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10年萧条中的政府失策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失策论文,萧条论文,日本经济论文,启示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4)02-0082-05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景气的崩溃，使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10年的衰退。虽然，期间日本政府屡次采取了刺激经济的对策，但均收效甚微，再加1997年秋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与“9·11事件”等外部因素的冲击，使原本恢复乏力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仍然在长期萧条中难以自拔。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曾经支撑日本经济繁荣的经济、政治体制与贯彻该体制的日本政府的各种政策失误，即日本政府对经济状况的判断失误及与此相对应的刺激宏观经济的对策失误所致。
一、萧条初期政府对经济预测判断失误
1985年秋“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的急剧升值，不仅使日元的国际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急剧膨胀，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日本国内地价、股价的直线上升，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泡沫经济”。这场以公共投资与住宅投资的增长为先导、继而又发展成为以设备投资与个人消费的增长力为中心、以泡沫经济膨胀为特征的“平成景气”，其持续时间之长可与战后最长的伊奘诺景气相匹敌。而这种虚拟经济所带来的“资产效应”使企业和个人均感到空前的富裕，由此导致投资和消费的盲目扩张。为了抑制经济的过度膨胀，日本政府于1989年末把金融政策的目的转向控制库存价格过度上升，由此法定贴现率在1990年8月调升至6.0%（自1989年5月起日本政府开始分阶段提升法定贴现率），并在1990年4月至1991年12月间实施了土地交易总量管制[1]。该项紧缩措施使股价、地价狂跌，而股价、地价下跌与泡沫经济的上冲呈逆向螺旋式走势，最终造成经济衰退。虽然在1993年和1995-1996年经济实际增长率有所回升，但是1997年出现GDP为－0.7%的战后最低的负增长为契机，消费也出现了战后首次下降，日本经济步入了历史性的大萧条期。显然，针对“一高两低”（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低）为标志的日本实体经济的自律性萧条，日本政府并未准确判断和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因此在90年代初日本经济刚刚下滑时，政府对经济恢复的中心在于抑制日元汇率的升值所带来的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即，1992年8月宫泽内阁推出了规模达10.7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并在日元升值势头将要继续的基础上，于1993年4月追加出台了“新综合经济对策”。该项对策与同年9月细川内阁制定的“紧急经济对策”合计规模达19.4万亿日元，之后相继出台的景气对策有：1994年2月出台的“综合经济对策”；1995年4月出台的“日元升值经济紧急对策”和同年出台的“经济对策”[1]。
毫无疑问，在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时，日本政府采用的是惯用的刺激供给的宏观政策，认为只要扩大财政支出，刺激市场，就能顺利渡过难关。孰不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并非只是从日元升值的表面因素所致，而是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确立的日本外生性经济体制——经济管制与内生性经济体制——企业体系不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经济环境变化所致。这些因素的变化绝非单纯的公共投资增加，刺激市场就能解决，而是一种“制度滞后”，需一场彻底的变革。因此，90年代以来，虽然各届政府相继采取了刺激景气的对策、措施，但由于对经济萧条预期及判断失误，这些政策措施仅仅使共有资本积累增长率不断提高，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而如此巨额的财政支出刺激景气回升的效果却大不如以往各个时期，财政乘数效应大打折扣，从而无法挽救日本经济持续下滑的态势。
二、萧条中期政府宏观经济对策失误
在二战后日本经济历次低迷期，出口都起到了带动需求的作用。但这次却一反常态，表现平平。受1992年末日元大幅升值的影响，1993年日本对外出口大幅度减少，1993-1995年纯出口贡献度下降至负值。其原因是：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急剧扩大，通过海外生产来满足海外不断增长的需求，由直接投资替代出口的结果。而消费低迷主要因泡沫景气崩溃导致的“逆资产效应”，使人们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放慢或下降所致。出口的下降及国内消费需求的低迷，直接阻碍着企业投资欲望，而银行的不良债权造成对企业的惜贷，因此，导致了企业设备投资陷入低谷的衰退局面。
从二战后日本治理经济衰退的经验来看，政府主要采取了凯恩斯的宏观管理政策，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然而，面对90年代以来持续的经济下滑，政府采取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但皆失灵，出现了宏观经济管理上的失策。
