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浮沉與近代學風——以張之洞學人圈的形成爲例(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流论文,近代论文,洞學人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謂“清流”，是古已有之的對清議集團的稱呼，以朝臣(尤其是言官)犯顏直諫爲標誌，却也包含了東漢黨錮、宋代太學生、明末東林黨等泛化的士大夫言論勢力。廣義上的“清議”以太學、翰林院、書院等公私文教機構作爲聯絡場所，往往依托講學、會課、社集等活動溝通聲氣，因而與學術風氣變遷有著天然聯繫。清代懲前明黨争之弊，厲禁結黨言事，朝中言路亦受壓抑。但至道咸以降，不僅朝政日益窳敗，內政外交的新狀况更是層出不窮；加之太平天國之亂後朝廷權威跌落、漢臣督撫崛起，中樞感到有必要利用言路牽制疆臣，藉此營造再圖振作的“中興”氛圍，遂使沉寂二百餘年的言路得到復興。
清季張之洞久任封疆，幕府人才稱盛，随著政治、學術重心由京師向東南督幕的再度轉移，逐漸在其周圍形成了一個以同光之際“清流”士人爲核心的學人圈子。張之洞一派在體制內的文教建樹，更注重學風、學制、文體等對士林社會有普遍影響的因素，其學術思想不具備趨新知識人的專業精神或超前意識，却能依靠“居高明之地”的順勢，集聚人才，蒸成風俗，使新知識、新經驗得以在一番折衷妥協之後向士林社會推廣。本文擬從“清流”浮沉與晚近學風轉移關係的角度，考察晚清張之洞系統對“清流”勢力的同情與援引，藉以揭示近代學術與政治互爲表裹之一側面。
一、另一種中興
外任督撫二十餘年後，光緒三十三年(1907)，張之洞重返京師，以軍機大臣管理學部。筆記家言，某日學部尚書榮慶宴請張氏，言及顧、黄、王三儒業已從祀孔廟，外間復有曾國藩從祀之請，不意張之洞當即作色曰：“曾國藩亦將入文廟乎？吾以爲將從祀武廟……天津教案，曾國藩至戮十六人以悅法人，是時德兵已入巴黎，曾國藩尚如此，豈非須祀武廟乎？”此則材料真實與否有待考辨，卻頗能描畫同光清流一代對于道咸軍功一代的自詡：除了洞察形勢的後見之明，更重要的，乃是“文”對“武”、“儒臣”對“大臣”的心理優勢。①
實則張之洞本人亦出身軍功之家。其父于道咸之際知貴州興義府，太平天國亂中辦理團練、轉戰西南，與中興名臣胡林翼、呂賢基、韓超等交游。故張之洞幼年的師承，頗帶有曾、胡一派經世之學的氣味。②然而，功名早達加上族兄張之萬在朝中的人脉，卻讓張之洞從十六歲起就得以從西南兵間脫身，領略到都下學術的別樣境界。
時值咸豐亂世，當曾、胡輩在長江上下用兵火鍛造“中興”之時，另一種學風上的蛻變也開始在京師醞釀。長年居京，熟于中朝掌故，且日後一度成爲張之洞幕僚的沈曾植，就曾從科場風氣變化的角度，追溯這一潮流的興起：
道光之季，文場戾契，頗有幽歧，其還往常集于津要之塗，巧宦專之。而公卿大夫方直者、舉子謹厚步趨守繩墨者、士以學問自負者，恒聞風而逆加檳棄。其名士而擅議論者，尤干時忌，張石洲(穆)、張亨甫(際亮)之流，困躓當時，士林所共記也……蓋自咸豐戊午以後，茲風乃殄，而後單門孤進，遗經獨抱者，始得稍沾稽古之榮。至于同、光之際，二三場重于頭場，則吳縣(潘祖蔭)、常熟(翁同龢)、南皮(張之洞)、順德(李文田)迭主文衡，重經史之學，幾復反乾、嘉之舊。③
道咸時代都下士人交游頗盛，或講求理學、經濟，或鑽研邊疆史地，或以詩古文相砥礪，卻限于少數精英學者的圈子。④其時官場、科場晦澀依舊，被稱爲“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世界”。⑤咸豐八年(1858)戊午，柏葰科場案發，大獄構興，纔使“北闈積習爲之一變”。⑥同年六、七月間，潘祖蔭、翁同龢出任陝甘鄉試正、副考官，旋即外放學政，交卸後主持都下風雅數十年。到同治年間，張之洞、李文田等又相繼外放。諸人在主試時，貶首場時文，重視二、三場之經文及經史時務策，流風所及，幾乎有重返乾嘉學術盛世之勢。沈曾植本人即爲此種科場新風尚的受益者，故數十年後猶津津樂道之。
翁同龢、潘祖蔭以及小一輩的沈曾植等人，均出自京官世家，不僅官場人脉深厚，對數十年來的學風消息，亦瞭然于心。張之洞、李文田則生長邊陲，得以預同光學術之流，除了自身的文采、學養，更有賴于科場因緣。張之洞早年便與常熟翁氏關係密切，翁同書爲其受業師，同書弟同龢、子曾源則爲其鄉試同年。同治元年(1862)張之洞入都會試，早第的翁同龢已升任同考官，見場中一卷文字“二場沈博艷麗，三場繁稱博引，其文真史漢之遺”，便“决爲張香濤”，繼而知其不第，又爲之扼腕。⑦同治二、三年間(1863－1864)，翁同書被劾下獄，張之洞曾往探看，並賦詩送其父子出戍新疆。⑧通過結交都下顯宦，代撰章奏，張之洞在京城的“時名”雀起⑨，儘管有同治四年(1865)詹翰大考僅列二等第三十二名的挫折，仍然在兩年後考差時，從擁擠的翰林班中脫穎而出，被派充浙江鄉試副考官，旋又簡放湖北學政。
晚清曾國藩、李鴻章幕下的士人圈子，確立于湘、淮軍征戰的年代，多以地緣或血緣關係爲纽帶。後起的張之洞學人圈，則更看重“門第”、“科甲”、“名士”的出身⑩，起碼在其前期，仍以張氏在京城的交游，以及其前後三次主試、視學建立起來的師生情誼爲基礎。同治六年(1867)在浙江，張之洞多拔取樸學之士，內如袁昶、許景澄、陶模、孫詒讓、譚廷獻、沈善登、沈熔經等人，都與日後學人圈或幕府的建立有直接間接的關聯。至視學湖北時，又與李鴻章相商，仿照蘇州正誼書院課經古例，創立經心書院，專課古學。(11)張之洞汲汲求才的態度，頗有乾嘉老輩遺風，亦得到曾國藩等疆臣褒獎。(12)
