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指责——以《独立评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为例论文,批评论文,独立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5-0068-09
在提到现代史上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倾向时（注：关于现代自由主义的研究，参见胡伟希等著《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彭明、程
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第九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吴雁南等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四卷第十五编第二章，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陈哲夫等编《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下卷第十七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及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趋向》，《史林》1998年第1期；雷池月：《自由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东方文化》1999年第3期；雷颐：《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30年代民主与专制论战透视》，《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杨国荣：《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走向容忍：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胡适》，《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等论文。），一般人常常说他们既不满于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然而，对于不满和反对的内容，以往的研究似乎并不怎么深入。本文拟以自由主义者所办的《独立评论》中的文章为主，来探讨一下30年代自由主义者是怎样批评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从而有助于认识自由知识分子在现代历史上的政治特征。
一
台湾学者陈仪深说：“吾人从《独立评论》中可以发现许多谴责国民政府、谴责地方势力的文章，却很难得找到一篇谴责中共的文章”。[1](p45)事实并不尽然，《独立评论》上专门批评中共的文章确实很少，但是找出“几篇”似乎也不怎么困难。周炳林的《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即是专门从学理上批评中共的文章；古舞的《救救四川！》、鲁学瀛的《四川危机了！》和贾问律的《绥宣失陷及其收复》等，则是从看到的“事实”上谴责中共的文章。其实，《独立评论》中批评和指责中共的地方也是不少的。
30年代，在国内政争之外，又多了日本侵略这样一个严重外患的环境。《独立评论》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产物”[2](p135)，其政论文章一个鲜明的共同倾向，是把“国家的生存”放在第一位。“中国现当一严重之关头，御侮为第一大事，统一的政府团结的人心为最急需。无论任何主义均当先有其立足之地，方可实现其计划，民族主义实为世界主义之先驱。”[3](p19)基于对国家生存地位的担心，这些自由知识分子急切地希望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暂停内争，集中力量，一致对外。陶希圣说：“大家应当对各党各派，劝告他们舍弃成见，在救国的一点上开诚合作。”[4](p49)天津《益世报》上有文章指出，“对外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存竞争；对内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主义竞争”，“民族生存竞争上，不能谈妥协，同族的主义竞争上，尽可谈妥协”。因此，主张国民党“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产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5]。
这些作政论的知识分子，更是经常以民族危亡来“提醒”共产党。胡适指出，“在中国的现状之下，国家生存的问题没有办法之前”，土地、生产分配等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革命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但是，“国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外患侵入之后，一切社会革命的试验也只能和现存的一切政制同受敌人铁蹄的蹂躏，决不会有中国亡了或残破了，而某地的赤色革命区域可以幸免的”[6](p6-7)。陶希圣劝告社会主义者，“在侵略急迫的时候，还应当为了民族运动停止社会运动的阶级分裂趋势。我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了解民族主义的现实意义”[4](p49)。
