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宗教与传统仪式———个人类学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仪式论文,宗教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首先我要祝贺云南大学举办这样一次非常成功的人类学研讨班，云南大学能够举办这样一次人类学研讨班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云南大学有非常深远的传统，中国人类学的前辈们大部分都跟云大有密切的关系，都在云南作过民族调查，所以云南大学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再出发、再兴起的会议。希望云大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能够踏着先人的足迹，发扬前辈的精神，长久地继续下去。
今天我主要以我在台湾看见的一些现象为例子，把它延伸一点与大陆上的种种问题做个比较，作为诸位思考的一个对象。从1996年9 月开始，到1997年元月5日我离开台北为止， 台北一共发生了对社会震动非常大的四次宗教事件。第一件叫中台事件，第二件叫宋七力事件，第三件叫妙天事件，第四件叫太极门气功事件。在四个月之内，发生一连串平均每月一次的震动社会的宗教事件，可见台湾的宗教信仰已经到了不仅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也足以引起我们人类学、社会学学者注意的程度。我发言的第一部分，不是谈一般的宗教的理论，我希望用台湾每个月发生一次震动社会，影响到政治的事件，来说明宗教与社会发展必然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些宗教现象都跟经济发展相关，经济发展过于快速，产生的问题自然会涉及到信仰的问题。
首先，我介绍一下台湾的社会发展情况。在台湾的2100万居民中，南岛系少数民族不到2%，人口不到40万，其他都是汉族。 汉族中有闽南系统的人，有客家人，还有1949年移到台湾去的所有的外省人。虽然汉族的方言系统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信仰大致是一样的，主要以传统的民间信仰为主要对象，有佛教、道教，也有不少天主教、基督教。但是，从我们学术的立场看，汉族大半还是信仰传统的汉族民间宗教，这是整个台湾宗教展开的基点。台湾从1949年之后，宗教的发展有它一定的特色。1949年到1965年的15年间，是台湾的外来宗教，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快速成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基督教、天主教的信教人数几乎增长了150%，这是一个特别的现象。但是到了1965年， 这两个宗教的发展突然停止了，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有轻微的降低，一直到现在基督教、天主教的发展始终没有超过总人口的5%，而且停在那里不动。 这个现象非常特别。1965年，是台湾经济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台湾的工业生产刚刚超过农业生产，1965年以前农业生产是台湾经济的主要来源，所以1965年有象征性的意义，从此以后工业就大步起飞，农业比重变得几乎不到10%，工业成为台湾主要的生产力。宗教的成长也是在1965年改变的，这不是偶然的。经济成长以后，外来的宗教开始下降，而我们中国人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民间宗教开始大步的成长，与工业的成长在同一条线往上走，这种现象是社会科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要注意的。
1965年就好像是个转折点，西方宗教开始慢慢往下走，民间宗教开始增长，就是这一年，台湾的工业生产超过农业生产，台湾慢慢地开始变为一个工业社会。台湾的经济起飞，成为发展经济的一个特别模式。1965到1995年这30年来，台湾宗教也持续发展，一直到1996年底，这四大宗教事件的出现，代表一种宗教的必然趋势。下面我给大家介绍这四大宗教事件的情形，然后用一套理论来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