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發生，曾國藩“革府縣以謝洋人”的解决方式引起士林非議，以曾氏爲楷模的中興事業漸趨暗淡。與此同時，受益于戡定大亂後的承平氣氛，都下學人的交游與清議卻日益繁盛起來。是年十月，張之洞回京復命，寓南橫街，與位于米市胡同的藤陰書屋相鄰。藤陰書屋是潘祖蔭的書齋，更是彼時京中金石學者的聚會之所。張之洞遂藉此結交潘祖蔭、王懿榮、吳大澂、陳喬森一流金石學者，並與王、吳諸人一道爲潘祖蔭編訂《攀古樓款識》。(13)次年春，春闈甫畢，張之洞投書潘祖蔭，以爲“目前四方勝流尚集都下，今番來者頗盛，似不可無一雅集”，擬以翁、潘爲主，邀集新進學人，款洽一日。最後則改由潘祖蔭、張之洞二人主持，于當年五月初一日在龍樹寺宴集。(14)事後張之洞致信潘祖蔭，羅列當日到者十七人、約而不赴六人、欲約而不及者五人的名單，並依次注明各人所擅長的領域，涵蓋了經學、史學、小學、金石、輿地、書畫、古文、駢文等諸多方面。(15)通過此次雅集，年輩靠後的張之洞獲得了與翁、潘不相上下的組織詩酒文會的資格。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國藩薨于江寧督署，這一年京城士人的交游唱和卻臻于極盛。七月間，李慈銘致信友人，提及：“今春都下，文讌讜頗盛，消寒之後，繼以春游，或排日以看花，或選寺而鬥酒，尋極樂之柰樹，訪花之之海棠，觴咏偶停，策蹇亦出，量松報國，則朱育相從；品藥天寧，則許詢共坐。悵牡丹于崇效，玩丁香于憫忠。雖杖頭或虛，而清談不廢……”(16)但若論與學風轉移的關係，恐怕還當推這一年夏秋間潘祖蔭發起的三次集會：先是在三月前後，吳大澂爲潘祖蔭繪《藤陰書屋勘書圖》(一說秦炳文繪)，張之洞、董文焕、陳喬森、李慈銘及滿洲藏書家錫縝各有題咏，多就潘氏隸籍吳縣發想，叙述三吳學脉流入京師的過程。(17)繼而五月中又有“消夏六咏”之唱和，分題拓銘、讀碑、品泉(錢)、論印、還硯、檢書，先後參與者有張之洞、王懿榮、嚴玉森、李慈銘、胡澍、陳喬森六人。至七月初五日，潘祖蔭組織鄭康成生日置酒展拜會，參加者除以上六人外，又增加陳彝、謝維藩、許賡揚、吳大澂、顧肇熙五名。(18)三次雅集的主題，明白宣示了同治末年京師士人的生活趣味與學術宗尚。
同光間，都下的學人唱和，往往在稱頌京師承平盛事的同時，流露對東南文化遭受戰亂破壞的惋惜，或慨嘆“大盗毁江左，書種奄欲絕，天一既雨散，士禮久烟減”(19)，或追述“當年劫火天四圍，法物飄零愁慘淒，去年江上屢來往，文采亦遜乾嘉時”。(20)事實上，正是東南書種在劫火中的絕減，反襯了京師學術存亡續絕的意義；也正是戡平大難後的“中興”氛圍，使考訂之學的回潮得免于無用之譏。同光之際的京師學術，作爲“厭亂”心態在文化上的表現，基本上是以“中興”乾嘉考據學爲職志，相較于經世思潮涌動的道咸學術，反而有將學問進一步趣味化、專門化的趨向。其間風氣的因革與擴散，恰如震鈞在《天咫偶聞》中總結的：
方光緒初元，京師士大夫以文史、書畫、金石、古器相尚，競揚榷翁大興、阮儀徵之餘緒。當時以潘文勤公(祖蔭)、翁常熟(同龢)爲一代龍門，而以盛(昱)、王(懿榮)二君爲之厨、顧。四方豪俊，上計春明，無不首詣之。即京師人士談藐，下逮賈竖平準，亦無不以諸君爲歸宿。廠肆所售金石、書畫、古銅、瓷玉、古錢、古陶器，下至零星磚甓，無不騰價蜚聲。而士夫學業，亦不出考據、賞鑒二家外。未幾，盛司成有太學重刊石鼓文之舉；未幾，王司成有重開四庫館之請，蓋駸駸乎承平盛事矣。(21)
此段文字涉及乾嘉以降京師學術的傳承脉絡，卻未提及道咸時期張穆、沈矗、吳廷棟、梅曾亮、曾國藩諸公提倡的經世學風，連主張考訂之學的祁寯藻、程恩澤等人都忽略不計。按照震鈞的叙述，同光學術以翁同龢、潘祖蔭二人爲領袖，直接乾嘉時代翁方綱、阮元一脉的考據、鑒賞之學，下啓光緒年間盛昱、王懿榮等新進學人，逐漸形成彌漫京師各階層的談藝風氣，並以琉璃廠書畫、古玩交易的繁盛爲其表徵。光緒二年(1876)繆荃孫進京，所見琉璃廠朱履雜沓的景象，正可旁證彼時京城學人圈的層級：“舊友日日來廠者，朱子清(澂，朱學勤長子)、孫銓伯(鳳鈞)、黄再同(國瑾)、沈子培(曾植)、子封(曾桐)、徐梧生(坊)；若盛伯希(昱)、王廉生(懿榮)，間或一至，來則高車駟馬，未及門而已知。至潘、翁諸老，則專候廠友之自送，罕見莅肆。”(22)足見盛昱、王懿榮二人在光緒初年承上啓下的顯赫地位。
光緒前期的京師學界有兩件盛事：光緒十年(1884)七月，盛昱補授國子監祭酒，訪問南學廢壞荒墮之狀况，一舉而清除之；又從乙酉拔貢中補録諸生，“加膏火，定積分、日程，懲荒墮，獎勤樸”，命諸生分輯《通假彙編》，專取清朝經師成說，依照今韵排類，得二十餘册，並撰校專門著作多種，繼而率領諸生校改石經、重刻石鼓，都人詫爲盛事。(23)至光緒十五年(1889)，王懿榮上奏請續修《四庫全書》，並請將清代儒臣所撰十三經疏義頒布學宮，引起言官與學官之間的激烈辯論。(24)此前潘祖蔭弟子汪嗚鑾重申許慎從祀之請(25)，翁同龢又領銜奏請黄宗羲、顧炎武從祀。(26)盛、王二人致力于在官學系統中引進“國朝經師”的傳統，正與翁、潘老輩提倡許鄭之學、擴充儒學學統的努力一脉相承。
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翩連而來的學人交游，助長了學術合作與專門研究的風尚。如果說潘祖蔭《攀古樓款識》的成書，仍帶有前代公卿招募學者從事編纂的遺風；那麽像王懿榮之最録《南北朝存石目》，題記中羅列前後十九年中“探索借讀往返商榷者”、“考訂違合剔抉幽隱”者、“亦嘗有事于此”者共十六人，則大多爲同僚朋好之間的平等研討。(27)彼時京師學人之間，藉助南城居住密邇之便，就共同關心的專題，業已形成一種相與討論、互資鏡鑒的學術空間。又如王懿榮家訓飭子女：“于所嬉戲玩物，雖瑣屑不使毁棄暴殄；內室所蓄書畫、碑帖、墨本等物，盛夏時必手自抖曬，防蠹鼠極力，歲以爲常。兒女雖幼稚無知識，于文物戒不敢近也。”亦暗示從“玩物”到“文物”的觀念變化。王懿榮在亡妻黄宜人行狀中提到，自己“好聚舊椠本書、古彝器、碑版、圖畫之屬，散署後必閱市，時有所見，歸相對語，宜人則曰：‘明珠白璧，异日有力時皆可立致之，惟此種物事往往如曇花一現，撒手便去，移時不可復得，後來縱或有奇遇，未必即此類中之此種也。’好極力從臾，購之以爲快，以故裘葛釵釧往來質庫，有如厨笥”云云，在《金石録後序》慨嘆長物易失的言說傳統之外，展現了漢學門第以得長物爲快的觀念。(28)
張之洞與盛、王二人交誼甚深。光緒二年(1876)冬，更在四川學政任上迎娶了王懿榮之妹，在共同的學術好尚之上叠加了姻親關係。後來張之洞外放疆臣，王懿榮在十數年間充當了張氏與京師學界聯繫的紐带。公文旁午之餘，張之洞也會致信王懿榮，詢問京城學界的新動向。(29)然而，同光之際的京師交游，不僅孕育了專門之學與金石之詩，更從中滋長出一股清議的意氣，盛昱、王懿榮均捲入其中，震鈞將二人喻爲東漢黨錮之“厨、顧”，誠爲恰當。(30)至于張之洞，則更善于呼吸領會時代風向，早在盛、王等人流連廠肆之時，便已從京城考據家隊中淡出了身影。