丁文江认为，如果共产党继续进行武力革命，“无论革命的目的和成绩如何纯洁——不但日本进一步的侵略，无法抵抗，而且国际上一定要发生不利的变化”[7](p2-4)。他若有其事地说：“我敢预言，共产党如果到了南京，日本兵一定要到上海。那时候至少英国要赞成他，也许加入干涉……是否值得为不可捉摸的世界革命，把中华民国送到帝国主义的日本手里！”[7](p2-4)当时，这种以民族危机要求共产党暂停武力革命的呼声相当普遍，《大公报》上也有文章说：“今日共产党人如欲于日祸滔天之会，加紧赤化，是速中国之亡也！待国亡之后，从而实现理想，是又操术之奇忍奇险，万万不可信赖者也……共产党亦要国家，需舞台，此时自应停止破坏工作，一致对日！”[8]
然而，当国共两党都无休战的愿望，而外患又日益急迫时，作为主张“有政府”的自由知识分子（注：罗隆基曾说，“有政府总比无政府了胜一着”，见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3卷10期（1930年12月），第1－18页；傅斯年曾说，“中国现在要有政府”，见傅斯年：《中国现在要有政府》，《独立评论》5号（1932年6月19日），第7页。），往往把本来“不偏不倚”的态度，转而向国民党倾斜。因为在他们看来，尽管国民党政府不尽人意，但是作为国际上承认的政府，作为国内最有势力的政治力量，所以最有可能形成一个“稳定的重心”。傅斯年说，“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9](p7)；任鸿隽对此表示认同说，“现在的国中，没有第二个组织可以代替国民党来组织政府”[10](p3)。这大概是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共识。《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也认为，“我们国家在政治上只有国民党是一个中心势力”，因此，抗日和建国的“领导权，无疑的，现已落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手上”，那么，“在统一的组织之下，是不容许有一个以上的政府一种以上的军队的”[11](p3-8)。这样，他们就常常带着一种“统一”和“破坏统一”的眼光，去审察国内的政争，并且很容易把内战的责任，推向国民党以外的政治势力。
蒋廷黻指出：“统一的势力是我们国体的生长力，我们应该培养；破坏统一的势力是我们国体的病菌，我们应该剪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哪种国家的问题。”[12](p5)胡适明确地表示反对一切内战：“近几年来，大家滥用名词；明明是内战，偏叫做护什么的革命，或叫做倒什么的革命……凡用武力来伸张私人或党派的意见，凡用武力来谋政治纠纷的解决，凡用武力来压迫清除政治上的异己者，都是内战，都是应该废止。”[13](p3)
在“福建事变”发生以后，胡适深感痛心地说：“在这个时候，无论打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危害国家是不会得着大多数人的同情的……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人权’固然应该保障，但不可抗着‘人权’的招牌来作危害国家的行动。‘取消党治’固然好听，但不可在这个危急的时期借这种口号来发动内战。今日最足以妨害国家的生存的，莫过于内战；最足以完全毁坏国家在世界上残留的一点点地位的，莫过于内战。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解除内战的大罪恶！”[14](p4)
这样一种看问题的方法自然也适用于对待共产党，作为致力于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共产党，自然也被看做“妨害国家生存”、“破坏统一的势力”。一位颇带情绪的作者说：“共党，虽然可以看作社会腐败的一种反响，但是他们摧残国家元气的罪恶是无可宽恕的。”[15](p3)《申报月刊》上也有文章认为，共产党的“存在和延续，是现行政系统下一个矛盾的对垒形态，亦为中国特有象征，不多见于世界其他各国。在整个国家机体运用效能上，此种特象是一种破坏统一，滞塞效率，矛盾冲突的有力桎梏”[16](p85)。
即使把共产党看做国民党“政敌”的丁文江，在考虑抵御外患时，态度也明显地不能一视同仁，“‘国未有心腹之患未除而能抵御外侮者’这当然是常识，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他明确表示，共产党若无休战的可能，“仍然要贯彻武力革命，趁外患危急的时候，扩张他的地盘，我们应该赞助政府以全力扑灭他，因为要不然国家必不能抵抗外侮。等到中国亡了，中国的共产党又岂能单独生存？”[17](p2-4)
