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社会党国际的社会公正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战论文,公正论文,时期论文,社会党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公正观是建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生产力水平基准之上的合理调整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价值体系、运作方式。社会公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保障，与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呈现正相应关系。冷战时期，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出于议会竞选的需要和防范共产主义的考量，同时鉴于科技革命导致的社会政治、经济、阶级关系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以《法兰克福声明》、《奥斯陆声明》等为标志，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公正观，主要包括：社会公正的理论基础；建构社会公正的前提；实现社会公正的内容和通向社会公正的路径等四个方面。
一、社会公正的理论基础：多元化的理论体系和实用主义哲学
在《法兰克福声明》中，社会党国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性运动，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千篇一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为共同的目标，即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斗争。”[1] 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的理论家托马斯·迈尔在其名著《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中认为：“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解，他的政策的基本价值导向以一种政治上恰当的和卓有成效的方式把基础的绝对性、手段的实用性和论证的开放性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在原则指导下的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2]
显然，社会党国际的社会公正观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首先是包含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神学、康德主义和人道主义理论等在内的多元化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关于资本本质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人的本质理论等等成为社会党国际批评资本主义、建构社会公正观的重要理论来源。基督教的原初教义中包含的大量的平等博爱的思想，并在其内部的一系列新的或带有新意的神学思潮或派别，诸如“基督教社会主义”、“解放神学”、“历史神学与希望神学”、“普世神学”等派别中发展了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博爱、慈善等原则。这也成为社会党国际建立形成社会公正观，践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源泉与实践范例。康德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人的道德观念的日益丰富和完善而不是社会制度的改变”，“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的意志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应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3] 这种以人为目的的理论无疑为社会党国际的社会公正观提供了哲学滋养。
另一个指导社会党国际建构社会公正观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社会党国际作为一个沉迷于议会制的改良主义的政党联合体，其本身不可能不受议会体制内化性规律的支配，造成包括社会公正观的形成及其实践在内的一切活动都要遵循议会选举的需要。社会党国际的社会公正观既是其核心价值观所追求的目标，同时又是实现其核心价值观必须采用的手段。在社会党国际看来，更多的选票和席位显然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贯彻自己的核心价值，实施（哪怕只是局部地）自己的改造计划，而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的具体举措无疑是适合其的社会公正模式和社会公正纲领，也不能建立对任何时期都一劳永逸地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公正模式，而只能以选民追求意向为风向标，不断修正自己的社会公正观。
二、建构社会公正的前提：改造资本主义，防范共产主义
社会党国际认为，要建构一个公正的社会，实现社会公正，首要前提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原则进行改造。“社会党人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不仅因为它造成经济上的浪费，也不仅因为它使群众不能享受物质权利，最主要的是它违背了社会党人的正义感。社会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因为它侵犯了人的尊严。”[4]
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以来，产生了二元悖论，即在反封建的斗争中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资本主义却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之间出现了奇特的负相应关联。一方面，“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了巨大的生产力。”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以往人类社会财富的总合。但是另一方面，“其代价是排除了绝大多数公民对生产的影响。它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它创造了一个没有财产和社会权利的、靠工资生活的新阶级。它使阶级斗争尖锐化了。”[5] 欧洲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表明，这一制度代表的是有产阶级和高级官员的利益，体现的是上层社会的公正，但对无产者和小职员而言却被剥夺了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机会。
按照一般的规律，社会生产愈发展，物质财富愈丰富，社会解决公正问题的能力愈强。相对于不同的生产力阶段而言，较高的生产力阶段应该比较低的生产力阶段具有更加公正的社会。但是，“虽然世界蕴藏的资源足以供每个人像样地生活，但是资本主义未能满足世界人口的基本需要。它证明了，没有灾害性的危机和大规模失业，它就无法运行。它产生了社会的不安定和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别。它诉诸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剥削手段，从而使民族之间和种族之间的冲突更形剧烈。”[6]