二、作爲門面的“清流”
“不須遠溯乾嘉盛，說著同光已惘然”。(31)同光之交都下的詩酒風流，爲此後數十年間學者、詩人追懷前朝往事提供了素材，後來人抱歷史的同情，更推之爲乾嘉盛事之回復。然而，詩酒生涯的經濟成本，及其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亦不容忽視。同治年間，由于軍功勢力在地方崛起，京官出路日益狹窄，淪爲冷秩。(32)像張之洞、李文田、王懿榮那樣，能够憑藉一己才華攀援望族、補授優差者實占少數。(33)與之相對，長年的交游活動卻養成了整個京官群體對住宅、姬妾、輿馬、僕役、宴飲、歌郎、冶游、郊游、書畫古籍、金石拓片等各方面享受的追求，由此帶來中央機構腐化與京、外官勾結等問題，被認爲是光緒時期京朝政治窳敗的內因之一。(34)
清季游于京師的陳澹然，不僅“極厭考據及六朝人文”，並且平生“最詆翁叔平(同龢)，次則張廣雅(之洞)”(35)，其筆下的同光學術，通過伶人的視角展開，自是另一副景象：
同治初，髮、捻漸平，京師無事。諸貴人務歌頌，飾太平，宴樂益盛，海內諸奇伶争入都，至則盡屈(程)長庚，稱弟子。諸名士乃獨工楷法，習詞賦、時文攫高科，倨貴甚。上者乃或研訓詁，窮性理，盗古文詞相標榜，號曰“清流”。(36)
此處借用“清流”一詞指代同治年間京師的交游群體，籠括了訓詁、性理、古文辭三方面的士人。“清流”之“清”，不僅是“清議”，更指向京中“諸貴人”生活方式的“情閑”、“清祕”，屬于較爲廣義的用法。按照陳澹然的叙述，從同治到光緒四十餘年間的士林社會，經歷了“清流”、“敢諫”、“洋務”三個群體前後相繼的過程：同治十年(1871)倭仁去世，“性理絕，而訓詁、詞章益勝，厠翰林、坊局、御史臺，則務搜經史上自黄帝以來數千年治法，埋首習章奏，或乃劾權貴小者取直聲，號曰‘敢諫’”；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事起，“醇賢親王銳志建海軍，開津榆鐵道，諸名士始采報說人疏章，號曰‘洋務’”。在陳澹然看來，從“清流”到“洋務”，其底色均爲沉溺訓詁詞章、“喜狎優伶相爾汝”的所謂“名士”，故亦統稱爲廣義上的“清流”。(37)
不過，對于光宣以至民國年間筆記、野史、小說中頻繁出現的“清流”一詞，更爲普遍的用法，卻是指向陳澹然所說的“敢諫”。這種狹義用法最終進入了正史：
論曰：(黄)體芳、寶廷、(張)佩綸與張之洞，時稱“翰林四諫”，有大政事，必具疏論是非，與同時好言事者，又號“清流黨”。(38)
“清流黨”之稱，有“結黨”、“朋黨”、“黨錮”的含義，很可能出自攻擊“清流”者。(39)而與此同時，廣義的“清流”用法並未消失，如翁同龢、李文田、沈曾植等人，在言事方面無甚可觀，甚至成爲狹義上“清流”攻擊的對象，卻也被稱爲“清流”人物。于是出現“南北清流”(40)、“前後清流”(41)等說法，將“清流”與南北、京外、帝后矛盾相聯繫，恐怕也有調和廣、狹兩種“清流”理解的考慮。
《清史稿》對于“翰林四諫”的歸納不盡準確，但張之洞在光緒初年逐漸疏離于翁同龢、潘祖蔭的圈子，最終加入翰林言事一派，卻是事實。一方面，可能由于張之洞意識到自身專門知識不足，在以金石學爲極則的翁、潘圈子中，難以争取到中心地位，故退而以激烈言事來博取新的聲名。(42)另一方面，更應出于張之洞自身的學術選擇。早在與潘祖蔭等討論金石、之時，張氏就已流露對“許鄭之學”的質疑(43)，同治十一年(1872)題咏《藤陰書屋勘書圖》，更將自家的治學取向表白無遺：
……我如邢劭不精詳，懶捉禿管施雌黄。窺日觀月各自快，未知南北誰短長。(44)
張之洞作詩長于用典，此處先用《北史》邢劭笑人校書事自嘲(45)，繼而化用《世說新語·文學》支道林語：“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觀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46)雖强調南北精、博之間，各有勝處，未較短長，但言下之意，顯然更取“學寡而易核，易核而智明”的南人清通之學。(47)同、光之交，張之洞外放四川學政，拔取楊銳、王秉恩、廖平、宋育仁、吳謙、吳德潚等超卓幹練之士，並組織編輯《書目答問》及《輶軒語》。前者尚可視作京師論學之緒餘，後者則面向士林社會中下層的諸生，二書均以實用爲準的。光緒三年(1877)，張之洞入都復命，是年廷議穆宗升祔位次，乃詳稽三代之制，爲潘祖蔭代撰三議以進。陳寶琛在日後提到，張之洞“自是究心時政，不復措意于考訂之學”。(48)
據說張之洞在光緒初年“頗講理學，學術又一變”；(49)其集中致潘祖蔭最後數函，大概也作于此間，有云：“今日必無党禍，何也？有清議然後有黨禍，今也不然，毁譽雜糅，出主入奴而已；清流勢太甚，然後有黨禍，今也不然，偶有補救，互相角力而已。”按此信語氣，似乎自居清議、清流之外，但反復辨別“無黨禍”，又暗示潘祖蔭確有提到張之洞與清流、清議結“黨”的言論。(50)其時與張之洞交游，且以理學、清議著稱者，包括張佩綸、吳可讀、吳觀禮及閩籍的陳寶琛、王仁堪、仁東兄弟等人，活動範圍大概在南城丞相胡同、北半截胡同一帶，與以米市胡同藤陰書屋爲中心的金石學人圈僅一街之隔。諸人不長于考訂，而愛好吟詩、扶乩：“臨乩者自稱净名道人，蓋康乾間詩人吳舍人泰來(原注：企晋)也。每臨乩，輒與同人唱和，不爲休咎之占，而作韋弦之贈，唱酬甚夥。”(51)光緒三年張之洞回京後，與諸人接觸增多，其人清議一“黨”，或在此前後。而光緒四年(1878)以後張佩綸的日記中，時而能見到鑒賞金石的聚會，可知當時都中士人圈子並非界限分明，張之洞游走于二者之間，溝通了不同圈子的風氣。(52)
