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林本地话的归属
——基于民系和方言特征词的对比
童芳华1，谌剑波2
(1.华东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2.新余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江西 新余 338004)
[摘 要] 华林地区的方言，有本地话，也有客家话；两者之间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各个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跨方言对比表明：本地话在特征词上与赣方言的重要代表点南昌话和高安话相似度极高，与客家方言的代表点梅县话则相去甚远。本文据此认为华林本地话属于赣方言的范畴——华林境内几大家族的移民史证实了本结论的确定性。
[关键词] 华林本地话；特征词；赣方言；归属
华林山风景名胜区原名华林乡，系江西省省级风景名胜区，位于高安市西北部。该名胜区距高安市区50公里，南昌市区110公里。全区总面积137.7平方公里，总人口1.4万，辖1个国营垦殖场，11个村委会[1]。这里把华林境内所通行的方言统称为华林方言。
关于华林方言的构成及归属，学术界存在一定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高安方言属赣语昌靖片，但华林乡说客话，属客话铜鼓片”[2]301。另一种观点是，“高安方言基本体现了赣方言主要特点，除华林地区邻近奉新、宜丰的若干村落为客家方言外”[3]548。根据第一种观点，华林地区只有一种方言，而且是客家方言。而根据第二种观点，华林地区处于一种赣方言和客家方言并存的状态，其中客家方言仅通行于“邻近奉新、宜丰的若干村落”。
为了解华林方言的真实面貌，笔者在这一地区展开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调查包含两大内容，一为方言调查，二为民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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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始建于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后经多次大学演变于1931年7月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定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2年经教育部正式批准改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北平师大改为西北联大教育学院。同年8月，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后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2015·理综·福建卷）图1为某人工鱼塘食物网及其能量传递示意图（图中数字为能量数值，单位是J·m-2·a-1）。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方言调查表明：华林地区存在本地话和客家话两种方言。其中，本地话通用于华林境内的所有村落，为全体华林人所共有。客家话仅通用于柏树村委会的九组、中洞、爬坑、院前这四个自然村，为当地自称“客(k‘ak4)”的“客籍人”所特有。前文说道，关于客家话在华林地区的存在，学术界没有争议。因此，要回答华林方言构成及归属，关键在于厘清华林本地话同赣方言以及客家话的关系——如果本地话属于客家话的范畴，则第一种观点正确；反之，如果本地话属于赣方言范畴，则第二种观点正确。
一、南昌话、梅县话、高安话和华林本地话特征词对比
本文采用方言特征词定量对比法来判断华林本地话的归属。所谓特征词，是指具有特征意义的方言词，它们在方言区内普遍应用、大体一致，在外区方言又是比较少见的。温昌衍的研究表明：“客家方言区特征词中的外部罕见词，对内有很强的‘一致性’，对外有很大的‘排他性’，在汉语方言里几乎为客家方言所独有。因此对外方言而言，这类词是客家方言的‘代表’，体现着客家方言的独特形象和面貌。”[4]98
本地人和客家人之间的差异表现在：
经对比辨识，在33个一级特征词当中，华林本地话有28个与南昌话基本相同，相似度高达85%；有29个与高安话基本相同，相似度接近88%。现将本地话与南昌话存在差异的5个特征词，与高安话存在差异的4个特征词，列举如表2。
(一)梅县话、华林本地话特征词对比
华林本地话与梅县话特征词的相似度极低。经仔细辨识，在170个梅县客家话特征词当中，与本地话基本相同的只有13个，所占比例不足8%(见表1)。
表1
(二)南昌话、高安话、华林本地话特征词对比
1.一级特征词
我们对于特征词的选择参照《现代汉语核心词·特征词集》[7]232-238的“赣语特征词”和“客家话特征词”两个部分。南昌方言语料参照《南昌方言研究》[8]。高安方言语料参照《高安方言词典》[9]。
田野调查表明，华林地区存在本地人和客家人两个彼此有着较大差异的民系。诚如刘纶鑫所言：“在赣中和赣西北，属于客家方言的‘客籍话’和属赣方言的‘本地话’有较明显的差异，两种民系的差异则更容易区分。”[11]31
表2
在51个二级特征词中，华林本地话有43个与南昌话基本相同，相似度高达84%；与高安话除了“钟、表准”和“故意”之外，几乎完全一致，相似度高达97%。本地话与南昌话存在差异的8个特征词，与高安话存在差异的1.5个特征词，列举见表3。
2.二级特征词
表3
二、华林本地人与客家人的民系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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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特征词与斯瓦迪士核心词列表(Swadesh list)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均为确定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而设计，只是前者将定量方法引入方言学中，后者则“将定量方法引入历史语言学中”[5]。有了特征词的比较，不但方言区之间的差异可以更加清楚，它们之间以及与共同语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也会有更明确的展现[6]前言2-3。
其一，在自我意识上，两者的民系归属感完全不同。本地老人一般把自己称作“岭里人(lian35li55
in44)”，意思是“山里人”；把村前、杨圩及龙潭等乡镇的居民称作“口头人(k‘iau55hau44in44)”，意思是“住在华林山山口附近的人”；把高安市区及其附近一带的人称作“塅里人(hon22li55in44)”，意思是“住在平原开阔地区的人”。客家人方面，客家老人大多有比较强烈的客籍意识，他们习惯以“客(k‘ak4)”自居，称自己的语言为“客话(k‘ak4va6)”——这种意识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客籍老人身上表现尤为明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客家人不像本地人那样将村前、杨圩、龙潭等地的村民同高安市区及其附近的人区分开来，也就不像本地话那样有相应的特定词汇来表示这种区别了。
