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动摇——论指导思想一元化与多种思想并存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导思想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化与论文,多种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产生并且会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经济领域多种经济成分的同时并存和共同发展，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多种文化与多种思想的并存和相互作用，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如何从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角度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与思想多样性的必然性，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识这种相互作用的合力可能导致的趋向，无疑是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恩格斯说过，要“善于从理论上思考”，“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与多种思想并存问题，不仅是关系意识形态导向、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社会主义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的问题。如果否认社会主义时期思想存在的多样性，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就失去了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头口号；相反，如果否认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多种思想并存的状态就会演变为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斗争甚至是激烈的斗争，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指导思想一元化和多种思想并存问题上，任何片面性都是极其有害的。在这方面，建国五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过深刻的教训。
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由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转变为整个社会的处于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这是由社会性质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唯一的意识形态。事实上，由于社会意识同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当时的阶级状况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思想领域中的多样性和矛盾是很显然的。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状况、两类矛盾的性质和处理的方针等问题有过精辟的论述。这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直接论述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问题的宝贵著作。
我们现在的状况与四十多年以前相比有了重大变化。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国力强盛处境比建国初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思想领域中的多样性也更为明显。可以说，我们当前是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也是思想领域最为活跃的时期。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强化并不排斥思想多样化，也不可能排斥。因为这是思想领域中的“客观”现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经验的总结，我们已经不会重复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思想中的多样性问题全部归结为意识形态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简单化错误。但是，思想多样性的性质是各不相同的。
首先，从文化形态层面看，有多种文化形态同时并存。不仅存在中（中国传统文化）、西（西方文化）、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之分，而且还存在民族文化、地区文化和社区文化、城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等之间的差异性问题。除高雅文化外，在我们社会中还存在大众文化。文化的确是多样的。
其次，从意识形态层面看，存在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在我们国家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这种性质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过。只是根据国际和国内的斗争态势有时缓和有时激烈。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我们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较量就属于这种性质的斗争。就目前来说，这方面的思想动向仍值得注意。各种各样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否定中国革命的成就、丑化和污蔑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言论在报刊杂志、图书出版物中时有所见。虽然不是主流，但其危害性是不容忽视的。
再次，从世俗层面即从群众的思想观念层面看，显然存在先进和落后的区别。特别是由于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群众中思想状况更趋复杂。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其它腐朽思想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谓道德滑坡，所谓理想、信仰、信念危机都属于这个领域。这个领域涉及群众、涉及日常生活和个人行为，是一个非常宽大而重要的领域。
当然，上述区分不是绝对的。它们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可能会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例如我们与法轮功的斗争就涉及不同方面的问题。就与法轮大法的斗争来说显然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属于意识形态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参与法轮功练习的一般群众来说，属于思想教育问题；就法轮功以气功为幌子来说，就有一个辨别气功伪气功，辨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的问题，这是属于传统文化的问题。任何一级领导特别是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都应该正视思想多样性存在的事实，对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和多种思想并存的关系，对各种不同思想矛盾的性质及其可能的相互影响关系以及不同的处理方针、方法，都应该认真研究，决不能简单化，不能掉以轻心。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成分多样性与指导思想一元化问题
毫无疑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必然会对思想领域中的态势产生极大影响。反映不同所有制关系、不同利益主体的思想的出现和滋长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必然带来思想的多样化。在不同所有制基础上，会出现不同的思想意识，这是一种规律性现象。马克思说过：“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不承认或者轻视这个事实，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
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必然带来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理论。一个社会处于支配地位的思想并不取决于所有制关系的多种构成，而是取决于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处于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关系。 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迄今没有一个社会是以单一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在所有制上纯而又纯的社会是没有的。但这并没妨碍任何社会都有一种思想处于支配地位。道理还是马克思说的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我国当前虽然存在多种所有制，但从社会形态看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尽管还是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作为这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是任何其它阶级的或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和国家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必然产生多元化的指导思想，是一种肤浅的推论。
