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科贝特的海军史著与史观——现代海军史学之集大成
刘 晋
[内容摘要] 朱利安·科贝特是现代海军史学上的集大成者。在劳顿和马汉奠定的基础上，他通过批判运用多国档案史料的现代史学研究方法，在国家与更广阔的国际关系背景中研究海军历史，并首次真正实践了大规模的现代海军史研究。他出版的7部史著为现代海军史研究树立起极高的学术标准，扭转了人们对若干神话的认识，修正并深入发展了马汉的思想，揭示出海上力量在拥有历史伟力时亦有重大局限。对史家角色及历史研究作用认知上的差异是科贝特与马汉得出不同结论的根源。历史及后世研究已经证明，科贝特基于现代史学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更为可靠和经久。
[关键词] 海军史 朱利安·科贝特 马汉 海洋战略
在现代海军史学逐步兴起的过程中，英美两国的一批史学家和海军军官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英国海军史学家约翰·诺克斯·劳顿(John Knox Laughton)、美国海军史学家和战略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和英国海军史学家与战略家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Stafford Corbett)3人地位显赫、影响深远。劳顿为海军史学的现代化奠定了方法论上的基础，并由此逐步得到英国主流史学界的认可，成为英国史学现代化运动的重要力量。[注] 关于劳顿对现代海军史学作出的贡献及其缺陷，见刘晋：《约翰·诺克斯·劳顿与现代海军史学的兴起》，《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5期，第18～24页。下文关于劳顿功绩与不足的论述皆源于该文，不再另行注释。 马汉将海上力量与强国兴衰联系在一起，在国际关系背景中研究海军史，开辟了海军史研究的新路径。此外，马汉还在激发公众对海军史的兴趣方面发挥了无人可比的作用。
科贝特批判吸收了劳顿和马汉的长处，避免了他们研究中的缺失与不足，以批判利用多国档案史料的现代史学研究方法，在国家和广阔的国际关系背景下研究海军史，真正实践了大规模严肃的海军史研究，成为现代海军史学上的集大成者。他出版的7部史著扭转了人们对若干神话的认识，修正并深入发展了马汉的思想，并为后世海军史研究树立起极高的学术标准。遗憾的是，科贝特在海军史学上的这一地位并未得到后世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在专业但小规模的海军史学界之外，他主要是以“与马汉齐名的”海洋战略家的身份为人所知。[注] 事实上，在加拿大海军史学家唐纳德·舒尔曼教授1965年的开拓性著作《海军养成：不列颠海军战略思想的发展，1867～1914》(D. M. Schurman, The Education of a Nav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Naval Strategic Thought ,1867～1914, London: Cassell & Company LTD, 1965)出版之前，英语史学界对海军史学发展状况的认识颇为模糊，严重漠视马汉之外的主要海军史学家。例如，美国海军史学家亚瑟·马德的英国海军史名著《不列颠海权剖析》错将《时代》海军记者威廉·克劳斯(William Laird Clowes)视为海军史料协会(Navy Records Society)成立的倡议人(应为劳顿)；英国史学家古奇将马汉视为现代海军史学的推动者，仅对劳顿和科贝特一笔带过，忽视了他们的贡献。见Arthur Marder, The Anatomy of British Sea Power :A History of British Naval Policy in the Pre -Dreadnought Era ,1880～1905,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6, p.45; 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3, pp.402～424。因此，本文试图在海军史学现代化的背景下全面、系统地剖析科贝特的海军史著，揭示其主要特点和结论，并对比科贝特与马汉在史学观念上的异同，具体展示其对现代海军史学作出的贡献。
一、劳顿、马汉与海军史研究的现代化
海军史研究的现代化始于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到20世纪初期达到高潮。这期间英美两国的一批史学家和海军军官在英国史学现代化运动的影响下，开始有意识地以兰克式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海军史，以摆脱浪漫主义海军史著“不准确、错讹众多、可读性不强等诸多弊病”。[注] 刘晋：《约翰·诺克斯·劳顿与现代海军史学的兴起》，《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5期，第20页。另见J. K. Laughton, “Historians and Naval History，” in Julian Corbett， ed., Naval and Military Essays :Being Papers Read in the Naval and Military Sec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tudies ,191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4, pp.3～22。所谓“现代化”的海军史研究，主要包含两大内容。一是批判性运用一手档案史料作海军史研究。由于海军史的政府和国际性质，政府的、多国的档案史料更具权威性。二是逐渐摆脱编年体式的海军史写作。“现代化”的海军史研究不是简单地记录、叙述战斗经过或抒发情感，而是在国家或更广阔的国际关系背景下，研究海军史上各种重要事件的原因、结果与影响。海军编年史越来越被视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而不是历史研究本身。
劳顿和马汉分别在这两个方面为海军史研究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劳顿是那个时代百科全书式的海军史权威，在现代海军史学上功绩卓著。他185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加入英国海军，担任了32年文职教员，期间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教育、影响了大批英国海军军官。从海军退休后，劳顿接任英国史家萨缪尔·加德纳(Samuel Gardiner)，在伦敦国王学院担任了29年现代史教授。在长达61年的海军教员和学院教授生涯中，劳顿对海军史研究的现代化作出了三方面的卓著贡献。一是澄清海军史研究的价值，最早提倡并实践了现代化的海军史研究。英国海军不受严重挑战的主导权、陆军在19世纪数次重大战争中的显赫地位、海军科技的快速更新以及海军史研究本身的业余状态，都使海军史研究的价值受到广泛质疑。在这种背景下，劳顿利用其教员身份和军内平台有力地阐明了科学海军史研究在清除旧式研究弊病和神话，准确展示历史教益，提升海军教育和战略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扭转了部分军官和史家对海军史研究的态度。最关键的是，劳顿以身垂范，一生笔耕不辍，大量著述，成功使海军史研究得到英国主流史学界的认可，并成为英国史学现代化运动的重要力量。二是推动海军史料协会的成立，并借此平台推动大批档案史料的编辑和出版，为海军史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关键材料。该协会至今仍在运行，训练了一大批海军史学家，并将军外史学家吸引到海军史研究的行列中来。三是直接影响了美国海军学院的创始人斯蒂芬·卢斯(Stephen B. Luce)、马汉、科贝特等人的治史观念，并通过他们间接影响了英美两国数代海军史家。
劳顿的缺失与不足亦很明显。这主要表现为，劳顿都未能出版一部大规模海军史著，更未能发展出成体系的海洋学说。受过头的实证主义史学观念影响，劳顿一生关于海军史的丰硕著述绝大部分是传记条目、小规模文章或书评。他出版的14部著作，要么是关于海上自然科学的，要么是上述传记条目的集成，要么是短篇名将传记，没有一部是连贯成体系的海军史著。[注] 劳顿长期在海军中担任自然科学教员，他也首先是以自然科学专家的身份在海军内部立足并得到尊重。这种尊重有助于他对海军史研究的推广。劳顿海军史著述篇幅虽小，但并不代表不重要。通过极为严谨的考证和研究，劳顿的传记和文章破除了海军史上的许多神话，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此外，这些小篇幅著述散落在长达数十年的各类期刊、杂志之中，也很容易为后人所忽视。这也可能是他去世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其对现代海军史学的贡献为人所忽视的主要的原因。