1996年9月，台湾中部台中附近有一个佛寺叫中台禅寺， 这是几个大的台湾佛教中心之一，这个佛寺，每年暑假都办佛教夏令营，收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到海边、山上去讲佛、讲道。1996年夏天，他们办了夏令营，有几百个青年学生在那里听传教、受训练。结束之后，其中一部分男女青年没有经父母同意就自愿剃发入寺出家，引起了这些学生的家长与寺院的激烈的争夺战。事情闹得很大，引起了报界的注意，惊动了社会、政府，甚至到法院，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这里面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寺庙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能感化这些十四、五岁的男女青年削发为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人类学家认真思考，这是第一次事件。
第二次事件在10月份，（它好象是安排好了，让我们做研究用！）发生了宋七力事件。宋七力是一个专科毕业生，早期求职不顺，就想出一个办法来，自称宋本尊，说他的灵魂可以分身，可以离开身体到处游荡，而且能在照片上翻印出来，引来了无数的崇拜者，每见到宋本尊一次要2000万台币，相当于700万人民币。他赚了几十亿， 拜他的人是五体投地。后来发现他的照片是重复曝光所得。有一次，信徒硬说是天上的鹰有他的分身在那里，我们看了半天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所有的信徒都不敢讲看不到，因为看不到就意味着自己不行。（这是标准的现代“国王的新衣”故事的再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信徒都相信他？他甚至宣称北京大学有几个教授是他的信徒，这已经到了使人不能相信的地步了。
第三次事件在11月份，一个普通的人叫妙天法师，他在台湾某地造了一座灵骨塔，专门放骨灰的地方，不但可以放死人的骨灰，而且还让活人先买，买了以后可以保祐身体平安、发财，每个位子30—40万台币，一家几口人就得交一、二百万，他也赚了几十亿。宋七力事件后，大家有了一点觉醒，这个人才被抓了起来，但也产生很大影响。
第四次是太极门气功事件，本来教气功是很平常的事情，大家愿学就来，但是这个太极门分店很多，每个城市都有，收费很高，而且多少已经开始有骗局了，他也赚了几十亿。他的太太专门炒股票，抓他的当天，他太太赶快到股票行里把股票转出来，结果当场被警方抓了，发现他有几十亿钱财。本来是普通的气功，没有进入神秘的状态，但是他的骗财竟然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在这一过程中，诸位可以看到，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跟钱财有关。
在一个工业化不断增长，商业气息弥漫的社会里，钱财就成为大家集中注意的焦点。一种商业气息的标准，以金钱为重的价值观，是这些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另一个因素，大家注意到没有，用英文来说，是Chain stop，一个超市有很多分店，即连锁店，是这个现象很重要的特征。实际上是完全把宗教信仰行为用现代工商业的模式来加以发展。假如它发展到某一个地步，都还可以容忍，但发展到危害社会、深入到政治的层面，就不能不引起重视。实际上除了我们这种书呆子以外，大多数人都希望利用神秘的影像来达到或满足一些自己的目的，这样对社会危害就很大。在工商业社会里，实在是很危险的道路。
我用于解释以上现象的第一套理论是，宗教复振运动（Revitalization Movement新兴宗教）。宗教复振运动， 就是宗教文化现象在人类发展长久的历史当中，每一个阶段有一些不满意当时宗教的人，重新创造出一些新的信仰、信念来，建立一个新的宗教组织来反抗原有的宗教，或反抗当时的社会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这就叫复振，或本土化运动。这类宗教在整个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在中国社会也很常见，如义和团、黄巾教等都是。这一情况在西方更多，但是大多数新兴宗教都不能成为大的宗教，因为其巫术性成份较强，有的甚至影响整个社会。在这个前提下，新兴宗教大致可以归纳为4个特性：
1、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教主。 这些教主要很有神力感（charismatic），他们是被崇拜的对象，如马丁路德、 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日本奥姆真理教的麻原彰幌都是。
