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与翻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西文化，具有共性，也有各自的个性。从翻译的角度看，中西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如穆南在其《翻译的理论问题》中所说的“共相”，构成了翻译的可行性或哲学意义上的可能性；[①]而不同文化所特有的个性，则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但同时，又构成了翻译的重要障碍。我们所要探讨的，是面对不同文化的个性所构成的彼此之间的差异，翻译应有何为？如何为？
一
如若以非常超脱（超脱是公正的一个前提）的目光来看待人类文化，能否说它是一个整体，而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是人类共同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各个民族独具个性的灿烂文化是多样化的，这种多样性正是人类文化丰富性的具体体现。然而，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里，无不受到时间、空间条件的限制，因此，如何看待异域的文化，便因人而异了。
如何对待异域文化，首先有个出发点的问题。不管哪个民族或哪个个人，在空间上无疑都会取自己所处的位置，作为视野的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说，以“我”为中心或以我为本的倾向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主要倾向。问题是人们能否意识到这一倾向有可能带来的视野窄狭或其他危害。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以自己为中心，未必就一定会有危害。关键是目光不要只停留在自己的身上，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周围的一切都附属于自己或把敌视的目光投向周围，投向异域。世界是个整体，若把自己只视为世界的一部分，要协调好自己与其他部分的关系，这时的目光自然就会有变化，就会有对异域的关注，就会有一种交流与沟通的需要和追求。1993年在巴黎，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蒲先生曾与我谈到过世界文化的共存问题。他说世界文化是由各具个性的各民族文化所组成的，具有世界目光的人或民族看到的是文化的多样性，而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目光的则只能看到差异，且以一种排斥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差异。
若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则差异势必要被视作异端；若考察一下世界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是屡屡发生或存在的。如基督教内，凡不符合“正统”教义的思想、学说，皆被视为异端。在中世纪，对待非正统的教义、思想或学说，是诛，是灭。欧洲文化中心论者也是把其他民族的文化看成是异端的。只有欧洲民族是文明的，其他民族都是“蛮族”，19世纪初，这种观点在欧洲十分盛行。法国哲学家孔德就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明显表现了这种态度，他对欧洲以外的民族完全持排斥的观点：“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而为了研究得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②]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对西欧之外各民族，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持鄙视态度”，[③]他甚至断言：“历史教导我们说，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思想……只是在伟大民族中历史地形成的。”[④]这些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显然是可笑的。艾田蒲在他的文化比较巨著《中国之欧洲》[⑤]中对欧洲中心论、对排斥东方文化的极端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这里不拟赘述。但应该指出的是，在世界文化接触、往来中，持欧洲中心论者还大有人在。
对待外国文化，有可能还会走上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一味崇拜外国的文化，看不到自己的长处，而渐渐丧失“自我”。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程度不同地发生过。
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具有差异性，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按《辞海》的解释，所谓差异，就是“没有激化的矛盾”。毛泽东就说过：“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⑥]因此，承认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就是承认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尚未激化的矛盾。如何对待文化差异？是激化矛盾，还是互通有无，互相尊重，平等对待？这是个关键的问题。
翻译，是文化的媒人，起着不同文化交流的中介作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桥梁作用”。面对不同文化差异，面对事实上存在的矛盾（对文化的共存而言，差异自然是个矛盾的因素），翻译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不同的文化。是偏向一方，以牺牲一方的利益为代价？还是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努力促进沟通与交流？在这项工作中，有三种态度需要克服：一是无视异域文化，二是轻视异域文化，三是仰视异域文化。第一二种态度是“不平等”的“唯我独尊”的傲慢态度，第三种有可能由“仰视”而发展成为“崇拜”。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先后出现过这两种极端的倾向。就法国一方而言，曾经有过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对中国文化的狂热崇拜，也有过以孟德斯鸠的某些论点为发端的对中国文化的排斥思潮。