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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北伐态度问题，学术界至今存在较大分歧，台湾学者一般认为中共不赞成北伐，大陆学者则大都说中共积极主张并坚决支持北伐。笔者觉得由于对中共的北伐态度缺乏一种全面、客观的考察，因此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中共的北伐态度再作一考察，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
一
通过北伐打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大业。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孙中山就于1917年发动了第一次护法战争，这实际上是孙中山组织的首次北伐。由于主客观条件尚不成熟，此次北伐实际上还未进军就归于失败。1921年底，孙中山再次组织护法。对此，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发表的对于时局的主张中谴责了吴佩孚对南方用兵的“敌视民主主义的行动”[①]，对此次护法北伐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江浙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即于9月5日发布《讨伐曹锟吴佩孚令》，宣布出师北伐。稍后又发表《北伐宣言》，声明要与浙卢、奉张共讨曹吴，推倒军阀及军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此次北伐表示坚决反对，中共机关报《向导》刊文指出：所谓北伐讨曹是“根本错误”的[②]；国民党应“毅然决然宣布停止北伐，收缩一切军事行动与准备抛弃广州政权”[③]。
中共反对此次北伐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中共认为，齐燮元兴师攻浙不是简单的齐卢个人战争或江浙战争，实质上“是直与反直的军阀间全部大战争之开始，同时也是英美和日法两派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斗之开始”，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中国都仍将在帝国主义宰制之下[④]。所以，偏袒参战任何一方的言行“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助宰制势力张目”[⑤]。孙中山联合在野军阀反对执政的直系军阀的北伐“只能助日本帝国主义及反直军阀张目呐喊”，这种政策完全隐没了自己独立的革命的政治要求，丝毫不能影响或动摇军阀制度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之局面[⑥]。
第二，中共领导人认为，广州政府当时根本不具备北伐的革命力量。陈独秀明确指出，广州政府现有的军力无法与军阀对抗，姑且不说推倒全部军阀的阶级力量，就是仅打倒直系军阀也是“奇想”；认为国民党的北伐军事行动只能建筑在“和反动的滇军妥协，和反动的西南将领妥协，和反动的段系、奉张妥协”的基础上，这样的北伐“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必须毅然决然、抛弃北伐政策[⑦]。彭述之也指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必须通过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国民参加国民革命才能成功，而国民党此次北伐“是武装土匪、拥护国民党的新军阀，去替他们争夺地盘的军事行动”，这样的军事行动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⑧]。
第三，中共领导人认为，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肃清内部”，而不是北伐。陈独秀在《肃清内部》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内反动分子的反革命倾向正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而日益鲜明，如不采取肃清内部政策，把他们从党内清除出去，“终必直接或间接断送党的生命”；同时，在广东境内，反革命的商团虽然被打退了，但广州政府受反革命势力宰制的危机未曾稍减。因此，“国民党目前的重要工作，不是侈言北伐，而是肃清党内的反动分子和（广东）境内的反动分子。自己内部一塌又糊涂，还北伐个什么？”[⑨]
客观而论，孙中山此次北伐时机确未成熟，仓卒出师是失当的，且孙中山在宣言中声明要与奉张、浙卢等“友军”共讨曹吴，更是隐没了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模糊了革命阵线。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的批评符合革命利益，但主张放弃广州政权的主张则是错误的。中共的正确策略应当是说服并切实帮助孙中山巩固和扩大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建立巩固的基地和后方。如果放弃广州、抛弃政权，就使北伐基地失去了依托，国民革命意义上的北伐就无从谈起。不久以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抛弃广州政权的主张，并积极投入了东征陈炯明等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二
1925年底至1926年春，中国共产党的北伐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坚决反对北伐转变为积极主张北伐。
首先实现这一转变的是在广州的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共广东区委。1925年12月20日，中共广东区党、团委员会联合发出《告广东民众》，明确提出广州国民政府应“与全国革命民众携手”，打倒北洋军阀势力，“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⑩]。次年1月1日，中共广东区委又在《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强调，国民党应深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将“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11)]。在这里，广东区委虽然没有提“北伐”一词，但实际上已提出了北伐的主张，即广东革命势力的向北发展。
