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及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教训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台湾地处中国东南缘，面积3.6万平方公里，人口2136万， 是一个市场狭小、地少人稠、资源有限的亚热带海岛。战后初期的台湾，经济不稳，财力匮乏，物资短缺，价格飞涨，民生凋敝。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台湾已实现了经济转型，成为二战以来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其国民生产总值（GNP）1951年只有11.96亿美元，1996年达到755.5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8.54%；人均GNP由1951年的145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2872美元，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注： 《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台湾《经济前瞻》，1995年第1期。）目前，台湾经济在全球名列第19位，对外贸易位居世界第13位，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第4位。（注：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Statistics,February 1997,July.1997.郝红梅：《台湾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现状及特点》，载《国际经济合作》，1998年第1期。） 在石油危机等世界经济的几次萧条时期以及去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亚洲许多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时期，台湾居然平稳度过，经济仍充满活力并稳步发展。1997年经济增长率为6.7%，民间投资增长率为14.1%， 创下5年来最高增长率，令世人刮目相看。（注：台湾《中央日报》，1998年1月30日。）台湾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及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
战后几十年来，台湾根据自身的有利因素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以经济转型为契机，使产业结构逐步得到升级和优化，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发展。究其原因大体可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以及稳健的经济发展策略。所谓“天时”，就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持续和发展所提供的外部环境，以及两岸长期隔海休战所提供的内部环境。所谓“地利”，就是台湾在经济上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四面环海，东濒太平洋，南界巴士海峡，北临东海，西隔台湾海峡与大陆相望。它扼西太平洋航道中心，是我国与太平洋地区国家交往的交通枢纽。它与海南省一起并称为我国东南海防线上的“双目”、“东南之锁钥”。美国也曾把台湾喻为“太平洋上炸不沉的航空母舰”。它港口众多，交通发达，农林渔产资源丰富，其经济基础和民众生活也一向优于大陆。所谓“人和”，就是对内的危机感，迫使台湾吸取过去在大陆漠视经济建设、民心向背的失败教训，在“同舟共济”之下，稳定经济，争取民心，协力共赴难局。对外则获得以美国为首的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和援助。所谓“稳健的经济发展策略”，即台湾当局在经济转型中制定的“稳定中求发展，发展中求稳定”的基本策略。
（一）灵活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经济计划
台湾的“经济建设计划”是在以自由经济为主、计划经济为辅的原则下，对重要经济部门进行规划、设计，对主要经济指标进行引导、扶植，对宏观经济发展进行管理、 控制的时效性很强的阶段性措施。 自1953年开始，台湾当局先后实施了八期“四年计划”和两期“六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对台湾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促进、推动和指导作用。综观台湾的计划，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计划形成过程中的协商性和民主性。台湾当局的经济建设计划的制定过程是一个经济信息的研究与交换的过程。它重视编制过程中的科学决策，通过聘请工商界、学术界的专家参与工作和民主协商，以使计划切合实际，同时也减少计划执行时的阻力。第二，执行过程中的现实性与灵活性。计划一方面会因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使计划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另一方面，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对计划适时调整和修改，不死守计划的“严肃性”，却保证计划的“权威性”。第三，计划着重指示性与诱导性。台湾当局的经济计划是以官营企业计划为中心的，对民营企业并不进行直接管理。计划的目的在于，通过计划向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提供未来经济发展的意图和经济预测等所谓权威性信息，来诱导企业制订相应的适应于本企业的投资与经营计划。在宏观和长期发展方面，计划机制起主要作用，在企业内部发展方面，市场机制起主要作用。计划以市场信息为导向，又通过市场反馈到企业，做到“市场融合计划，计划反映市场”。由于台湾“经建计划”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原则，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市场竞争、扶持中小企业、推进技术进步、解决社会公平分配问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内容制定的，多以目标、方针、政策等面貌表现出来，而不是以具体的投资项目和数额、产品产量来表现，因此具有很强的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