[⑦]极端的排斥与盲目的仰慕都是不足取的。在翻译上，译者对不同文化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他对具体作品的译介。最说明问题的是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译介。谭载喜在《西方翻译简史》一书中谈到在公元前2世纪，当时，“罗马势力刚刚兴起，希腊文化依然高出一筹，或者说罗马文化才开始进入模仿希腊文化的阶段，希腊的作品为罗马的译者奉为至宝，因而在翻译中亦步亦趋，紧随原文，唯一目的在于传达原文内容，照搬原文风格。比如恩尼乌斯所译欧里庇斯的悲剧、普劳图斯和泰伦斯所译的希腊喜剧，都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人意识到自己是胜利者，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于是以胜利者自居，一反以往的常态，不再把希腊作品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把它们当作一种可以由他们任意‘宰割的’的文学战利品”。[⑧]18世纪后半个世纪在中国的一些西方耶稣会士为了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让中国皈依改宗，成为天主的臣民，并让欧洲人接受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他们在译介中国的一些重要哲学和文化著作时，也采取了曲解的方法。《道德经》第14章中有下面这段文字：“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钱德明神父是这样译介的：“仿佛可以看到而又不能看到的是‘yi’，能够看到而不能对着耳朵讲的就叫‘hi’，好像可以感觉到而又不能触摸的就叫‘ouei’，这三者如果细问是徒劳的，唯有理性可以告诉我们，它们合三为一，只不过是一个整体。”[⑨]艾田蒲指出，更为荒唐的是，钱德明“由此而获知《道德经》宣扬的是三位一体的教理，而‘存在’的三个品性‘yi、hi、ouei’，显然构成了Jehovah（耶和华）的名字。[⑩]把老子所述的“道”翻译成为“天主”的属性，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不能排斥西方耶酥会士对中国文化所持的态度带来的影响。在艾田蒲看来，西方耶酥会士怀有明显的宗教、政治意图，他们的实用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译介中国文化，接受中国文化的特殊方式，于是，曲解、变形，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
对异域或异质文化，不同民族取何种态度，这不是本文考察的主要内容。我们所关心的，是翻译在异质文化的传达交流中，到底应起怎样的作用？如何起积极的作用？我们在上面谈到了译者态度的重要性，但这仅仅是主观的方面。客观上讲，从正确地对待异域文化，到真正认识，把握异域文化的真谛，领悟到其精髓，再以另一种语言，去传达异域文化的真谛，是一个无比艰难的过程，其中有着难以克服的重重障碍。
从理论上讲，我们首先应该澄清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否可以进行沟通和交流？乔治·穆南在《翻译的理论问题》一书中指出：“今日，人们都承认世界上存在着迥然不同的‘文化’（或‘文明’），这些不同的文化构成的不是相应数量的不同的‘世界映象’，而是相应数量的不同的真实‘世界’。于是，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就是这些迥然而异的世界是否或能否相应理解（即相互传译）以及正如人们总结整个人类学与人类学思潮，并将其与洪堡特学派混为一谈时所提出的那样，就其‘深层’而言，‘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来说’是否是‘不可渗透的’。”(11]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哲学上去进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作出的是肯定的回答。但是，就翻译而言，虽然人类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碰撞、认识，渐渐沟通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不同质的东西进行交流，困难和障碍是客观存在的，曲解和误解是难免的。沃尔夫认为，“人类的思维结构中，存在着某些深刻的差异，这些差异阻隔了西方文化和异国文化”；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纳则注意到了不同语言对世界同一现实的不同切分以及不同文化中缺乏相对应的指称方式给翻译所造成的障碍；(12]美国的尤金·奈达也指出了“一个‘人种世界’向另一个世界转换造成的翻译障碍”，如不同民族对同一现实存在着不同认识与不同指称而产生的障碍，一门语言在描述或传达另一个不同于它平常所描述的世界时所遇到的障碍。奈达把翻译中所遇到的文化层次的障碍分为五类：“生态、物质文化（广义上的各种技术以及人类通过工具与具体手段对世界采取的一切行动）、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13]在这五个方面，翻译的障碍是明显的，作为翻译者，首先是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障碍的客观存在，继而是要设法借助一切可行的手段，尽可能减少这些障碍对人类文化交流造成的阻隔。
无论在生态、物质文化，还是在社会、宗教文化方面，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独一无二的星球（包括其最广泛的地理区域）所提供的，远远不是一些普遍的概念”（《翻译的理论问题》第62页）。奈达曾在生态文化领域注意到，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的民族对季节这一概念的不同认识和理解，比如处于热带地区的玛雅只有旱、雨两个季节，对我们的四季概念就不甚理解，用玛雅语就能以传达。又如“无花果”这一植物，在玛雅生长的所谓无花果是一种野生的并不结果的植物，哪怎么将通常所说的无花果译成玛雅语？在物质文化领域，也同样存在着彼有我无或我有彼无的情况，现实事物的缺项导致语言命名的缺位。乔治·穆南曾经举法国的面包和奶酪为例，说明要将这些东西用饮食文化迥然而异的民族的语言来翻译是如何困难。在社会、宗教等领域，也同样会出现类似的障碍。中国对亲属的概念非常明确，对不同的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的人员都有确切的指称，而法国，特别是当代法国则不同，亲属概念模糊，指称手段欠缺，给翻译造成的障碍是显而易见的。如我们在翻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曾为理解书中人物的亲属关系，寻找确切的指称大伤脑筋。