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欲肆虐时代的苦涩求索——郑廷玉杂剧的文化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杂剧论文,意蕴论文,苦涩论文,时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郑廷玉是中国古典喜剧的杰出创始人。他关注疮痍满目的现实，并执着地借助其笔下的戏剧角色思索救治社会创伤的方法与途径：呼唤传统道德以抵御人性的丧失，加强自律以遏制贪欲的泛滥，颂扬清官以惩治社会的窳败。然而，由于他不可能超越儒学伦理体系的思维框架，其作品的文化意蕴往往呈现出价值取向上的两难属性：呼唤传统道德与揭示其虚伪和欺骗，提倡自强不息与悲叹世道凶险，冀盼官清法明与诅咒吏治昏愦，怀疑因缘度脱与幻想善恶果报……
作为中国古典喜剧的杰出创始人，郑廷玉的一生是在困顿和凄凉的境遇中度过的。因其所处地域和生活道路的特殊性，使其与关汉卿、白朴等同辈曲家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也有其鲜明的思想性格特征和可贵的精神追求，成为元初曲坛上独树一帜的喜剧艺术大师。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郑廷玉对强权与金钱的联姻所造成的吏治腐败、人欲横流忧心忡忡，并试图借助其笔下的戏剧角色思索救治社会创伤的方法与途径；但由于剧作家的思致不可能超越伦理道德的规范，这就使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求索总显得那样艰难和苦涩，最终不免于陷入困惑和迷惘，并引发价值取向上的两难抉择。有鉴于此，对郑廷玉杂剧复杂的文化意蕴进行一番认真的发掘和考察，或许会给元代社会心理和文学思潮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
与大多数“沉抑下僚，志不获展”的元杂剧作家一样，郑廷玉未留下任何可供考察其生平行事的文字材料。《录鬼簿》仅志其为彰德（今河南安阳）人，置之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之列，并标出与纪君祥、李寿卿等同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其剧作中找到一些与年辈履历相关的参考依据。据《元刊杂剧三十种》所收郑氏历史剧《楚昭王》，第二折中有“马到处敌军乱走，枪举处鲜血直流”、“枪似虬、马似彪，五六行地下滚死人头”等展现敌兵压境、城破国亡惨象的曲辞，若非身历其境，断难如此怵目惊心。这种战乱杀戮的场面，与关汉卿《拜月亭》、白朴《梧桐雨》等剧作中出现的“白骨中原如卧麻”、“天摧地塌”的悲惨场景绝无二致。两相比勘，我们有理由认为，郑廷玉与关汉卿、白朴等亲身经历过蒙古灭金战争的元代前期杂剧作家的年辈大抵相近。又据郑氏所作公案剧《后庭花》，剧中人物赵忠新授“廉访使之职”，廉访使即肃政廉访使，宋代并无此职，《元史·百官志》明载设此职乃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以后，这就是说，郑廷玉至元末尚在从事杂剧创作。此时距金亡已整整一个甲子，郑廷玉大概已近古稀之年。以常理推之，郑廷玉当出生于金亡前不久，其卒年可能在大德初。
与关汉卿、杨显之等“玉京书会”中人有所不同，郑廷玉一生大部分时光是在家乡度过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他曾与纪君祥、李寿卿等都市作家有过密切的交往，中年以后还可能到江南一带作过短期的漫游（《北词广正谱》曾收录其商调残曲《金山寺》）。就其笔下频繁出现的穷困潦倒的书生群像反观作家自身，我们有理由认为郑廷玉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草泽书生，是与饥寒交迫的农民兄弟鱼水相连的民间通俗文学家。与金元易代之际沦入市井间的其他作家相比，他不具备关汉卿那样玩世不恭的“浪子”情怀，绝少白朴那样深沉抑郁的故国沦亡之悲，也不大在意南方士子铭心刻骨的山河易主之恨和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但由儒家文化教养所决定，他与大多数经过血与火洗礼的落魄书生一样，对蒙古铁骑入主中原所造成的生灵涂炭、礼义不存，痛心疾首、惶悚不安地用传统文士的脆弱心态感受着时代心理的强大冲击波，四顾茫然地寻找着失落的自我，凄楚而酸涩地思索着社会和人生，虔诚而又不无迂钝地期盼着社会由无序归于有序。由于他对下层民众的疾苦有切肤之痛，对普遍流行于北方乡村的戏曲及其他民间伎艺活动了如指掌，才由一般的欣赏和爱好过渡到放下面子、拿起笔杆，自觉地走上杂剧创作道路。