据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它要求自由、平等，天生与社会主义处于支配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自由主义才是适应并能推进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实属无理。因为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而是社会化生产的资源和劳动力的一种配置方式，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自身并不能直接决定人们的思想，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人们的思想直接决定于他们自身所处的所有制关系和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他们是带着由他们的所有制和财产关系决定的思想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把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设定为无道德意识、无意识形态倾向的“经济人”是抽象的假定。事实上，当人们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和道德面貌的人。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参与者的特性和品质，是由他们所依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的，而且必然会受到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不仅如此，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自由、平等，与人们在整个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是否享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是不能等同的。因为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与平等并不是一种社会制度。当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经济要求自由与平等时，并没有把市场经济中要求的自由和平等泛化，而是针对以超经济剥削为基础的封建制度说的，是就市场经济活动的特性说的。市场经济中的交换是自由的（劳动力已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资本已摆脱土地的局限）、是平等的（价值法则是铁的法则，按等价原则而不是按其它非经济的原则进行交换）。但是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平等。试图在市场经济范围外把自由、平等变为普遍原则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正如马克思说的，在市场经济中通行的自由、平等交换的“这一进程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它的自由和平等不能超出市场经济活动范围变为一种全社会的、人人享有自由、人人享有平等的普遍原则。
在我们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比起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无疑给予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更大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因而市场经济对于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发挥人的创造才能，挖掘人的潜在才能具有重大的推动力。但并不能由于实行市场经济而改变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中的指导地位，代之以自由主义的指导原则，或者把自由、平等原则抽象化和泛化，重新举起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旗帜。因为在我们国家，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它不是独立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外的一种体制，而是社会主义社会通过长期摸索为自身找到的一种有效的资源和劳动力配置方式。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在运作方式和作用上具有某些共性，但都必然要受到它所依存的基本制度的制约。在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必须为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坚持、完善和优化社会主义制度服务。把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特定内涵的自由和平等原则引申为社会主义的抽象普遍原则，无异于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的性质。其实，这种引申在事实上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对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不可能的，至多是一种理论空论或隐含某种目的的政治诉求。
作为一种社会目标，社会主义当然要求自由、平等。但这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与劳动力交换的自由，也不是贯彻等价交换原则意义上的平等。社会主义的自由与平等，是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不可分的。这种自由与平等在存在私有制、存在雇佣劳动、存在贫富对立状态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是个人独创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对共产党人追求的自由做过一个经典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最终归结为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这是遥远的未来的目标，是世世代代共产党人应努力为之终身奋斗的理想。我们这样说，决不是否定市场经济自由、平等原则的进步意义，特别是对参与经济活动的人的主体作用发挥的积极作用。我们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根据市场经济交换中的自由、平等原则鼓吹自由主义、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于理无据、于事无凭。
还有一种说法对社会主义中指导思想一元化问题也容易发生误导。据说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提倡集体主义，只能倡导个人主义。只有个人主义才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指导原则。这种把市场经济等同于个人主义完全是在制造理论混乱。市场经济是经济运行的方式，而个人主义是属于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的问题，是一种处理个人与他人（包括集体、民族、国家）利益的一种伦理原则。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当然有利益导向，人们在市场活动中都会尽可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但个人利益并不等于个人主义。作为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种态度和方式，个人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上，是对待自己利益的一种利己主义态度。事实上，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观念，主要取决于他们所处生产关系的性质和个人道德自律的水平。市场经济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经济活动，有助长无限度追求金钱的个人动机的可能性，但并不必然如此，人人如此。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固然在经济活动中追求最高效益，可是致富以后回报社会，向教育和公益事业大量无私奉献的情况并不罕见。这能说凡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必定是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者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尚且如此，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有效地防止个人主义的滋长和漫延，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江泽民同志针对农村承包经营后出现的新情况说：“农村搞家庭联产责任制以后，仍然要讲集体利益和集体主义。”认为计划经济要求集体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个人主义，这种说法是以形而上学机械论的观点看待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完全抹煞了两者之间的界限。
三、驳“文化专制主义”
所有不赞成指导思想一元化而提倡指导思想多元化的理论家们，都把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斥之为“文化专制主义”，这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口号。
在阶级社会中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可以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也可以不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其实现方式可以是多样的。