有清一代，懲明季言論混淆之失，又挾其异族入主的戒心，前中期二百年間言路相當沉悶。時至晚清，在內外變局的壓力下，破例之舉層出不窮，清議勢力興起，同樣突破了“以言爲忌”的祖宗家法。然而，清流中人不斷突破祖制，試探言論限度，卻又是爲了堅守其他各項祖制不受破壞。光緒五年(1879)三月，吳可讀以震駭一時的“尸諫”，要求爲穆宗預定大統，即是針對慈禧太后在繼位問題上的“破例”。“尸諫”之舉極具表演性，吳可讀事先準備好了棺椁、衣冠，並遺書示子，命其速速出京之先，須在“張香濤(之洞)先生、幼樵(張佩綸)、安圃(張人駿)前均致候”，慨嘆“想如前時聚談時，不可得矣”。張之洞此時已成爲吳可讀等清議人物的密友，被托以身後之事。(53)更重要的在于，吳可讀用“尸諫”挑戰了清代宫廷政治最爲敏感的立儲話題，也在最大限度上拉伸了晚清朝臣的言論空間，光緒初年喧赫一時的“翰林四諫”遂接踵而起。
北宋慶曆年間，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四人任諫官，號稱“四諫”。(54)至明成化時，又有“翰林四諫”之謂，指因言事而被黜之翰林院編修羅倫、庶吉士章懋、黄仲昭、莊昶四人。(55)至于晚清的“翰林四諫”，則异說頗多，張佩綸、陳寶琛、黄體芳、何金壽、寶廷、張之洞、鄧承修等都曾被納入。但張之洞、陳寶琛詩句中提到“四諫”，又皆自居其外。陳寶琛詩注且指出“文襄(張之洞)尚未在講職”，不入“四諫”。(56)然則比之宋代“四諫”之全爲諫官，明代“翰林四諫”之僅爲編修、庶吉士，晚清“翰林四諫”的門檻更高，要求必須是經過詹事府遷轉而晋升“講職”者，故其時張之洞與張佩綸私下有“言官不言、講官盡講”之戲目。(57)經過光緒五、六年(1879－1880)間針對崇厚訂約之彈劾，張之洞迅速開坊晋升日講起居注官、侍講學士，正式加入翰林講官主導言路的潮流。
“言官不言，講官盡講”，造成光緒初年清議有別于前代的若干特點：首先，清議產生于翰林講官“清祕無事”的詩酒生涯，繼承了同光之際都下學人的生活方式。張之洞、張佩綸等在言事之餘，仍以金石、書畫、版本、西北地理之學自娛，並將其與議政相結合，向經世的一面發揮，實可看作同治以來京師學術的擴張；與此同時，翁、潘一派主導的學術圈子依舊活躍，中如吳大澂、盛昱、王懿榮等人，亦是重要的清議分子。其次，相對于光緒中期以後“以駡洋務爲清流”的言官末流(58)，翰林講官品級較高，大多視野開闊，究心時務，既有與地方督撫及總理衙門進行直接交流的資格，也具備相關學養。如張佩綸與合肥李氏本爲世交(59)，在京師鼓吹清議的同時，便已參畫李鴻章在天津的洋務事業，往來書信頗多；又如陳寶琛在中法戰争前“提倡清流”，“于洋務極意研究，曾借譯署歷年檔案”，囑人抄寫。(60)當時盡有“洋務”、“軍功”中人對“清流”的不滿乃至非笑，但清流隊中卻不無依附、藉重洋務的心態，張佩綸甚至在書信中奉承李鴻章爲“清流争附”、“愛護清流”之人。(61)甲申(1884)年由盛昱一疏導致“易樞”事件，圍繞主戰、主和話題，李鴻章、醇親王對朝中清議多有不滿，而張佩綸此時的辯白則更值得玩味：
言論主戰者多，轉于和局有益，願朝廷不以异議爲嫌。(原注：今日又言之興獻：作清流須清到底，猶公之談洋務，各有門面也，一笑。)(62)
翰林清流不僅堅守理學原則，更好講究縱橫捭闔之術，中法戰争時，便曾希望通過和、戰兩派默契配合形成有利的外交態勢。“清流”、“洋務”，在張佩綸看來不過是對外的門面語，而非政治歸屬或學術取向的實質。故張佩綸的“清流”身份，並不妨礙其參與“濁流”李鴻章的幕府；張之洞也能以翰林清祕之官，成爲總理衙門備諮詢的座上客。但另一方面，所謂“門面”又代表著群體發言的立場，必須貫徹到底，不能動搖，不容异類。翰林言事者身處京師士人交游的環境中，其上疏程序亦有如詩酒酬唱，通常由一人出奏，諸人附和，從而给外人造成翰林數人此唱彼和、迹涉朋比的印象。“壬午(1882)以後，言事者尚激切”，(63)奏章之間的前後唱和將言論不斷推向極端，卻未必符合各自治學、處世的本來主張。
當時爲此種“章奏唱和”最爲頻繁者，端推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寶廷四人的小圈子。四人皆投靠提倡理學的李鴻藻門下，與翁、潘漢學一派言事者有對峙之勢。平日書信往來，多用暗語，嗤點朝臣，無所不至。其中張之洞、寶廷稍爲沉穩，張佩綸、陳寶琛則尤主激越。光緒六年(1890)張之洞致信張佩綸云：
橘洲(陳寶琛)詩昨日弟與偶齋(寶廷)争之，至暮不能得。偶齋但懇其停留熟思一日再繕，及今晨竟交卷矣。執事(張佩綸)與橘洲同床各夢，昨日之贊成，實爲鄙人意料所不及。他日設聞扶病閱卷者淒然不怡(眉批：扶病閱卷者謂皇太后)，朝減一飯，公必然悔之。自恨愚誠有限，不足以動清聽，惟有愧歉而已。公瑕有勇無謀，奈何奈何。(原注：橘洲亦無他，不過名心耳。)(64)
此札看似論詩，實則議政。當年十二月，東右門護軍毆打太監，觸怒太后，將置重典，張之洞、陳寶琛二人遂交章上奏請裁抑宦寺。陳寶琛附片措辭激烈，遭到張之洞反對，卻仍在張佩綸鼓勵下貿然上奏，一摺一片轟動一時，被稱爲“真奏疏”。(65)其時諸人不僅在一起討論奏疏，且有結課讀史傳，共同編輯《皇朝經世文續編》的打算，張之洞另有一信致張佩綸云：
昨夜思之，若欲有所撰述，他體裁皆不宜，擬爲《皇朝經世文續編》，止須搜羅五十年來奏疏吏牘，並近日名家文集，選擇録之。此體有畔岸，而無偏倚，得尺則尺，漸次推廣，可以求日進之功。惟奏牘須求諸樞曹、史館、內閣、部署，及積年邸赧，亦不易耳。求之難而編之易，多雇鈔胥足矣。然此體有今無古，若以古今通爲一書，思之未得其方，望閣下與伯潜(陳寶琛)見，商度見教爲幸。(66)
當時令清流中人感到煩惱的，乃是“考古”、“讀書”與“經世”之間的關係。張佩綸希望能通過“考古”來尋求解决畿輔水利、厘金、東三省等現實問題，張之洞復信則指出此等皆“考今不考古”之事，只要“稽諸近日奏牘、訪之故吏老兵，期于洞悉近日情形”即可，故有編輯《經世文續編》之議。但與此同時，張之洞也同意“經世之學，讀官書，尤須讀史傳”，主張用計日程功之法看正史、《通鑑》、《通鑑紀事本末》、《通考》、《五禮通考》等史書、政書，每天限讀一二卷，仿照《黄氏日鈔》例作筆記。張之洞特別强調“讀書”與“考古”的區別：“讀書可計日而畢，考一事不能剋期而得。”正是彼時內外局勢的緊迫，促使翰林清流將治學領域從經學轉向史學(乃至掌故經濟之學)，將治學方法從長年積累的“考古”轉向計日程功的“讀書”。(67)
