式转变到多元思维方式；二是从研究外部世界进入到研究人的生活世界，从而使哲学更加贴近生活与实际；三是转变了哲学观，使哲学摆脱了直接研究世界、提供知识的模式，逐步向思想方法或人生观方面发展。然而，面对瞬息万变、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现代西方哲学一方面肯定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又渴望寻找某种绝对不变的基础，从而给人类精神一个静怡的世界，一个确定的家园。正是在这一找寻的过程中，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人本主义流派表现出种种的无奈、不安、反感、厌烦甚至绝望、失望等情绪。如何解决现代西方哲学的困惑与矛盾，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给出了一种回答。20世纪6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发展阶段，其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相应地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悄然兴起，并且很快以蓬勃之势迅猛发展。后现代哲学以反本质主义、反理性主义、反宏大叙事、反同一性、反整体性为口号，在彰显自身个性的同时，也无情地揭露了近代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自身的弊端，即对个体性、差异性、多元性、异质性的压制。后现代哲学家认为，当代人类所处的种种危险境地恰恰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是由近代理性主义滥觞、高扬工具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等观念长期统治人们思想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人类想要在未来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批判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文化，建立与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哲学文化。由此，后现代哲学家们试图在深刻批判近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局限性和危害性基础上，提出一种后现代哲学观，并逐渐形成一种后现代思维范式。
这种后现代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和区别。从二者的关联看：首先，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批判和立论虽然对现代西方哲学有所超越，有的甚至是重要的超越，但并不是对原有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模式根本界限的超越。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并未形成一种不同于现代哲学的新模式，从而没能实现哲学上的根本变更。其次，从现代西方哲学的大背景来考察，由反基础主义所体现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在哲学思维的基本方式上与许多反传统的现代西方哲学家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实际上是对后者的继承。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范式是现代西方哲学思维范式在当代的发展，或者说，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范式正是现代西方哲学在自我反思、批判和超越中形成的。从二者的区别看：首先，后现代主义者大都指责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不彻底性，认为他们在批判基础主义时往往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基础主义，而这种不彻底性正是后现代主义者试图克服的。其次，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求超越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而且要求超越现代西方哲学的实体性的非理性主义。最后，在方法论问题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以“语言游戏说”和“解构法”等将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推向一种极致，并转而对现代西方哲学自身展开批判。
相对而言，马克思在对传统形而上学拒斥、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以及对人的个体性、差异性、多样性的强调上，与后现代哲学有着共同批判旨趣。这样，尽管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之间存在着线性时间上的“断裂”，但二者在问题旨趣上的共通之处，使二者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形成理论上的自觉对话。当然，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也包括马克思，指责他们对理性中心主义和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等的批判不够彻底，认为他们的理论或多或少包含着他们所批判的“残余”。然而，尽管在对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与后现代有着一致性，但马克思的辩证法精髓更加强调在批判后的重建，这与后现代主义哲学一味地否定逻辑有着实质性的不同。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以及现代社会本身的批判，主要关注点是现代社会的文化理念层面，他们通过“解构”的方式对各种宏大、绝对、本质的观念进行“拆解”，然而，其并没有深入到对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的经济、政治等现实层面进行深入分析。而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则是通过对商品、货币、工资、地租等资本主义基本元素的分析入手，揭露资本主义剩余价值产生的本质，进一步展开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异化本质进行批判，从而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现实和彻底的批判。由此，相对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后现代哲学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则显得软弱。其次，后现代主义在反理性主义、反宏大叙事、反本质主义、反整体性等口号下展开对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疯狂批判，使其在批判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的目的就在于“拆解”、“批判”和“否定”，而至于“拆解”、“批判”、“否定”后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们并没有给出建议。这种目的仅在于销毁人们对事物确定性观念的做法，对人本身的存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无疑更加具有破坏性。而马克思则立足于实践，在批判和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指出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非现实性”，并且为人类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提供了良方，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一切剥削人、压迫人的制度，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
综上，尽管后现代哲学家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他们与马克思的“亲缘”关系，但他们之间“批判”的相似性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二者之间的内在本质区别却是深层而现实的重大问题。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辩证法指引下将人与人、自然、社会统一在人的具体、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既强调批判西方哲学抽象形而上学的内在缺陷，又注重从现实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出发理性、现实地建构真正属人的世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哲学顺利应对了后现代疯狂的否定性逻辑的挑战，并在辩证法的基础上对这种逻辑形成了自觉的“纠正”。这也正是马克思现代哲学思维范式在当代合法性的精髓所在。在经济全球化的崭新时代，我国应该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优势之处，来大力发展生产力，使自身不断强大，又要克服和消除由此带来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方面的问题，这是我们长期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在马克思现代哲学思维范式的指引下，牢牢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时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放置在首要位置，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为我国的未来发展提供科学、理性、现实的思想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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