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通俗小说识语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通俗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小说序跋、凡例等一样，识语也是明清通俗小说的一种特定的文体形式。所谓识语，一般是为了读者阅读的需要，在小说的卷首或卷末简明扼要地介绍小说的创作缘由、题材来源、版本流传、创作主旨、编辑或刊刻特色等等。作为依附于小说文本而存在的原始文献，识语对于我们研究通俗小说作家、作品、时代背景、版本流传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与此同时，小说识语体现出比较浓郁的广告宣传色彩，值得我们加以归纳、总结。从识语这一特定视角对小说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通俗小说的创作主旨，了解读者阶层与通俗小说创作、传播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关于通俗小说识语的研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据笔者检索，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只有一篇，即陈大康刊载于《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2期的《漫谈小说“识语”》一文。陈文通过举例的形式介绍16则小说识语的广告意义，其中提到明末夏履先所刊《禅真逸史》凡例，并非识语，所以，实际列举15则小说识语。陈文虽取名“漫谈”，论述亦较简略，然而在小说识语的研究方面具有开拓的意义。本文在对明清时期通俗小说识语进行整体观照的基础上，试图从文献整理和理论阐述两方面就这一特定的小说文体加以总结与探讨①。
一、明清通俗小说识语的文献统计及整体特征
关于明清通俗小说识语的文献统计，陈大康《漫谈小说“识语”》一文曾列出15篇进行介绍。笔者经过统计可知，在明清通俗小说作品之中，共有识语50篇(其中三台馆万历刊《列国前编十二朝》卷首、书末各有识语，算作2篇)，见“附录”列表。
总的来看，明清时期通俗小说识语体现以下一些特征：第一，识语绝大多数出现于小说卷首的封面，也有个别置于书末，如建阳余氏萃庆堂万历三十一年所刊《咒枣记》、《铁树记》、《飞剑记》、余季岳崇祯所刊《盘古至唐虞传》等。余象斗三台馆万历刊《列国前编十二朝》卷首、书末则各有识语。第二，识语主要附着于刊本，少数抄本如乾隆四十五年传钞本《歧路灯》、清道光、同治年间潘氏钞本《儒林外史》亦有识语。第三，小说识语文字简短，一般几十字，多则一百余字，以散体文撰成。清代耕书屋刊《凤凰池》以七律诗的形式撰写识语，别具一格。第四，编写识语者一般为小说的刊刻者。据现存文献考察，最早出现识语的通俗小说为金陵万卷楼万历十九年所刊《三国志通俗演义》，此书识语即为书坊主周曰校所撰；金陵兼善堂天启四年刊《警世通言》卷首有署名“金陵兼善堂”所撰识语；吴县叶敬池崇祯年间刊《新列国志》识语题“金阊叶敬池梓行”，可知为书坊主所为；嘉会堂所刊《新平妖传》识语称“本坊”，表明为书坊自撰。建阳书坊主余象斗在小说刊刻过程中经常运用识语的形式进行宣传，余氏小说刊本至少有6篇识语，即：万历二十年双峰堂刊《批评三国志传》、双峰堂万历二十二年刊《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双峰堂万历二十六年刊《万锦情林》、三台馆万历刊《新刊八仙出处东游记》、万历三十四年三台馆重刊《列国志传》、三台馆万历后期刊《列国前编十二朝》皆附有识语，这些识语基本上都是余氏个人所撰。在明清通俗小说刊刻、传播历史上，可以说余象斗是撰写小说识语最多的书坊主，其小说识语结尾常用“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的字样招揽读者；也有个别小说刊本的识语并非书坊主所撰，如，余氏萃庆堂万历三十一年刊《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其书末识语为小说作者邓志谟所撰；玉屏山馆同治十年刊《荡寇志》，邀请小说作者俞万春之侄俞煐撰写《重刻荡寇志识语》，康熙癸丑永庆堂余郁生刊《梁武帝西来演义》，卷首则附有署名“绍裕堂主人”所撰识语。
二、明清通俗小说识语的史料价值