2、一定要有迷信热情的信徒，被骗好几次都不觉悟的信徒。
3、要有变动非常快的令人不满的社会环境。 台湾就是那样的环境，商业标准、金钱价值作为所有判断的唯一标准。
4、所有的教派都有它的一个天国。 天国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想法，是个乌托邦。这些宗教要把现有的状况改变为另一个更好、更满意的状况。在这种标准上，麻原彰幌的奥姆真理教认为人间的国家不好，要用毒气把它毁掉，创造另一个天国。这些教派都宣称，不要钱即可进入天国，单从这一点来说，它仍是有欺骗性的一面，所以信徒宁愿要它，认为它虽危害社会，但有一个理想的天国，总还是好的。
我们中国人特别注重现实功利，注重当前现世的成功，台湾的警察局曾把我们几位教授请去问，奥姆真理教会不会进来？我们都预测不大可能，因为我们认为台湾的宗教信徒没有那样理想化，我们太现实了，只会有商业式的宗教问题，不久果然发生上述一连串事件。
第二套理论是“制度化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与“普化宗教”（Diffused religion）。大家都知道， 宗教现象是一个全人类的现象，宗教实际上是文化的一部分，人类创立宗教是用来弥补、安慰、满足我们自己，宗教的意义在某一个层次上是属于文学、艺术、诗歌、戏剧、音乐同一类别的。全世界的人都有宗教，宗教从大的类别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化宗教，这样的宗教有严格的教堂组织，严格的宗教执事，有明显的经典，即他们神圣的记录，同时有明显的教义，而宗教事务也跟一般的日常生活分开，这样的宗教叫制度化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其他有组织的宗教。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原有的宗教都不是这种制度化的宗教，他们都是作为普化的宗教而存在。（diffused即扩散）用好听一点的名词可称为普化，这是杨庆堃教授在《Religion of China》这本书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宗教信仰扩散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跟我们日常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制度，同时跟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没有明显的教会组织、经典、教义等。我们中国传统时代的宗教一直到现在，称为民间宗教，这是最典型的普化宗教。我们中国人的信仰以祖先崇拜为主，没有组织、教堂，没有经典，假如有就是孝经，祖先崇拜之外有四时祭祀，有一般的神灵崇拜，甚至泛灵崇拜。我们有一套对宇宙的假定，产生了算命、卜卦、风水，这些都没有跟我们的生活分开，也没有成为一个教，但这是我们中国人信仰的一部分，你不能说它不是宗教。用人类学的定义来说，这是人类创造出来，用来满足我们自己的超过人的境界的一套信念。但是一般人谈到宗教都是指制度化的宗教，而不把自己的祖先崇拜、风水测算看成是宗教。我们不是在社会科学里一直提倡人类学、社会学要中国化吗？这就是中国化最典型的例子。西方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很多现象，但不能满足我们对中国人的特殊现象的研究，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比如说信什么教是西方的模式，好象所有的人都应该信一种教，而我们中国人对宇宙存在、祖先存在、神灵存在有一种信仰，拜祖先是因为我们敬天法祖，我们整个基本立场就是如此。讲天命是要求我们个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要和谐、调整。盖房子要看风水是我们对于自然界的关系有一种基本的信念。这就是我们的宗教。
这些关于宗教的基本认识上的错误，开始不完全在民间，也许是在政府。台湾的宗教属内政部管，内政部的人大多没有读过人类学的功课，分不清什么是制度化宗教，什么是普化宗教，要有组织、教义、经典的宗教才可以在内政部登记。台湾现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等11个宗教登记，但那些新兴宗教，跟日常生活密切关联的神灵信仰都不让登记，包括宋七力、妙天，因为他们没有组织，所以不让登记。这样就使得台湾的民间宗教完全没有约束，不断地发展，不知道有多少宋七力、妙天跑出来。这是一个因素，即宗教的基本概念不清楚，使行政单位没有办法挡住宗教的发展，让它爆发出来。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不仅仅要让普通民众了解，还要让政府部门的人知道，什么是制度化宗教，什么是民间宗教？哪些应该注意。要注意的是那些没有约束力的宗教，否则就没有办法管它。这是一个外在的因素。