首先，从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看，以公共投资为主的政府投资的过度膨胀，形成了重复型建设、无效率的投资，不仅使政府债台高筑，而且也造成了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使政府陷入了进退为难的恶境。为了把日本经济从衰退中拉出来，在过去10年间，日本政府推出了数次经济刺激计划，共耗资近130万亿日元，主要用于效益不大的基础设施，可是它既未能增进投资，也未能增进消费[2]，而政府举债过度，公共支出膨胀过快，使未来财政风险高度集聚，公有资本积累增长率从1992年的14.5%上升至1993年的15.7%。尽管1994、1995年曾有下降，但1996年又再度升至9.9%，政府债务余额对GDP的比例由1993年的69%，在2000年底高达125%，相当于全年税收收入的5倍，而2001年OECD国家的政府债务余额对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例平均为68.3%，仅为日本的一半[1]。可见，日本政府负债率位居发达国家之首。问题是，如此巨额的财政投资并未缓解经济下滑趋势，财政乘数效应明显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巨额投资主要流向重复性公共建设投资上。如，日本濑户内海原来有一座跨海大桥，90年代后为了刺激景气，政府又投资建设了一座跨海大桥，而其利用率极低，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种资金流向上的错位，抑制了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其“挤出效应”明显。更加严重的是，随着政府举债负担日益加重，造成巨额财政赤字与扩张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日本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即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日本政府必须紧缩支出，增加税收，但是，日本经济同时又处于紧缩状态，这又要求日本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消费，而实行这种政策，必然导致财政赤字上升。
其次，从扩张性金融政策来看，政府不合时机的超低利率及零利率政策，不仅使央行的利率政策过早用尽，使市场失去了减息预期，而且其手段单一，无法灵活运用增发通货量的重要工具。当90年代初经济衰退时，日本银行采取了超低利率政策，使经济一度有了复苏迹象，但增长缺乏后力，于是1999年2月央行又直接实行了零利率政策。可在经济增长速度刚刚有所回升时，央行又于2000年8月宣布解除“零利率政策”，使日本经济恢复势头再度受挫。为了改变这一状态，央行于2001年头3个月又采取了进一步放松的利率政策，2月28日隔夜拆款利率由0.25%降到了0.15%。可见，日本银行不合时机地采取了超低利率政策，无法使利率充分发挥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虽然2001年3月央行又决定用扩大货币总量的办法给再度陷入紧缩的经济注入活力，但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央行所作的金融政策未能奏效。而且，这种“零利率政策”在短期内对经济有刺激作用，但是，短期政策却潜伏着导致将来新的泡沫经济的危险，不宜长期使用。
三、全面衰退期政府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失误
当日本经济陷入危机之后，虽然政府采取了各项紧急经济救济对策，但其政策缺乏连贯性、长远性和创新性，面对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日本政府不仅无力推出具体的景气复苏措施，而且也难以制定出新的国家经济整体发展计划及战略目标。
众所周知，作为经济发展后发国，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在充分享受着“后发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制定一系列赶超型发展战略大大缩短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尤其在二战后成功地实施发展重化工业的产业政策，通过对经济的间接调控，引导国家实现了赶超欧美的发展战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发达国家。然而，赶超型战略的终结，使日本经济迷失了发展方向，政府也无法确定新的发展计划。应该说，60年代的重化工业，80年代的机电产业曾是引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及持续发展的主导产业，而如今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高新技术领域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日本竞争不过美国（因为日本的基础技术开发能力以及产业创新能力不足，加上日本国内高成本结构）；在传统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竞争不过新兴工业和地区（劳动力廉价、国内市场潜在需求扩大）。可见，现在的日本产业结构处在“夹缝”之中，没有在某些领域处于绝对优势的产业。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营化与放宽管制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推进，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日本失去了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以往的优势，政府与企业护航舰团式的关系，使日本企业缺乏竞争力，造成低效率，无法推出新的产品，日本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中独占鳌头的局势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则是以信息产业为支柱的美国经济的重新崛起。在信息系统而言，美国主导世界，而日本却成了世界经济信息革命的战败者。尤其是在发展新兴产业时，日本传统的规制极大地限制了企业民营化步伐，无力大力引进外国资本，激活日本市场。