二
郑廷玉一生编撰杂剧二十二种，今仅存五种：《楚昭王》、《看钱奴》、《后庭花》、《金凤钗》、《忍字记》。佚失者多达十七种。作品数量之多、题材之广泛，在元代前期杂剧作家中均位居前列。从现存剧目看，郑廷玉杂剧多取材于民间流传的历史故事、摘奸发覆的公案故事和涉及富贵穷通的伦理教化故事。当然，其中不少剧作不过是假托历史以针砭时事的愤世疾俗之作。与关汉卿等同代曲家相较，郑廷玉杂剧绝少关涉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等热门题材。他深切关注的，是包括剧作家在内的下层民众啼饥号寒、忍气吞声的屈辱生涯，是强权肆虐、贫富对立的炎凉世态；他着力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对正义的呼唤，对王道乐土的向往，对传统道德复归的期盼。尽管我们依据现存剧作已很难全面地把握郑廷玉杂剧的思想艺术风貌，但仍可从中寻绎出剧作家情感意绪之主潮及其剧作深刻而丰富的文化意蕴。
毋需回避，蒙元帝国的建立，从本质上说是落后强悍的少数民族征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各民族、朴野劲直的游牧文化冲击以至重创高度发展的农业文化的非常事件。这一超越常轨的历史变迁造成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断裂，也导致了一向被奉若神明的儒学伦理体系的解纽和崩毁，使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陷于混沌无序的状态。对于在战乱中沦入社会底层的北方士子来说，最大的痛苦并不是山河易主所造成的故国沦亡之悲，而是高度发展的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的瓦解所带来的信仰破灭与人格扭曲。与关汉卿、白朴等亲身经历过蒙古灭金之难的郑廷玉，对此更有切肤之痛。表现于杂剧创作，郑廷玉以借古喻今的方式追溯了那场空前的民族大动荡。取材于春秋故事但基本情节多属虚构的《楚昭王疏者下船》，开场即在观众面前展现出一番兵荒马乱、死亡枕藉的杀戮场面。这显然是在提醒人们回顾昨天的战争，唤起挣扎在社会底层的黎民百姓对往昔的悲悼，对铁骑和刀剑支撑起来的蒙元政权的切齿憎恨。
蒙元王朝奉行的强权政治，培植了一个无孔不入的特殊阶层——“有权势的无赖”。这个以有“根脚”的“衙内”为典型代表的特权阶层，上通于天，下虐于民，盘根错节，无恶不作，构成元代社会最严重的灾难。作为类型化的角色群，出现在郑廷玉、关汉卿等人笔下的“衙内”的共同特征是：“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打死人不要偿命，如同房檐上揭一个瓦”（《金凤钗》）。但凡衙内，无不大言不惭：“我是那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说穿了，这等舞台上通常穿着宋人衣装的上层恶少，不过是恃强凌弱的蒙古贵族子弟的化身，带有显著民族压迫性质的《大元典章》赐予了他们种种特权。郑廷玉在揭露和鞭挞“衙内”暴戾恣睢、虐人害物的同时，有意识地把犀利的笔触指向了他们的后台和靠山，表现出对造成元代社会危机根源的清醒认识。
衙内权豪肆虐于上，泼皮无赖横行于下，导致了蒙元时期整体性的吏治腐败和道德沦丧，给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人民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严重威胁。出现于《金凤钗》中的泼皮李虎，公然在“天子脚下”放刁讹钱，图财害命，又夜闯客店，盗金销赃，致使穷书生赵鹗蒙受不白之冤，几成刀下之鬼；《后庭花》中的赵廉访家奴王庆，光天化日之下，淫人妻室，挥刀杀人，咆哮公堂，胡搅蛮缠。金钱的魔力不仅使靠着攫取不义之财陡然暴富的光棍儿贾仁丧尽天良，夺人亲子，混赖“恩养钱”，而且导致本为弃子的“钱舍”贾长寿人性泯灭，为富不仁，仗势殴打流落他乡的生身父母。铜臭所到之处，使跳出红尘之外的寺院长老见钱眼开，倚强凌弱（《看钱奴》）；圆滑势利的客店老板忽而向穷秀才索讨房租，忽而对新科状元笑脸相迎；落第秀才之发妻居然听店家唆使，向丈夫索讨休书（《金凤钗》）……金钱与权势的联姻，既孳先了贪欲与罪恶，也导致了人性的丧失，使先前披拂在伦理家庭之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撕作缕缕碎片。