然而，我们却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交流往来的增多，世界越来越小，原先存在的地域阻隔越来越少，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机会也多了。不同文化的民族间的直接接触，自然给相互了解提供了机会，而不同文化与语言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也必然为翻译的可行性创造新的机会。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曾谈到“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的不断出现，若要加以表现，“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14]这不仅是对翻译而言，也同样是对一个民族的语言而言。有了相互间的接触，就有相互了解的可能，一旦认识了某种事物或思想，就有可能去寻找“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去加以表达。如上文所说的玛雅人，一旦走出自己封闭的天地，接触到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气候，就有可能对季节这一概念有新的认识和理解，随着交往的增多和相互了解的需要，玛雅语中迟早会出现相应的语言手段来加以表现。又如法国的面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的国门是紧闭的，国人对法国的面包了解不多，或者说根本没有见过，没有指称的必要，也就不可能去寻求指称的手段。但近十年来，随着中法经济交往的不断增多，法国面包渐渐打入中国市场，普通百姓渐渐地认识了它，由于生活的需要，相应的指称手段便渐渐地被创造、被使用。乔治·穆南认为难以传译的障碍也就慢慢被克服、被消除。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翻译一方面为交流起着桥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因交流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增加传译的可能性。确实，对在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起着沟通作用的翻译，我们要持有辩证和发展的观点。正如乔治·穆南在《翻译的理论问题》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比如“俄译法，本世纪60年代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18世纪60年代的水平。那时，第一部法俄词典尚未问世，两种文化与语言之间的接触甚为罕见。到了18世纪后期，两国之间的交往逐渐增多，每一次接触都为法俄翻译的可行性增加了一分，直至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在法国兴起，不断减少了两国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语际转换之间产生的有关障碍也自然减少了”。(15]
三
翻译活动，就其具体操作形式而言，是不同语言的转换活动，而就其实质而言，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活动从一开始出现起，便与各民族之间的各种形式的交流往来结合在一起。没有交流，就没有翻译的必要，没有翻译，异语、异质文化之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法国语言学家、德语文学和拉美文学翻译家安托瓦纳·贝尔曼在1984年出版的《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一书中，对翻译在异域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翻译与文化交流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与探讨。贝尔曼通过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的实践过程，从文化的深层意义上，阐明了翻译的有所为。他说：“路德翻译希伯莱语《圣经》的过程，无疑也是德意志文学语言首次决定性的‘自我确立过程’。”(16]在贝尔曼看来，路德的翻译，不仅促进了德意志文学语言的确立，也给了德意志文化以新的养份。德国哲学家、诗歌翻译家赫尔德清醒地认识到了异域文化对缺乏“文化根基”的德语愈来愈强的影响力，以及翻译对吸收异域文化所担当的重要的职责。他曾在《文学信札》中写道：“每当我倘佯于异国的园林，总想在那里摘下几朵鲜花献给我祖国的语言，……”(17]德国文学巨匠歌德更是意识到了翻译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中所处的特殊地位。1928年，他就《托夸夫·塔索》的英译给卡莱尔（Carlyle）写信，他在信中明确提出了翻译活动中“原文和译文的关系”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最为明确的写照”。(18]他还认为：“任何一个掌握并研究德语的人，都处在世界各民族竞相提供其物品的市场中，他起着翻译的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自己。因此，必须把每个译者都看作一个致力于促进世界精神交流，推进这一普遍性交流的中间人。不管人们认为翻译有着怎样的不足，但翻译活动仍不失为普遍性的世界交流市场上最为重大、最值得尊敬的任务之一。《古兰经》说：上帝给了每个民族一个使用其语言的预言家，那么，对每个民族来说，任何一个译者都是一个预言家。”[①⑨]从歌德对翻译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翻译的任务和地位，应该从世界文化交流这个大前提下去认识。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同时也是一个各民族间相互影响与作用的交流手段。那么，翻译在文化交流中到底应该如何承担起它的神圣的“预言家”、“中介人”的职责呢？其核心问题何在呢？也就是说翻译应该如何为呢？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书中，明确地提出文化交流的核心问题与翻译的目的紧密相连，也就是引进目标是“欧化”还是“汉化”？作为文化媒人的翻译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以作诱导、反逆，还是“移橘为枳，借体寄生，指鹿为马”？翻译的“化”与“讹”的标准如何掌握？翻译发挥何种作用，与翻译的目的是密不可分的。在历史发展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不同进程中，目的会有所不同，而目的不同，翻译的方法也就会所改变。