有人则更直接地支持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认为“清共剿匪以防后顾之忧，在国防上着想，固是必须做的事”[18](p6)。蒋廷黻说：“‘先剿匪，后抗日’：这是当然的步骤……我们惟一的出路在于未失的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产党的肃清。”[19](p5-6)他极力维护国民党中央的“权威”，“共党如组织政府，或以武力反抗中央，中央势必以武力消灭之。中央若成中央的话，凡以武力反抗者，中央必以武力对付。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拥护中央”[20](p18)。
事实上，在国民党之外的舆论界，虽然大都从政治上着眼支持“攘外必先安内”，所谓“武力抗日，政治清共”[5]。但是，相当一部分舆论对国民党军事上的“攘外必先安内”，也表示理解和支持：“夫以中国国难之深，救亡之亟，不幸共祸严重，危及民族根本，三年以来，政府倾全国之兵力财力，从事剿匪，揆之攘外必先安内之旨，诚有其不得已之苦衷。”[21]“国家欲御外侮，首需肃清匪祸，修养国力，是则安内即以攘外，事实所在，不容否认，故吾人尤望湘粤健儿奋勇勿懈也。”[22]甚至有人希望国民党尽快完成“安内”，以便对付日益严重的外侮：“吾人希望政府鉴于对外情势之严重，结集国力之急需，务尽最短时期，将西北匪祸，彻底解决”。[23]这种舆论环境自然也影响到《独立评论》的作者对国共政争的态度。
二
可以看出，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在外患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逐渐认同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并且支持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然而，即使没有日本的入侵，他们也并一定就认同共产党，因为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某些方面本来就是与中共“根本不相容”（注：胡适在1930年时指出，“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他认为这两种方法是“根本不相容”的。（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08页。）的。
曾说“共产主义是真理”的黄平凡，实际上认为这一“真理”并不适用于中国：“一，中国现以农村经济为主，仍处封建经济与前期资本主义之过渡阶级中……其生产之形式为原始的；其剥削之方式为封建的。故不若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式之单纯的为地主租税所剥削。——并无壁垒森严之阶级对立。二，中国工业异常幼稚，手工业苟延残喘；轻工业则受制于条约苦不能发展；重工业则绝无，因是大异于欧美之状况。——同样无阶级之显著的分野。三，马克思之阶级斗争仅适于阶级已成立，渐相矛盾，相冲突，底于不可调和之时。中国无阶级之对立，更谈不到阶级意识——距‘革命机会成熟’尚远。故中国不需阶级斗争之说。”[3]
黄平凡的逻辑是，中国没有阶级分野，没有阶级对立，没有阶级意识，所以不需要阶级斗争。这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反对共产党的，在当时大有人在。与黄平凡不同的是，王造时认为，中国并不是没有阶级，“不过所谓阶级不是劳资的对峙，乃是另外一个说法。我们观察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可分为三大阶级。上面是官僚，军阀，土豪，劣绅所形成的支配阶级。中间是农，工，商所形成的生产阶级，下面是兵士，土匪，流氓，乞丐等所形成的游民阶级。中国社会的一治一乱，便要看这三个阶级移动的相互关系”。当支配阶级腐败时，生产阶级便会破产，游民阶级则会膨胀，“向支配阶级挑战，希望取而代之”[24](p25-30)。那么，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没有跳出这一模式，只不过是处于“乱世”。
有意思的是，张东荪对中国社会的分析，竟与王造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说：“中国的社会不是没有阶级；中国社会的阶级都具有些东方色彩……种田的是农人，做各种工艺的是工人，业贸易的是商。这是三大类，每类中当然还可以细分……各种阶级以外却有一个特别的东西。这个不是别的，就是各阶级中所余剩下来的。”他们可以叫做“余剩阶级”、“游离分子”或“流氓”阶级。“这种余剩的人们的出路在历史上只有两种：一个是政界，即入政界去作官作吏；一个是匪界，即作强盗。换言之，即只有政治与盗匪是他们的尾闾。于是使我们知道历来的中国政治所以成为一治一乱之局其故安在。老实说，治是由于这些余剩者大部分有了出路；乱即是由于制造这一类余剩者而使之加多。余剩者愈加多遂愈乱得厉害。可见中国的政治始终建立于这个余剩阶级之上……中国各朝的帝王不是由权臣而变成，即是由土匪而成功………人政界与做强盗是一件事。”他的结论是，“中国情形与外国不同。旧日历史上的余残形势依然残留着。始终是分两种人：一种人是有业而固定的；一种人是无业而流动的”[25](p1-19)。
王造时和张东荪的意思都是说，中国的问题不是有产无产的问题，而是有业无业的问题。因此，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不适用。同时他们似乎都有意把共产党的革命，比作“游民阶级”或“余剩阶级”的叛乱。