郑廷玉作为大批沉沦下僚的文士之一员，切身体验到强权政治所造成的人格扭曲的苦况，在其现存五种杂剧中，有四种涉及到知识分子的遭际和命运。围绕这一主题，剧作家借助起伏跌宕的戏剧冲突，解剖了那个在权势和金钱的主宰下发霉了的病态社会。元王朝奉行重利轻儒的实用主义政策，科举取仕废止长达八十年之久，一向奉儒守业的文士书生遭到歧视和鄙薄，普遍感到“儒人颠倒不如人”。在生计断绝、走投无路的窘迫境遇之下，不得不丢掉“君子固穷”的古训，“或习刀兵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为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元史·选举志》）。南宋遗民谢枋得所谓“七匠八倡九儒十丐”，虽是愤激之辞，但至少也可据以表明元代知识分子地位之卑下。出现在郑廷玉笔端的读书人，确乎不曾有过优于娼丐的殊遇。《看钱奴》中的陈德甫，“幼年间攻习诗书，颇亲文墨”，因生机所迫，只得“将儒业废弃，与人家做个门馆先生”。所谓门馆先生，其实不过是在看钱奴贾仁开的解库里做佣仆。穷秀才赵鹗困居客舍，受尽店主的奚落和羞辱（《金凤钗》）。秀才刘天义进京赶考，投宿狮子店，却因店小二逼奸害命而受到牵连（《后庭花》）。洛阳才子刘均佑孤苦伶丁，四处流浪，在风雪严寒之中，唱着莲花落沿门乞讨（《忍字记》）。相比之下，《看钱奴》中的主人公周荣祖的命运尤其悲惨：一家三口漂泊他乡，投亲不着，困于风雪，“十谒朱门九不开，冷冻难捱”（《元曲选》等明抄本虚构了藏金应举等庸俗情节，加重了宿命成分，实与元刊本不类）。眼看父子不能相顾，只得丢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卖子存活，可偏偏中了财主奸计，两贯钱割断了父子亲情。这一个个服饰各异的落魄书生，其实都是包括剧作家在内的元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写照。与他们的儒业废弃、颠沛流离相应，是世风败坏、弱肉强食。读书人的清高和自尊早已荡然无存。填满一代文士胸臆的，只是对“天丧斯文”、“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的悲愤怨叹。
三
亲身经受血与火的洗礼，堪称民众代言人的元代前期杂剧作家，其可贵之处并不仅仅在于感应时代动荡的脉搏，揭出被压迫者的苦难和病痛，更在于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存亡紧密地联在一起，在寻找失落的自我、确立人生新的支点的同时，执着地探索医治战争创伤的有效途径。在久乱粗定、百废待举的至元年间，郑廷玉曾借助其剧作努力寻求救世劝俗的良方：呼唤传统道德以抵御人性的丧失，加强自律以遏制贪欲的泛滥，颂扬清官以惩治社会的窳败。然而，由于他思考的起点建立在蒙元统治者尊程朱理学为官学这一基础之上，缺乏对强权政治与抽象的道德准则截然对立这一固有矛盾的本质体认，最终不免于陷入无法挣脱的迷惘困境，使其作品的文化意蕴呈现出价值取向上的两难属性：呼唤传统道德与揭示其虚伪和欺骗，提倡自强不息与悲叹世道凶险，冀盼官清法明与诅咒吏治昏愦，怀疑因缘度脱与幻想善恶果报……
足以体现郑廷玉幻想通过复兴伦理教化来挽救社会危机的理性思考的，当然还是假托历史以规讽当世的《楚昭王疏者下船》。提起这个剧目，论者几乎众口一辞地指责作者令人生厌地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充当程朱理学的传声筒。不可否认，郑廷玉编撰这个剧本确实有彰明忠孝节义的道德劝化动机。这一主旨经过明人有意增饰（《元曲选》等明刊本改易了故事起因，增加了龙神搭救昭王妻、子等无聊情节，变悲剧结局为君妃、父子大团圆）之后，更显苍白和庸俗。然而，如果注意到该剧编撰上演的特殊背景，你就会对作家的隐微深衷有所体察。元王朝统一南北后，采纳汉族世侯及儒臣建议，紧锣密鼓地重修孔庙，袭封孔子后裔，公开推行汉法，奉程朱理学为官学。