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上海市论文,少数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5)05～0081～06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和信息化加速，大量少数民族走出偏僻山村，来到城市，务工、经商，形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军，且呈持续快速增加之势。截至2013年9月30日，上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6.57万人，比2009年底增加了7.09万人，①年均增长17.72％。来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仅在数量上呈快速增长之势，其居住时间渐长，倾向于长期定居，且有举家迁移倾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适应和社会融合上面临着城乡流动和跨民族交往的双重挑战与考验，对上海的城市管理和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关注和准确掌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基本生存状况，充分了解这一群体的居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努力解决其居住问题，对做好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和构建新形势下民族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情况 (一)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长迅速，民族成分俱全。近年来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增长迅速，2000年“五普”时为4.39万人，2005年1％抽样调查时已发展到8.16万人，至2009年底增至19.48万人。2013年9月，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6.57万人。同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上海市流动人口总数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1.1％提高到2013年底的2.76％，并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已超过户籍少数民族人口数。数据显示，在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来自全国各地的55个少数民族俱全。其中，人数在2万人以上的有五个民族：土家族(16.67％)、苗族(13.76％)、回族(12.98％)、朝鲜族(7.96％)和壮族(7.59％)，合计达15.66万人，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总数的58.95％。人口数在2万人以下5000人以上的民族有满、彝、侗、蒙古、布依、哈尼、维吾尔、瑶和白等九个民族。其他民族人口都在5000人以下，有的民族仅有几个人。
(二)来源地分布广泛且相对集中。资料显示，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自全国各地，遍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来源地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贵州、云南、湖南、广西和吉林，所占比例分别为21.35％、12.01％、8.52％、7.32％、6.02％，人数均超过了15000人(见表1)。 二、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时间分析 国内诸多学者对进城农民工的“定居/留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而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定居性问题鲜有研究。李若建根据人口普查资料的指标体系及其居住时间长短，将流动人口的居住性分为三个层次：高度居住性、高度流动性和过渡性。高度居住性指人口普查时在同一地区居住五年(含五年)以上；高度流动性指人口普查时在同一地区居住不满两年；过渡性指人口普查时在同一地区居住了两年到四年。②本文采用李若建的这一界定，将来上海市居住不满两年的群体界定为高度流动性，两年到四年的界定为过渡性群体，四年到五年及五年以上的界定为高度居住性群体。以此作为划分标准，研究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定居性问题(表2)。
(一)居住时间分布。数据显示，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高度流动性和较高的居住性并存，总体而言，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性更高，定居性较弱。在上海居住不满两年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总体的65.26％，属于高度流动性群体。而处于另一端具有高度定居性的群体只有10.47％，可见来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定居性较弱，只占总体的十分之一。居住时间在两年到四年间的过渡性群体只占24.27％。 (二)年龄与居住时间。从年龄结构看，来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绝大多数为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以每5岁为年龄组来统计，各年龄组人数占总人数比重最高的三个年龄组分别是：25～29岁(20.55％)、20～24岁(17.58％)、30～34岁(16.51％)。0～14岁少儿人口的比重为7.52％，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2.39％。总的来说，来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较年轻。从定居性来看，高度居住性群体的峰值年龄在30～34岁，所占比例为26.44％；其次为25～29岁年龄组，占20.21％；再次为35～39岁年龄组，占16.45％。高度流动性群体和过渡性群体的峰值年龄都在25～29岁。这表明，25～29岁的青年群体受职业变动等原因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同时也说明，他们正从流动性向定居性转变，这一群体，即将成为未来少数民族人口定居上海的主力。25～39岁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定居性最强，年轻人口的流动性更强，这也符合目前中国人口迁移的基本规律。 (三)性别与居住时间。从性别结构来看，2013年来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男性有13.89万人，女性为12.67万人，人口性别比为109.66。如果以性别为变量与来沪居住时间做交叉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高度流动性群体中，男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数量上多于女性，但是在过渡性和高度定居性群体中，女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比例高于男性。女性更有可能通过婚姻等社会原因长期留沪定居，其定居倾向性要高于男性，这也符合世界移民史的基本发展趋势。