（二）循序渐进与因势利导的产业升级政策
台湾的产业升级政策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和适应内外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先后走过了一条“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策略性工业”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运用产业政策的调整而引导产业结构的逐步改善与升级，这是台湾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1 ）“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在农业发展方面，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主要推出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土地改革，调整了封建的土地关系；二是从生产力关系着手，推出了农业生产技术改进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农业在台湾经济发展中曾经占有重要地位，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劳动力与市场，奠定了台湾“经济起飞的基础”。台湾采取一元化发展模式，向工业化转变初期就决定奠定农业基础，以农业力量推动工业发展，分阶段实行工农业相辅相成的发展策略。在1953～1973年间，农业通过低价提供农产品、税赋、储蓄等渠道支援工业化，同时，台湾当局通过补贴，支持农会、农田水利和农科教部门对农民提供公益性服务等方式给农业以补偿性保护。60年代末期后，农业“功成身退”，逐步进入停滞期，成为三大产业中最小的部门，在整个经济中已处于相当次要的地位。自1973年起，转向“以工补农”，通过农产品提价、增加补贴、加强公益性服务和实施农村计划等方式，对农业实行倾斜性保护，向农业注入资金，提高农民收入。8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调整农业发展方向，以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为宗旨，试图再度振兴农业，使台湾农业迈向一个新时期。（2）工业化循序渐进。 台湾推进工业化采取“四步走”策略：第一步，50年代“进口替代”。在产业结构政策方面，首先发展电力、肥料、纺织、水泥等劳动密集型的民生必需品和进口替代品的生产，并对内部市场实行保护。同时在产业组织政策方面，采取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措施。这为60年代之后加工企业群体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第二步，60年代“出口扩张”。台湾选择了纺织、电子、塑胶、食品等作为出口主导产业，并在汇率、价格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利用充裕的劳动力、进口原料和中间产品，扩大加工工业面，拓展出口外销，培养技术，提高所得，积累资本，为企业升级转型奠基铺路。第三步，70年代“重化工业”。台湾加工出口工业的迅速扩张为重化工业的建立和发展积累了资本。在此基础上，台湾实行“第二次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即积极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及中间材料工业，借以实现部分原材料、零部件和资本设备的进口替代，促进产业层次由下游加工业向中上游原材料工业逐步升级。第四步，80年代至今“科技导向”。为顺应现代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潮流，台湾新制订的产业政策的基本点是以“科技导向”为宗旨，重点转向发展“策略工业”。具体做法为，从发展中间技术入手，优先发展策略性工业和服务业，进而建立科技产业，减少产业发展对能源及初级原料的依赖。1982年确立“八大”重点科技，1991年制定高科技产业规划，积极发展“十大”新兴产业，1992年提出“科技发展中长程计划”，为完成这一计划，又制定了10项策略加以推动。
（三）大力发展教育，重视科技进步
注重发展国民教育和职业教育，为台湾产业结构升级奠定了基础。教育的普及在台湾经济起飞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已成为共识。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富余人员比较容易地为城市经济所吸纳，转化为第二、三产业所需要的合格劳动力。从50年代开始，政府即从法律上保证6～11岁儿童必须接受六年国小免费教育。 至1960年，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已高达96%，基本上达到了全民享受国小教育的程度。值得说明的是，当时台湾如此之高的国小普及率是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从1966 年起台湾逐步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到1979年，初中入学率从58.23%上升到95.58%，目前已达到99%以上。高等综合技术学校、大专制学校、中专职业学校和农工职校都比较发达。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80年代，台湾每千人中受过高等教育者占25人，仅次于美、加、日、韩名列世界第5位。自80年代以来， 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由1980年的4.26%提高到1995年的6.75%。教育的普及与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劳动者素质得到增强，形成了高素质的劳动大军，这对国民经济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正因为教育的超前发展，为台湾经济起飞、培育产业技术创造力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说，台湾之所以在短期内实现了工业化，主要在于它培育了高素质的劳动力，能够成功地吸收西方工业国家花费了两百多年发展完成的“知识库”。
