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重大理论贡献的新思考——兼评中国经济改革“指导思想转型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指导思想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6）05—0001—06
马克思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或理论贡献，一般被归纳为“两大发现论”，即马克思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唯物史观，二是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的运动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其出处见诸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所作的“盖棺论定”及其在1877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但是，恩格斯其实也是马克思“三大发现论”的提出者。马克思的“逻辑方法”、“辩证方法”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被恩格斯视之为马克思第三大发现和研究成果——“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1] 寻找马克思关于辩证的逻辑方法的手稿，是恩格斯经授权着手整理马克思遗稿的第一个目标，尽管马克思未能留下这方面的专著，但散见于马克思著述之中，并留下了政治经济学体系“六册计划结构”和《资本论》“大写的逻辑”。我们必须从经典作家的文本和原著出发，从整体、总和、体系及其方法论或发展观上把握马克思的学说。本文从这一新视角出发，对马克思的三大理论贡献作全方位的文献梳理和建构性的总体阐述，并对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提出十点新思路。
一、关于马克思三大理论贡献的新思考
第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揭示和“发现”人类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即唯物史观，从而在整个世界观上实现了变革。
马克思深刻阐述了“社会有机体制”、“社会机体”、社会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和客观辩证法运动。他提出社会经济形态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并对其发展规律有两处经典性理论总结。他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里发展起来的……。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2] 这段经典论述，批判了唯心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机械的社会机体发展观，从而把社会机体看成是包括各种要素、器官、前提或设定——部分来源于从中脱胎而出的旧社会的机体（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历史“残片”和“痕迹”）或来源于其它社会机体（如异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结构）——在内的开放型的对立统一体，它阐明了社会机体从低级向高级（“总体”）发展的过程，既体现历史继承性和开放性的“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的”从属型发展过程，又体现历史更替性和创造性的“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创造型发展过程，从而是这两大过程相辅相成的辩证的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
另一处表述见之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一书。马克思着重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更替性和创造性的角度，对这一规律作了人们熟知的经典式的表述。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细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力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3] 学术界大多把这段论述视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部核心内容和唯一的经典表述。这是一个误解。
较之前一表述，马克思在这里侧重考察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性和创造性。这与既定时代以及无产阶级政党赋予马克思的历史使命——即为工人阶级锻造批判和推翻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理论利器——是分不开的。我们要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机体发展规律。应把上述两段经典表述以及散见于多处的相关论述综合加以理解。毋庸置疑，马克思社会机体发展规律为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借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三、四百年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市场经济运作和调节机制的理论和政策，以及通过千百万人的革命实践，为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理论体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一规律也是深刻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探索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思想武器。
第二个重大理论贡献：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的运动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从而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赖以竖立的基石。
这就是马克思积毕生之精力潜心研究、但尚未全部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六册结构计划”（马克思把这一结构视为“德国民族的骄傲”）和四卷《资本论》。马克思期待后人“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资本论》的“续篇”。而《资本论》（作为“六册计划”的首册《资本》篇）也是其基础或“精髓”部分，并自成一个始基性体系——《资本论》第1卷是马克思撰写出版，而第2—3卷草稿的整理和出版是由恩格斯化了11年才完成的，并由考茨基整理出版《剩余价值理论》手稿即《资本论》第4卷——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以及这一社会经济形态走向灭亡的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实质和目的。无产阶级哲学及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哲学又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政治经济学又为科学社会主义直接奠定了基石。资本主义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结论是根据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所得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而剩余价值论又是基石的基石。[4] 毋庸置疑，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学术界出现一种“指导思想转型论”或“指导思想多元化论”：马克思并无关于未来新社会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理论，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已经捉襟见肘，市场化导向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应该从马克思经济学说转向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政策和法律主张；或者至少两种指导思想共存。这是需要正本清源的重大问题。这种看法，人为地堵塞了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内在联系，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生命力或理论张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同根同源同脉同祖，薪火相传，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两者关系既是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关系，也是一种渊源和继承的关系。从整体（总和）和方法论（发展观）上把握马克思的学说，从中不难得出肯定的答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源头活水和理论基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学说。
（1）社会机体（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这种从属型和创造型相结合的新发展观，为洞察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商品经济思想，以及创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和辩证发展观。