例如，在封建社会中，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中世纪，它的指导思想一元化都是与文化专制主义不可分的。在中国自汉代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就一直处于独尊地位，任何反对儒家学说、非难孔子的思想都是不允许的，会受到迫害。“非圣非法”是杀头的罪名，明代思想家李贽的遭遇就是如此。在西方中世纪，宗教思想处于统治地位，正如恩格斯说的，教会信条是“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法学、自然科学、哲学，这一切都由其思想是否符合教会的教义来决定”。在当时，受宗教裁判所迫害的思想家的名单也是成串的。
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指导思想一元化原则的实现方式，则可以披上自由主义的外衣，各种思想并存的状况和自由度，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所没有的。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反对、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思潮，仍然允许其存在，允许其宣传，允许在课堂上讲授。但是，任何反对私有制，主张社会变革的思想，决不允许处于支配地位，不允许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同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不同，他们一般不是用暴力直接维护其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原则，而是通过他们所掌握的全部舆论工具和宣传工具，来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使它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确是普照之光。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支配。”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外表并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一元化的本质。
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在我们国家，应该坚定地旗帜鲜明地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原则，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整个社会，尤其是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这是关系到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道路，以什么理论指导原则治党治国治军，用什么思想来教育我们青年一代的根本原则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中指导思想决不能多元化。指导思想多元化，从根本上说就是排斥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多元化的原则下，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处于“一元”的地位。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原则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是极其危险的。庄子曾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这段话用在指导思想多元化问题上很有启发意义。对社会主义而言，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然会扰乱人们的思想，导致社会主义自身的崩溃。
对于一个社会形态而言，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必然的。但它是否合理呢？在我看来，衡量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合理性，并不单纯取决于思想本身，而取决于它所依存和维护的社会制度自身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这涉及到社会制度的必然性和价值问题。一个社会制度即使是剥削制度，当它处于上升时期，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时，为它辩护和论证的处于支配地位的思想，就是合理的和进步的。当这个社会制度已经开始腐朽并将为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制度所取代时，无论是采取何种方式（专制主义的或自由主义的）来维护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原则，都是在阻碍社会进步，是不合理的。在社会变革中，对处于主导地位的传统观念的批判甚至是亵渎往往表现为思想进步，原因就在于此。
在我们社会中，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进步性和合理性。正因为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才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建国五十年来，我们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文化的繁荣，无不表明这一点。这是连外国人都不得不承认的。国外有学者发表文章说，自50年代以来，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了7倍，居世界第二位。在本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了6倍。对中国社会具有如此巨大推动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应该处于指导地位。近百年来，在中国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思想能起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作用。
在社会主义社会，指导思想一元化原则最受诟病的是有人说马克思主义阻碍了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与繁荣，新中国五十年来没有出现“大家”。诸如此类的论调不绝如缕。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其实就文化领域来说，我们国家的进步也是非常巨大的。在本世纪的上半期，旧中国的文化事业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是很缓慢的。虽然也出了几个高水平的人物，但寥若晨星，在总体上还是比较冷落的。解放以后的五十年中，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不用说，即使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学科之齐全，规模之宏大，专业人才的人数之众，出版的著作种类之多，也是旧中国不可企及的。我们有不少中青年学者在各个领域中已崭露头角。当然，我们在专业的设置、人材的培养方法，以及较为宽松的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空气的形成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改进。但不能以解放后没有所谓大师级人物为理由来反对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原则。说实在的，学者的声名往往在身后，谁能说在我们大批中青年学者中就没有超过前人的俊才呢？
在我们国家，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原则，既不是像封建社会那样采取所谓文化专制主义，也不是像资本主义那样采取所谓自由主义方针，而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
在文化问题上，我们正确处理多种文化形态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倡“和而不同”。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充分吸取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提倡各种文化的互补和融合，以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我们扶植高雅文化，正确引导具有娱乐性和商业性的大众文化，不断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又不削弱大众文化自身的特性。
在意识形态层面，我们采取的是不破不立的方针。提倡积极的思想斗争，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在重大原则上，在有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不能认为这就是什么文化专制主义，是什么反对言论自由，反对学术自由。列宁早就说过：“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
在群众性的思想意识层面上，我们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采取疏导方针，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进行多种形式的耐心说服工作。
至于在学术问题上，我们党历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正确方针。尽管在这个方针的贯彻过程中，我们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始终把这个方针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原则。因为我们确信，通过“双百方针”的贯彻，通过正确处理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多种思想并存的关系，既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有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