与他们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社会的阶级不同，吴景超则从对未来的预测，来说明共产主义并不能使阶级消灭。在他看来，首先共产主义能否实现就是个问题，“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所标榜的理想社会，只有实现的可能，而无实现的必然……我们如细察人类无穷的欲望，同时在顾到地球上有限的物质，就知道‘各取所需’真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无论如何是达不到的”。即使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实现了，阶级现象也不会消灭，“社会上有组织的生活，以及人类在生物方面的不平等，乃是阶级社会的最后堡垒，就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大炮，也是毁灭不了的”。[26](p221-229)
有意思的是，这些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所用的话语如土豪、劣绅、阶级等大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其所采用的批评方法，如分析社会中的阶级差别，也与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有很大的相同。张东荪曾经说，即使反对马克思的人，却也“落在马克思的窠臼中”[25](p1-19)，从这里看，他自己也不例外。这种情况很值得寻味。
《独立评论》的作者们，更多的还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胡适在1928-1929年与国民党交恶时曾说：“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27](p1-2)。胡适正是以这样的立场来审视国内政争的。在他看来，无论是国民党所谓的“匪”，还是共产党所谓的“阶级敌人”，都是中国人，所以他都同样地对这种“杀中国人”的行为不表同情。
曾说唯物史观包含大部分真理的丁文江明确表示：“我对于共产主义表相当的同情，但是对他们的手段绝对的反对……我们是否应该根据这种预言和辩证论所产生的历史逻辑来牺牲数十万百万人的性命。实行共产主义——求经济平等——是否还有别的途径，至少是否要等别的途径都走不通再从事于暴动。”[28](p10-11)他不相信革命的“至高无上”，认为只有和平的长期努力，才能使人类进步，“我何以不是共产党员？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惟一的途径——尤其不相信有什么‘历史的理论’能保管使革命会得成功，或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样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所以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一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29](p11-12)。
毛子水说，“就令共产主义是中国现在的出路，现在中国所谓共产主义的行动，我亦不敢赞成。”“民国二十年来的内乱不已，至于民不聊生，一部分亦是因为当时主张革命的人要假手军队以求速效的缘故”[30](p17-18)。毛子水的意思是武力革命不但难以成功，而且其革命的结果可能并不理想，甚至事与愿违。
蒋廷黻基本上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不起革命，“假如我们说，我们有个真实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求富强的革命党，他能济事么？在现今割据的环境之下，他能以全盘精力来改造社会么？他断然也是不能的……我们中国近二十年为革命而牺牲的生命财产，人民为革命所受的痛苦，谁能统计呢？……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引用西方的格言说，“更好的往往是好的敌人。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12](p2-5)。
《独立评论》的社员翁文灏，同样反对一切武力斗争，并且在这一点上明确地表示站在国民党一边。他说：“我们必须严厉禁止武力扰乱。只要不作武力扰乱，无论何种意见皆可自由发表，一用武力扰乱，无论何项人物皆应明正典刑。”不过，他也认为，“政府机关必须有一个固定而不需用武力扰乱的方法，可以使当局者及时引退或应时上台”[31](p3)。
反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几乎是所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主张。之所以如此，除自由主义的立场及前面说的原因外，似乎还有一个对个人安危的担心。据斯特朗回忆，1927年，当胡适在回国的船上谈起国内政局时，“他对中国工农群众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要求感到担忧。他相信湖南农民正在‘杀戮每一个有大学学位的人’的谣言”[32](p9)。他对“谣言”的相信，表明他担忧的其中之一就是革命成功后的个人安危。
