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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已被确认40周年，伴随土家族的被确认，土家族研究也走过四十多年的历程。纵观土家族研究的整个过程，大致可分为奠基阶段（50年代初——60年代初）、沉寂阶段（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复兴阶段（80年代中期）、初步繁荣阶段（80年代末——现在）。
一、奠基阶段
早在清朝嘉庆年间，严如煜所著的《苗防备览》就对湘西北的“土人”情况作了记载。30年代，著名学者凌纯声、芮逸夫赴湘西调查苗族情况，1948年出版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其中涉及到了土家族的一些情况。1941年，卢美意先后在《青年之声》上发表了《湘西现代文化对于中国文明之贡献》和《湘西历史文化之新发现》，也涉及到对土家历史文化的认识和估价。当时土家族未被确认，调查研究者往往用苗族统而言之。
真正对土家族的研究始于5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主要是为配合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确认土家的民族成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进行的。解放初，湘西一部分“土家”同胞多次向湖南省、中南局和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反映，“土家”有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1952年底，中南局从中山大学调语言学家严学窘教授到中南民族学院。严教授找到已到中南民院任教的田心桃，用国际音标记录了她讲的土家语。接着严学窘教授就深入到永顺的对山，龙山的靛房、坡脚，古丈的田家洞、泸漆等地进行调查，记录了大量土家语词汇。经过实地调查研究，严教授得出了土家语是一种单一的民族语言，属藏缅语族的结论。
1953年9月， 中央派了以汪明瑀教授为负责人的中央调查湖南土家小组，与中南局、湖南省、湘西苗族自治区派人组成联合调查组，先后深入到龙山的猫市、多谷和保靖的昂洞等地进行调查研究。不仅对语言进行了详尽的调查，还对土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习惯等进行了调查了解。调查组回到北京以后，分别向中央、中南局、湖南省呈送了调查报告，决定进一步组织专家对土家的历史、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等进行全面研究。分派著名学者潘光旦教授研究土家历史，语言学家王静如研究土家语言，汪明瑀教授研究土家概况，三位学者根据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分别写出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关于湘西土家语的初步意见》、《湘西土家概况》。以上三篇文章均收入《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成为土家族研究的奠基之作。他们的研究不仅奠定了土家问题研究的学术基石，也成为确认“土家”为单一民族的主要依据。因此，严学窘、潘光旦、王静如、汪明瑀等人是土家研究的拓荒者，是解决“土家”问题的关键人物。
为了进一步确认“土家”的民族成份，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并以事实说服那些不同意土家为单一民族的人。1956年5—6月，右腿抱残的潘光旦先生拄着双拐深入到湘西“土家”地区，进行了40多天的调查研究。考察结束后，写成了《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这个报告从“土家”自称、聚居的地域、语言使用的程度和范围、民族关系、民族的自我意识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土家”应成为一个独立民族的理由。并就土家族的名称、自治区域的划分和鄂西南、川东南、黔东北的“土家”地区进一步调查研究等问题提出建议。潘先生的这个报告实际上是对《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80年代土家族地区民族成份的确认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基本上是按潘先生的建议进行的。
为了彻底弄清湘西北以外的“土家”状况，1956年冬，潘先生又冒着严寒深入到鄂西南、川东南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为1957年3月18 日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作了充分准备。会上，向达、潘光旦作了《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的联合发言。发言以大量的调查资料，论证了“土家”自古就居住在湘鄂川边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有其共同居住的地域，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有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潘、向二先生的发言对“土家”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一阶段，除了中央和中南局派专家深入到土家地区调查研究外，湖北和湖南先后组织力量对土家地区的文化艺术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一是1958年秋，湖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土家族文学艺术调查活动，参加调查的有中央民族学院、武汉大学、湖北艺术学院的师生。他们深入到恩施土家山寨和湖南龙山县的部分地方，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最后形成了16开本的上下两册资料集。二是60年代初，湖南省民委联合文联等单位，抽调大批专业人员深入湘西北土家族地区调查，搜集了一批珍贵的文字资料，80年代初编印的《土家族的语言与风习》、《湘西土家族的文学艺术》等资料集，即是此次调查的一部分。此外，土家族聚居区的有关部门，为配合民族成份的调查与确认，也搜集了部分资料，为80年代初的民族恢复确认和调查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成果，还有潘琪的《湘西少数民族访问、调查报告》、彭泊呈给中央领导的《湘西土家族语言句法初稿》和《湘西土家族人民古代历史纲要初稿》等10多篇研究和介绍土家族的文章。