其二，方言的使用情况方面，本地人和客家人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上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客家老人多为双方言或多方言使用者。他们在客家村落里使用客家话，在与其它村落的村民交往中则使用本地话，有些老人甚至还能讲宜丰、奉新等地客家话之外的方言。本地老人则一般是单方言使用者。他们大多数只会讲本地话，不会说也听不懂客家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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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就在当地生息繁衍的时间而言，两者差异极大。本地人方面，以人口较多的胡氏、幸氏、童氏为例，一般都经历了千年以上的岁月。先来看胡氏，“高安胡姓，是刘宋名将胡藩的后裔，因战功封土豫章，爱华林之美，卜家于兹，为华林始祖”[12]96。刘宋时期即公元420年至479年，因此胡氏在华林已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了。再来看桂岩书院创始人幸南容(1) 幸南容(746-819)，又名幸显，字惕微，洪城(今江西高安华林山风景名胜区)幸村人。唐国子监祭酒，桂岩书院创办人。 的幸氏。据《江西通志》卷二一瑞州府(2)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记载，“桂岩书院在高安县调露乡，唐幸南容创，宋幸元龙重新之，有记，周益公必大题额。成化间，幸顺迪重建，刘革记。”《通志》中所说的调露乡位于今天华林的上游水库(3) 上游水库于1958年开始修建，原幸氏所在的洪城自然村沉入库底，幸氏村民则被分散至华林其它村落。 ，而桂岩书院的创始人幸南容于公元746年出生在调露乡。由此可见，幸氏在华林的历史至少在一千两百年以上。最后来看童氏，据华林童氏族谱卷一，“童氏出自雁门，……后周显德五年时，远祖玉显公由枣阳遍访筠州，见西溪山清水秀、龙脉俊逸、水口紧圆，便定居于此”。后周显德五年为公元958年，筠州为今天的高安市，而西溪就是今天华林半岭村委会的西溪自然村。由此可见，童氏迁居华林的历史也在千年以上。反观客家群体，据张姓、吴姓、王姓、叶姓等主要姓氏的族谱记载，大多于公元1900年前后由周边县市迁入，“入籍”华林只有大约120年的历史。
其四，就分布范围、人口数量而言，两者的差异也很大。客家人集中分布于华林柏树村委会的九组、中洞、爬坑、院前这四个自然村，总人数在500左右(其中还会讲客家话的大约有150人)，本地人则遍布于除此之外的所有其它村落，人数在1万3千500左右。本地人大多由北方直接南迁而来，而客家人则经历了一个由北南迁至闽粤，再由闽粤北移至赣西北的过程[11]29-33。据九组的张明相老人(1960年生)和张富相老人(1953年生)介绍，其祖辈来自河南清河，先迁至广东，后辗转至江西奉新，最后才由奉新迁入本地。另据中洞的吴祥清(1956年生)和吴祥吉(1961年生)介绍，其先辈原籍奉新县澡溪乡九仙村；因当地人口激增，土地较少，部分家族成员不得不外出谋生，其中一支来到华林柏树定居，从事造纸和农耕。爬坑的王水生老人(1949年出生)则告诉笔者：爬坑现有18户人家，主要为王姓和叶姓，由万载县高村乡新田大队走反(4) “走反”为本地话和客家话共有词汇，意思是“为躲避战乱而四处迁徙”。 而来。
综上所述，华林地区的本地人和客家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系。
三、结论
基于方言、民系调查以及方言特征词的对比，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华林方言由华林本地话和客家话共同构成；本地话属赣方言范畴，客家话则是一种比较地道的客家方言；本地话通用于华林全境，是包括聚居于柏树村委会四个村落的客家人在内的全体华林人最主要的交际方言，并大有同化客家村落之客家话的趋势。鉴于此，1988年江西省高安县史志编纂委员会在《高安县志》中关于华林方言状况的陈述是正确的。
[参 考 文 献]
[1] 华林山镇[EB/OL].[2018-6-5]http://www.gaoan.gov.cn/zjga/gagk/xzgk/201405/t20140512_244404.htm.
[2] 甘于恩.刘倩七彩方言——方言与文化趣谈[M].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3] 江西省高安县史志编纂委员会.高安县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4] 温昌衍.客家方言特征词研究[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5] 邓晓华,高天俊.语言研究新视野：演化语言学[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6] 李如龙.汉语方言特征词[M].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7] 刘俐李.现代汉语方言核心词·特征词集[M].南京: 凤凰出版社,2007.
[8] 张燕娣.南昌方言研究[M].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9] 童芳华.高安方言词典[M].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2.
[10] 谢留文.赣语“公鸡”的本字及其反映的读音层次[J].语言科学,2006(5).
[11] 刘纶鑫.客赣方言比较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2] 《高安市志》编纂委员会.高安市志[M].北京: 方志出版社,2009.
[收稿日期] 2019- 04- 01
[作者简介] 童芳华(1973-)，男，江西高安人，博士，华东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对比语言学、汉语方言学；谌剑波(1972-)，男，江西高安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新余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语方言学。
[中图分类号] H1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2273( 2019) 05- 0062- 03
(责任编辑 何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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