作为附着于小说文本的原始文献，识语的史料价值不可忽视。对此，笔者试从版本流传、小说作者、创作或刊刻时间、书名、稿件来源、小说评点等方面加以阐述。
古代小说版本纷繁复杂，识语作为原始文献成为我们研究小说版本演变的重要途径。苏州陈氏嘉会堂崇祯刊《新平妖传》识语云：“旧刻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二十卷，原起不明，非全书也。”从这则识语可知，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原为二十卷，经过墨憨斋(冯梦龙)重新编纂以后，才成为四十回本。《红楼梦》东观阁本是在程甲本基础上，参照程乙本、脂批本加工修改而成的版本，其识语云：“《红楼梦》一书，向来只有抄本，仅八十卷。近因程氏搜辑刊印，始成完璧。但原刻系用活字摆成，勘对较难。书中颠倒错落，几不成文；且所印不多，则所行不广。爰细加厘定，订讹正舛，寿诸梨枣，庶几公诸海内，且无鲁鱼亥豕之误，亦阅者之快事也。”这也为我们揭示出《红楼梦》版本的演变过程。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小说版本散佚不存，正如陈寅恪所言：“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②在这种情况下，识语记载就为我们提供不少小说版本的线索。例如，《三国志演义》版本众多，明代余象斗双峰堂本《批评三国志传》卷首所附《三国辨》即云：“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由此可知，仅明代《三国》刊本就达“数十家”，其中刘、郑、熊、黄四姓书坊即爱日堂、宗文堂、种德堂、仁和堂等所刊《三国志演义》为全像。因原刊本多不存于世，所以《三国辨》所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与此相似的是，余象斗双峰堂万历二十二年刊刻《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卷首《水浒辨》亦提供了关于《水浒传》版本的重要史料。
在确定小说作者、考证作者生平、思想、著述诸方面，识语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俞龙光为咸丰三年《荡寇志》原刊本所作识语云：“龙光谨按：道光辛卯、壬辰间，粤东瑶民之变，先君随先大父任，负羽从戎。缘先君子素娴弓马，有命中技，遂以功获议叙。已而归越，以岐黄术遨游于西湖间。岁壬寅，暎夷犯顺，有献策军门，备陈战守器械，见赏于刘玉坡抚军。晚归玄门，兼修净业。己酉春王正月，无疾而逝。著有《骑射论》、《火器考》、《戚南塘纪效新书释》、《医学辨症》、《净土事相》，皆属稿而未镌。而尤有卷帙繁重者，则《荡寇志》是。”因为俞龙光是《荡寇志》作者俞万春之子，所以他所言俞万春的生平、著述切实可信，成为我们研究《荡寇志》及其作者俞万春的第一手材料。有些识语还有助于我们认识小说作者的思想倾向，萃庆堂万历三十一年所刊《铁树记》书末识语云：“子性颇嗜真君之道，因考寻遗迹，搜检残编，汇成此书，与同志者共之，使□(按：原字模糊)仙凡有路而吾人可以与好道之心云。”同为萃庆堂所刊的《飞剑记》书末识语云：“予素慕真仙之雅，爰拾其遗事，为一部《飞剑记》，以阐扬万□(按：原字模糊)云云。”以上两篇识语体现出小说作者邓志谟“性颇嗜真君之道”、“素慕真仙之雅”的思想状况，这对我们分析、理解他创作的《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等道教小说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通过识语可以考证部分小说创作或刊刻时间。吴县叶敬池刊《新列国志》，不过未知具体刊刻时间，其识语云：“墨憨斋向纂《新平妖传》及《明言》、《通言》、《恒言》诸刻，脍炙人口，今复订补二书。本坊恳请先镌《列国》，次当及《两汉》，与凡刻迥别，识者辨之。”透过这则由叶敬池所撰识语不难看出，《新列国志》之刊在“三言”之后，而“三言”中最后一部《醒世恒言》由叶敬池于天启七年(1627)刊刻，那么可以推知《新平妖传》应该是在明末天启七年之后，当在崇祯年间刊刻。另如，俞龙光为咸丰三年《荡寇志》原刊本所作识语云：“《荡寇志》所以结《水浒传》者也，感兆于嘉庆之丙寅，草创于道光之丙戌，迄丁未，寒暑凡二十易，始竟其绪，未遑修饰而殁。”由此可知此书创作于道光六年(1826)到二十七年(1847)。