傅斯年对这一点说得最形象，“共产党是出路吗？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原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环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明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含官污吏还死得快些一样子。一从大处设想，则知如此运命真正天公地道，毫无可惜之处。所以我们是不应以个人之前提论这事的。”[33](p2-3)虽然傅斯年这样声明如果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自己甘愿“丧其性命”，并说“毫无可惜”，但是这恰恰表明“士人”潜意识里，对革命可能危及个人生死的担心。
即使不担心个人的生死，他们也感到，在共产党所要建立的“阶级专政”社会里，找不到像他们这样主张“自由”的人的位置。早在1926年，胡适就曾说，“我是不信‘狄克推多’制的……这种制度之下没有我们独立思想的人的生活余地”[34](p49)。民主政治是多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而在他们看来，共产党则是反民主政治的，“共产党以‘社会革命’为目标……社会革命阶级革命也，故主张阶级斗争与阶级独裁，而反对普通民主政治”[35](p12)。他们“认定国家乃为全体国民而存在，国家主权应属于全体国民，不应为一个人，一党派，或一阶级所垄断”，因此，他们“反对共产党的阶级专政”[36]。
他们认为，“共产党一旦得势，政治上‘党治’的方式，自然是一丘之貉。在我们爱护自由，崇敬平等，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对国共两党的党治，最少是一视同仁”[37](p18)。有人甚至说，“一党专政，已经把国民党的政治生命切断了。阶级专政，我认为同样地要把共产党的政治生命断送”[38](p2-3)。
在傅斯年看来，即使共产党能够取得“专政”，也无“建国”的能力，“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而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还是洋八股……共产党之一朝攫得政权虽可能，而共产党之建国是办不到的。”[33](p2-3)这里提示了近代社会存在的一种较少注意的现象，即精英知识分子和革命家相互看不起，精英知识分子看不起革命家的“缺知识少训练”，革命家看不起精英知识分子的书呆子气（注：1945年，傅斯年在延安与毛泽东会谈时，曾自比陈胜、吴广，而把毛泽东、蒋介石比作刘邦、项羽。临别时，毛泽东录用唐人的诗赠一条幅，其中有：“刘项原来不读书”（参见李泉：《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这当然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自谦”，但这句诗所蕴含的另一面是：读书有什么用？）。由此，形成了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的分离。这种分离很容易导致精英知识分子远离革命，而革命家在取得成功后，则不用精英知识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20年代，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反对中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亲苏”、“俄化”和“赤化”（注：1925年，北方自由知识分子在《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上，进行了一场针对“苏俄”的“反赤化”大辩论，当时所谓的“赤化”就是“俄化”，见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上），北新书局1927年版。）。而到30年代，几乎没有人再批评中共对苏联的仿效，反而批评中共与苏联的“不同”。徐旭生说，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将生产的组织集中起来。专从农业来讲，想巨量的生产，以增加农民的福利，必须使农业工业化……中国的共产党，为争夺民众起见，暂时行了分产的办法。现时出无限的代价，费巨大的牺牲，由不平均产，达到了分产。将来由分产想要走到集产，恐怕还需要再出无限的代价，费巨大的牺牲”[39](p10)。在徐旭生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与苏俄的“集产”并不相同，因而不利于“农业工业化”。
对此蒋廷黻说得更明白：“无论如何，赤区的经济制度与俄国的经济制度不同。在赤区内，土地革命的结果产生了无数的小地主，实行了耕者有其地。俄国所行的是集耕制度，不是分耕制度。……共产党在江西不但没有实行集耕，并且把所有提倡集耕者看作过激分子，捣乱分子，反革命。……关于商业，苏联绝对实行国营；赤区则维持贸易自由。我在莫斯科仔细把中国各赤区的情形研究一下，觉得中国共产革命，除标语及党的组织外，象俄国革命的很少。”[20](p17-18)由反“俄化”到责备共产党并没有实行“俄国所行”的制度，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很值得研究。