（2）辩证的新世界历史观：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不能脱离世界历史的总过程，必须受普遍规律——日趋成熟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全球化趋势——的制约，此即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普遍规律）与多样性（特殊规律）的对立统一。它为创立力图与世界市场或全球化经济相联系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3）关于囊括两种不同演进路径的经济理论体系。不能把马克思理论体系片面化和凝固化。必须从整体、总和、体系、方法论或发展观上加以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因研究对象不同因而呈现两大演进路线。前期以英国为典型，主要创建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即阐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市场经济学说。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或主要路径。马克思一生最主要的著作《资本论》及其手稿是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应该理直气壮地强调指出：这些著作中对社会化生产一般规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以及未来新社会经济特性的阐述，无疑构成了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因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提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年）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马克思的学说与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就是通过深入学习和领会《资本论》及其相著述的基本理论，进行“剥离”、“借鉴”和“嫁接”——剥离资本外壳（社会形式），借鉴有关生产力和市场经济一般的内核（物质内容），再把它有条件地嫁接到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新的社会形式）中去——并最终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在后期主要创建广义政治经济学，重点研究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实际上绽露了关于在特定条件和历史环境下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的思想萌芽，呈现了另一条演进路径和理论轨迹，由此形成的另一子体系即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其中包括世界历史及世界市场理论、社会经济形态三阶段论、东方社会理论、亚细亚理论、原始氏族和农村公社理论，等等。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以只具有落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为历史起点的，跳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同世界市场相联系，吸收人类社会尤其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他的卡夫丁峡谷跨越论＋世界市场联系论＋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论，生动体现了跨越（属生产关系范畴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逾越）与非跨越（属生产力和交往范畴的商品经济阶段不能逾越）的辩证法。尽管它未被19世纪末期的俄国的实践所证实，但体现了马克思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生长点之一。
由此可见，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有两条演进路径和模式：一条是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特征是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标志的产品经济形态取代商品经济形态；另一条演进路线和模式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利用世界市场和商业机制，亦即利用市场关系和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总量。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笔记，对俄国民粹派“农民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后者脱离生产力，脱离世界市场，脱离市场关系，空谈俄国农村公社社会主义新模式。因此，不能“肢解马克思”，不能人为地堵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学说的内在联系，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和生命力。尽管马克思晚年的新思想未被后来的实践所证实，但体现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品质，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生长点之一，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性来源。
（4）关于两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并存的经济学说。一是以生产关系为划分标准的五社会形态理论，由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而允许出现“跨越”现象；一是以生产力和交往为划分标准的三经济形态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和相应的人的发展三阶段论，它们则不允许出现这种历史的“错位”。两种理论应该相互叠加，相辅相成。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跨越论＋世界市场联系论＋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论”是一个典范，生动体现了跨越（属生产关系范畴的资本主义可以逾越）与非跨越（属生产力和交往范畴的商品经济不能逾越）的辩证法。其启迪意义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落后国家，应通过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来吸收资本主义一切积极的成果，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总而言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创新及其经验材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赖以产生的实践性来源；马克思主义及其广义政治经济学是这一理论产生的基础性来源，西方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政策和经验材料，则为我们提供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并构成其补充性来源。
第三个重大理论贡献：科学的方法论，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恩格斯称之为“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5] 而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则是它们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也是“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或者说，这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法，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阐述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运动的一门学问。主要的规定性如下所述：
（1）结构的规定性和层次性。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思想总体层次上的结构以及外在化的结构。
（2）经济学范畴转化或移植的三大规律。一是范畴转化的动力来自范畴自身内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于后继范畴；二是转化路径是范畴中介管道；其三，具备“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二重性的范畴，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移植规律。
（3）矛盾分析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排斥‘矛盾’的逻辑”观。
（4）经济学元范畴（逻辑起点）、中心范畴、中介范畴的选择原则和方法。
（5）抽象法、“内在观察法”，以及从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6）主体和客体、历史和逻辑、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以及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相一致的方法等等。
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正是从“破”中耸立起来的。其中包括对黑格尔的唯心逻辑学体系的批判和扬弃；对黑格尔学派的有机整体论和德国“新个人主义”（施蒂纳）有机整体论的批判和扬弃；对普鲁东空想社会主义逻辑体系的“结构陷阱”的批判；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尤其对斯密、李嘉图和穆勒体系的批评和扬弃。
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资本论》“大写的逻辑”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的结晶。关于这两大逻辑结构的相互关系和地位之争论已逾百年，应该强调指出：
（1）“六册计划”，即马克思从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6个方面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提供了建立科学体系的框架和方法，从整体上代表了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的最高成就；（2）完成“六册计划”首册《资本》篇的《资本论》，是该体系的基础或“精髓”部分，并形成一个始基性体系，但是并未完全改变其“小圆圈”（抽象层次上经济学范畴的辩证运动）的逻辑定位；（3）尚未完成的“续篇”（“六册计划”第2—6册）通过经济学范畴上升到具体现象层次上的“大圆圈”辩证运动，再现以世界市场为最高具体的“总体”。（4）《资本论》和“续篇”，“小圆圈”与“大圆圈”构成了不可分割的逻辑体系整体，因此，马克思期待后人“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资本论》“续篇”，最后完成“六册计划”逻辑体系。长期以来，我们把《资本论》逻辑结构等同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全部内容。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半截子化”是政治经济学体系僵化和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如何看待“范式”热