识语还为我们指出小说书名演变的重要信息。嘉庆十年瑞凝堂刊《绮楼重梦》识语云：“是书原名《红楼续梦》，因坊间有《续红楼梦》及《后红楼梦》二书，故易其帧曰《绮楼重梦》。”俞煐为同治十年刊本《荡寇志》所作识语云：“谨按：是书之作，始于道光中叶。尔时无所谓寇焉，名之曰《荡寇志》者，盖思之深，虑之远尔。迨至咸丰元年，始付剞劂氏。时值寇焰方张，古月老人乃更其名曰《结水浒》，行之于世，历有年所。但迩来区宇荡平，既除既治，所谓寇者，则又自有而之无矣，故仍其名而曰《荡寇志》者，匪特昭其实，亦征伯氏之先知灼见已在数十年之前也。”俞煐是《荡寇志》作者俞万春之侄，其言应当可信。
通过识语往往可以考察小说稿件的来源。虽然有些识语在这方面不免有夸大其词的成分(详见下文第三部分有关论述)，不过总的来看，关于稿源的信息是值得我们予以关注的。明清时期稿件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购买稿件，例如：
舒载阳明末刊《封神演义》识语云：“余不惜重赀购求锓行，以供海内奇赏。”
吴县天许斋泰昌、天启初刊《古今小说》识语云：“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分之一为初刻云。”
吴县衍庆堂天启七年刊《醒世恒言》识语云：“本坊重价购求古今通俗演义一百二十种，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海内均奉为邺架玩奇矣。”
尚友堂崇祯刊《拍案惊奇》识语云：“本坊购求，不啻拱璧。”
嘉会堂崇祯所刊《新平妖传》识语称：“旧刻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二十卷……墨憨斋主人曾于长安复购得数回，残缺难读，乃手自编纂，共四十卷，首尾成文，始称完璧，题曰《新平妖传》。”
明清时期小说出版业相当发达，市场需求旺盛，购买小说稿件的形式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形式下应运而生的③。通过识语记载可以考察当时通俗小说的稿源渠道。
关于小说评点的形成时间，陈大康《明代小说史》认为熊大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以评点本的形式刊刻行世，“中国通俗小说评点的历史即是由此而开始”④。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尚待商榷。从熊氏现存小说文本进行考察，他采取的基本上都是注释，评点的成分极少，还难以称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评点，真正的小说评点应该是从金陵周曰校万卷楼万历十九年所刊《三国志通俗演义》开始的，此书识语明确提到：“俾句读有圈点。”这是关于通俗小说评点的最早材料，值得我们予以重视。
三、通俗小说识语的广告意义
小说识语一般印在封面或扉页等较为醒目的位置上，所以具有很好的广告宣传作用。对作品内容而言，具有“导读”的功能；对书籍销售而言，具有“导购”的作用。笔者经过归纳之后认为，明清通俗小说识语的广告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稿源的独特性，或者表明编撰者的独特身份。明末夏履先所刊《禅真逸史》的识语云：“此南北朝秘笈，爽阁主人而得之，精梓以公海内。”此本原系“秘笈”，他坊所无，自然十分珍贵。苏州舒载阳《封神演义》识语也指出：小说稿件来源于钟惺“家藏秘册”，十分难得。署名长安道人国清编次、崇祯元年刊《警世阴阳梦》的封面识语称：“魏监微时，极与道人莫逆，权倖之日，不听道人提诲，瞥眼六年受用，转头万事皆空，是云阳梦。”这篇识语透露的信息表明作者与魏忠贤曾经关系密切，所以作者所记真切可信，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家言。
第二，强调本坊小说题材内容新奇独特，结构精巧，或者强调本坊刊本编辑水平之高，刊印质量之精。清代耕书屋刊《凤凰池》识语云：“才子从来不易生，河洲淑女岂多闻。事奇巧幻真无迹，离合悲欢实骇人。词香句丽堪填翰，胆智奇谋亦异新。是编迥别非他比，阅过重观不厌心。”虽然同属才子佳人小说，但此书识语强调本坊小说与其他同类作品之不同，在题材内容、人物塑造、情节设置、语言文字、小说结局诸方面皆显示出独特之处，所谓“迥别非他比”，相信读者“阅过重观不厌心”。清初刊《十二笑》识语云：“兹刻尤发奇藏，知音幸同珍赏。意味深长，勿仅以笑谈资玩也。”亦突出本坊所刊小说之“奇”。康熙元年刊《赛花铃》识语也将自家书坊小说称为“小说中之翘楚”，自我吹嘘。