《独立评论》周围的一班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评大都着眼于学理的层面；而在反对中共的实际措施上，尽管在外患严重的情况下，可能有时对国民党的“剿共”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但是他们在根本上却不赞成使用武力，而主要强调“釜底抽薪”的方法。早在1927年，胡适在一次演讲中就提出，解决中国赤化问题的惟一方法，就是赶快促进物质进步[40]。《独立评论》中的一篇文章指出，“唯一的抵制革命的有效办法，不是压迫，不是查禁，而是消灭革命发展的条件”[41](p12)。
对于这一点蒋廷黻鼓吹最力，他说：“唯一防止共产革命的方法就是建设一个比共产主义还好的社会。”[42](p8)现在防共，“唯一的方法在于自己社会经济的健全化”。在他看来，“解决农民问题，实行耕者有其地，那就等于打预防针。预防针打好了，共产主义的病菌就不能入了。农民所要的是土地，不是共产主义。农民得了土地以后会变为防共的冲锋队”。他感慨地说：“中国的共产军，站了少数的偏僻县，外无军器的接济，内无工业和其他特殊富源，竟能与中央军抵抗这多年。这不是值得我们研究吗？红军战斗力的发动机究竟在哪里呢？”他研究的结论是共产党能够解决土地问题，“红军作战的能力来自‘农民乐为所用’”[43](p4-5)。对此胡适也是表认同的，并希望国民党能够采取同样的措施，他在该文的《编辑后记》中说：“六中全会快开了，我们希望衮衮诸公，对于打预防针这个问题，不要轻轻放过。”[44](p19)可以看出，胡适等人对共产革命所持的，是一种防范于未然而避免其发生的态度。
三
大致说来，《独立评论》中对于中共的批评与指责，多数都是基于备感严重的民族危机或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立场。然而，其中也并非没有偏见。周炳琳的《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一文，就明显地有失公允。他说：“民国十四年孙中山逝世后，共产党人大发展其利用国民党操纵国民党以握得革命实权之野心，国民党人中无复能镇摄之者，遂稍稍存畏惧心。共产党人乘虚抵隙，频收分化国民党内部之效……在国民党固似非忍不可，但共产党人则从此张皇，准备先发难矣。先以重苦人民为口实反对北伐。无效，则分遣党徒随军出发以求夺取民众，至欲威胁主帅以遂其劫持之野心。不成，则另组政府，劫党以制军。仍不成，则公开叛乱……自取暴动政策，采流寇行为以来，人民厌恶之心与日俱增。故此视听上之收获亦归乌有。既失凭借，复不能得人心，对抗局中有制胜之望否？恐无人敢作肯定回答……若夫不能攫夺政权到手则为流寇为匪，以扰乱秩序为能事，违反大多数人求安定之心理，则更属下乘矣。今日之中国，共产党惟恐天下不乱，国民党则以‘攘外必先安内’相号召，一逆人心，一顺人心，胜负之数似可逆睹。”[35](p12)
这种批评也许与周炳琳的双重身份有关：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国民党员。此前，王造时也曾有过类似的对中共的批评，“民国十二年国民党在广州改组的时候，正式允许了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在国民党里面，利用一班青年幼稚的心理，逐渐吸入本党。其不能吸收者，则利用甲派倒乙派，利用丙派到甲派，把国民党倒来倒去，倒得乱七八糟。国民党的组织，由上看来，在没有分家以前，完全操在共产党手里；共产党一经退出，国民党自然感觉空虚……共产党自与国民党分家之后，失却活动的凭借，于是铤而走险，而与土匪结合，采行张献忠李自成的杀人放火的流寇政策。土匪本来的目的，是在掠夺财产；原来的手段，是打家劫舍，今有共产主义的名义，可以利用，自是相得益彰。”[45](p18-26)
然而，就是这样批评中共的两个人，后来都与中共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合作，并在1949年选择留在了大陆，表明30年代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取向，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而政治力量的政略得当与否，可能是决定他们取向变化的关键因素。
《独立评论》中政论性文章的作者，一般都把中共看做国民党的“政敌”，但是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下，像周炳林那样有意无意的称中共为“匪”、“流寇”的，也并非少见。从前面的论述已可发现，丁文江、蒋廷黻在提及中共的时候，都曾用过“剿匪”之类的说法。傅斯年也曾说：“请看中国的共产党，何尝是俄国或德国有主义有经验的革命党？中国的共产党在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9](p6)有人还把共产党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同等看待：“明末时流寇盛行；今日则共产党猖獗，虽说剿匪胜利了，但这‘胜利’能支持几时？”[46](p11)