为了从赶超型向创新型时代的过渡，争取在世界科学技术上占据领先地位，1999年小渊首相提出以情报化、高龄化、环保保全三个领域为中心，为了创建产业而大胆推进技术革新，打破内阁省厅界线，实现官产等联合的“千年工程”设想，以此推进以科技创新为中心产业革命的具体计划。然而，小渊首相突然病逝，森喜郎至小泉政府的频繁更替，无法使政府的新的产业革命计划顺利实施，而以“改革优先”还是“景气优先”的纷争，又使政府长远经济发展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面对缺乏魄力和无能的政府，日本国民强烈地盼望着出现具有创新意识的新的政府，因此，当惯于标新立异而著称的政坛上的“怪人”小泉上台时，日本国民寄予满怀期望。然而，小泉上台之后为了讨好既得利益阶层，无法推行原来的政治、经济改革计划，原先的承诺无法兑现，从而使日本国民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仍然找不到今后的出路。显然，尽管日本政府也已经认识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性，但在近期内又无法推出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及产业发展方向，难以制定21世纪信息产业中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计划。
可以说，赶超型战略的终结使日本经济走到世界经济前列，政府已不再有“前车之辙”，也无法预知今后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而习惯于依赖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而发展的民间企业，缺乏自律增长能力，当离开了政府的扶持时，无法靠市场竞争这一“看不见的手”来确定新的产业技术，培育和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因此，在经济增长初期和市场尚不健全阶段，通过制定产业发展目标，引导有限的资源发展主导产业，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日本政府，随着赶超型时代的过去，其缺陷日益突出，阻碍日本经济尽快摆脱萧条，重新跨入新的增长期，而90年代自民党首次下台以来，日本政府可谓“十年换十一个首相”的混乱局面也说明了日本政府正面临着苦无良策的窘境。
四、对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几点启示
毫无疑问，日本政府在治理经济萧条中所犯的失策，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推行市场经济运行中如何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仍然需要政府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准确预测和判断，而政府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和调控须按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为准则，应在国际经济大环境为其背景，采取适合本国经济长远发展为目标的经济战略及对策，才能避免失策。
第二，政府在宏观经济内外均衡中支出调整政策的实施应以灵活多样，相互协调为原则，不能一味地追求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尤其当经济扩张时，应及时缩减公共投资等财政支出，降低财政风险。而财政投资更多地应指向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中，由此真正带来刺激民间投资和国内消费需求，而且，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工具要多样化，并谨慎行事，不能过早用尽，不宜采取零利率政策，从而使政府宏观支出政策作用失灵，避免相互间的矛盾，应实现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稳定性金融政策的协调发展。
第三，产业发展的目标、产业结构的调整及技术创新均由市场来调节，而政府应及时预测和创造相应的环境和条件。政府护航舰团式的扶持，尽管能在市场经济不完善，企业支配资源能力有限时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但迟早会导致企业对政府的强烈的依赖性，无法在激烈竞争的世界经济大潮中发展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第四，“后发优势”并非“永久优势”，如果利用不当将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而不断进行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才是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始终保持强大优势的根本保障。20世纪80-90年代日美经济实力的大逆转再一次证明了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美国发展模式更富有生命力，而“后发优势”和“赶超型战略”只是暂时优势，发展中国家在享受技术、产品、制度等“后发优势”时，不能单纯地模仿，应适时地调整产业发展目标，开辟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道路。
［收稿日期］2003-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