这不仅成功地拆除了横亘在汉族人民尤其是以名节自许的儒生士子心中的屏障，确认以三纲五常为立国之本的蒙元政权的统治地位，而且对民族与社会的前景产生渺茫的期冀，激发起复兴道德、端正人伦的强烈使命感。身处战后劫灰之上，对逝而不返的王道乐土怀着深深眷恋的郑廷玉，除了呼唤传统道德、渴望再现伦理亲情、重塑儒家人格理想之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理想的社会模式可供选择吗？因而，道德剧《楚昭王》的出台，可说是久乱思治的时代心理推涌的产物。尽管如此，有着丰富阅历和深刻思致的剧作家，对维系人伦的忠孝节义的体认并未堕入僵硬痴迷的误区，毋宁说在他精心设置的戏剧冲突中，鞭辟入里地揭示了伦理道德虚伪冷酷的本质层面：身后吴兵蜂涌而至，昭王嫡亲四口夺舟逃命。风浪突起，船不胜载，艄公教“亲的身安，疏的交命卒”。当此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昭王首先把生的希望留给自己，极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地听任王后和亲子赴水殒命，“一个忠则尽命，一个孝当尽力”。敌兵退去，昭王复位，重新娶妻生子，居然心安理得于“一般衣冠，一般宫殿，一般官职”，甚至把另立王后看成是“重添墙上泥皮”。堂堂君王竟如此骄矜自私，真叫人啼笑皆非！以道德劝化为宗旨的《楚昭王》之所以出现这样创作动机与客观效果的严重背离，只能归因于作家自身思想的矛盾性，而这矛盾则引发于作家经由病态社会对在战乱中解体的伦理体系的深邃反思。
尽管儒学伦理体系自身的矛盾属性曾令金元易代之际的读书人时时感到窘迫和困惑，但由它培植起来的人格理想范型，还是给饱经忧患的文人墨客注入了应付历史变迁的顽强心力。“克己复礼”、“独善其身”、“自强不息”之类的经典古训，鞭策着一代又一代文人自尊自重、自警自励，以道德自律的高度自觉完成个体人格的塑造，在沧海横流的欲念世界中追求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活跃在郑廷玉笔下的众多书生虽然不及关汉卿那般倔强老辣，却也不甘沉沦，宁折不弯。陈德甫虽屈身为佣仆，却能在贾仁混赖“恩养钱”、周荣祖一家奄奄待毙的窘状下，向守财奴提出预支工钱，救人急难。穷秀才赵鹗久试不第，遭人奚落，仍不改初衷，“我不信男儿一世贫”、“既生长在人伦，狗也有三升糠分，况道是我为人！”（《金凤钗》）流落他乡的周荣祖，忍痛卖子，二十年饥寒交迫。经陈德甫作证，与亲子相认，无意中发现，贾仁所藏金银本是自家祖上遗产。半生困顿的老书客不免喜形于色，但想到乡亲们无衣无食，最终还是从钱眼儿里跳了出来，把“多余的银子”“都散于那贫难无倚的”人家。期望用乐善好施的义举，消除金钱造成的贫富之间的对立，唤回温馨和谐的古朴民风。
与关汉卿、杨显之等前期作家一样，郑廷玉在苦心孤诣地试图用传统道德感化人心的同时，似乎已意识到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作为观念形态的伦理道德规范，它只能适用于与之相应的文明社会内部，起到协调人际关系、规范思想行为等潜在的制约作用，但并不具备强制性的法的效力。就元代前期的情况而言，权势与金钱的联姻所造成的世风日下、人心浇薄，远非支离破碎的道德信条所能遏制得了。当此之时，剧作家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龌龊的官场，幻想在庞大的官僚阵营内部，出现一两位手持势剑金牌、为民请命的清官，藉以强化吏治、整肃纲纪、惩治邪恶，使哀哀无告的百姓一抒胸中之郁愤。郑廷玉依据民间流传的包公故事编撰而成的《后庭花》，是元代早期著名公案戏之一。剧中被作家和观众理想化了的包公，几乎被当成“惩治有权势的无赖的一柄常用利剑”（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与《陈州粜米》、《鲁斋郎》、《蝴蝶梦》中的包公一样，《后庭花》中的包待制也是元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侦破翠鸾被害一案全过程中，他没有亮出通常使用的势剑金牌，而是根据案情线索，顺藤摸瓜，掌握证据，智断疑案：由翠鸾母女失踪，引出赵廉访家奴王庆，王庆牵扯出李顺，李顺与翠鸾母女却突然失踪，线索中断。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翠鸾母拉刘天义上堂，从中摸清翠鸾被害经过。王庆抵死不招，被害人李顺之哑子却情急能言，迫使王庆乖乖认罪。