奠基时期的土家族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研究的直接动因是为了解决“土家”同胞要求确认“土家”的民族成份，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所以调查研究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研究的针对性很强，政治色彩浓厚。
第二，调查研究者主要是上面派的知名学者。当时参与“土家”调查研究的罗常培、杨成志、严学窘、潘光旦、王静如、汪明瑀等人都是知名的专家教授。由于他们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富有权威性。不仅为中央落实民族政策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他们的研究结论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土家族研究。
第三，研究方法上注重社会调查。学者们多次深入到十分闭塞落后的“土家”山寨，调查访问各阶层的人士，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还对“土家”文化有深切感受。他们将第一手资料和感受，结合文献记录进行研究，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结论。不仅如此，前辈学者不畏艰难，不畏险阻，热爱科学，献身科研的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土家学人。拓荒者们的治学方法和献身科学的精神对现在的土家族研究仍有指导意义。
第四，研究面狭窄。由于当时研究的针对性强，又属开荒工作，所以研究面狭窄。一是从地域上看，主要针对湘西，鄂西南、川东南、黔东北少有或没有涉及，尽管潘光旦先生多次设想把研究范围扩展到湘鄂川黔边，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未能如愿。二是研究的内容主要是语言和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其它方面几乎未有涉触。因此，奠基时期的研究还不能反映土家社会的全貌，拓荒工作也未能全面完成。
二、沉寂阶段
6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民族问题作为阶级问题的一部分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民族工作陷入停顿，土家族的调查研究工作被迫中断。虽然仍一部分人在悄悄地进行土家族历史、文化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但未有人敢公开涉触，除了《湘西酉水流域发掘一批崖墓葬》等为数不多的介绍性文章外，刚刚确认的土家族及其文化几乎被人们所遗忘。近20年的沉寂，给土家族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
三、复兴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政治上的拔乱反正，思想上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土家族研究在继续完成奠基工作的同时，研究的地域范围从湘西扩展到湘鄂川黔土家族地区，研究内容从语言、历史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这一时期从70年代末到1987年底土家族聚居区基本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为止。
土家族研究的复苏主要有下面因素促成。第一，通过拨乱反正，民族工作及民族研究工作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为土家族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悬而未决的鄂西南、川东南、黔东北的民族确认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又一次提到日程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鄂西南、川东南、黔东北地区的土家族干部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强烈要求恢复民族成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此过程中，各地都抽调力量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为研究土家族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第三，地名志和地方志的编修、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写、政协文史资料和党史资料的搜集出版，不但为土家族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也推动了土家族研究的进行。
第四，民族院校的恢复和建立，民族学、民族史等专业的开设，为了教学的需要，土家族地区的高等院校和其它院校的土家族教师加入研究土家族的行列，壮大了研究队伍，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发展。
纵观80年代前期（1987年）土家族研究工作有如下特点。第一，把相当精力放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民族知识的介绍上。湘西以外，这一时期其它三大块的研究工作仍然围绕民族成份的确认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而进行的，湘西也存在着搜集整理民族资料的问题。所以，这一时段，广大民族工作者和研究爱好者深入土家山寨调查，获得一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把正史、野史、杂记和方志、家乘等有关涉及到土家族的资料辑出来，汇集成册。影响较大的资料集有湖南省民委民研所编印的《土家族的语言与风习》、《湘西土家族的文学艺术》（1982年印），鹤峰和五峰两县史志办合编的《容美土司资料汇编》（1984年印》，鄂西州民委编印的《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1986年印），黔江地区民委编印的《川东南民族资料汇编》（1986年印，民族出版社出版），贵州民族志编委会编印的《民族资料》第九辑“土家族专辑”（1988年），加上各地搜集整理的各种民族资料，估计在1000万字上下。同时，编写了大量的介绍土家族历史、文化、风习的小册子，这些册子把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对普及民族知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对土家族的研究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二，研究开始铺开，但主要集中在历史、语言和文化风习研究介绍上，重点是对历史、语言的研究。