(四)受教育程度与定居性。教育水平的高低是一个重要的人口属性。从教育程度来看，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55.19％接受过初中教育，15.10％接受过高中教育(含中专、技校)，大专及以上受教育者比例较高，达到15.49％(含3.23％的研究生学历)，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为13.76％。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上海市户籍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21.89％，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为20.95％，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为36.51％，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为13.56％。可见，虽然来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趋势，但是相对于上海市户籍人口，文化水平仍然较低。少数民族来沪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居住时间呈线性增长关系。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少数民族来沪流动人口在上海的定居性较低，大专、本科、研究生的定居性较高，呈直线上升之势。其中，文化程度为研究生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定居性最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化和社会融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人口城市化与教育密切相关，随着教育程度从初中、高中逐渐上升到大专，选择留在上海发展的比例逐渐升高，其在上海的生存能力和定居实力也在增强。 (五)民族分布与居住时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区别于其他流动人口的独特属性就是其民族成分。在众多来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不同民族的流动人口在地区分布和居住时间上是否有区别?就居住时间而言，从表3看，虽然土家族、苗族、回族在数量上占据前三位，但是就居住性而言，满族、朝鲜族和蒙古族的流动人口的高度居住性显著高于其他少数民族，位居前三位。在过渡性方面，朝鲜族、回族、蒙古族的流动人口在上海居住两年到四年比例高于其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来沪人数最多的土家、苗、回、朝鲜、壮等五大少数民族，土家族、苗族和壮族在高度流动性、过渡性和高度居住性上几乎保持一致，都呈现出高流动性、中过渡性、低居住性的特点。为什么来沪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定居性较低，人数相对较少的民族定居性较高，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六)空间分布与居住时间。高向东等采取行政区划法将上海市划分为中心城核心区、中心城边缘区、近郊区和远郊区。③由于近年来上海市行政区划的调整，本文的核心城区包括黄浦、静安和虹口等3个区，中心边缘城区包括徐汇、长宁、普陀、闸北和杨浦等5个区，近郊区包括浦东新区、闵行、宝山和嘉定4个区，远郊区包括松江、金山、青浦、奉贤4个区和崇明县共5个行政区划单位。从空间分布上看，上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最多的五个区分别为：浦东新区(23.79％)、松江区(12.93％)、闵行区(12.43％)、嘉定区(10.0％)、青浦区(8.06％)。所占比重最小的依次为静安区0.63％；虹口区1.39％；闸北区1.43％；崇明县1.48％；黄浦区1.86％。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中心城区分布的较少，主要聚居于近郊区和远郊区，呈现出“内少外多”、“郊区包围城市”状态。以街镇为单位来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松江的九亭镇和车墩镇，浦东新区的祝桥镇、康桥镇，嘉定的外冈镇、安亭镇等远离中心城区的街镇。而上海市户籍少数民族人数排名前十街镇的统计显示，杨浦区有2个，浦东新区2个，长宁区、松江区、虹口区和徐汇区各1个。在这6个区中，中心核心区2个、中心城边缘区2个、近郊区和远郊区各1个。可见，上海市户籍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则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郊区化、边缘化的趋势。在居住时间上，远郊区的来沪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性最强，其次为中心城边缘区，近郊区的流动性也比较大。中心城核心区的来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性最强，其次为近郊区，远郊区的定居性最弱。值得注意的是近郊区和远郊区的少数民族来沪定居的过渡性最强，这部分人口很可能会转化成高度居住性人口。长期来看，来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近郊区和远郊区的定居性会增强。 三、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性影响因素分析 (一)居住类型与定居性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大城市后，其安身立命的第一需要就是住房。这里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住房状况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沪的定居性有直接影响，住在单位宿舍和工棚的流动性最强，已经购买了住房的定居性最强，租房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定居性介于二者之间。学术界通常将流动人口的居住类型分为两类，即工棚宿舍型和社区租赁型。由于在本次调查中发现有一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在城市购买了房屋。因此，我们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住类型分为三类：工棚宿舍型、社区租赁型和自购房型。统计结果显示，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住类型主要是社区租赁型，占总人数的72.7％，包括租赁公房10.8％，租赁私房55.6％，集中居住小区6.3％；属于宿舍工棚型的占12.4％，属于自购房型的占11.2％。就定居性而言，拥有自购房的来沪少数民族流动的定居性最强，宿舍和工棚型的流动性最强，租房的定居性位于二者中间，过渡性较强。可见，统计结果充分印证了我们的研究假设。能在上海拥有自购房，表明这11.2％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济收入较高，已经从流动转向稳定。但从总体上看，除自购房较为永久外，其他均是临时性住所，居住状况并不稳定。说明来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仍然保持着较强的流动性，他们的居住条件也相对较差(表4)。