重视科技进步是台湾产业结构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变，实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升级的关键。早在1959年，台湾就成立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1967年设立“科技发展指导委员会”；1969年成立“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并制订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推动科技研究开发与应用。70年代提出“科学技术发展十年长程计划”，90年代初又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六年长中程计划”，先后召开四次科技大会。近几年，政府积极承担起主导科技发展的角色，为推导产业结构的转化，不但强调科学技术发展，而且大力协助和支持产业界的研究开发活动。主要采取了自主研究开发、技术引进和对外投资、健全科技发展环境三者并重的发展战略。其主要措施有：增加科技投资；建立科学园区；加强技术引进与国际合作；采取特殊政策，促进高科技工业发展；加强科技人才培养，注重人才回收；鼓励民间企业研究发展，加强科技成果的应用与推广。
（四）独具特色的企业制度与管理方法
台湾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官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官营企业在台湾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并拥有许多受当局保护的超越市场的特权。首先，台湾当局以法令形式保障官营资本企业的独占特权。其次，台湾当局利用手中掌握的财政和金融权力，向官营资本实行资金供给倾斜，完成官营资本的积累与集中。享有独占特权的官营企业，对台湾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导向作用。官营资本可以凭借财政金融特权从事兴建现代化工程和大型现代化企业，特别是官营资本对社会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改善工商企业发展的投资环境。此外，官营企业对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在生产层次上实行官民分工支持民营企业，重点发展投资少、见效快、收益高的产业。但由于官营企业体制自身的弊端，诸如政企不分，缺乏进取意识，生产效率低下，尤其是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但其投资报酬率却远低于民营企业，为此，民间要求官营企业民营化的呼声日高。随后，台湾当局对官营企业进行改革：一方面对官营企业进行整顿，减少主管单位对企业过多的行政干预、简化法规、扩大官营企业的自主权，以守住官僚资本的阵地，继续维护其优越地位；另一方面是将部分官营企业“私有化”，即将其转为民营。台湾民营企业除少数集团企业和大企业外，中小企业占总数的99%以上。有中小企业王国之称的台湾省，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起着生力军的作用，其成功的经验已为世人瞩目。从60年代初开始，台湾当局越来越认识到中小企业对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为此，台湾当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协助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这些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对中小企业进行系列的辅导，设置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会，协助中小企业融资，对急需工业进行投资鼓励，免费向中小企业提供国际商情资讯，建立工业区促进中小企业产业升级，以鼓励大中小企业合作产销等。通过政府有计划的辅导，台湾的中小企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得以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中小企业占绝大优势的经济模式。台湾中小企业点多面广，经营灵活，竞争力强。早在60年代，就形成了“内销靠官营，外销靠民营”的局面，此后，无论在数量、人员、产值、外销额上都一直居主导地位。台湾中小企业最主要的竞争优势，就是弹性极大、效率极高，从而可以顺应外界市场的变化而迅速调整，在最短时间内以最低成本提供市场适销的产品。在市场瞬息万变、竞争极为激烈的环境中，台湾工业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维持平均每年17%外销增长，主要归功于这些中小企业。在世界石油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台湾居然能安然度过，付出的代价比韩国等要小得多，和这种经济结构当然有密切的关系。现代市场经济管理方法更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台湾人民有机地将传统的儒家治国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相结合，造就了一大批既尊重民族精神和习惯，又有现代思想意识的管理者，通过他们的实践，在继承中扬弃，在变革中发展，从而实现了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教训与启示
海峡两岸经济高速增长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两地都迫切需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才能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双方都吸取了历史教训，抓住了有利时机，先后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两地均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了改革，为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双方都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引进外资，拓展对外贸易，重视科技教育，这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但台湾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对我们来说绝不可以生搬硬套，因为两地所处的环境与条件大不相同。台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经济起飞起了重大作用，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亦有诸多负面影响与教训应该吸取。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