马汉在海军史学方面的贡献和不足恰好和劳顿形成对比。在著书立说方面，马汉取得了远胜于劳顿的成就，包括其最知名的“海权四部曲”在内，马汉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发表了7部海军史著。[注] 马汉既是海军史家，也是海军战略思想家、政论家和帝国主义者，一生著作等身。据统计，包括上述海军史在内，马汉一生共出版20部著作和137篇论文，见Philip A. Crowl,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Naval Historian,”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448。他所创立并成功地推广的海权学说，不仅使他本人取得经久不衰的盛名，还影响了现代海洋战略学说的发展方向，并曾对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海军政策产生一定影响。马汉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极其显赫，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包括劳顿和科贝特在内的其他海军史家作出的贡献，以至于后世海洋战略研究者以及相当一部分海军史家都将其视为各自领域的奠基人。
马汉确实在海军史研究领域作出了伟大贡献。他开辟出海军史研究的新路径，即一改前人在海军史著述中仅仅关注海军作战或人物生平的做法，在国家及更广阔的国际关系背景中研究海军史，考察了海权对19世纪之前的战争与强国兴衰的影响。[注] 因为他在海军史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与显赫声望，马汉1902年被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他在融合海军史与国际事务方面的影响深远。有海军史家抱怨，马汉以来的海军史研究“过于强调”国际事务，以至于忽略了国内事务。[注] John B. Hattendorf， ed., Doing Naval History :Essays Toward Improvement ,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1995, p.3.与此同时，劳顿的优点正是马汉做得很不够的地方。劳顿深受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束缚，在考证清楚每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前迟迟没有下笔撰写大规模的海军史。马汉则自由、大胆得多。在大量海军档案史料还未得到有效整理和出版，为数不多的海军史著述可靠性还存疑的情况下，他就撇开原创性研究，大量运用法语二手著述，并就此发展出一套学说。也正因如此，他得出的许多结论并不牢靠，并已被后世的研究所否定。
二、从德瑞克到杰里科：科贝特的海军史研究
科贝特的历史研究避开了劳顿和马汉二人的短处，吸收并扩展了他们的长处，为现代海军史研究树立起极高的学术标准。他既不像劳顿那样仅仅写作小规模文章或人物传记，也不像马汉那样忽视或有意选择史料以证明一种预先设定的观点。从第一部海军史开始，他就一直坚持批判性的使用多国档案史料，在国家及国际关系背景中作原创性研究。如果说科贝特与劳顿的治史观念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那他与马汉之间则存在根本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马汉的海军史研究在学术性和严谨程度上都要逊色于科贝特。
科贝特中年后才进入海军史研究的领域，但非常勤奋和多产，这一点与马汉很像。他1854年出生于伦敦，曾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律并取得优异成绩。大学毕业后有过一段短暂且名不副实的律师生涯，后转入写作领域并出版了四部小说，但未能成功，倒是关于英国古代海军将领蒙克(George Monk)和德瑞克(Francis Drake)的两部人物传记反响不错。他后来干脆放弃小说创作，直接转入历史研究并于1893年成为劳顿推动成立的海军史料协会的创始成员。1903年因为在海军史研究领域的出色表现而得到英国海军若干高级军官赏识，先后出任英国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史学教授和战略讲师，共任教11年。一战期间科贝特参与了英国海军参谋处和帝国防务委员会的一些工作，并于战后撰写了英国官方海战史的前3卷。[注] Donald M. Schurman, Julian S .Corbett ,1854～1922: Historian of British Maritime Policy from Drake to Jellico , London: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81。对科贝特生平活动的叙述皆参考该书，不再单独注释。
海上力量既有伟力也有明显的限度，这是科贝特毕生海军史研究的根本结论。对于英国这样地理位置的国家来说，海上力量有其伟大作用。正是海上力量的成长与运用使得英格兰这样一个悬于欧陆边缘的岛国获得欧洲强国地位及广大海外殖民帝国。但是，在针对欧陆强国的斗争中，海上力量亦有其显而易见的局限。英国在欧陆以及海外殖民地争夺中所遇到的多次挫折，源于它虚弱的陆军。英国的海上力量更无法对欧洲大陆战争的最终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
因此，考察科贝特的海军史研究，首先要做的便是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他的海军史著在研究方法与路径、写作安排与风格等方面的特点。在从事这一工作时，需要根据这几个方面的特点将他的海军史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科贝特个人独立出版的5部著作以及一部日俄战争海战史。尽管日俄战争海战史的性质属于官方海战史，但由于保密而不公开出版以及基本与英国海军没有重大直接关联，科贝特的写作并没受此影响。第二部分则为英国官方一战海战史前三卷。这三卷的出版时间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间极短，其中涉及的许多高级军官当时仍然健在，又受到海军部的强力干涉，因而与科贝特之前的著作风格差异较大，需要单独分析。
(一)现代海军史家地位的确立
《德瑞克与都铎海军：英格兰崛起为海洋强国的历史》是科贝特写作的第一部海军史，初版于1898年。[注] 本文使用的是1988年版。Julian S. Corbett, Drake and the Tudor Navy :With a History of the Rise of England as a Maritime Power ,Vol.2, Aldershot: Temple Smith, 1988。这部海军史是科贝特1890年出版的传记《弗朗西斯·德瑞克爵士》的自然延伸。[注] Julian S. Corbett, Sir Francis Drake , London: Macmillan, 1890.两年后，作为这部海军史的续篇，科贝特出版了《德瑞克的继承者》一书，从而完成了他以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的英格兰同西班牙斗争为核心内容的英国海军史研究，也牢牢确立了其现代海军史学家的地位。[注] Julian S. Corbett, The Successors of Drake ,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0.运用现代史学研究方法，将海军行动置于国家及国际关系的背景中作原创性研究，是这两部海军史在写作方法和路径上最显著且得到后续史著延续的特点。首先，科贝特几乎完全使用了原始的和多国的一手档案史料。对比马汉约10年前出版的前两部海权系列史著几乎完全使用二手著述，且集中于法语著作的情况，便能够立即发现科贝特研究的优点。[注] 大概是出于对马汉这样一个开拓者的敬意，科贝特在马汉有生之年并未公开批评他的历史著作。然而，马汉逝后，这一顾虑也大大减少。1916年谈到马汉最初史著所依赖的二手著述时，科贝特认为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极不可靠、价值甚微、缺陷众多、极具误导性”，见Julian Corbett, “The Revival of Naval History,”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 December 1916, p.735。这些史料在科贝特的细致研究中产生出许多能够久经考验的成果。撰写了《德瑞克与都铎海军》1988年版导言， 专攻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的英国史学家理查德·沃纳姆(Richard Wernham)认为，科贝特清楚地认识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格兰与西班牙的争端首先开启了海权与帝国的交织，他对德瑞克生平和事业的叙述放在该书第一次出版90年后来看依然是“最好和最全面的”，他关于德瑞克1577～1580年间巡航动机和目标的观点也未曾受到严重挑战。[注] R. B. Wernham, “Introduction，” in Julian S. Corbett, Drake and the Tudor Navy :With a History of the Rise of England as a Maritime Power , Vol.1, Aldershot: Temple Smith, 1988。原书导言未标页码，按照顺序，这里参照的是该导言第3页的内容。