研究的铺开，一方面是从地域上看，除对湘西土家族进行研究外，同时也对其它三大块土家族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的内容看，从第一阶段的历史、语言研究发展到历史、语言、政治、经济、文化。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历史、语言方面。据不完全统计，1980—1987年共发表各类研究介绍土家族的文章230多篇， 其中涉及到历史的90多篇，占40%，语言研究约20篇，占10%左右，有份量的文章都涉及到这几方面的内容。1983年9月， 湘西州人民政府在吉首市召开的土家族历史讨论会，集中讨论了土家族的族源和历史变迁，不少学者对潘光旦先生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提出了土著先民说、乌蛮说、氐羌说、濮人说、江西迁来说等新观点。这次盛会可以说是对80年代土家族历史研究的一次小结，会后编印了《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收入了40多篇文章。这一阶段土家族研究的最大成果是王炬堡、刘孝瑜二位先生编写的《土家族简史》（1984年4 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研究土家族的第一部通史，较全面地反映了土家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是土家族研究又一奠基之作。
第三，初步形成了专业队伍与业余研究人员相结合的可喜局面。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这一阶段除了中央民院的王炬堡先生，中南民院的刘孝瑜、彭英明、张雄、吴永章，吉首大学的彭秀模、彭秀枢、王承尧、叶德书、彭南均，广东民研所的练铭志，湖南民研所的彭官章，四川民研所的李绍明等专业研究人员从事土家族研究外，还有象彭武一、田荆贵、胡挠、向国平、祝光强、白新民、彭林绪、田永红、陈洪、龚发达等一大批业余研究者。二者相互学习，共同探讨，优势互补，共同推动了土家族研究的发展。
第四，形成了几个小阵地和研究群体。这一阶段除了《民族研究》、《中央民院学报》发表一些研究土家族的文章外，《吉首大学学报》、《湖南民族研究》（现在的《民族论坛》）、《中南民院学报》、《湖北少数民族（现在的《民族大家族》）、《贵州民族研究》，成为发表研究和介绍土家族文章的主要阵地，这几种刊物成为土家学人联络和交流的主要纽带。同时在中南民院和吉首大学形成了两个土家族研究群体，他们在土家族研究上起着中坚和排头兵的作用。
第五，研究力量分散，呈现出各自为战的态势。由于行政区划等方面的原因，80年代初土家族研究虽然有几个阵地和研究群体，但四大块各自仍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研究，相互交流少，研究形不成大气候，诸多学术问题也难形成共识，影响了土家族研究的突破。因此，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加强湘鄂渝黔四省边学术交流和联系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四、初步繁荣阶段
1987年11月20日和23日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成立，标志着土家族聚居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任务基本完成。随着民族区域自治任务逐步完成，土家族的研究工作也进入新的阶段，步入初步繁荣时期。据初步统计，1988—1997年，共发表研究和介绍土家族的文章1100多篇，出版的专著和资料集近100部。这些文章和著作。 几乎涉及土家族的各个领域。
80年代末到现在，土家族研究之所以出面初步繁荣的局面，主要有下面的因素促成。其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既为民族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又给民族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80年代末到现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为民族研究工作的深入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扶贫攻坚、缩小差距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民族传统文化、丰富的自然资源、特殊的优惠政策怎样与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契合？怎样把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变为经济优势？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民族历史文化中、在民族的土地上寻求答案。因此，对民族传统文化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成为迈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其二，前几阶段所做的扎实工作，为研究工作取得新的突破作了铺垫。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前期，配合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确认民族成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科研成果。这些基础工作，成为土家族研究全面发展的奠基石。
其三，80年代的调查研究中培养锻炼了一批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队伍。80年代上半期，为了开展民族调查和识别工作，从中央到地方，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到民间，一批热衷于土家族调查研究的专家学者、民族工作者沉入土家山乡，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还使他们对土家族及土家族文化有了深切的感受。他们把精深的理论与实际调查和感受相结合，真切地认识到土家族文化的内核，获得了新的研究方法，提高了研究水平；同时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者的结合，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双方都得到了提高。