然而，講官出身的“清流”無論如何强調經世致用，都還是書本工夫。由經入史固然較翁同龢、潘祖蔭一派的考訂之學向“時務”、“洋務”前進了一步，但研究《通考》、《五禮通考》、《新疆識略》、《蒙古游牧記》等(68)，仍然不出道咸以後學人熱衷三禮之學、邊疆史地的趣味，卻始終與李鴻章、曾國荃等外官所熟悉的洋務實際有所隔膜。光緒七年(1881)張之洞莅任山西巡撫，從清流一變而爲督撫，議政立場便大爲轉移。(69)而此時張佩綸致信李鴻藻，仍聲言：“願爲汲戆居中，不願坡仙乞外也……竊謂留心時事者，到處可以歷練，不留心者雖兩司豈少顓頂者哉。”信末還再次强調：“所最畏者出外”，可見清流中人對外官實務之抵觸情緒。(70)光緒十年(1844)中法戰争期間，或是震懾于前此“清流”競言洋務的聲名，或是樞臣有預謀的傾陷，張佩綸、陳寶琛、吳大澂等清流人物紛紛被外派會辦防務，其言論、學術實踐爲事功，卻因戰事不利而淪爲舉朝非笑的對象。
道咸時代，曾、胡、羅以書生行軍成爲幾代人的精神偶像；降至同光，張佩綸、陳寶琛卻以書生帶兵淪爲一時笑柄。同爲“書生”，都講“經世”，所持之政術、學術、風俗實有雲泥之別。光緒十四年(1888)三月末，故人寶廷致函張之洞，回顧“清流”前事，評點群倫，不禁爲之唏噓：
回思昔年同人聚處京華，轉眴風流雲散，升沉各异。老夫子(張之洞)功業顯著，年甫逾艾，建樹有日，必成一代名臣，尚矣。漱蘭(黄體芳)功業未必有成，亦可爲一代直臣。鐵生(何金壽)生直臣，死循吏；亦不枉一世。伯潜(陳寶琛)半途生廢，而年力尚强，獨有後望，且歸隱有資，不出亦可有山林樂。繩庵(張佩綸)有才不能自晦，遂不惜枉尺以求直，尋日後之功名未可致，當前誚謗，已不能免，徒使嫉之者快口，愛之者傷心。(71)
甲申中法之役後，陳寶琛遭罷黜歸里，張佩綸獲罪譴戍塞外，加上前此何金壽早逝，寶廷因納船妓事自劾，翰林清流碩果僅存者，惟有外放疆臣之張之洞與居京退閑之黄體芳二人。寶廷出身宗室，早歲風流，晚年卻較有理學氣味，評論張佩綸“枉尺以求直”，當指其熱心洋務、入李鴻章幕等事。
至六月間，寶廷再次致信張之洞，詳陳病中研究宋學、天算的心得。關于天算，强調必須“推算出一簡實之法，藉可杜西人之妄口，解華人之大惑。不然，日久愈惑，將謂雖聖人亦不知天，以西人爲聖人，從此流弊不可勝言矣”。(72)然而，業已升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卻在回信中正告寶廷：“天算中法實不如西法，經解宋學實不如漢學。”多年的外官閱歷使張之洞突破了京官視野，而清流經驗亦逐漸淡出到從事“時務”、“洋務”背後的義理、原則層面。如張之洞回信中所說：“若能通西法以得自强之術，博漢學以爲名理之資，是西法正爲中國所用，漢學正爲宋學所用。”(73)晚清督撫勢力坐大，在處理地方實務時，不斷面臨“經”與“權”的抉擇，與樞府、京官的矛盾亦随之擴大，不難推想張之洞外放疆臣後的立場移動。但在此語境下，進一步考慮沉澱到記憶深處的清流經驗在此後應對近代新知、重構交際圈子過程中的潜在作用，則是更爲深刻的話題。(待续)
注釋；
①黄濬：《花随人聖盦摭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頁192。光緒末年，黄濬就讀于京師大學堂，該段記載，很可能出于當時北京新學界的傳聞，有一定可信度。
②張之洞：《謁胡文忠公祠二首》其二，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卷三，詩集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17。又張之洞自撰《抱冰堂弟子記》：“經學受于呂文節公賢基，史學、經濟之學受于韓果靖公超，小學受于劉仙石觀察書年，古文學受于從舅朱伯韓觀察琦。”見苑書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以下簡稱“河北版”)，頁10631。
③《沈子敦先生遺書序》，見錢仲聯輯録：《沈曾植海日樓佚序》(上)，《文獻》1990年第3期，頁185。
④參見楚金(瞿兌之)：《道光學術》、《道光學術餘議》，《中和月刊》第1、9期，1941年1月、1944年9月。
⑤此爲咸豐三年(1853)曾國藩的觀察，多次見于其書信中，參見《與劉蓉》(咸豐三年十月十五日)、《復龍啓瑞》(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復黄淳熙》(同年十二月)，分別載《曾國藩全集·書信一》，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頁292、414、431等處。
⑥《清史稿》卷一百八《選舉三·文科》。按柏葰案實有肅順清除异己的政治背景，但“自嘉道以來，公卿子弟視巍科爲故物”，戊午科場案在客觀上的確起到了肅清風氣的作用。參見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3156。
⑦陳義杰整理：《翁同龢日記》第二册，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同治元年(1862)三月二十五日、四月初六日條下，頁196、199。
⑧參見張之洞：《送同年翁仲淵殿撰從尊甫藥房先生出塞》，載《張之洞詩文集》卷二，詩集二，頁31。
⑨李慈銘：《孟學齋日記》甲集首集上，同治二年(1863)四月廿四日條下：“探花張之洞，直隸南皮人……壬子解元，少年有時名，聞其詩、古文俱有法度。近日劉其年劾吳臺壽一疏，傳出其手，筆力固可喜也。”見《越縵堂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影印本，第4册，頁2338。
⑩陳銳《袞碧齋日記》：“張文襄用人成見甚深，及所甄録，一門第，二科甲，三名士。晚年提倡新學，兼用出洋學生，捨是無可見長矣。”轉引自汪國垣：《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汪辟疆說近代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67。