歌德曾经谈到在历史上，大致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翻译：第一种目的是为了了解外部世界，进行这类以了解外界、了解异域文化为目的的翻译，采取散文体是较好的方式；第二种翻译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外界，还试图吸收外部世界的精神，将其融入本民族的精神之中。这类翻译往往采取“纯模仿的方式”，不仅注意吸收外国的情感、思想，还吸收外国的新词语、新形式。还有一种翻译是以合二为一为目的，试图使译文与原文完全一致，甚至彻底地相互替代。(20]从翻译史上看，第一二类翻译是存在的，而歌德所说的第三类翻译恐怕难以存在，因为一旦出现可以完全相互替代的原文和译文，也许翻译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或许歌德所说的第三种翻译就是钱钟书所说的“好译本”：“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21]实际上，上面所提到的三种翻译方式与翻译目的及译语与原语之间的关系有关。在我看来，翻译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异”与“同”及“他”与“我”的关系。纵观中外翻译史，以纯粹介绍为目的的翻译往往有保存自我，牺牲他人的倾向，反之，“以吸收为目的的翻译则一般采用先引进后消化的‘较为生硬’的方式，因此往往暂时‘牺牲自我’，通过接收、消化、最终‘丰富自己’”。(22]
四
我们常说，共有的东西无所谓交流，相异东西才有交流的必要。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既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同时也构成了交流的障碍。在上面，我们说过，差异就是矛盾。翻译作为文化媒人，套用钱钟书的话说，他要尽力去缔造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因缘”，要缔结“国与国之间唯一的较小反目、吵嘴、分手挥拳等危险的‘因缘’”。(23]而要做好这一点，化解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差异中看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从多样性中得到丰富自己的养分，译者有七大忌：
一忌以傲慢的态度去对待差异，不尊重异域文化，随意“宰割”，任意侵犯，这是文化上的霸权主义；
二忌“自信有点铁成金，以石攻玉或移橘为枳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东鳞西爪的写作”；(24]
三忌不负责任的异想天开，无中生有的指鹿为马，以所谓的创造之名，行偏离之实；
四忌唯原文是尊，忘却翻译的“沟通”职责，对原文亦步亦趋，不越雷池一步，不考虑译语文化的接受能力和消化能力，“输血”不成，反致“溶血”；
五忌目光短浅，视野狭窄，不识异质文化之真谛，浅尝辄止，错以糟粕为精华，在无谓的冲突中，牺牲译语文化的利益；
六忌视翻译为万能，不承认障碍，不承认差异，不认识文化翻译“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有时需要作出牺牲，进行调和、折衷的特殊性，一味地追求所谓的“等值”；
七忌拜倒在原语文化脚下，不顾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和要求，以所谓的“愚忠”，起离间读者的负作用，隔断了交流的机会。
许崇信先生在《文化交流与翻译》一文中指出：“把一种异质的文化倒转过来，通过翻译进入另一种文化，这中间不能没有距离，不能没有冲突。文化冲突只能在文化交流中获得统一，也就是说，从互不理解到能够理解以至充分理解，从巨大差异到缩短距离，这中间充满矛盾，而要克服矛盾，有时要付出代价，甚至高昂的代价。”(25]翻译是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国际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年四月份在南京大学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议题是“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这倒使我想起了国际生活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依我看，这五项原则的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承担着促进交流和沟通的神圣任务的翻译工作。
注释：
①Mounin.George,Les problemes theoriques de la traduction,Editions Gallimard,1963,pp.251-270。
②③④转引自《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张广智、张广勇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9-60页。
⑤《中国之欧洲》（上、下卷），艾田蒲著，许钧、钱林森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参见序言结语（代）和前言部分。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282页。
⑦参见《中国之欧洲》下卷，第二十二章《仰慕中国者与排斥中国者》，第338-352页及结论部分。
⑧《西言翻译简史》，谭载喜著，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2页。
⑨⑩《中国之欧洲》上卷，第193页。
(11)(12)(13)(15)Les Problemes theoriques de la traduction,PP.59,61-62,277。
(14)《翻译论集》，罗新璋编，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68页。
(16)(17)(18)(19)(20)Berman.Antoine,L'epreuve de l'etranger--Culture et traduction dads l'Allemagne romantique,Gallimard,1984,pp.47,66,92,93,95-96。
(21)(23)(24)《钱钟书论学文选》，钱钟书著，舒展选编，花城出版社，1990年，第108、114页。
(22)参见《文学翻译与世界文学--歌德对翻译的思考及论述》，许钧著，《中国翻译》，1991年，第4期，第23页。
(25)《中国当代翻译百论》，杜承南、文军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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