科贝特在《七年战争中的英格兰》中进行的这种尝试成败参半。科贝特研究的权威学者，本身亦为专业海军史家的舒尔曼曾就此有过如下富有启发性的评论：“《七年战争中的英格兰》展示了军事与政治政策之间惊人的复杂联系。它是否牢靠地展示了它所引入的所有战略哲学可以争论。无可争辩的是，作者在此书中开创性地将大战略层面的战争理论与基于原始材料的细致海军史研究相互阐释……作为结合(marry)战略哲学与历史的尝试，该作品是失败的；作为一种习惯法(common law)的安排则是壮观而成功的。”[注] D. M. Schurman, The Education of a Nav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Naval Strategic Thought ,1867～1914, London: Cassell & Company LTD, 1965, p.169；舒尔曼评论中的习惯法与结合相对应，指的是科贝特此书虽然未使人们在一般意义上认可战略哲学结合历史学的写作方法，它本身的这种写法却得到了人们的承认。科贝特自己如何看待该书不得而知，但可以确认的是，如同他不再以海军将领为中心研究海军史，不再做大跨度的研究，他此后再未将理论与历史研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要么作了专门的理论研究，比如《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要么就在专门的历史研究中放弃大规模理论研究，比如《特拉法尔加战役》。[注] Julian S. Corbett, 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 ,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
为贯彻这一目的，科贝特在具体写作中需要不断地将德瑞克等将领的活动与伊丽莎白一世的国务政策、英格兰与西班牙的争端和整体战争背景相互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例如，他研究了英西战争的原因，并认为这场战争对英格兰政府、人民和商人阶层来说分别是政治性、宗教性和贸易性的，其中的贸易因素是导致英西冲突的重要因素。这种冲突原因表明英格兰海军将领在非洲及美洲海岸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财富而非占领殖民地。此外，国务家的政策亦会对海军将领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例如，科贝特认为，德瑞克占领了西班牙重要港口城市又随后放弃，部分源于对女王政策以及财政问题的顾虑。[注] Julian S. Corbett, Drake and the Tudor Navy :With a History of the Rise of England as a Maritime Power , Vol.1, Aldershot: Temple Smith, 1988, p.75; Julian S. Corbett, Drake and the Tudor Navy :With a History of the Rise of England as a Maritime Power , Vol. 2, Aldershot: Temple Smith, 1988, pp.53～54.
采用逐次镜像法计算导线表面电场强度[3]，采用CISPR公式[4]计算无线电干扰水平、BPA公式 计算可听噪声[5]、前苏联经验公式计算电晕损失。计算对比结果如表4所示。
史学研究观念的重大差异是马汉与科贝特得出不同结论的根源。作为同时代的海军史家以及后来者，科贝特对马汉的研究路径多有借鉴吸收。在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应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作用，海军史应发挥的作用方面，二人具有诸多相似观点。然而，在这些相似观点中存在着看似微小却实质性重大的区别。观念上的这种区别决定了他们在历史研究材料的选择，历史所应发挥的作用，以及历史研究结论得出的逻辑顺序上具有根本不同的认识，进而导致了不同的研究结论。
H社区部分人员表示因为日常工作量大，经常需要加班，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资格证，也就只能拿到最差的C级的补贴，导致他们对社区的工作动力减弱，现有的绩效机制难以发挥激励作用。
作为一个整体，科贝特融合了上述两大特点的这两部史著在海军史学上是划时代的作品。自从19世纪中期的约翰·科洛姆(John Colomb)开始从帝国视角研究海军问题以来，先后出现了劳顿、马汉、菲利普·科洛姆(Philip H. Colomb)等推动海军史现代化的重要实践者。[注] 约翰·科洛姆和菲利普·科洛姆是英国海军军官，分别官至上校和中将，是19世纪中后期蓝水学派海军思想的主要阐述者。关于科洛姆兄弟的海军史研究，见D. M. Schurman, The Education of a Nav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Naval Strategic Thought ,1867～1914, London: Cassell & Company LTD, 1965, pp.16～59。劳顿从研究方法的层面奠定了海军史研究的现代化基础，马汉则实践了广阔的海军史研究路径。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同时将现代海军史的这两项鲜明特点融合起来。尽管如此，科贝特最初的这两部海军史著并非完美无缺，如《德瑞克与都铎海军》仍具有鲜明的传记特点，他的一些观点亦被后来进一步的研究所修正或挑战，他亦常常遗漏一些材料的出处从而使其学术性略打折扣。但是，就同时代海军史学的发展状况而言，科贝特前所未有地彻底实践了现代史学意义上的海军史研究，写出了极高质量和极具学术性的作品。[注] 科贝特作品的质量和学术性在同时期整个英国史学界都是令人瞩目的，见同代史学家，同时也是英国史学专业化运动重要人物之一的艾伯特·波拉德的评论，Albert F. Pollard, “Review of Corbett’s The Successors of Drake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 Vol.16, No.63, July 1901, pp.577～578。
(二)科贝特海军史研究的成熟
1903年以后，得益于皇家海军战争学院的教学活动以及与高级海军军官的直接接触，科贝特后续的海军史著愈加成熟。以单独一位或寥寥几位海军将领为中心写作海军史显然无法完全满足科贝特彻底贯彻上述写作路径的要求。从第三部海军史著开始，他彻底抛弃了这种写作安排而越来越关注国务家、国际形势以及陆上行动与海军的相互联系，而关于单独海军行动的叙述有时候甚至只占到很小的篇幅。这种写作安排在他1904年出版的两卷本《英格兰在地中海：不列颠在海峡之间的权力崛起与影响研究，1603～1713》达到极致。[注] 本文使用的是该书第二版，见Julian S. Corbett, England in the Mediterranean :A Study of the Rise and Influence of British Power within the Straits ,1603～1713, the second edit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7。该版前言仍然为1903所写，科贝特未说明与第一版相比有任何改动。这种状况是科贝特有意选择造成的。这一时段的海上战争主要是发生在英吉利海峡周围的英荷战争，同时期的地中海未发生海上大战。但是他认为，“没有发生的至少与已发生的同等重要”，与荷兰的斗争只是英国海军史中的一个片段，而地中海则涉及大海军战略(higher naval strategy)所要面对的最关键问题：英国权势在地中海的“无声”崛起深刻改变了整个欧洲体系，到20世纪初仍在产生影响。因而，要展示英格兰在欧洲的地位是如何依赖其在地中海的舰队，就牵扯到大量的军事史与外交史，而这一部分历史“只能在其与海军压力的关系中，在诸位将军、大臣与外交家之间的通信中才能发现”。[注] Julian S. Corbett, England in the Mediterranean ,A Study of the Rise and Influence of British Power within the Straits ,1603～1713, the second edit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7, pp.vi～viii.