为何会出现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和社会阶层之间严重的不公正的悖论呢？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贫富不等的若干阶层是人们的能力使然，是大自然的基本规律和应有之义。保持人们之间贫富分化的社会才是公正的社会，实行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无效率的，是注定要失败的。政府面对社会贫富分化，最好的办法是放任自流。这样，整个社会就是有效率的，物质财富就会充分涌流出来，社会底层的生活水平才会水涨船高。这样实践的结果就是社会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化。另外，资本的本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它以追求自身的无限增值为最高目标，社会利益和社会公正当然不在其考虑之列。所以，社会党国际“谋求用这样一种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社会主义政策当前的经济目标是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入与财产的合理分配。”[7]
如果社会党国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改造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在经济方面的不民主从而破坏了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的根基的话，它对共产主义的批判与防范则在于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缺乏政治民主、压抑人的自由从而同样破坏了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赖以依存的上层建筑和基本价值理念，并进而破坏了社会公正本身。在《法兰克福声明》中，社会党国际宣称：“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共产主义造成了国际劳工运动的分裂，并使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的实现推迟了几十年。”“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传统，但事实上，它歪曲了这个传统，使它面目全非。它建立了一种僵硬的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相符合的神学。”[8] 在《奥斯陆声明》中，社会党国际认为：“苏联经济的巨大发展，导致生活水平的提高，但重要的是导致军事潜力的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工业化正在取得进展。然而，不能无视拥有6亿人民的庞大国家受到极权主义和严厉纪律的统治这一事实。 它构成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威胁，共产党范围内的国家只是以不让发展基本自由，或者在业已存在的地方将其扼杀为代价，才得以保持工业化和现代化速度。”“我们谴责共产主义毫无人性的暴政，也同样谴责资本主义充满浪费的不公正。”[9] 在伊斯本特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社会党国际更明确地表示：“凡是共产党都不能容忍同他们意见相左的人，他们都宣称自己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惟一可行的社会哲学。”[10]
社会党国际的民主观和共产党的民主观是根本对立的。它们从抽象的民主观念出发，认为民主是超越人类历史时空的最高价值原则，忽视了民主的阶级性、历史性和具体性。社会党国际所说的民主模式，无疑是立足于西方社会的传统和现实的议会制民主，并以此为依据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从这个基本理念出发，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共产主义国家缺乏“民主”，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叫做社会主义，只能名曰“极权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少数极权统治者把自己凌驾于人民之上，形成了特权官僚集团，而广大的人民却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尊严，形成了极度畸形的非公正社会。在社会党国际看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没有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公正。所以，防范共产主义成了社会党国际实现建构其社会公正观的基本前提。
在冷战和东西方严重对峙的大背景下，社会党国际既反对和改造资本主义从经济基础方面对社会公正的破坏，又防范和抵制共产主义从上层建筑的层面对社会公正的侵蚀，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一条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公正观，建立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正社会。
三、社会公正的类型及实现路径
从不同的纬度出发来考察社会党国际的社会公正观，我们可以得出多元的分类结果。从社会公正的内容来考量，可以分为经济公正、政治公正和文化公正；从社会公正的实现过程和最终结果来衡量，可以分为机会公正和结果公正；从社会公正的空间地域分布来考究，可以分为国内公正与国际公正。概其要者，笔者重点分析经济公正、政治公正和国际公正。
1.经济公正及实现路径
社会党国际认为：所谓经济公正就是社会为每一个人都能提供满足其自身体面生活的物质资助和实现自身价值的经济条件、工作岗位，社会上的每一位公民都不会因为经济生活问题而在人身自由、人性尊严等方面依附他人。在《法兰克福声明》中，社会党国际把社会主义的生产限定为“为人民的整体利益而计划的。这种计划同经济权利集中在少数人之手是不相容的”[11]。在1960年4 月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理事会海法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新任务的声明》中认为：“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每个国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必须是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12] 社会党国际成员党挪威工党在纲领中对经济公正的阐述是：“社会主义者不能接受一些特定的集团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或遗产方面享有特权。因而提出了财力和权利应当根本平等的要求。个人或者集团的自由不应当建立在他人的不自由，或者是能造成经济和社会差别的权利之上。所有的人在享受福利和机会方面都应有共同的基础。”“对于那些有特别困难的集团和个人，我们应当提供额外的帮助。这样，在实际结果方面实现平等的思想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即一个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13]
如何实现经济公正，基本路径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对所有的经济成分实行必要的计划和控制监督。社会党国际认为，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发展不容辩驳地表明：少数人享有财富、教育和经济自主权，大多数人的遭遇却是贫困、异化和被排除在社会的文化生活之外。只要少数人还能够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享有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利，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是行不通的。“要医治今日社会的弊病，没有什么单一的方法。为了使财富得到合理分配，我们要求扩大公有制。加强公共监督和另外指定一些法规对私人垄断企业加以限制，从根本上改变税制并保护消费者。”[14]
在生产过程中，“所有的公民均应通过他们的组织或出于个人的主动性参与生产进程，以防止公营和私营企业内官僚主义的发展。应使工人同他们所在的产业领导部门民主地联结在一起。”[15] 在分配过程中，通过建立福利国家制度，使在初次分配中处于弱势的群体通过二次分配获得养老、医疗、免费教育、住房等方面的资助。在实践中，社会党国际成员党积极贯彻其社会公正观，成就斐然。如1946年英国工党政府实施《国民保险法》，其目的在于建立广泛的国民保险制度，提供失业救济金、退休金、寡妇救济金、监护人津贴及丧葬补助等经济资助。同年，工党政府又颁布了《国民医疗保健法》，向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以保障“人民的身心健康，改进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工作”，并确认除某些明文规定的收费项目外，其他医疗服务一律实行免费。再以瑞典为例，1980年，瑞典的家庭收入中通过公共就业获得的收入只占整个家庭总收入的22％，而社会保障给家庭带来的转移支付收入占21％。1985年7月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瑞典在十大工业国中人均收入居第四位，瑞典总工会的220万会员中，22％在城市有住房，在乡间还有别墅。85％的会员有自己的小汽车，其中14％的人有两部以上的小汽车。[16]