(二)来沪原因与居住类型分析。学术界将人们迁移流动的原因归为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两类。在对农民工的研究中，认为经济原因是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务工经商的最主要原因。同样，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原因也是来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省迁移的主要动因，占迁移总量的74.65％，相当于社会原因迁移量的3倍。在经济原因的来沪迁移中，务工占了大多数(占迁移总量的38.79％)，而人才引进所占比例很小，说明来沪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文化程度不高、专业技能较低。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沪的社会原因中，除其他选项外，没有绝对的优势因子，投靠亲友所占比重较大(占总迁移量的5.4％)，其次为借读培训，占总迁移量的3.9％。另外还有0.93％的少数民族来沪的目的是探亲访友(表5)。
从性别角度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来沪事由可以看出，以经济原因来沪的男性人数显著多于女性，高出6.38个百分点；而以社会原因来沪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女性数量高出男性1.7个百分点。可以说，男性少数民族流动主要以务工经商等经济原因来沪，而女性虽然来沪的主要目的也是经济动因，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投靠亲友、借读培训等社会原因来沪的，这部分群体占女性总人数的28.36％。在以经济原因来沪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男性在务工和经商这两个维度上的人数明显多于女性，但女性在服务和保姆等服务业和家政类就业的人数明显高于男性。在以社会原因来沪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男性没有显著高于女性的维度，但是女性在投靠亲友、探亲访友等两个维度上显著高于男性，致使在整个社会原因来沪的少数民族人口中，女性人数显著高于男性。据此，我们认为，男性更倾向于以务工经商等经济途径来沪，女性更倾向于通过投靠亲友等社会原因来沪。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沪的居住时间来看，无论是以经济原因还是以社会原因来沪，随着居住的时间越长，定居比例逐渐降低，一年以内的来沪人数最多，以经济原因来沪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大大超过社会原因，前者是后者将近三倍。在来沪居住时间为一到两年这一区间内，虽然经济原因仍是社会原因的近三倍，但是二者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来沪居住四五年后，以社会原因来沪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所占的比例和以经济原因来沪的相比，差距还在逐渐缩小，二者非常接近。
进一步调查来沪原因与居住类型的情况后，对以经济原因来沪的务工、经商、务农、服务和人才引进等五类人群进行分析，务工人群主要的住房类型是租房居住，租房的占81.8％；经商人群虽也以租房居住为主，但自购房比例达到了28.6％；人才引进类人群的住房条件最好，以自购房为主，自购房的比例达到51.5％。务农人口居住条件总体最差，住在宿舍、工棚的比例达到33.6％(表6)。从住房类型来看，居住在社区租赁型和工棚宿舍型的住房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时间越长，人数越少，说明来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状况不稳定，流动性大。而属于自购房类型的比例却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而增长，是否有能力在上海购房成为定居的重要条件。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定居性的角度，利用2013年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据，分析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上海的定居性问题，得出以下结论：1.近年来，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而能在上海居住四年到五年及以上的比例很少，仅占10％左右。来沪少数民族人口仍处于高度流动状态，定居性较弱。2.从民族分布来看，土家族、苗族和回族来沪人数最多，但流动性较大；定居性最强的三个少数民族分别是满族、朝鲜族和蒙古族。3.与户籍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虹口、杨浦等中心城区不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居住在浦东新区、松江和嘉定等近郊区和远郊区。少数民族的定居性也随着中心城区向远郊区的扩散不断减弱，流动性则不断增强。4.相比以婚姻等社会原因，以务工经商等经济原因来沪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虽然人数更多，但定居性较弱，流动性更强。女性的定居性高于男性，在高度定居性的群体中，女性以社会原因来沪的比男性多。5.从住房类型的角度看，拥有自购房群体，其定居性最高，居住在工棚宿舍中的流动性最强，居住在出租房的定居性居二者之间。 注释： ①汪志、高向东、黄丽鹏：《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态探析》，《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②李若建：《广东省外来人口的定居性与流动性初步分析》，《人口研究》2007年第6期。 ③高向东、吴文钰：《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人口分布变动及模拟》，《地理学报》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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