接着，中共中央也从1926年1月中旬起转而积极主张北伐。1月14日出版的《向导》发表了彭述之《所谓反奉战争之结束与民众目前之责任》一文，指出广州政府因为要肃清内部反革命势力不能参加反奉战争，是1925年底反奉战争“流产”的重要原因。由于反奉战争的失败，“中国政局已快到了一个最黑暗的时期”，快到了奉直两系军阀和其它一切反动势力联合，向革命的势力进攻的时期了。希望广州政府赶快起来“问鼎中原”，号召全国民众“真正有力组织起来，敦促广州政府和国民军一致地继续向奉系军阀进攻”[(12)]。2月7日，中共中央联合共青团中央发出《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告全国民众》，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援助国民军，“并集合在一种行动的组织之中，表现自己的势力，请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13)]。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北京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北伐问题，指出“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14)]。3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北京特别会议的第79号通告，再次强调“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15)]。
需要指出的是，北京特别会议召开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虽然因病势沉重没有出席会议，但当时他是主张北伐的。3月2日，他在上海会见联共（布）布勃诺夫及其代表团时，“非常热心地谈到，国民革命军必须立即出师北伐”[(16)]。
有学者认为，中共北京特别会议的北伐态度可能受了布勃诺夫使团的影响[(17)]，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2月上旬秘密抵达北京的布勃诺夫使团并不带有苏联最高决策层关于广州政府应出师北伐的指示。事实上，使团来华前，苏联、共产国际是反对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18)]。布勃诺夫是在广泛听取加拉罕、鲍罗廷及南北两地苏联顾问的工作汇报后，于2月下旬得出“北伐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当为此作好准备”的结论的。而中国共产党早在使团抵京前就积极倡导北伐。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由反对转变为积极倡导，主要原因是正确地分析了1925年底以后的全国革命形势，认真总结了五卅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
全国革命形势、特别是北方形势的骤变是促使中共关于北伐态度转变的主要原因。1925年冬，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全国反奉运动高涨，从而加速了奉系军阀的分化。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北京政府摇摇欲坠。但日本帝国主义悍然直接出兵援救张作霖，进攻郭松龄，郭于12月24日兵败被杀。同时，在反奉运动中东山再起的吴佩孚也停止反奉，与奉张组成“反赤联合战线”，集中对付国民军，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共认为：由于吴佩孚转而与奉张联合进攻国民军，使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关头，“如果吴张势力战胜，全国政局必定转到极反动的局面，那时仅广州政府孤军作战，处于四面反动势力包围之中，也许因此而失败；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军现时能支持得住北方现有的局面，广州政府在经过几个月的相当准备后，必然对于北伐更有胜利的把握。”[(19)]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全国民众当前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向吴佩孚进行攻击，以援救国民军，其途径“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20)]。3月24日，彭述之更明确指出：在国民军由于英日帝国主义和奉吴军阀的打击而失败的形势下，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是“今后中国革命运动唯一的新出路”，呼吁全国民众全力帮助广州政府北伐[(21)]。
五卅运动因阶级分化而失败，也是促使中共转变北伐态度的重要原因。五卅运动原是各革命阶级联合战线的国民运动，但不久资产阶级一方面慑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另一方面为帝国主义的假意亲善所贿买，首先退出联合战线。接着小资产阶级也产生了分化，“以致于工人阶级单独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而流血”。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农民是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最彻底一贯的联盟军”[(22)]，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胜利，农民问题已“成为极严重的问题”，党的责任“在于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而“从工作的经验来看，只有国民党或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农民运动能以发展，因此我党当使此种政权推广及各省，所以广东政府的北伐便成第一等重要问题。”[(23)]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是促使中共转向积极倡导北伐的又一原因。如前所述，中共1924年反对孙中山北伐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尚不巩固。经过平定杨（希闵）刘（震寰），东征陈炯明和南征邓本殷等革命活动，到1925年底，广州国民政府统一了广东的民政财政军政，已拥有10万党军，20余万工人，80万有组织的农民，以及50万布满全国的国民党左派党员。中共认为：广东已成为全国“唯一的革命中心和革命策源地”，广州政府的北伐不但为全国革命形势所必需，而且事实上已成为可能。正如彭述之所说，“现在广州政府既已肃清了反革命，既已统一了广东，在客观上已有‘问鼎中原’之可能”[(24)]。
三
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之前，中共党内对北伐的态度还是基本一致的，事件之后产生了分歧。