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地域范围，大规模历史研究总是困难异常。科贝特就曾经认为，过去英国海军史著中的断裂和混乱就是因为那些作者无法恰当地处理大范围的研究对象。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就要找到一条发展主线，尽可能不要偏离它。17世纪英格兰在地中海权力的崛起就是他紧紧抓住的那条主线。[注] Ibid., pp.v～vi. 这种安排确实便利了科贝特的研究，但也使他犯下他自己极力避免的错误，即带着明显的倾向进行历史研究。他为了展示17世纪早期英格兰便有一个地中海政策而对相关事实的选择和解读，无法令人满意。[注] 见同时代一位评论家对科贝特这一著作的严厉批评，R. C. H. Catterall, “Review of Corbett’s England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10, No.1, Oct. 1904, pp.164～168。因此，就历史研究而言，这部著作带有明显的缺陷。尽管如此，就展示国家、国际关系、军事与海军行动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写作路径而言，这部作品是科贝特海军史著中“最重要的”。[注] D. M. Schurman, The Education of a Nav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Naval Strategic Thought ,1867～1914, London: Cassell & Company LTD, 1965, p.163.
其次是研究高考真题。对于常考考点，起码要做近五年的高考题，才能更了解考点的命题规律、题型变化、解题思路等；对于新题型，则要对比全国卷的三套卷子的命题形式，从而找到解题的方向。比如，逻辑推断题是去年的新题型，很多考生被这个新题型唬住了，其实这只是一只纸老虎，只需搞清楚命题规律就行了。我做了去年全国卷的三套卷子后，发现这种题型设题时涉及两种复句关系——条件关系和因果关系，以及两种复句关系常犯的错误——条件关系混淆，条件与结果、原因与结果没有必然的联系等。所以，学生找问题句时就找这两种关系的复句，再思考其错误类型，也可以找说法比较绝对的标志词，最后是仿造例句精准拟写答案。
马汉和科贝特研究的海军史时段多有重合，却得出了大为不同的结论。因此，两者对比更能显示出科贝特研究结论的谨慎和经久。[注] 需要说明的是，对比科贝特与马汉在研究结论方面的差异，并非是将两人完全对立。科贝特的研究并未彻底否定马汉，而是对马汉的修正、深化和拓展。 马汉在海军史研究中得出两大著名结论。第一，海权是历史发展和国家繁荣的决定性因素。当一国有条件选择陆上发展或海上发展时，最好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与拥有陆上优势的国家相比，“一个拥有海上优势的国家对世界事务有更大影响”。[注] 吴征宇：《海权的影响及其限度——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思想》，《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第101页。 英帝国的扩张与荣耀皆源于其无可匹敌的海权，法国在与其斗争中的屡次失败则源于国家发展方向的错误所导致的虚弱海权。[注] Philip A. Crowl,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Naval Historian,”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451～452.第二，海上优势以及海上战斗的结果往往能够决定战争的最终结果。作为这一结论的逻辑延伸，马汉主张和平时期大力发展以战列舰为核心的海军力量，夺取海外殖民地，发展海外贸易，战时则最好能“找出”敌人主力舰队寻求决战。
作为一个整体，科贝特的所有海军史著都明确显示出两大特点。第一，在坚持原始档案材料批判使用，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研究海军史的基础上，科贝特的研究呈现出越来越成熟和细化的趋势。第二，无论是传记性色彩浓厚的研究，大时间跨度的研究，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还是一场战役的全景式研究，科贝特从未简单地将历史写作视为事实和材料的堆积，从未仅仅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他的写作结构。符合他所始终坚持的写作标准大致有3点。首先，科贝特所写作的历史著作一定会按照明确的主题将相互关联的各类事件和作战行动分门别类地加以划分，并在书末附录关键性的材料原件以供查证。在他看来，仅仅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事实只是一种编年记录，而非真正的历史研究。这样的著述只会模糊所要研究的主题。[注] Julian S. Corbett, “Review of Charlés de la Ronciére, Histoire de la Marine Fran çaise Vol .I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5, No.4, July 1900, pp.744～745; Julian S. Corbett, “Review of Charlés de la Ronciére, Histoire de la Marine Fran çaise Vol .II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6, No.3, July 1901, p.546; Julian S. Corbett, “The Revival of Naval History,”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 December 1916, p.734; Julian S. Corbett, Maritime Operations in the Russo -Japanese War ,1904～1905, Annapolis: Naval Institate Press, 2015, p.xxvi; Julian S. Corbett,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Julian Corbett, ed., The Private Papers of George ,Second Earl Spencer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1797～1801, Vol.1, London: Navy Records Society, 1913, p.x.其次，历史学家应具备掌握研究和写作主线的能力，沉没于过多没有意义的细节之中只会丧失写作的目标和均衡。那样的工作充其量只是收集者和档案学家的工作，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注] Julian S. Corbett, “Review of Charlés de la Ronciére, Histoire de la Marine Fran çaise Vol .IV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16, No.1, Oct. 1910, p.116; Julian S. Corbett, “Staff Histories,” in Julian S. Corbett, ed., Naval and Military Essays :Being Papers Read in the Naval and Military Sec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tudie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2; Julian S. Corbett, “Review of Arthur W. Tedder, The Navy of the Restoration ,”History , Vol.1, Issue 4, 1916, p.245.最后，在写作的过程中，他都是史论结合，以便读者立即明了所述事件或行动的意义，而不是平铺直叙，等到写作的末尾才加以总结性的评论。对他而言，没有“阐释”(elucidation)的事实叙述同样不能视为优秀的史著。[注] Julian S. Corbett, Maritime Operations in the Russo -Japanese War ,1904～1905, Annapolis: Naval Institate Press, 2015, p.xxviii; “The Teaching of Naval and Military History,” History , Issue 1, April 1916, pp.14～15.