第四阶段的土家族研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研究全面推进，取得丰硕成果。在第三阶段以研究历史和语言为重点的基础上，开始向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饮食、居住、经济、教育、人口、医药、体育等方面扩展。不仅致力于土家族的历史文化研究，还着力于对土家族地区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不仅单纯研究土家族，还把土家文化与巴文化、楚文化、彝族文化、甚至中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视觉在时空上都有了扩大，研究成果更为丰厚。
第二，协作研究加强，出现喜人的局面。土家族研究的分散状态一直是困扰研究的一大障碍，当土家族研究全面铺开后，经过有关部门的协调和广大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分散研究，各自为战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变。一是建立了跨省区的协作组织，1990年11月成立了土家族文化经济发展研究协作会和土家族文化经济发展领导小组。研究协作会是由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共同发起组织的，领导小组由四省民委领导及四省边民族部门的领导、知名学者组成，协作会的成立，标志着土家族协作研究的加强，有力地推动了土家族研究的发展。1991年4月， 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成立，湘鄂川三省的民族工作者和研究者也参加了成立大会。通过这些学术组织，加强了研究人员的往来，增强了研究实力。
二是召开了一些重要的会议，1990年10月由湖北文联、湖北民院、恩施市文联联合在恩施召开了巴文化研讨会，来自北京、武汉、湘西、鄂西的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1990年11月湖南、四川、贵州、湖北四省在长阳召开了土家族文化经济发展研究协作会议，四省民委负责人、中南民院和湖北民院的领导、知名学者40多人参加了会议，这是土家族协作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确定了协作研究的任务，决定建立协作研究机构，并出台了相应的措施。1991年4 月在铜仁市召开了贵州省土家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湘鄂川黔四省研究人员和民族工作者150多人出席了会议。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 有力地推动了土家族研究向纵深发展。1994年5 月在秀山召开了土家族经济文化研究协作会，回顾了协作会成立后的工作，确定了今后的任务，并在中央及四省聘请一批顾问，这次会议更加强了四省研究的凝聚力。
三是协作研究加强。1989年9 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土家族文学史》是四省协作的第一项重要成果，这部42万字的文学史凝聚了四省民族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心血。已出版的《中国土家族历史人物》和正待出版的《土家族通史》，《土家族文化志》，《中国各民族文化大百科全书·土家族卷》，《中国民族文化大观·土家族卷》、《中国湘鄂川黔边区研究》都是四省通力合作的成果。
第三，形成新的研究中心和研究阵地。90年代以前，土家族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南民院和吉首大学，80年代后期，这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贵州成立了土家学研究会，形成了又一个研究土家族的群体；在四川（今重庆市）也出现了一批研究土家族的学者；湖北民族学院成立后，把加强土家族研究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1993年建立了土家族文献资料中心，1994年成立了土家族研究中心，1997年创办了《土家学刊》，并决定出版“土家学研究丛书”，筹备土家族国际学术讨论会。除了前已提及的几种杂志发表土家族研究的文章外，《湖北民院学报》、《武陵民族》、《三峡学刊》、《土家学刊》又成为发表研究和介绍土家族文章的新阵地，特别是《湖北民院学报》开辟的“土家族研究”栏目，对每年的土家族研究进行综述，并附论文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第四，研究方法有了新的突破，研究品位有了提高。90年代初，除了一批老学者仍致力于土家族研究外，一批具有高学历、功底深厚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土家族行业。他们的加盟，使土家学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大好形势。一是研究方法上的更新，除了采用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等进行研究外，更多地采用文化人类学、系统论、信息论等新的研究方法，解决了一些长期存疑的学术问题，并对一些不切实的观点进行了匡正；二是研究范围的扩展，由于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视觉扩大，不少学者把土家族的历史文化及现实表象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对土家族文化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初步改变了简单介绍和孤立论证某些问题的研究状况，使研究品位有了较大的提高。
第五，研究已引起大陆外学者的关注。土家族是中国腹部的一个山地民族，以往一直未引起国外学人的重视。从90年代开始，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自身研究和宣传影响的扩大，土家族研究已引起了国外学人的重视。美国、日本和港台地区的学者已参加到土家族研究的行列。这表明，土家族研究已冲出自身的封闭体系，开始与国际学人交往和对话。
从纵向看，40年的土家族研究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历程，特别是近20年的研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但从横向比较仍然显得不足，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远远赶不上其它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在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中，介绍性的多，研究性的文章少；一般性的描述多，注重理论构建的少；老生常谈的多，涉及新领域新问题的少；单个问题论述的多，全面系统研究的少；以文献证文献的多，田野考察的少。因此，要从思维方式、理论储备、治学方法、治学态度、资料搜集等方面上狠下功夫，才能开创土家族研究的新局面。
收稿日期：1997—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