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及中共广东区委、湖南区委等地区党组仍积极主张并切实支持北伐。3月30日，广东区委发出《宣传大纲》，要求国民政府实行北伐[(25)]。4月，共产党员刘尔崧领导的广州工代会要求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并积极做好支前准备。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分别在中华全国总会和中共广东区委的组织领导下，同时在广州召开，两个大会都发表了敦促国民政府出师北阀和组织群众支持北伐的宣言，通过了有关决议。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还发表了《为敦促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并联合广东第二次农民大会代表组织请愿队伍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迅速出师北伐。5月26日，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在《人民周刊》呼吁民众“赞助北伐”[(26)]。在穗中共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等还联合中华全国总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东省教育会及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等7大团体于5月17日成立“农工商学联合会”，并于6月3日发表支持北伐的宣言，指出“此次北伐关系中国生死存亡，人民更宜与国民政府合作到底，完成国民革命”[(27)]。中共湘区区委则积极协助广州国民政府做争取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的工作，共产党人郭亮、夏曦、易礼容、李维汉等多次与唐的代表邓寿荃联系和会谈，劝唐率部“早日加入国民革命军行列”[(28)]。同时，积极组织工人农民支持北伐。
但远离广州革命中心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对北伐采取了消极的态度。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一百零一号》，这一显然出自陈独秀之手的文件（请参照陈《最近政象之观察》一文）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北伐的军力与财政固须设法充实”，但广州国民政府面临的“危机若不能很好的消弭，则前途危险正多”，“现在大局的情形，自然不是一个革命势力积极进攻的时期”，广州政府及北方国民军只要能守住现有实力，已是很大的胜利[(29)]。由此反映了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局反对立即北伐的态度。6月30日，张国焘在《向导》发表《民众心目中的广东》一文，虽然表示我“不是不赞成北伐，而且我主张急于要北伐”，但文章强调的是“无论是完成北伐事业，或是抵御反动势力的南侵，都必须先巩固广东内部”及“如何巩固广东内部”的问题[(30)]，其对北伐的倾向也是明显的。北伐正式出师之际即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仍是怎样防御”，公开反对立即北伐。7月中旬，中共召开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没有把当时已成为全国时局中心和民众最关心的北伐问题列入议程，会议开幕时以扩大会议名义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只字未提已成为时局中心的北伐战争，会议通过的几个决议案也未涉及此事，只有在《中央政治报告》中有一句话提到了北伐，即认为国民政府之出兵只不过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彻底北伐”[(31)]。显然，扩大会议接受了陈独秀的北伐主张。
但不久以后，中共中央纠正了对北伐的消极态度，转而积极支持北伐。7月31日，中央在《通告第一号》中指出“广东政府之北伐已成为全国民众最注意的一个问题”，我们“赞成北伐，尤其是在现时广东北伐更为必要。在一个月前还是为防御吴之南侵必须北伐，现在吴既失势，正是革命势力伸张之机会，更须北伐”，北伐“是为民众争自由而战，应该由民众积极的起来推动这个北伐，响应这个北伐，才能使北伐更多的具有革命的意义”[(32)]。
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北伐一度持消极态度的根本原因是中山舰事件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旨在打击汪精卫、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使蒋介石一跃成为国民党的铁腕人物。之后他加紧压制、排挤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篡夺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实行个人独裁。
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山舰事件后，“中山先生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在还在推翻的运动中”[(33)]，在这样的情势下，“北伐的进展无异是蒋介石反共气焰的高涨”[(34)]，北伐的胜利将是蒋介石等投机的军人政客“军事投机的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35)]，因而对北伐采取了“消极”的态度[(36)]。显然，陈独秀等对北伐的“消极”是因为害怕蒋介石借北伐战争而膨胀其军事势力，对国民革命不利。但他们没有预见到北伐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客观上具有积极的意义。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立足于反帝反军阀斗争这个大前提，在对敌斗争中与国民党右派争夺北伐的领导权，利用北伐放手发动、组织、武装民众，争取北伐的胜利成为人民革命的胜利。
对革命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也是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对北伐一度持消极态度的原因。自吴佩孚通电“息兵尊法”宣布结束反奉战争，英日吴（佩孚）张（作霖）的反革命联合战线取代了反帝联合战线，英日帝国主义策动奉吴军阀分讨南北“二赤”（即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全国民众运动由北而南渐次受到摧残而趋于低落。在这种形势下，广东革命根据地确实存在着外患与内忧的危机。但陈独秀等中央领导人对全国革命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已“完全陷入极反动的恐怖状态中”[(37)]，广州国民政府面临的危机使得它本身能否支持下去都已成为严重的问题[(38)]。这样的形势，自然不是革命势力的进攻时期，广州政府只要能守住现有的实力已是很大的胜利。所以，广州政府的责任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出兵援湘防御吴佩孚之南伐固属必要，但“果决迅速的肃清广东内部反动的右派势力”尤为急需[(39)]。显然，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对革命形势和力量的分析是片面的，他们只看到军阀联合镇压革命的一面，却看不到他们内部矛盾以至发生争斗的军阀本质；只看到革命力量的暂时受挫，而看不到敌人力量空虚而人民力量正在不断增长的实质。