小说的编辑水平、刊刻质量是刊刻者在识语中进行广告宣传的重要内容之一。万历二十二年余象斗双峰堂所刊《忠义水浒志传评林》的识语称，余氏考虑到旧本《水浒》错漏很多，所以“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陋，皆记上层。前后廿余卷，一画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明末夏履先所刊《禅真逸史》的识语云：“刀笔既工，雠勘更密，文犀夜光，世所共赏。嗣此续刻种种奇书，皆脍炙人口。”为了突出自家招牌，吸引读者，书坊常常借名公以宣传，万历四十三年龚绍山刻《春秋列国志传》，其识语以“名公”陈继儒以号召：“本坊新镌《春秋列国志传批评》，皆出自陈眉公手阅。删繁补缺，而正讹谬。精工绘像，灿烂之观，是刻与京阁旧板不同，有玉石之分，□□之□(原缺三字)。下顾君子幸鉴焉。”建阳余季岳崇祯刊《盘古至唐虞传》卷末识语云：“是集出自钟、冯二先生著辑，自盘古以迄我朝。”清初刊《十二笑》识语云：“墨憨著述行世多种，为稗史之开山，实新言之宗匠。名传邺下，纸贵洛阳。”分别借著名文学家钟惺、冯梦龙之名作为招牌，意在扩大小说销售渠道。
明清时期书坊主在强调本坊刊本质量精美的同时，往往贬低其他书坊，金陵周曰校万卷楼万历十九年《三国志通俗演义识语》指出：“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伪舛，茫昧鱼鲁，观者莫辨，予深憾焉。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通过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其他刊本的比较，突出本坊无论在稿件来源、名家参与、编校质量诸方面均高人一筹。明代余象斗在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时也采用如此做法，双峰堂刊《批评三国志传》卷首《三国辨》云：“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宗文堂人物丑陋，字亦差讹，久不行矣。种德堂其书板欠陋，字亦不好。仁和堂纸板虽新，内则人名、诗词去其一分。惟爱日堂者，其板虽无差讹，士子观之乐然。今板已朦，不便观览矣。本堂以诸名公批评、圈点，校正无差，人物、字画各无省陋，以便海内士子览之，下顾者可认双峰堂为记。”双峰堂万历二十二年刊《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卷首《水浒辨》对他坊所刊极表不满：“《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止一家。前像板字中差讹，其板蒙旧，惟三槐堂一副，省诗去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一画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明清时期书坊主这种贬低他坊、抬高自己的做法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当时小说出版业之间激烈竞争的局面。
第三，为本坊已刊小说作宣传。三台馆万历后期所刊《列国前编十二朝》的结尾即卷四《武王兴兵会诸侯伐纣》一节云：“至武王伐纣而有天下，《列国传》上载得明妙可观，四方君子买《列国》一览，尽识此传，乃自盘古氏起传三皇五帝至纣王丧国止矣。”《列国志传》为余邵鱼所撰，万历三十四年余象斗三台馆重刊，余象斗就在自己所编《列国前编十二朝》的结尾，以识语形式为自家书坊先行刊刻的《列国志传》一书做广告宣传，试图扩大《列国志传》的影响与销路。
第四，保护版权。明清时期小说刊刻中版权意识相当淡薄，书坊在小说刊刻过程中，侵犯版权现象比较严重，明末夏履先刊印《禅真逸史》的识语对盗版侵权现象提出言辞激烈的警告：“倘有棍徒滥翻射利，虽远必治，断不假贷，具眼者当自鉴之。”斥责盗版有名的事例莫过于余象斗在其三台馆刊《八仙出处东游记》中所撰识语：“不佞斗自刊《华光》等传，皆出予心胸之编集，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乃多为射利者刊，甚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之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余，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故说。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言。”余氏《华光天王传》刊刻以后，盗版者明目张胆地翻刻，不仅照抄内容，甚至连印刷样式都原样抄袭，怪不得余象斗大发雷霆、口出恶言了。光绪三十年石印本《海上尘天影》识语云：“书经存案，翻印必究。”同样通过小说识语对侵权者提出警告。