在国家与国际关系的背景中研究海军行动是这两部史著显示出的第二个特点。从劳顿开始，仅仅是海上战斗的叙述再也无法让史学家满意。他们不仅要叙述这些战斗的经过，还要研究它们的起因和影响。马汉在他的海权系列史著中将这种写作路径发展到一种新的层面，让史学家们认识到除了编年史和人物传记外，海军史还可以有怎样一种写法。他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的前言中明白无误地表明这一点：“本书意将海洋利益置于突出的地位，但并不将它们与整体历史中的因果环境相割裂，并试图展示它们是如何改变后者，并被后者所改变的。”[注]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0, p.vi.科贝特完全接受了这种写作路径。他在《德瑞克与都铎海军》一书前言的开始就宣布该书的目的在于，“概览英格兰是在怎样的环境中第一次由于其海上的力量而成为欧洲体系中的控制性力量的”。[注] Julian S. Corbett, Drake and the Tudor Navy :With a History of the Rise of England as a Maritime Power , Vol.1, Aldershot: Temple Smith, 1988, p.vii.因此，对德瑞克及其他将领活动的研究皆服务于这一目的。
科贝特此后写作的海军史吸取了前几部史著中的优点而避开它们的缺陷。《特拉法尔加战役》是他个人出版的最后一部海军史著。此书使用大量材料集中研究一小段时间的历史，让科贝特可以全方位地展示这场战役，并得出了足够坚实可靠的研究结论。[注] 科贝特曾在书中批评纳尔逊战术冒进，引发了激烈争议。海军部专门为此组织了特别调查委员会，但最终得出了有利于科贝特的结论。见Donald M. Schurman, Julian S .Corbett ,1854～1922: Historian of British Maritime Policy from Drake to Jellico , London: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81 pp.113～130。科贝特还于1910～1914年间完成了《俄日战争中的海上作战，1904～1905》的写作。该书延续了科贝特的一贯优点，并因为在有限海军战争与联合战略研究方面的价值而在80年后解密出版，又在2015年首次以平装本的形式发行。[注] Julian S. Corbett, Maritime Operations in the Russo -Japanese War ,1904～1905,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5.
科贝特显然意识到这种大跨度写作给他的研究带来的问题。在后两部海军史著《七年战争中的英格兰：联合战略研究》和《特拉法尔加战役》中，他将研究范围缩小到一场战争，甚至一场战役。[注] 关于这两部史著，本文使用的版本分别为Julian Stafford Corbett, England in the Seven Years ’War :A Study in Combined Strategy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Julian S. Corbett, 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 ,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在《七年战争中的英格兰：联合战略研究》一书中，科贝特尝试了一种新的写作路径，即将细致的海军史研究与战争理论研究结合在一起。除了针对七年战争本身的研究，他还专门讨论了舰队的功能并在其中区分出主战略(major)和小战略(minor)，战争的性质与目标，战争与外交的界限、进攻与防御的相互优势及缺点，以及有限战争。他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明确无误地显示出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影响，并在其1911年出版的《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一书中达到更为成熟和连贯的状态。[注] Julian S.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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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贝特一生所写作的海军史著中，只有一战结束后不久的那3卷官方海战史因受现实环境的影响和限制而偏离了他一贯的写作路径和风格。这3卷是纯粹的海战史，几乎没有对国务家政策活动的叙述，没有对陆上作战的描写，也没有对其时国际关系背景的研究，只是按照时间和事件发展顺序叙述了海上的行动。同时，科贝特也几乎没有在叙述的过程中发表评论。总而言之，这3卷海战史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视为历史性材料。[注] 科贝特早就意识到写作同时代战争将遇到的限制，一是无法坦率的陈述事实；二是健在相关人士修正批评的倾向。这样的限制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见Julian S. Corbett , “Staff Histories,” in Julian S. Corbett， ed., Naval and Military Essays :Being Papers Read in the Naval and Military Sec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tudie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reprint of the 1914 edition, pp.27～28。尽管如此，科贝特依旧秉持严谨作风，在存在史所未见的技术难度情况下完成了3部海战史的写作。结果证明，这3卷史著叙述清晰、流畅、准确，可读性极强，是极杰出的海战史作品。仅举一例便足以证明，除了德国潜艇的初始行动及其部队的开场行动，德国政府后来出版的官方一战史中关于日德兰海战的描述大部分基于科贝特的原始叙述。[注] Julian S. Corbett, Naval Operations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Based on Official Documents , Vol.3, East Sussex: Naval and Military Press, 2009, p.vii.有着良好声誉的海军史学家布瑞恩·汤斯塔尔(Brian Tunstall)曾对科贝特这3卷著作热情地总结道：“第3卷海战史的完成标志着科贝特毕生工作的顶点……科贝特史著之明晰、精炼，判断之均衡以及文字技能皆无与伦比。”[注] Brian Tunstall, “Review of Julian Corbett’s Naval Operations ,Vol .I -III and Henry Newbolt ,Vol .IV ,V ,”History , Vol.19, Issue 73, 1934, pp.24～25.