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局对北伐一度持消极态度可能还受了苏联（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影响。如前所述，共产国际、苏联在布勃诺夫使团来华前是反对北伐的。使团即将离华时即3月25日，联共（布）中国问题委员会又通过了《我们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的决议并于4月1日发表，决议说，“广东问题——在当前中国革命运动缓慢发展的时期，应当把广东不仅看作一块临时性的革命跳板，而且看作一个具有三千七百万人口的广阔国土，需要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正确的稳定的治理。……广东政府，在现时期，应当着重抛弃任何军事讨伐的念头，一般说来，应当抛弃任何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行动”[(40)]（有着重号者为斯大林亲笔所加）。反映了苏联最高决策层要求广州政府整顿内部，反对广州政府北伐的明确态度。此外，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一直“反对立即北伐”。4月底返回广州的鲍罗廷的态度“也与此相仿”[(41)]。5月重返广州的加伦也主张北伐应有较长的准备时间。苏联、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不能不给陈独秀以一定影响。
综上可知，中国共产党的北伐态度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1925年冬反奉联合战线破裂前中共坚决反对北伐；反奉联合战线破裂后中共积极主张北伐；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内的北伐态度略有分歧，在广州的共产党人、中共广东区委等地区党组织仍积极支持北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则对北伐持消极态度，但北伐军攻克长沙后也转而支持北伐。笼统地说中共反对北伐或支持北伐都是片面的，我们应该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来分析评价中共的北伐主张。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1989年8月第1版，第41页。
②蔡和森：《北京政变与国民党》，《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第335页。
③蔡和森：《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同上书第328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中央党校版，1989年8月。
⑤《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反对江浙战争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285页。
⑥蔡和森：《北伐呢？抵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向导》第83期，1924年9月17日。
⑦陈独秀：《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向导》第85期，1924年10月1日。
⑧彭述之：《我们为什么反对国民党之军事行动》，《向导》第85期，1924年10月1日。
⑨《向导》第89期，1924年10月29日。
⑩(11)《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广东人民版，1983年2月，第193、204页。
(12)《向导》第142期。
(13)(14)(15)(29)(31)(3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1989年8月版，第40、57、81、122、165、170、120页。
(16)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版，1981年5月，第379页。
(17)曾成贵：《布勃诺夫使团中国之行评析》，《江汉论坛》1987年第10期。
(18)1925年12月，联共（布）政治局下达给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指示说，“拟议中的广州人北伐，在目前是不能允许的”。共产国际也在给常驻中国代表魏金斯基的指示信中“强烈谴责北伐”。《新发表的有关苏联1925年对华政策中的北方策略的档案文件》（俄）B·N·格卢宁编，马贵凡译，《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9期。
(19)(23)《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192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80～81、82页。
(20)(22)《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56、54页。
(21)彭述之：《国民军失败后民众应有之觉悟与责任》，《向导》第147期，1926年3月27日。
(24)彭述之：《所谓反奉战争之结束与民众目前之责任》，《向导》第142期，1926年1月14日。
(25)广东区党委机关报《人民周刊》第7期。
(26)张太雷：《五卅运动之分析及纪念之意义》，《人民周刊》第12、13期合刊。
(27)《广州百年大事记》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5页。
(28)《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政协湖南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63年12月版，第102页。
(30)《向导》第160期。
(3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67、268页。
(33)《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第259页。
(3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12月，第135、132页。
(35)(38)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1926年6月7日），《向导》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36)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的报告中承认自己“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第39页。
(39)陈独秀：《南方形势与国民党》（1926年5月15日），《向导》第153期。
(40)美国英文版《托洛茨基论中国》，转引自郑超麟《北伐是哪方面要求的？》，《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第3期，第27页。
(41)切列潘诺夫前揭书第297、298页。向青先生在不少论著中都说鲍罗廷返广州后与蒋介石达成了三项君子协定，其中之一是鲍支持蒋介石北伐，笔者对此表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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