(11)李鴻章：《復張香濤學使》(同治八年七月)，吳汝綸編：《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十一，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2種，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頁746。
(12)參見曾國藩：《復許振禕》(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一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十》，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頁7579。
(13)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卷一同治九年條下，1939年南皮張氏舍利函齋武昌鉛印本。張之洞爲潘祖蔭撰書事，尚可參看潘祖蔭《攀古樓款識自序》(載潘祖年編《潘文勤公年譜》同治十一年條下，光緒間刻本)及劉聲木《萇楚齋三筆》卷六“潘祖蔭撰述及軼事”條(見劉篤齡點校《萇楚齋随筆》頁597，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14)張之洞：《致潘伯寅》第一通，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書札一，頁10100。張之洞在本年四、五月間一共寫了七封信給潘祖蔭，商討此次雅集事宜。
(15)張之洞：《致潘伯寅》第七通(同治十年五月初二日)附有名單，見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書札一，頁10103～10104。
(16)李慈銘：《致孫子九汀州書》，載《桃花聖解盦日記》己集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初二日條下，《越縵堂日記》影印本第8册，頁5440。地名下劃綫爲筆者所加，原文小注略。
(17)參見李慈銘《桃花聖解盦日記》戊集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二十日條下(《越縵堂日記》第8册，頁5314)、張之洞《潘侍郎藤陰書屋勘書圖歌圖爲秦誼亭作》(《張之洞詩文集》卷二，頁53－54)，錫縝、李慈銘詩亦載楊鍾羲《雪橋詩話續集》(石繼昌等整理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八，頁501～502。
(18)據李慈銘《壬申七月五日鄭司農生日集潘侍郎鄭盦記》，附載《桃花聖解盦日記》己集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二十七日條下，見《越縵堂日記》影印本第8册，頁5462～5465。
(19)張之洞：《和潘伯寅壬申消夏六咏·檢書》，《張之洞詩文集》卷二，詩集二，頁62。
(20)嚴玉森無題詩，載《壬申消夏詩》，叢書集成新編影印《滂喜齋叢書》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頁307。
(21)顧平旦整理：《天咫偶聞》卷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71(標點有所調整)。
(22)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後記》，見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05。
(23)參見盛昱：《與張制軍書》、楊鍾羲：《意園事略》，分別載盛昱：《意園文略》卷一及附録，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567册影印宣統二年(1910)金陵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47～248、266～268。
(24)參見王懿榮：《四庫全書懇恩特飭續修疏》、《臚陳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經疏義請列學官疏》，呂偉達主編：《王懿榮集》卷一，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頁29～34。
(25)參見張之洞：《致潘伯寅》(光緒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書札一，頁10107。據張壽安的考察，争取許慎從祀的運動始于乾嘉時期，以陳鱣、任兆麟等人爲代表，至光緒元年(1875)汪鳴鑾再次奏請，次年獲准正式入祀。参見張壽安《打破道統 重建學統——清代學術史的一個新觀察》，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2006年5月)，頁75～79。
(26)參見翁同龢等于光緒十二年(1886)二月十五日所上《遵議黄宗羲等從祀文廟摺》、《遵議先儒黄宗羲顧炎武從祀疏》。光緒十一年(1885)江西學政陳寶琛率先上奏，請以黄宗羲、顧炎武從祀，次年內閣會議，遂有此一摺一疏。當時列銜者，尚有潘祖蔭、周家楣、孫詣經、孫家鼐、盛昱、龍湛霖六人，但最終並未獲准。見謝俊美編：《翁同龢集》上册，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47～50。
(27)王懿榮：《〈南北朝存石目〉叙例》，見《王懿榮集》卷一，頁81～82。
(28)王懿榮：《誥封宜人元配蓬萊黄宜人行狀》，《王懿榮集》卷二，頁92～93。
(29)如光緒十七年(1891)前後，張之洞致信王懿榮，打探楊守敬在日本所購書，見《與王廉生》第八通，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書札一，頁10127。