这种情况自然是有个人立场的因素，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很重要的原因。30年代的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维持着一个形式上统一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国民党及一切地方势力对中共实行“白色恐怖”。这种恐怖的严重程度，可由顾颉刚的一次旅行经历看出一斑。1931年，顾颉刚在游邯郸某地时有这样一次遭遇：“我们前往参观，军官来取名片，我们一一把有头衔的名片很恭敬地送上去，那知他忽然扳起脸来，向我们中的一位瞪目一看，说道：‘赫！你是社会学系！站住！’我们知道他误解了，连忙辩道：‘社会学系不即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是没有关系的’。他才放过了他。因此想起此数年中，旅客有带《马氏文通》和《马寅初演讲集》而被军警认为马克思的信徒，就投在牢狱里的，我们的受些虚惊又算得了什么！”[47](p8-9)可见，在社会控制层面上，当政者是把共产党作为“匪”严加防范的。
就舆论环境来看，不说国民党直接控制的报刊，即使以“骂”国民党著称的《大公报》，其刊登的文章也大都称共产党为“匪”。比如，有的把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完全推在共产党身上，“夫赣湘年来匪祸之重大，可谓极空前未有之牺牲，人民因种种关系而死者，直不可以数计，而生者之困苦，亦复无可形容……抑人所痛恶者，赤匪也”[48]。有的对国民党“剿匪”惟恐不力，“吾人切望当局治匪，亟需远瞩高瞻，勿仅专重赣闽，而当统筹川黔……今赣闽诸酋凶悍如贺龙者未必无人，若不根本解决，恐穷尽天下之力，终不胜其追奔驰逐之苦”[49]。有的则希望国民党把中共彻底“铲除”，当红军长征至川黔时，有文章提醒国民党：“朱毛残两部赴贵阳，往复窜扰于黔省东南西北四面，主力摧灭，自必不少，惟残余匪众，向西南奔窜者，似犹不少，窜贵窜湘，尚难判断，若不乘势全部铲除，恐死灰或可复燃。”[50]“西北残匪，仍在猖獗，在边陲荒凉之区，非从根本着手，不易收肃清之效。”[51](p11)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胡适等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与中共失去了直接联系，无法了解中共活动的真实情况。蒋廷黻曾说，“在中国，我们无法知道共产党究竟怎样改造乡村经济及社会”[20](p15)。因此，他们对中共已相当隔膜。也许正因为既不了解而又想了解，《独立评论》刊登了数篇报道所谓“匪区”的稿件。
其中一篇是贾问津的《绥宣失陷及其收复》，描述战争的灾难及共产党的“杀人放火”。“绥定和宣汉，是去年十月二十日为徐向前率领的那一股共匪占据了的……因为事情发生太仓促，人民逃难的也就惨不可言了……那上船时拥挤不堪的情形，就够惨的：岸上散布着兵提着枪，嚷着不许船靠岸划人民渡河，而船夫图利，也不管这一套；船将靠近河岸时，已有人不顾性命跳上船去的！有母亲争着上了船来不及带上自己的儿子，而小儿子在岸上不休的哭着叫妈妈的！有的人想上船而船已载满了人，一只脚在船上，一只脚在水里！……逃难的途中，充塞着各式各样的人，但都是愁云笼罩了他们的面孔，死的恐怖充斥了他们的脑海……这占据才两个月的光景，单就绥城附近来讲，各乡场不提，遭共匪残杀者达一千人以上……我的几位亲戚的家属被杀……事前，大家受着川陕边防军十年来的压迫与剥削，实在是达到苛政猛于虎的境地，不能生了，都希望共匪的光临，以为共匪可以解除他们的痛苦似的；然而现在都更失望，更觉得财产无保障，生命更比在军阀统治之下像儿戏得多。”[52](p12-17)
作者所描述的受害者显然大都属于当时的“革命对象”，而作者也在“受害”之例，所以这种记载有很大的主观性。但是1933年底，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左”倾思想泛滥的时候，这种记载也说明红军在当时的四川，确实有一些过火或不当的表现及措施，后来在大小军阀矛盾重重下的四川，红军竟也不得不长征就证实了这一点。正是由于看了这种所谓的“亲身经历”，胡适在《编辑后记》中称共产党的斗争为“共乱”，“贾问津先生把他亲身经历的四川共乱的经验和观察，用很明快的文字寄出来送给我们发表，我们很感激他的好意”[53](p20)。显然，他是相信这种“亲身经历”的。
古舞的《救救四川！》，把战争的“灾难”描述得更为严重：“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现在变成地狱了！共匪杀了八十万到一百万人，这些良民都死得很惨，但是死者已矣，尚有生者二百多万人，家产荡然，颗粒无存，春耕下种已迟，这两天草根树皮都吃完了，把肥白的可爱的小孩子偷来煮起吃。我们亲见此情景，真正伤心得狠！”[54](p17)胡适在《编辑后记》里说：“‘古舞’先生从四川来信，谈四川的情形有‘变成地狱’的危险。我因为这种喊声是应该让全国人听见的，所以不曾得他的同意，就发表在此地。”[55](p19)可见他不但相信这种描述，而且呼吁“全国人”去关注。
“古舞”似乎是一个化名，但是根据《独立评论》刊登稿件的原则，“投稿者若不愿用真姓名，当然可以用笔名。但笔名之外，投稿者务必把真姓名和住址告知本社。凡只有笔名而无真姓名住址的文字，恕不登载”[56](p17)。显然，胡适是知道其真姓名的。古舞的稿件本是“四川来信”，其本身就表明他和胡适是有一定来往的。这种关系可能使胡适更加相信他的描述。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关系，后来《独立评论》又刊登了他的一封来信。其中说，“我这回亲眼看见共匪那样残杀……当然说共匪的罪不容诛。然而回过头来，看我官军，其罪又岂容赦！匪退之后，匪区的老百姓常常欲哭无泪向我们说：‘先生，我们怎么活得起来！匪在的时候，天天开会，天天征发，稍不服从，即便杀死。现在匪走了，一家人只剩下老弱，窑藏一点红苕两升米，官兵又拿刀来强夺起去，我们怎么活下去咧！’”[57](p13)