2.政治公正及实现路径
所谓的政治公正，在社会党国际看来，就是每位公民均有权通过自己的选票选出代表自己意志的议员或领导人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和利益，都有顺畅地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自由、权利和途径。在出现意见分歧时，贯彻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原则。就本质而言，社会党国际所说的政治公正就是西方式民主的充分实现，不因国家的、集团的、个人的原因而出现政治路径的堵塞。
关于如何实现政治公正，社会党国际认为，最根本的是议会民主制。“民主制要求不止一个政党有存在的权利和当反对派的权利。”[17] 在他们看来，唯有实行多党制，政党之间才能展开真正的竞争，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同的利益集团才能通过政党的竞争获得表达自己见解和阐述自身利益的正常渠道，政治的公正才能真正实现。鉴于此，社会党国际反对一切形式的不民主体制和不民主行为。“任何独裁制度，不论出现在什么地方，都是对所有国家自由的威胁，从而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18] 但社会党国际忽视了民主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和民主实现过程的阶段性，对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制度进行的批评也必然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或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之中。其次，实现社会公正要建立以分权制为特征的国家结构体制。社会党国际重要成员党英国工党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价值观》中认为：“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国家受制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受制于国家的多元化民主之中。然而，只对中央集权国家的民主进行改良是远远不够的，权利必须下放或分散。认为中央政府应当控制地方政府的主张既不民主，也绝非是社会主义的。”[19]
3.国际公正及实现路径
国际公正是社会党国际社会公正观的亮点之一，也是社会党国际区别于右翼政党的关节点之一。“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民主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因为它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的人从各种形式的经济、精神和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20] 因此，所谓的国际公正就是国内公正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外溢。
实现国际公正，首先要尊重联合国的国际权威，严格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宗旨和原则。根据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一个国家内部，人们需要一个共同的令人敬畏的政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生活在和平中。以此为根据来推论，国家肯定也同样如此。据此，在各主权国家之间与内部，实现一种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条件应该是一样的，它们需要把国内社会的机构设置复制到国际社会之中。”[21] 换而言之，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实现国际公正的最大障碍。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尖锐对抗的氛围里，复制国内社会机制的最佳方案就是树立联合国的权威。因此，社会党国际在整个冷战时期，都坚定地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希望联合国成为未来世界政府的雏形，担当起建设国际公正的重任。在1951年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中，社会党国际认为：“联合国的建立是走向国际共同体的重要步骤。”1952年，社会党国际再次强调：“社会党国际的宗旨是把联合国变成这样一个组织，在这样一个组织里，各国放弃部分主权，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服从国际法，以此作为一个世界政府的开端。”[22] 1967年，社会党国际在苏黎世理事会会议上重申：社会党国际对联合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敬意，并认为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国际合作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发展是必要的。
实现国际公正的第二条路径是建立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新秩序。在社会党国际看来，社会公正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而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在社会党国际第七次大会上，社会党国际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已经扩大。在社会党国际中联合起来的各党决心要扭转这一趋势，他们在不断地为本国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而斗争，他们还将以同样的热情为把这一原则应用于整个世界而斗争。”[23] 为了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社会党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制定了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为发展中国家增加100亿美元的附加优惠援助， 要求取消最不发达国家的全部或部分债务，规定不得要求任何一个国家用超过20％的长期平均出口收益来清偿现有债务，并宣布到199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额要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7％的目标。
正是出于国际公正的价值理念，社会党国际在60年代开始走出欧洲，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成员党，力求使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念传遍整个世界。查阅社会党国的历次代表大会文件，我们不难发现，有关国际公正问题的会议在整个冷战时期社会党国际召开的会议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从1951年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到1989年的社会党国际十八大的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内容均和国际公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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