(30)《後漢書》卷六十七《黨錮列傳》：“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次曰‘八顧’……次曰‘八厨’……顧者，言能以德行引入者也……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187。
(31)陳寶琛：《瑞臣屬題羅兩峰上元夜飲圖摹本》，《滄趣樓詩集》卷六，見劉永翔、許全勝校點：《滄趣樓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33。
(32)張佩綸：《復宗載之姊丈》：“京秩無不高寒……惟同年世好有外任者，相率爲饋歲之舉，美其名曰炭敬，上至宰相、御史大夫，莫不恃此敷衍，冷官滋味，豈復可耐？”《澗于集》書牘卷一，《續修四庫全書》第1566册影印1926年張氏澗于草堂刻本，頁410下。
(33)關于翰林簡放學差前後的境遇差別，參見何剛德：《春明夢録》，柯愈春等整理：《話夢録 春明夢録 東華瑣録》，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88。
(34)參閱張德昌：《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0年，頁52～57。
(35)此爲其友人陳衍評語，見《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七，《民國詩話叢編》第一册，頁106。
(36)陳澹然：《异伶傳》，載張次溪輯：《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下册，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年，頁727。
(37)當時也有將“清流”與“名士”分開的用法，如前揭何剛德《春明夢録》：“甲申時之清流，甲午之名士，皆翰苑高才也。”見《話夢録春明夢録 東華瑣録》，頁77。用“清流”指張之洞、張佩綸、盛昱一代，用名士指沈曾植、張謇、梁啓超一代。楊國强《晚清的清流與名士》一文正是以這一劃分爲基礎，討論二者的關聯與背離，見其所著：《晚清的士人與世相》，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146～214。
(38)《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四，頁12460。
(39)王維江在《誰是“清流”》、《從“清流”到“清流黨”》二文中分析了清末民初作爲政治現象的“清流”，分別載《史林》2005年第3期、2006年第1期。
(40)南、北清流之說，大抵以“四諫”諸人爲“北党”，李鴻藻爲領袖；以李慈銘、盛昱等爲“南党”，翁同龢爲領袖。此說實源自甲申(1884)前後軍機處漢大臣的南、北之争，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二“南黨北黨”條、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十一“張廣雅詩紀晚清黨争”條等均曾論及。至民國間，在劉成禺《世載堂雜憶》的“龍樹寺觴咏大會”條下，遂演爲“南北清流”之争奪。參見錢實甫點校：《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89。
(41)前、後清流之說，至少有兩種：1)以“南北清流”說中之北黨爲“前清流”、南黨爲“後清流”，如黄濬即認爲：“當時朝中名士，前一輩清流，若張孝達(之洞)、張繩庵(佩綸)等，皆與高陽(李鴻藻)善；而稍後進者，若張季直(謇)、沈子培(曾植)，則與常熟(翁同龢)善。”參見《花随人聖盦摭憶》，頁55～56。2)以同光之間(不論南北)爲清流前期，光宣之間爲清流後期，如陳寅恪《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參見《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191～192。
(42)《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史部“廣雅堂論金石札五卷”條：“之洞于金石之學本非專門，故其所論不能盡中肯綮。”附載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頁10779。
(43)張之洞《論金石札二·金文雜說·致潘祖蔭》云：“今日號稱爲許、鄭之學者，謂爲頌揚許、鄭之學則可，何嘗有講求許、鄭之學者哉。(原注：講經學而名曰漢學，已偏矣；講漢學而名曰許、鄭之學，尤隘也。此皆省事自便之道，非實事求是之道也。)”又《讀經札記二·汪拔貢述學》云：“……將謂孔孟大道、許鄭儒宗，但解編纂《說文》、繪畫《三禮圖》而已乎？(原注：此二事在今日陋俗則爲甚難，在漢儒止是入門功夫耳。)不惟謬議聖傳，抑亦厚誣漠儒之甚矣。使後世以漢學爲詬病者，此輩(汪中)之罪也。”見《張之洞全集》第12册，頁10388、10025。
(44)張之洞：《潘侍郎藤陰書屋勘書圖歌圖爲秦誼亭作》，《張之洞詩文集》卷二，詩集二，頁53～54。
(45)《北史》卷四十三邢劭本傳，見李延壽等撰：《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593。
(46)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55～256。
(47)袁昶《廣雅碎金校語》于此詩題下注云：“此丹經萬卷，不如守一之意……指約而易摻，可爲馳騖無涯之智，薄暮不知所止泊者，腦後下鍼。”附載《廣雅碎金》卷末，《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92～93。
(48)見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卷一，光緒三年條下。