三、海上力量的影响与限度
从1898年出版首部海军史著《德瑞克与都铎海军》开始，科贝特在24年的时间内写作了7部海军史，其中5部由其独立出版，另外两部则为在海军部及帝国防务委员协助下撰写的官方海军史，所研究的历史时段覆盖伊丽莎白一世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外，他还为海军史料协会编辑了6部档案文件，并发表了数篇颇具影响力的海军史文章。[注] 科贝特作品目录见James Goldrick and John B. Hattendorf， eds., Mahan Is Not Enough :The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on the Works of Sir Julian Corbett and Admiral Sir Herbert Richmond ,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1993, pp.295～310。就重要性而言，科贝特对现代海军史学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他所撰写的7部大规模史著，其次才是他编纂的历史档案文件和有关海军史研究的专门论述。这一点与劳顿有很大不同，并由3方面的原因造成。首先而且也最重要的是，他受实证主义观念的影响没有劳顿那么强烈。科贝特在大学时期学习的是法律，毕业后由小说写作转入海军研究。虚构类写作带给科贝特的乃是浪漫主义的影响，使他对历史研究的态度不像劳顿那样要求绝对的科学性。[注] 令人惊奇而尊敬的是，除了第一部史著《德瑞克与都铎海军》，科贝特在他后来的海军史研究中几乎彻底压制了浪漫主义的影响，保持了一贯的理性、审慎和克制。尽管如此，他仍然对历史写作的浪漫主义保持敬意。他曾在一篇书评中如此写道：“麦考来或弗鲁德的艺术方法……并不必然会妨碍科学准确所要求的严谨。”见Julian Corbett, “Review of Arthur W. Tedder, The Navy of the Restoration ,”History , Vol.1, Issue 4, 1916, p.245。其次，科贝特进入海军史研究领域的时间较晚。到了19世纪末，在政府机构、各类海军宣传团体以及劳顿、马汉等人的推动下，公众对海军的兴趣显著上升，不少史料开始得到整理和公开，为大规模海军史著提供了必要的市场和写作条件。由此，科贝特在写作了两部海军人物传记后具备立即转入连贯海军史研究的外部动力。最后，科贝特出生于富足的商人家庭，一生都未曾受到经济问题的困扰。他也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更少顾虑，更为从容。
科贝特对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研究是对这条结论的经典验证。英国在特尔法尔加海战中的胜利历来被研究者视为英国海权的巅峰以及“海权历史影响”的经典案例。指挥英国舰队击败法西联合舰队的纳尔逊则被视为“英国海权的化身”。然而，科贝特却通过坚实可靠的历史研究打破了特拉法尔加中的若干“神话”。首先，他提醒人们，不应夸大特拉法尔加之战的影响。英国在海战中的胜利保证的是英国本土和帝国的安全，并未阻止拿破仑在大陆上取得一连串的军事胜利。英国海权的巅峰时期恰恰也是拿破仑陆权的全盛时期。特拉法尔加“让英国统治了海洋，却让拿破仑主宰了陆地”。此外，由于拿破仑在海战之前就已放弃入侵英国，特拉法尔加这方面的影响程度还要打上一些折扣。[注] Julian S. Corbett, 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 ,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 p.321, p.408, p.424.其次，特拉法尔加战役并非单纯的海军战役，而是陆海联合战役。纳尔逊并非这场战役的唯一主角，唯有将其置于适当的从属地位，以更宽广的视野研究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等英国国务家的政策才能真正理解这场战役的教益。[注] Julian S. Corbett, 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 ,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 p.viii.这具体展示了科贝特历史研究结论的一条自然推论，即海军行动只是国家总体战争政策的一部分。决定海军行动目标及方式的是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的总体目标，以及各军种协同行动的需要。
科贝特的历史研究还包括了与上述结论和推论紧密相关的另一条自然推论，即必须尽可能以理性且最富效率的方式运用英国在海上的力量与优势，才能以相对小的成本为其赢得最大的收益。他在《七年战争中的英格兰》中首先提出并在其理论著作中进一步阐述的“英国式有限战争”，就是这种高效方式的集中体现。所谓“英国式有限战争”，指的是受益于海洋和优势海军的阻隔，海岛型强国或被海洋隔开的强国具有将有限战争的方式运用到无限战争中的能力，具体表现为小规模陆军和优势海军的联合作战。这种战争方式为英国赢得了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并以相对小的代价在欧洲赢得较大的战争收益。与此同时，这种战争方式无法单独决定大陆战争的最终结果，如有必要，英国亦须全面介入大陆战争。[注] 关于“英国式有限战争”理论的演变及该战争方式的局限，见刘晋：《英国式有限战争理论的起源与流变》，《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4期，第127～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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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研究者已经指出，马汉的结论存在“过度简化”和“僵化”的问题。首先，英国在拿破仑战争前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尤其是针对大陆国家法国的胜利，并不完全依赖海权(更不仅仅源于优势海军)。英国国务家的大陆均势政策以及与欧陆国家的联盟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此外，马汉的结论明显无法解释英国海权鼎盛时期(1805～1809)俄罗斯、奥匈、土耳其等帝国的兴起。[注] Ibid., pp.451～454. 第二，马汉考察的是特定时代以英国为代表的少数海洋国家的成功经验，“海权决定历史进程及国家繁荣”这一命题所依赖的两大前提，即海洋经济是决定一国经济繁荣的关键要素，以及技术的进步不会实质影响海权的地位和作用，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而不复存在。[注] 吴征宇：《海权的影响及其限度——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思想》，《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第105～106页。 第三，舰队决战并不能决定大陆战争的结果。在不存在运用有限战争的条件时，海洋国家必须运用大陆式战争方式才能影响大陆战争的最终结果。这一点已被两次世界大战所证明。
四、科贝特与马汉治史观念之比较
从“画家”“操纵者”“创造性叛逆”者等比喻可见，这一时期的译学研究赋予了译者前所未有的自由，充分肯定了译者在翻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其主体性得到进一步彰显。
首先，史学家本人应在历史研究中扮演什么角色？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用以两个极端为顶点的一条光谱来形容。其中的一个极端秉持绝对客观和价值中立的态度，认为史家的任务仅仅在于客观而不添加个人感情、忠实地记录历史而已。史家的身份因而就被简化为收集者和记录者。由此而产生的极端形态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史事的编年史。另一个极端则持有对立的观点，认为绝对客观和价值中立的史书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编年史也由于编写者对事件和材料的选择而丧失了客观性。史家的任务在于阐释他所理解的历史和事实，而不必拘泥于历史证据。19世纪以来的史学家大多处于这一光谱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点上。纯粹的编年史被视为历史研究的材料，尽管重要，但不是历史研究本身。完全无视历史证据客观性的研究者已经无法在现代史学的意义上被称为史学家。
表1数据表明，原料中铂含量低，杂质含量高，尤其是硒和碲总量达50%以上。因此，要实现铂、钯分离，提高产品纯度，必须先进行除杂，减少贱金属对贵金属提纯的干扰。生产实践表明，除杂过程铂的损失较大，直接影响铂钯收率。