最后是内在的因素，也是最根本的因素。我们中国人的宗教是原善的宗教，跟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尤其是以祖先、神灵崇拜为根本的宗教，我们就不需要有教义，因为整个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在道德、伦理之中。什么是天？什么是人？人死后怎么样？这些终极关怀的问题都由我们的哲学思想、儒家经典来管理，民间宗教只管那些超自然神灵的岁时祭祀、占卜、风水那一部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合在一起，但是有所分开。在传统时代，儒家的经典有很强的作用，可以管住民间宗教，那时候民间宗教是被约束住的，但是到了儒家经典的约束力量、中国文化的基本哲学传统慢慢衰落的时候，民间宗教就没有约束力了。因此一谈到宗教就认为它完全是用来满足一般个人的需要，这也就走入了非常神秘的世俗化。在社会文化变迁非常快速之时，民间宗教就被商业价值、经济发展的种种弊病、现实的态度所利用，发展到走向满足个人需要、功利现实、连锁寺庙的极端道路。另一方面还使正统的宗教也受到影响，开始追求人间的世俗势力。在正统宗教与新兴宗教共同激荡的情形下，台湾的宗教就发展到今天的局面。
宗教一方面包括思考、信仰、信念；另一方面也包括实践，这就是仪式。在人类学的教科书里，仪式的理论是由法国早期人类学家范瑾尼（A.Van Gennep）提出的，这套“通过仪式”理论也是最受喜爱的。他认为许多宗教仪式的目的是帮助人在一生中比较容易地通过一些关口，即生、老、病、死这些过程。做宗教仪式，就是让我们心理有准备，或者有缓冲时间能够渡过困难阶段，仪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使我们人类能够在心理上、在生命过程中比较容易过去。这是人类的特性。人跟动物不一样，人在不同人生阶段总是有种种的心理反应，每过一个阶段，就多一种社会责任，或多一点社会关系，涉及到较复杂的心理试验，这个试验假如不适应就经常会产生危机，会出毛病。人类举行仪式，有一个缓冲的时机，帮助你渡过去而进入新阶段。从好的方面来说，宗教仪式多少可以帮助人类从心理上能够顺利地发展过去。范瑾尼的理论最重要的是通过仪式的三个步骤：过渡、分隔、整合。一个人生小孩是很重要的阶段，有小孩后，他或她在家庭里的地位就有所不同。假如他生了一个大孙子，对这个家庭里的财产分配非常重要，很多人就要减掉一点财产，他就要增加一点财产，这样的过程涉及到整个人际关系的重整，所以需要经过一套仪式。女性坐月子除了生物上的意义之外，还应该理解它的社会意义。经过一个月的隔离，使之成为一个新人，然后有种种的社会责任，也就有一个崭新的社会地位。在分隔过程中，还要有各种禁忌，因为那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阶段，叫做过渡，最后满月了，请客吃饭，承认这个女人变成有孩子的媳妇的社会地位，这就整合了整个家庭的人际关系。所谓“产翁”重要的不是生物意义，而是社会意义，也是最典型的分隔。在台北，人类学家跟精神科医生在一起谈到，一个先生的心理状态在他的小孩出生时最危险，假如原来有精神病的人，很可能在太太生孩子时精神崩溃，这需要有一个办法，有一个仪式缓和他的心理以便让他通过去。这是典型的通过仪式。少数民族的种种仪式，许多在我们看来很奇怪，其实都有这个意义在其中。
这套理论几十年来，都被人类学家接受，没有被怀疑过，每一个仪式都用分隔、过渡、整合来解释。但是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诸位，我们理解西方的理论一定要有反思，他们的理论是在西方世界发展起来的，其细节部分未必符合我们中国，更不一定符合我们少数民族，用进去固然很好，但用不进去的话，不妨大胆地提出不同意见互相讨论，也许可以形成我们中国自己的一套理论。我认为范瑾尼的这套理论不仅是可以修改的，而且可以发展来解释别的现象。生命仪式是一套比较静态的理论体系，只是解释人类生命历程中生、老、病、死的过程，但这套理论同样也可以解释一套更动态的现象，比如朝圣（pilg），朝圣在台湾叫进香。这套理论是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 ）发展出来的。生命礼俗是比较静态的，从生到死的过程，都是在自己家里。