国内学界出现经济学体系构筑方法多元化趋向。例如以演化经济学范式、过渡经济学范式、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范式为代表的“范式”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的学者赞成马克思主义范式危机论；有的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有的学者以《资本论》结构框架＋范式的“拼盘”模式来构筑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等。
一言以蔽之，体系多元化与指导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应关注前一种倾向掩盖之下的后一种倾向。鉴于用范式理论完全取代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理论在理论界已成一种时髦风气，尤应鲜明地反对崇尚西方“范式”的“研究方法转型论”、“取代论”、“取消论”、“对立论”和“拼盘”式“互补论”，而是提倡从属型“互补论”，即范式理论应该从属于并纳入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框架。
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与西方范式理论在研究对象、规定性、方法论和优劣的区别主要在于：
（1）马克思的逻辑体系构筑学说擅长于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的分析，以及对“生产力——经济制度关系——经济运行关系”框架的设计，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可知性、历史性、整体性和社会性。辩证逻辑和规范分析方法是主要分析工具，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它考察的对象和事物必须处在成熟阶段，至少其主要矛盾已经展开，并且，这种体系建构是一项艰巨的理论系统工程。
（2）西方范式理论是围绕假设、准则、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研究主题、论据、方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它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开放性、变迁性、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擅长于对局部中的整体或非整体性事物的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的构筑；对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分析是它的长处。这是一种“短平快”的研究方式。
有的学者给出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和技术路线：（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基本的研究方法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及提供分析工具。[6]
但是，以经济人假设——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为标志的范式框架，往往具有非社会性、非制度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逻辑空间比较狭窄；有时对某些局部的表象问题，仅仅提供对策性、描述性的说明或数理模型。有些学者认为，经济学范式不仅存在逻辑困惑，即范式自身及其核心理念、假设和范畴体系在内涵或结构上的冲突，还存在现实悖论，即其基本假设与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严重不符的矛盾，从而范式出现了“五大缺失”：历史性维度的缺失、现实性维度的缺失、复杂性维度的缺失、人性维度的缺失和批判理性维度的缺失。[7]
因此，总体思路是“回到马克思”。完整地全面地把握关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的学说。其次是“发展马克思”。该学说自身随着新情况、新条件尤其新科学技术的突破，必然赋予其新的理论思维形式和内容。20世纪后期，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出现了一批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渊源于近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体系（也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一个来源）的现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受到挑战。“有容乃大”。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尤其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方法论的优秀成果，是符合从属型发展观的。
三、关于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的若干新思考
被恩格斯视之为马克思第三大发现和研究成果的“逻辑方法”、“辩证方法”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引发了关于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的下述新思考：
（1）构建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的基础只能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而不是西方的范式理论。
（2）中国改革实践所提供的经验材料和逻辑构件只能构建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而铸造成熟的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践，尚需缓以时日。无疑，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无疑打印上“摸着石头过河”的烙印。因此，该体系应保持一定的弹性，以免不成熟的体系来束缚实践活动。
（3）因此，研究与实践经验紧密相连的经济体制运行模式——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准则即模式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布鲁斯语）——是具有弹性的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模式，例如“利西奇金——利别尔曼模式”、“南斯拉夫自治模式”、“兰格模式”和“卡莱斯基增长模式”、“科尔纳一利普塔克多层规划模式”、“沃尔康斯基模式”、“普加乔夫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宏观性质的；“温州模式”是中观性质的；“华西村模式”是微观性质的，不一而足。
（4）研究对象的定位要突破狭窄化趋向。要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其研究对象应该囊括“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生产关系不仅是位于抽象层次上的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包括上升到具体层次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即“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
（5）基于时代所赋予的“两个并存”、“两个矛盾”特征，应从整体上和普遍联系中打通新体系与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在逻辑联系，这对于布局谋篇以及范畴的移植有方法论意义。尤其要尊重某些共用范畴如“资本”、“市场经济”、“股份制”等在不同制度之间的移植规律，即关于“保留”（几种生产方式共有的“物质内容”）—“剥离”（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嫁接”（社会主义“社会形式”）和通过实践“整合”的规律。
（6）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理论遗产之一是：确定始点范畴、主线以及作为主线落脚点的基本范畴十分重要；其次，体系框架可以是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程序，或者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顺序来搭建逻辑体系的脚手架。
商品范畴是转轨型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元范畴或逻辑起点。它对于理顺逻辑顺序、逻辑层次，打开逻辑通道和扩大逻辑空间有重大意义。新体系看来不能用“自主联合劳动”、经济人或“新经济人”假设作为逻辑演绎的起点范畴。[8]
（7）应该从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点上确定中心范畴和研究主线。要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创新性范畴。不主张把“公本”或“社本”作为新体系的中心范畴。
（8）四大“中介”范畴是逻辑演绎和体系构建的“枢纽点”。“中介”范畴就是逻辑中项，也是范畴上升或转化的条件和过渡环节。要注重研究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产权和股份制这四大“中介”范畴。
（9）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交互作用中催生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大胆借鉴“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研究方法论的优秀成果，注重研究萨缪尔森“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体系和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体系，尤应加强对制度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的研究。
（10）总体框架设计。除导论和绪言外拟分10部分，即商品和货币、市场竞争和生产价格、货币作为资本、资本作为货币、信用和金融市场、所有制（企业、股份制和产权）、经济体制运行模式、分配、国家（或政府）、对外经济关系、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
收稿日期：200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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