四、识语与通俗小说创作主旨
小说识语的篇幅虽然短小，不过几十个字，多则一百余字，然而，在有限的篇幅之间蕴涵着作者较为丰富的创作主旨。对此，笔者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首先，小说编刊者借助识语阐发讽世、劝戒之意，这在明末以来“三言”、“二拍”及其选本《今古奇观》的识语之中得到集中体现，试列数例如下：
吴县衍庆堂天启刊《喻世明言》识语云：“题曰《喻世明言》，取其明白显易，可以开□(按：原字缺)人心，相劝于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
金陵兼善堂刊《警世通言》的识语云：“自昔博洽鸿儒，兼采稗官野史，而通俗演义一种，尤便于下里之耳目；奈射利者专取淫词，大伤雅道，本坊耻之。兹刻出自平平阁主人手授，非警世劝俗之语，不敢滥入，庶几木铎老人之遗意，或亦士君子所不弃也。”
吴县衍庆堂天启七年刊《醒世恒言》识语云：“兹三刻为《醒世恒言》，种种典实，事事奇观。总取木铎醒世之意，并前刻共成完璧云。”
崇祯时尚友堂刊《拍案惊奇》识语云：“原欲作规箴之善物，矢不为风雅之罪人。”
光绪十六年善成堂刊《今古奇观》卷首所附慎思草堂主人识语云：“抱瓮老人所选《今古奇观》四十种……彰善瘅恶，悉寓针砭，诚非寻常小说败俗伤风者可以同日语也。”
以上识语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小说的劝戒主旨，突出小说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希望小说之创作、刊刻有助于社会教化，对“专取淫词，大伤雅道”的行为予以摈斥。除“三言”、“二拍”及其选本的识语以外，崇祯元年刊《警世阴阳梦》亦借魏忠贤阴间受惩的经历，宣扬劝戒主旨，其封面识语称：“及至(魏忠贤)既服天刑，大彰公道，道人复梦游阴府，见此一党权奸，杻械锁枷，遍历诸般地狱，锉烧舂磨，惨逾百倍人间，是云阴梦。演说以警世人，以学至人无梦。”清代庆云楼刊《新世鸿勋》叙述明末李自成造反、清兵入关之事，其识语云：“是刻详载逆闯寇乱之因由，恭纪大清荡平之始末，虽大端百出，而铺序有伦，虽小说一家而劝惩有警，其于世道人心不无少补，海内识者幸请鉴诸。庆云楼藏板。”意在借此戒寇乱之事。
其次，以小说补史。把小说创作看成补史之工具，这种说法影响较大者始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杂述》。明清时期，补史说相当盛行，在小说识语中亦可窥其一斑。苏州舒载阳明末所刊《封神演义》识语云：“此书……真可羽翼经传，为商周一代信史，非徒宝悦琛瑰而已，识者鉴之。”小说的价值在于“羽翼经传”，成为经、史之补充。识语作者以“信史”的标准衡量小说的成败优劣，这种创作主旨在清初写刻本《樵史通俗演义》识语中也有体现，识语云：“深山樵子见大海渔人而傲之曰：见闻吾较广，笔墨吾较赊也。明衰于逆珰之乱，坏于流寇之乱，两乱而国祚随之，当有操董狐之笔，成左孔之书者，然真则存之，赝则删之，汇所传书，采而成帙，樵自言樵聊附于史。古云：野史补正史之阙，则樵子事哉。”识语作者有感于明末的“逆珰之乱”与“流寇之乱”，在继承传统的“野史补正史之阙”的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借《樵史通俗演义》之编刊折射时事，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
复次，以小说作为消遣、娱乐之工具，抒发个人情怀。清代合义堂刊《风流悟》识语云：“是集也……聊作新谭，摇扇比窗，拥炉南阁，可使闷怀忍畅，亦令倦睫顿开，敢云艺苑之罕珍，庶几墨林之幽赏，识者辨之。”清雍正年间写刻本《快士传》识语云：“古今妙文所传，写恨者居多。太史公曰：《诗》三百篇，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然但观写恨之文，而不举文之快者以宕漾而开发之，则恨□(按：原字模糊)中结何以得解必也，运扫愁之思，挥得意之笔，翻恨事为快事，转恨人为快人，然后□□(按：原字模糊)破涕为欢。”在这里，小说没有承担社会教化的重负，也不是补史之工具，而是让读者在烦恼、疲劳的状态下得以放松、消遣，是文人抒发个人情怀、自娱自乐的工具。清代紫宙轩刊《春灯闹》识语云：“从来正史取义，小说取情。文必雅驯，事必绮丽。使观者如入金谷园中，但觉腻紫娇红，纷纷夺目而有丽人在焉，呼之欲出。且又洞房乐事，俱从灵腕描来；锦帐春风，尽属情恨想就。方足以供闲窗娱览，而较之近时诸刻，不大径庭者哉。故《桃花影》一编，久已脍炙人口，兹后以《春灯闹》续梓，识者鉴诸。”小说以娱乐读者为己任，以写情为目的，这与“正史取义”显著不同，美中不足的是，《春灯闹》在创作主旨上走向极端，以情色招揽读者。