基于对元代吏治黑暗的深刻认识，郑廷玉在歌颂清官摘奸发覆、惩治奸胥猾吏的同时，也冷静地揭示了清官自身的弱点和难以克服的政治局限性。包公一出场，就公开表明自己的身份：“钦承圣敕坐南衙，掌刑名纠察奸诈。”“钦承圣敕”，即须谨遵王命；事连于上，就该便宜行事。经反复勘察，翠鸾一案水落石出，真正的祸首就是堂堂廉访夫人。包公颇费踌躇：“怎敢就教他带锁披枷？”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命人押下王庆，草草结案，带上一行皂隶拜见廉访大人，不冷不热地撂出一句：“索请夫人敢与这招伏罪”。巧妙地把“皮球”踢给了廉访大人，自己乘机送了个顺水人情。赵大人自然心领神会，当即收回决断大权，杀掉替罪羊，轻轻放过幕后的元凶，并用“奏请加原职三级高升”的诱饵堵住了包拯的嘴巴。这位自诩“莫说百姓人家，便是官宦贤达，绰见了包龙图影儿也怕”的“青天大老爷”，其实“也做得个怕硬欺软”（《窦娥冤》）。
《后庭花》杂剧“捉住小鬼，放走阎王”的结局，给颂扬清官为民请命的公案戏蒙上了一层阴影，艺术地显现了郑廷玉对严酷现实思考的冷峻和滞涩——强权的肆虐、金钱的蠹蚀无法让人有一个圆满的法制之梦。当剧作家苦于补天无术之际，融儒释道为一体的全真教开始对他产生诱惑。他一面把“识心见性”、“少私寡欲”、“苦己利人”等等教旨箴言作为清贫自守的“安神补心丹”，一面幻想假借佛道的无穷法力激浊扬清，赏善罚恶。多少年来一直被指责为宣扬消极的宿命论思想的《看钱奴》、《金凤钗》、《忍字记》等杂剧，就如实地揭示了剧作家这种纡曲的心态和多元的思致。从剧情关目上看，上述剧作都有一个因缘果报的宿命结局，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从某种先验的理念出发，对剧作家及其代表作做出简单粗率的是非判断。勿需否认，无论是书生赵鹗“十年黄卷难酬志，二百青蚨却立身”的否极泰来，还是嗜钱如命的贾仁合该为周家守财二十年，都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善恶终须报”和“贫与富前定不能移”的天命观，但在这看似消极的命定模式的背后，未尝不包含着作者救世劝俗、惩创人心的明确动机。取材于《搜神记》“张车子”故事而注入了大量现实内容的《看钱奴》，其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巨大批判力量早已突破了由题材原型所决定的宿命模式。换句话说，剧作家借助一个由原始题材规定了的消极形式，表现了鞭挞罪恶、干预现实的积极人生态度。
对郑廷玉创作宗教剧的心理因素作过一番梳理之后，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幻想通过善恶必有报的宿命模式救治世道人心，是剧作家面对时代危机无可奈何的灰色依皈，并最终因依皈的虚妄而陷入进退失据的两难困境。《布袋和尚忍字记》所设置的修行度脱模式，即可视为剧作家力图摆脱现世苦难的一次失败性的尝试。被弥勒尊者（布袋和尚）劝化的刘均佐，是一个家产万贯、儿女双全的土包财主。他“贪富贵不舍钱财”，常为“酒色财气、人我是非”所溺，但毕竟天性未泯，尚存恻隐之心，并不像贾仁那样丧尽天良，心如蛇蝎。他悭吝刻薄，分文不使，也多半因世情浇薄所致，“如今人则敬衣衫不敬人，不由我只共钱亲人不亲。”他没有过分的奢求，也不曾伤天害理，只想与妻子儿女共享天伦之乐。照理说，像他这样衣食丰足、家庭温暖的财主，并不具备跳出红尘、遁入空门的心理基础。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出家修行、皈依三宝的呢？是险恶的世情，是荒唐的人伦！拂去缭绕在主人公身畔的灵光幻彩，我们将会透过猝然闯入主人公平静生活中的一连串越礼背伦的“境头”，看到那个不可救药的病态社会正在走向崩溃的边缘。发生在他身边的一桩桩鼠窃狗偷、情理难容的罪恶勾当，怎叫他“忍”得下呢？滚滚红尘竟败坏到如此地步，苟活于世还有什么意义？然而，人作为七情六欲俱备的血肉之躯，倘若真能被无边的佛法引入苦空寂灭的西方净土，形同槁木，心如死灰，那天地间最可宝贵的人生，还值得珍惜吗？当然，谁都明白，布袋和尚虚无缥缈的宗教承诺永远也不会兑现；在由他亲自策划和导演的度脱闹剧的背后，深藏着的却是剧作家执着的人生探索最终归于幻灭之后不绝如缕的怅惘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