人类的宗教现象中有一种是比较动态的，就是常常因为某种宗教信仰，要旅行到某一个地方，去做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朝圣的过程，离开自己家乡，可以视为分隔这种行为，一般人一辈子都生活在家里，尤其是少数民族、山区的民族一辈子都在村子里，从来没有跨出过那个峡谷。朝圣有分隔的意义，离开家到一个神圣的地方，接受一些特别的经验，得到一个灵力后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但已经不是原来的人，而是一个新人。这样的观念与在家里生、老、病、死不一样，这种宗教的神圣之旅，最重要不同地方在于过渡，在于出去之后的种种历程，这是特纳理论最精彩的地方。 在这个阶段里，特纳发展出一个名词（liminal），可译作为中介状态，另一个名词（liminoid），则是指在朝圣过程中，这些人既非原有的状态，也非将来的状态，是一种中间状态，一种模棱两可，既非此，也非彼（betwixt and between）的过渡状态。 在旅途中，他们都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官员、农民、商人、保安、公安，大家都一起去，都很平等，在这个特别的时期，他们的种种心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建立一些新的关系，把旧的东西抛出去，企图得到心灵的重新改造，这些都是特纳理论最重要的地方。
台湾有一种民间宗教活动，不是朝圣，而是进香。进香是台湾的特别信仰，信仰女海神妈祖，大陆除了广东、福建之外，其它地方都没有。进香是建一个新庙后，常常要回到老庙、从老香炉里分一点香带回来，也叫割香。台中有个地方叫做大甲镇澜宫妈祖庙，是台湾最有名的进香庙，它要到台南最早的一个妈祖庙去割香，必须走三天四夜的路。所有的人，无论有钱的还是无钱的，做官的还是平民都一起去，大家都变成一体，到台南割香后，又沿途一起回来。这个现象很特别，是当代宗教研究非常重要的部分。怎样把生命仪式的理论用来分析这种动态的过程，对用这种阶段的办法，不但作为心理缓冲的准备，而且成为一个重新发展人生新阶段的一种办法，是非常特别的。
台湾各地有不少人进香，1988年大陆对台湾开放以后，台湾人要到福建更老的妈祖庙进香，追求最早的根源，这也表现了中国人对于根源始祖看重的观念。台湾妈祖进香的另一现象，就是进香途中跟当地的每一个庙建立起他们之间的网络关系。他们每到一个庙就停下来，有的住在民间，有的路边宿营，上万人的吃住都在那个村里，各种供应都由村中提供。所以建立这种进香的网络关系非常有趣，可以做进一步长久的研究。如果我们把视野加以扩大，看看其他民族是否也有朝圣进香的现象。乔健教授谈过瑶族的千家峒的故事。瑶族在元朝军队攻入湖南千家峒他们原来住的地方时，举村寨全部撤退了，但把所有祖先的东西埋在千家峒的地下，发誓500年之后要回来。从1303年后， 瑶族人散到各地，但是瑶族人始终没有忘记千家峒。1913年、1956年、1982年，广西荔蒲县的瑶族曾经三次派人从广西出发到湖南去找千家峒，另一批人1949年、1957年也出发找千家峒，1982年终于在湖南的会同县宣称找到了千家峒。我把这一情况看成是另一类朝圣活动，多少还与复振运动、或本土宗教运动有关。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多加注意，假如大家把资料积累很多，说不定可以研究出一套少数民族朝圣的理论。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注意，西方的朝圣与中国进香之间的差异。西方的朝圣是到某个地方去，尤其是到有圣迹的地方朝圣，去拜圣迹而获得一种神圣的力量。而中国人不但要得到灵力，还要追求祖先的渊源，要进香、割香、分香。妈祖庙并没有圣迹只有香炉，把香炉拿回来，就表示把妈祖的灵力带回到我这个村落来了，这与原始祖先崇拜的分香、分炉崇拜非常相似。假如能够体会到中国式的进香虽有生命礼仪阶段性的意义，但最后的目的是能求得我们祖先的根源，就容易理解这种追求跟中国父系社会的宗族、姓氏、派系等社会组织是必然关联的。而西方求得灵力的朝圣却是另外一套观念的反映，也就是中国与西方的理论可以相同，但是根本的观念应该有所不同。少数民族有没有进香、或者朝圣？如果有，我们能否分辨他们基本的一套文化观念、新的朝圣形态呢？再说我们今天的旅游（1997年是中国旅游年），实际上从人类学的观念来说也是一套世俗的朝圣。大家一天到晚工作非常辛苦，然后渡假到某地玩一个星期回来，身心畅快重新恢复成为一个新人，工作更努力，这样也许是一个现代化的朝圣。我们用这一个观念来解释这个现象不是很好吗？
（以上是元月11日在云南大学专题演讲的讲辞，经杨慧女士整理录音而成。演讲因时间限制，用辞较为简洁，恐有辞不达意之处，敬请读者鉴谅。李亦园，2月28日，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