50年代，台湾物资匮乏，生产方式落后，因此实行了高度集中的统制经济，经济增长方式主要靠粗放式经营。到60年代，台湾经济具有了一定基础，因而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措施，并根据岛内外条件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台湾经济已具备相当实力，因而提出向自由市场经济迈进，同时大力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大陆与台湾不同，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东部、中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差距较大，实行经济转型应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同步走，这是由国情决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不能一步到位，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要充分认识到它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二）经济增长方式要与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
总的来说，在经济转型期间，台湾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是针对台湾所处的内外环境，力图解决经济现存的问题，为经济转型寻找道路，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规划、计划、方案目标之大、内容之多、规模之巨，是否切合实际，令人疑问重重。例如，台湾1991年1月开始实施“经建六年计划”，接着1993年7月出台为期三年的“振兴经济方案”，在实行一年多之后便不了了之。1995年1 月又推出“亚太营运中心”战略，由于客观条件、投资经营环境、交通通讯、法规制度、行政效率、资金与人员的管制等，台湾营造“六大中心”的条件远不成熟，人们无不担忧这一次是否又重蹈以往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覆辙。
（三）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台湾在战后几十年内之所以能实现经济转型和经济高速增长，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重视科技进步，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一方面，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加大政府对科技发展的诱导力度，政府通过税收、金融等政策手段进行引导，强化技术引进与创新，促使科技成果尽快商品化、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台湾加强对人民的危机教育，培养人民的危机感，使得台湾劳动力的素质不仅表现在劳动力的科技文化上，而且还表现在精神素质上。人民普遍具有敬业、勤劳、进取和竞争的精神，这也是促使台湾经济迅速增长的强大精神动力。但市场机制也给科技与教育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比如，在教育发展方面，初、中等教育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教育整体发展；高等教育表现轻学术重实用的倾向，大学生外流、学成不归比较普遍；大学教育缺乏竞争机制等。在科技发展方面，基础科技研究十分缓慢，难以跟上应用科技和产业技术的发展；科技人才短缺、外流严重。此外，台湾高科技产业、新兴主导产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外国关键技术、重要零部件的供给，使台湾经济发展的整体风险大为增加。例如，在全球电子资讯产业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美国主导全球电子资讯产品的主要行销渠道，日本提供关键技术及零部件，台湾生产周边性产品。这使台湾电子资讯产业沦为国际公司的“生产部”，为国际大公司“打工”。在推进产业化升级过程中，如何逐步摆脱对外部技术的过分依赖是台湾当局亟待解决的难题。以上情况，在我们这里或多或少也存在，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四）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必须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相协调
台湾一向有“浅碟子经济”之称，由于地处海岛，地少人稠，资源有限，“以对外贸易为主”，“绝大部分的生产倚赖外国市场”，故而“天生的就有不安定、多波动的性格”。（注：台湾《工商时报》，1989年5月3日。）由于片面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使台湾社会“衍生诸多负债”。正如台湾一学者著文所说：“全世界没有一个政权像台湾这样对待自己的土地，看看我们的环境、森林、河川、海洋、空气、土地、水等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都是世界绝无仅有的。”（注：台湾《民众时报》，1989年5月29日。）社会上更是崇金拜利，投机恶劳， 道德败坏，法纪荡然。尽管台湾当局有不少关于经济发展的计划、口号，但并无心尽力推动，政客们一味争权夺利，立法效率缓如牛步，黑金势力深入政坛，经济发展不仅完全被置于政治目标之下，甚至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由于社会的“脱序”，治安的恶化，人民生命财产无保障，资金和人才外流日趋严重，这对未来台湾经济的发展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台湾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与教训告诫我们，经济发展要与社会发展、人口、能源、生态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更应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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