由于大小军阀竞相盘剥及自然灾害，四川在阶级关系变动中，可能比其他地方付出的代价要大，《国闻周报》上也有类似的记载，“川北之地，素称苦寒。经匪蹂躏后，粮食早告不济；遭大军云集而食，所余无几；又兼此处人民，朝不保夕，得饱食且饱食之。于是川北千里之地，皆成饥荒现象，人民逃走一空。”[58](p5)
这些对“匪区”的介绍和描述，不可能不影响胡适等人对中共的态度。当时身居四川的任鸿隽就曾专门撰文谴责军阀“剿共”不力，其中一篇文章说，“赤匪占据六县，骚扰区域在十县以上，拥众至十万有余，这是川中军阀防剿不力，以致赤匪坐大的实在情形……这些军阀若要立功自赎，惟有尽力的去防御剿办，使赤匪不至于蔓延各处，以害百姓，害国家，为东西两方眈眈虎视的强邻，做先驱扫除的工作。”[59](p1-4)他还非常情绪化地谴责中共“是全中国的仇敌”，完全支持国民党的“剿匪”，并且惟恐剿之不尽。当他了解到国民党在江西“剿匪成功”的时候，感到“前途非常光明”；而当听说四川“剿匪”失败的时候，他又对于“前途的希望，加上一层浓厚的云雾”[60](p8-11)。
胡适自然也受到影响。《独立评论》121号上，刊登了一篇《四川危机了！》的文章，其中谈到：“四川局势到了今日，真是临到生死关头……徐向前匪正倾其全力，企图突破宣汉开江，南下万县……官军已到最后挣扎关头，不胜即有倾覆之虞……共匪目前是那样猖獗，不先剿匪，则整个四川且将不保，又何能先计及其他呢！……目前救川，只在剿匪。剿匪告有段落之后，才能谈到其他善后和整理问题。”[61](p7-8)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鲁学瀛先生从南京寄来《四川》一文，题目是我改的。”[62](p21)把《四川》改成《四川危机了！》，这说明胡适旨在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惟恐四川落入中共手中。由主张把东北给共产党去试验[63](p139)，到担心四川为中共所占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也许正是出于对中共的这种“了解”，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当得知中共参与了“劫持领袖”的活动时，他再也保持不住“绅士风度”，破口大骂中共是“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说“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武断地说“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64]。
这种责骂，大概在他编辑关于“四川匪区”的稿件以后，就已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只是没有爆发而已。而西安事变的发生，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但是，这里仍隐含着一个问题，此前他看到的关于“匪区”的描述，无论怎样“惨不忍睹”，他都对中共没有怎么谴责，充其量不过说了一个“共乱”；即使有愤怒，但到底也没有爆发。而当听到中共只是“参与”了“西安事变”时，显然他也知道中共并不是主要责任者，却对中共暴跳如雷。这说明民族主义，乃是决定胡适对当时国内政争态度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他显然把是否有利于一致对外，看做评判是非的最高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他对中共的愤怒正是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爆发的。不久，当发现中共的确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时，他的态度便又立刻变为愿意与中共“公开和平的讨论问题”，并希望得到全国的“同情和赞许”，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二重性：在特定的语境中，对中共有着“同情和赞许”的一面（注：参见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即将刊于2002年度《历史研究》。）；同时站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上，对中共又有着“批评和指责”的一面。在逐渐形成两大政治势力对立的中国，随着各自力量的消长，前者可能使《独立评论》周围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向“左转”，走上同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后者可能使他们向“右走”，追随国民党而去。当然，这只是就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特性而言，而不是针对某些个人而说的。事实上，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对国共两党的政治取向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后来的分化大都与当时的态度不一致。
【收稿日期】 200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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