最后，宣扬因果报应。有些小说识语明确指出，小说创作的主旨在于宣扬因果报应，例如，顺治十七年原刊《续金瓶梅》是托言为皇帝颁行《太上感应篇》作注解而作，识语云，此书“接(《金瓶梅》)末卷之报应，指来世之轮回，即色谈空，溯因说果，以亵言代正论，翻旧本作新书，冷水浇背，现阴阳之律章，热火消冰，即理学之谐语。名曰公案，可代金针。”康熙癸丑永庆堂余郁生刊《梁武帝西来演义》识语云：“本堂《梁武帝传》一书，绘梓流通，据史立言。我得我失，不出因缘果报，引经作传，西来西去，无非救度慈悲，英雄打破机关，便能立地成佛，达士跳过爱河，即可豁然悟道。识者自能鉴之。”
五、识语与通俗小说读者阶层
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有关小说读者阶层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小说读者资料相当匮乏，在有限的资料之中，识语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窗口。下面笔者结合明清通俗小说识语记载，从通俗小说读者群的构成、读者需求对小说体制的推动、插图与评点的设置、小说刊刻形态等方面，对通俗小说读者阶层及其与小说创作、传播之间的关系加以阐述。
由识语可知，明清通俗小说读者面相当广泛，既有士子，也有下层民众。金陵周曰校万卷楼万历十九年刊《三国志通俗演义》识语指出：“是书也……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里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如牖之启明，标之示准。此编此传，士君子抚养心目俱融，自无留难，诚与诸刻大不侔矣。”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为“难字”作音注，为“地里”作“释义”，为“典故”作“考证”，说明万卷楼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为广大读者阶层阅读考虑的，尤其是适应识字不多、文化水平不高的下层民众阅读需要。与此同时，作者又提到：“此编此传，士君子抚养心目俱融，自无留难。”适应“士君子”的阅读需求，也是万卷楼刊刻小说的原因之一。在明清通俗小说识语中，我们常常看到“士子”或“士君子”诸词，如：明代余象斗双峰堂刊《批评三国志传》卷首《三国辨》亦提到：“士子观之乐然……以便海内士子览之。”双峰堂万历刊《万锦情林》的封面识语云：“更有汇集诗词歌赋诸家小说甚多，难以全录于票上，海内士子买者一展而知之。”从“士子”或“士君子”的称谓以及《万锦情林》“汇集诗词歌赋诸家小说”的编撰体例可以看出，士子阶层是明清时期通俗小说读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者群体的阅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通俗小说体制的发展，我们从明清时期演义体发展及演进的轨迹不难看出读者因素所起的作用。余象斗三台馆刊本《列国前编十二朝》卷首识语云：“斯集为人民不识天开地辟、三皇五帝、夏商诸事迹，皆附相讹传，固不佞搜采各书，如前诸传式，按鉴演义，自天开地辟起，至商王宠妲己止，将天道星象、草木禽兽，并天下民用之物，婚配饮食药石等出处始制，今皆寔考，所不至于附相讹传，以便观览云。”兼善堂刊《警世通言》识语云：“自昔博洽鸿儒，兼采稗官野史，而通俗演义一种，尤便于下里之耳目。”吴县叶敬池崇祯年间刊《新列国志》识语云：“正史之外厥有演义，以供俗览。”为了适应那些“不识天开地辟、三皇五帝、夏商诸事迹，皆附相讹传”的下层民众阅读需求，作者在杂采众书的基础上，按鉴演义，以便读者“观览”。演义体依史创作、真伪相参、语言通俗，“尤便于下里之耳目”。为了适应读者阅读需要，明清时期的书坊及书坊主做了大量工作，在演义体演进过程中功不可没，建阳余季岳在其崇祯所刊《盘古至唐虞传》书末识语中指出：“是集出自钟(惺)、冯(梦龙)二先生著辑，自盘古以迄我朝，悉遵鉴史通纪，为之演义，一代编为一传，以通俗谕人，总名之曰《帝王御世志传》，不比世之纪传小说无补世道人心者也。