科贝特和马汉亦处于这条光谱之上。科贝特努力使自己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位置上。如上文所述，他不承认编年史为真正的历史研究，认为史学家应对历史事实进行阐释和判断，并总结出历史的教训。此外，史学家更不能无视历史证据而作出轻率的判断。简言之，历史研究应当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历史之科学性体现为对事实的收集和权衡，历史之艺术则体现在史家的写作风格、安排以及措辞之中。[注] Julian S. Corbett, “Review of Arthur W. Tedder, The Navy of the Restoration ,”History , Vol.1, Issue 4, 1916, p. 245.相较于科贝特，马汉则处在这一光谱上更为靠近第二个极端的地方。这并非是由于马汉否认历史证据的重要性，而是他本人几乎放弃了批判性地研究一手史料以作原创性研究的打算。他更看重于向公众阐释历史事实的意义，展示一个宏大的、整体性的主题，即“细节必须要有一个核心思想，并从属于它的发展”，而不是去收集、仔细权衡和确认其所依赖的那些事实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考证、辨析事实这种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因而十分麻烦和困难的事不值得他亲自去做。[注] 见马汉1902年就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发表的演说，A. T. Mahan, “Subordination in Historical Treatment,” Oct. 1902, reprinted in A. T. Mahan, Naval Administration and Warfare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with Other Essays ,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908, pp.245～272; 以及A. T. Mahan, From Sail to Steam :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 ,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07, p.277。
科贝特和马汉在史学家角色认知上的这种差异决定了他们在研究材料选择上的差别。科贝特从一开始便主要倚靠一手档案史料，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他自己挖掘和整理的，并在他所有的书后有选择地附录了一些重要的材料，以便当时无法直接接触到这些材料的读者查证。从这种意义来说，科贝特的书既是史著也是当时海军史研究的重要原始材料来源。马汉则主要依赖二手材料。其中前两部海权史著几乎完全依赖以法语著述为主的二手著作，[注] A. T. Mahan, From Sail to Steam :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 ,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07, pp.278～279, p.310.只是从写作纳尔逊的传记才开始利用一手史料进行研究，而这也是由于传记研究本身的性质所致，即传记的写作必须基于准确可靠的事实进行叙述，而无法像一般著作那样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论述。也正因为如此，传记写作对马汉来说是件颇为痛苦的事。材料选择上的这种倾向导致马汉著作的史学性质大打折扣。原因在于，在他写作的年代，仍有大量的海军史事实有待确证，仍有不计其数的档案材料有待整理和公开，市面上准确可靠的海军史著极为稀少。海军史家必须亲自挖掘史料才能写出可靠的著作。简言之，他并不享有后世海军史家所享有的那种倚靠二手材料写作的便利。[注] Andrew Lambert, The Foundations of Naval History :John Knox Laughton ,the Royal Nav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 London: Chatham Publishing, 1998, p.121.
第二，科贝特和马汉在海军史应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上同样有着看起来相似却极为不同的认识。二人皆秉持经世致用的史学观念，认为海军史的研究与写作不能仅为满足史学家本身的智识和考古兴趣，而要总结出能对当下以及未来有所指引的教训。科贝特说“历史并非古物陈列馆，而是丰富(历史)经验的宝库”。马汉也认为，“历史的功能不仅仅是积累事实”，更要能教育公众，否则史家便未能履行其职责。[注] Julian S. Corbett, “Staff Histories,” in Julian S. Corbett, ed., Naval and Military Essays :Being Papers Read in the Naval and Military Sec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tudie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3; A. T. Mahan, “Subordination in Historical Treatment,” Oct. 1902, reprinted in A. T. Mahan, Naval Administration and Warfare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with Other Essays ,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908, pp.251～252.然而，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了。在海军史应首先服务于哪个群体，应如何得出可靠的教训这两个方面，他们立即分道扬镳了。首先，海军史应首先服务于海军、国务家还是一般公众？在科贝特的认识中，海军史首先应服务于海军以及国务家，应有助于国务家准确认识海上力量的作用和局限，有助于海军军官的教育和训练，有助于他们研究过去的海军战略与战术。以此为出发点，海军史研究应是基于原始材料的周密参谋报告，要能体现当时的部署状况。[注] Julian S. Corbett, 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 ,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 p.vii, p.xi.马汉更在意公众的注意。这一点初看起来颇为奇怪，因为马汉首先是一名海军军官，和科贝特一样，他的史著是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讲稿基础上发展而来，海军教育应是其首先考虑的目的。然而，到出版史著时，他的注意力显然已经开始转向普通公众，即海军史应着眼于便于“普通读者”、“路人”和“大众”的理解，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具有更大的价值。据此，海军史的写作应生动形象、观点明确且有所“侧重”。准确性则成了第二位的考虑因素。[注] A. T. Mahan, “Subordination in Historical Treatment,” Oct. 1902, reprinted in A. T. Mahan, Naval Administration and Warfare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with Other Essays ,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908, p.251, p.253; [美]罗伯特·西格著，刘学成等译：《马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19～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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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研究目的的不同直接导致科贝特和马汉在得出历史研究结论或者教训的逻辑顺序上存在根本不同的认识。对科贝特而言，历史研究的结论必须基于确实可靠的证据之上，在大量研究的最后才能得出。只有这样的海军史著才能用作参谋分析的材料。马汉的结论则先于其历史研究。他首先是在阅读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罗马史》的过程中受到上帝的启发体会到海权的重要性，继而展开写作以“展示制海权的具体影响”，“证明海军史与一般历史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对于海洋的控制乃是影响诸国政策的有力目标，以及这些政策成败之中的有力因素”。[注] A. T. Mahan, From Sail to Steam :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 ,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07, p.276, p.277, p.283.他的历史研究因而从一开始就不是进行相对客观的历史研究，而是搜集特定材料去证明上述既定观点，向公众宣传海权的重要性。[注] 两人著述出版的顺序也能体现他们在这个方面的差异。作为其多年海军史研究的理论总结和升华，科贝特的海洋战略名著《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是其独立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马汉首部海权史著就已作出“海权历史影响”的著名判断，后续著作只是对该判断的注解和论证而已。