(49)譚獻日記光緒四年(1878)十月二十日條下引樊增祥來書語，見范旭侖、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281。
(50)張之洞：《致潘伯寅》，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書札一，頁10118～10119。原文小注略。
(51)見張允僑《閩縣陳公寶琛年譜》光緒三年條下，附載前揭《滄趣樓詩文集》下册，頁701。
(52)張佩綸《澗于日記》(臺北：學生書局，1966年影印本)光緒四年(1878)十月十四日：“夜孝達(張之洞)招飲，蹔過伯潜(陳寶琛)，至孝達齋已月上矣。同集者汪柳門(鳴鑾)、吳清卿(大澂)、顧皡民(緝熙)及余叔侄，曾君表(之撰，曾樸父)後至，觀清卿所藏薛氏鐘鼎款識拓本。”其中汪、吳、顧三人均爲潘祖蔭圈子的活躍人物。
(53)吳可讀訣兒書，載《花随人聖盦摭憶》，頁132～134。
(54)《歐陽文忠公集》(四部叢刊影元刻本)附録卷第五歐陽發等撰《事迹》：“既而有詔，百官許上封章言事。公(歐陽修)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患。仁宗增諫官爲四員，先公與蔡公襄、余公靖、今致政王尚書素同時遷用。”然則所謂慶曆“四諫”，乃起于制度上的施設，而非時人泛稱。但因四人均能直諫，後來遂有“慶曆四諫官”之目。如劉克莊《勸學》詩便有“新擢咸淳兩臺端，可繼慶曆四諫官”句。見《後村集》卷三十五，四部叢刊影舊鈔本。
(55)見《明史》卷百七十九章懋本傳，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4751。
(56)參見張之洞：《壽黄漱蘭通政六十》、《拜寶竹坡墓二首》，《張之洞詩文集》，頁128、149。陳寶琛《吳柳堂御史圍爐話別圖爲仲昭題》：“同時四諫接踵起，欲挽清渭澄濁涇。”句下原注：“時稱張(佩綸)、寶(廷)、何(金壽)、黄(體芳)，文襄(張之洞)尚未在講職也。”《滄趣樓詩文集》上册，頁167。
(57)張佩綸《復宗載之姊丈》：“前者家兄書來，云胡介卿回浙，有‘言官不言，講官亂講’之謠。其實此二語本香濤前輩與弟戲詞，乃云：‘言官不言，講官盡講。’都人遂以‘雨師勿雨，風師多風’屬對，妄爲傳播，並非事實。”見《澗于集》書牘卷一，頁413下。
(58)甲午戰争後，吳汝綸致信陳實箴，有云：“近來世議，以駡洋務爲清流，以辦洋務爲濁流。”另一函又云：“中國不變法，士大夫自守其虛驕之論以爲清議，雖才力十倍李相，未必能轉弱爲强。”可見時人已將“清流”作爲“洋務”、“變法”的對立面。見吳汝綸《與陳右銘方伯)(光緒二十一年閏六月十一日)、《答陳右銘》(閏六月十二日)，施培毅、徐壽凱校點：《吳汝綸全集》第3册，合肥：黄山書社，2002年，頁103、105。
(59)張佩綸《澗于集》詩集卷二有詩題曰：“少荃夫子(李鴻章)六十生日，敬不舉觴，禮也。佩綸與公累世通家，雅托密契……”(頁87下)
(60)見何剛德：《春明夢録》，《話夢録 春明夢録 東華瑣録》，頁85。
(61)參閱張佩綸：《致李肅毅師相》，《澗于集》書牘卷一，頁424下。
(62)張佩綸：《致李肅毅師相》(甲申)，《澗于集》書牘卷三，頁482上。著重號爲筆者所加。“興獻”指醇親王，因其爲德宗本生父，用明世宗“大禮議”事影射。
(63)楊鍾羲：《雪橋詩話》卷十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594。
(64)張之洞：《致張幼樵》，載《張文襄書札》(抄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案(以下簡稱“所藏檔”)：甲182－371。該信抄本天頭有編集者眉批：“此似謂陳弢庵參內監事。”按此册檔案全部抄録張之洞致張佩綸書信，時段在光緒初年至十六年(1890)間，而尤多收録光緒五、六年前後張之洞與張佩綸、陳寶琛關係密切時信件。
(65)此事本末，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言之甚詳，參見該譜卷一，光緒六年十二月條下。
(66)張之洞：《致張幼樵論學三札》其二，載前揭《張文襄書札》(抄本)。按此三函亦被黄濬收入《花隨入聖盦摭憶》，略有删節，見該書影印本，頁303～304。
(67)見張之洞：《致張幼樵論學三札》其一。稍早張佩綸在書札中聲言：“以目下時會而論，作經生不如究史學，究史學不如講求掌故，練習時務。”見《致宗載之姊丈》，《澗于集》書牘卷一，頁412上。
(68)張之洞《致張幼樵》(又)：“《新畺識略》暨條約各種，並《蒙古游牧記》，望借一檢爲幸。”載前揭《張文襄書札》(抄本)。
(69)比如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争時，張之洞雖亦主戰，但其理由已迥异于朝中清議，光緒十年(1884)二月十二日《致張幼樵》云：“中外兵事，鄙意與尊意及京朝諸言事者，迥然不同。諸公意謂法不足畏，我易勝法；故紛紛主戰。鄙人則明知法强華弱，初戰不能不敗，特非戰不能練海防，非敗不能練戰。”見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書札一，頁10152。原文小注略。
(70)張佩綸：《致李蘭孫師相》(光緒八年)，《澗于集》書牘卷二，頁460下。
(71)寶廷：《致張之洞二通》其一，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原件：SB/818.179/1332:7。
(72)寶廷：《致張之洞二通》其二，出處同上。
(73)張之洞：《致寶竹坡》，河北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册，書札八，頁10343～1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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