四方君子以是传而置之座右，诚古今来一大账簿也哉。书林余季岳谨识。”书坊主余季岳有个庞大的小说刊刻计划，那就是把自盘古以至明朝的历史“悉遵鉴史通纪，为之演义，一代编为一传”，将历代正史通俗化。余季岳在万历、崇祯时期刊刻《有夏志传》、《有商志传》、《盘古至唐虞传》，正是其刊刻计划的一部分，遗憾的是余氏计划未能全部实现。在演义体发展、演进过程中，书坊主的作用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对小说韵文的删改，比如，余象斗双峰堂刊《水浒志传评林》卷首《水浒辨》云：“《水浒》一书……惟三槐堂一副，省诗去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漏，皆记上层。”余象斗在刊刻《水浒志传评林》时，对《水浒传》原作的诗词加以修改、删除，使之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水平。
插图与评点的形式同样也是为读者阶层考虑。万历三十四年余象斗三台馆所刊《列国志传》的识语指出：“《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断，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余象斗说明重刻《列国志传》的原因是“其板蒙旧”，他在重刊之际，加以“全像批断”，也就是增加了插图与评点，其目的也是“以便海内君子一览”。雄飞馆主人在《英雄谱》卷首的识语中声称：“回各为图，括画家之妙染；图各为论，搜翰苑之大乘。较雠精工，楮墨致洁。诚耳目之奇玩，军国之秘宝也。识者珍之！雄飞馆主人识。”光绪十六年善成堂刊本《今古奇观》卷首所附慎思草堂主人《今古奇观》识语云：“《今古奇观》……惜坊间原版，漫漶模糊，加以鲁鱼亥豕，博览君子，寓目为难。爰特不惜工资，逐加校核，印以铅版。后倩名手，重绘图像，虽篇幅仍前，而较诸旧刻，不啻霄壤，阅者鉴之。”这两则识语均强调插图质量之高以及“名手”参与绘制插图的情况，以吸引读者注意。
通俗小说的刊刻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读者因素的影响。建阳雄飞馆崇祯时刊《英雄谱》识语声称：“《三国》、《水浒》二传，智勇忠义，迭出不穷，而两刻不合，购者恨之。本馆上下其驷，判合其圭。”由此可见，《英雄谱》采取上下两栏刊刻的形式，将《三国》、《水浒》合刊，也是为了弥补读者因“两刻不合”而产生的遗憾。
综上所述，本文关注小说识语这一特定而又未受学界重视的文体，对明清通俗小说识语加以搜集、整理，在文献统计的基础上，探讨小说识语的史料价值，分析明清通俗小说识语的广告意义，并通过识语记载考察通俗小说的创作主旨、读者阶层与通俗小说创作、传播之间的内在关系，试图以此就教于方家。
附录：列表本表主要按附有识语的通俗小说刊刻或抄写的时间先后次序排列，并非依据小说成书时间先后而排列；另外，文中涉及小说篇目，凡未注明出处者，皆以本表所注版本为准，不再一一注明。
注释：
①这里需要指出几个问题：第一，本文界定的通俗小说概念主要是指故事性强、适合于普通读者阅读水平和阅读需要的小说；语言通俗，以白话小说为主，包括少量以浅近文言写成的小说。第二，本文界定的明清时期是自1368年即明洪武元年到1911年即清宣统三年，包括晚清时期；晚清翻译小说的译者识语，如《鲁宾孙漂流记》、《毒蛇圈》等译者识语，不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第三，1912年，梦笔生将《续金瓶梅》删改后，改题《金屋梦》，于1915年在《莺花杂志》创刊号连载，系民国时期作品，虽有识语，亦不属本文研究范围，故未列入。特作说明。
②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③除购买稿件以外，明清时期小说的稿件来源渠道尚有征稿、组织编写、书坊主自编等。可参见拙文《明代坊刊小说稿源研究》，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④参见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三编《嘉靖、隆庆朝的小说创作》第八章“通俗小说创作的重新起步”，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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