五、结 语
在现代海军史学上，科贝特在劳顿与马汉奠定的基础上批判性吸收了二者的优点，避开了他们的缺失与不足，首次将现代史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融会贯通，真正实践了大规模的现代海军史研究。他在海军史研究中得出的若干重要结论，尤其是海上力量在深具伟力的同时亦有重大局限，海军行动从属于国家总体战争政策，“英国式有限战争”是海洋国家介入大陆战争的最佳但绝非可以无条件运用的战争方式，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他还将海军史与战略理论研究完美结合，产生出现代海洋战略理论的奠基之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贝特是现代海军史学上的集大成者。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表示,组内均数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纵观后世海军史学的发展状况，更能发现科贝特成就的壮观与经久。实际上，一战至今，出色的海军史家屈指可数，能在史著质量和数量方面与其比肩的更寥寥无几。[注] 关于二战后出色海军史家及海军史发展的新领域，见W. A. B. Douglas, “Naval Hist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David A. Charters, Marc Milner, and J. Brent Wilson, eds., Military History and Military Profession ,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2, pp.76～82.一方面，这与科贝特本人的学术品质和能力有关。科贝特本人的勤勉、认真与无畏非常人可比。相比于理论研究，历史研究从来都是读起来容易写起来难，对研究者的智力、耐性甚至体力都有很高要求。在科贝特所处的时代，与海军有关的大量档案文件仍有待挖掘整理。考虑到当时各国还不存在定期解密或公开政府档案的制度，更不存在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档案电子化和网络化的便利，挖掘整理文件的工作本身必定极其繁重。科贝特克服了这方面的困难，在他的研究中一贯坚持运用一手档案材料。
在马汉的海权思想风行于世的年代，科贝特实际上扮演了一种“革命者”甚至“异见者”的角色，[注] Lord Sydenham of Combe, “Sea Heresies,” The Naval Review , May 1931, p.234.并因此时常受到指摘甚至否定，但他基本不动摇地贯彻了自己的研究标准和结论。这方面的压力和代价也是巨大的。科贝特对海权影响限度的重视使其一再被他所献身和热爱的英国海军(部分军官)所怀疑。他在撰写一战英国官方海战史时不仅需要应对巨大的技术难度，还要面对海军部的干涉、审查甚至公开否定。这方面的压力可能是其溘然长逝的重要原因。[注] 科贝特在完成第三卷手稿数小时后即去世，见Donald M Schurman, Julian S .Corbett ,1854～1922: Historian of British Maritime Policy from Drake to Jellico , London: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81, p.176。
科贝特在海军史学方面取得的这种成就也与海军史学发展的大环境以及他本人的经历有关。尽管受到诸多限制，科贝特享有若干后世史学家不太容易享受到的研究便利和环境。首先，一战以前的20年是海军史研究的一个高潮阶段。马汉在这方面的功绩确实伟大。在他之前，公众对海军史的接受度并没有这么高，对陆上战争的描述更受欢迎。二战结束后，人们对战争的厌恶情绪波及战争研究本身，在战略核潜艇得到开发和部署之前，核武器的发展也一度使海军的作用受到怀疑，这些都使战后的海军史研究陷入低潮，到冷战结束后才又逐渐开始活跃。其次，科贝特并不是单纯的史学家。他在海军史研究及撰写政论文章方面的能力得到一部分英国海军军官的欣赏，因此得以进入海军学院任教并长期充当海军高级将领和国务家费舍尔的顾问，[注] 约翰·费舍尔(John A. Fisher, 1841～1920)，英国海军元帅，英国海军史最具影响力的将领之一，曾于1904～1910年及1914～1915年两度出任英国海军第一海务大臣，对英国海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不仅在战前参与过英国海军作战计划的设计，更在一战中直接参与过战争备忘录和海军作战命令的起草。这样的经历并不是所有海军史家都能享有的。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患者基本临床特征和疗效之问的关系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对中国海军史研究者与海军事务实践者而言，科贝特的海军史研究与思想具有非同小可的启示意义。首先，批判运用一手档案史料尤其是多国一手档案史料应成为中国海军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对中国海军史研究而言，在批判运用一手史料早已成为史学界共识和史家基本素养的情况下再次强调这一点并不多余。受语言、一手档案史料残缺、保存分散及保密等因素限制，中国海军史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充分查阅、运用一手档案史料的难度很大，容易降低要求，进而影响研究质量。[注] 苏小东、李钟超：《浅谈海军史研究与军事档案的利用》，《军事历史研究》2010年增刊，第196页。
其次，应逐渐超越传记式和编年体式的海军史研究。在中国海军档案史料获取难度大的情况下，扎实的传记式和编年体式研究必不可少，本身亦可成为未来海军史研究的重要资料。然而，在世界主流海军史学界早已在融合国际关系与海军史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近年更大力向海军政治与治理、海军社会学等领域拓展的情况下，中国研究者必须做好超越传记式和编年体式研究的觉悟，逐渐在多领域进行更为严谨扎实、更具分析性的研究。[注] 关于现代海军史研究主题的变化，可见Richard Harding, Modern Naval History :Debates and Prospects ,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阿东觉得长久这样，也不是个事。便再次跟父亲商量，要不要干脆告诉阿里，姆妈已经死了，姆妈不会再回家来了，这样索性断了他的念想。
再次，一如科贝特所认为的，海军史研究不能仅为满足史学家本身的智识和考古兴趣，而要总结出能对当下以及未来有所指引的教训，要能服务于国务家和海军。然而，在对影响国务家与海军政策的渴望中始终坚持高水平学术标准，将历史研究与实务进行完美融合绝非易事。科贝特在这方面展现出的品质和能力应成为中国海军史研究者，尤其是与海军决策者紧密联系的军内研究者效仿和努力的方向。
最后，科贝特海军史研究得出的根本结论及其推论必须得到足够重视，即海上力量在深具伟力的同时亦有重大局限，海军行动必须从属于国家总体战争政策，一国必须以最富效率的方式运用其海上力量。当前正是中国海军和海洋事业大力发展的时代，重陆轻海的传统思维正在逐渐得到扭转。如果看一看海洋视野或全球视野，强大海上力量或像马汉那样笼统地说“海权”，曾在战争、国家繁荣以及国际地位方面给英美两国带来的巨大收益，走向海洋将会对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观念造成巨大变化。然而，必须在这个过程中恰当地认识海洋与海军的作用与地位，有意识地提防并非不可能出现的“海洋/海军决定论、决胜论”。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时期，海军或任何其他军事力量的发展都必须纳入国家大战略轨道，绝不能自行其是。
[作者简介] 刘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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