四、思想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不能仅仅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保证的。宣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真正能够牢固地在思想领域中处于指导地位是另一回事。社会主义时期，多种思想并存的状况提醒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必须强化阵地意识。思想政治这个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必然会去占领。当年，列宁说的或者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的著名教导，我看至今仍然是有效的。
对于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阵地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事关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兴衰的一个重要问题。前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挫折的教训，很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前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从理论混乱发展到公开指责马克思主义，到明文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终导致社会主义政权的丧失。这是个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与思想阵地一步一步丧失是密切相联系的。这一点西方人看得比我们还清楚。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中就曾踌躇满志地讲过这一点。前苏联的一位移居欧洲的哲学家，在《俄罗斯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苏联解体的教训——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背叛和溃败”的文章中详细地分析过这个过程。他认为，取消和摧毁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意识形态充斥俄罗斯的意识形态空间，是导致前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作者明确提出，决没有意识形态的真空。相反，在不少人的头脑里装满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垃圾和革命前的意识形态垃圾场中的陈旧破烂货。
我们中国的情况当然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中，邓小平同志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调阵地意识，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反对“左”的错误思潮的同时也密切注意来自右的方面的思想冲击，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以为都应该把坚持阵地意识，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原则，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是一种使命意识或者说是一种历史责任感。有了这种意识，就会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要具有使命意识，就必须相信邓小平断言的“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无可讳言，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震撼世界的重大胜利以后，下半叶陷入了某种困境。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频频举杯，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可是稍有远见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并不这样乐观。事实也是如此。自从苏东解体以后，西方多次举行规模巨大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有关《共产党宣言》的讨论会。1999年在评选过去一千年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中，马克思位居榜首。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征服世界、影响世界的巨大理论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是真理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对世界进步人类具有无限的吸引力。只要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存在着剥削、压迫和不公正，马克思主义就是永存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向前迈进，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阵地，就会对世界争取进步的人类产生极大的鼓舞，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无论何种社会形态，要真正保持自己思想具有支配地位，就必须有自己的思想理论队伍。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始终是一个社会维护自己的生存和正常运转的重要部分。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全部教育的核心就是以儒家学说来教育受教育者，并培养继承和宣传儒家学说的大大小小的“儒生”。其实，资产阶级也是非常注意培养自己的理论工作队伍的。马克思说过，当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他们就会“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中，他们在思想理论领域中，培养了数目巨大的各种各样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思想家、理论家、宣传家。资产阶级决不会搞非意识形态化，也不可能非意识形态化。他们总是牢牢控制各种宣传工具和舆论阵地。无怪当年葛兰西曾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领导权问题，试图以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作为夺取政权的突破口。
取得了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坚持自己思想的指导地位，必须培养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毛泽东、邓小平多次强调这一点。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需要一大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治党、治国、治军的干部，而且需要有一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骨干。”他还号召要“培养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是极具远见卓识的战略措施。没有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是难以维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并不是注定不可改变的，它是要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具有阵地意识、具有历史使命意识、具有高度的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来完成的。对于这些人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职业，而且应该是一种信仰，是信仰和职业的统一。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必须把信仰的力量、自身的人格力量，和理论自身的真理力量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没有时代意识，就弄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时代意识，所有关于阵地意识、关于历史使命的种种议论都是空话。
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决不是简单地固守马克思主义原来的基本原则所能达到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时代的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毛泽东说过，“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强调“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自己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具创造性的卓越人物。邓小平同志也是这样。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
江泽民同志面对当代的特点和我国的历史新时期，也一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同样需要创新。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其它领域创新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在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在国内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积极参与世界性的经济活动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中的指导地位，这是一个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深入地创造性地研究当代世界和国内提出的一些迫切的重大的理论问题。
从思想政治工作角度看，同样应该具有时代意识，应该着眼于时代的特点和要求。面对广大群众新出现的思想“纽扣”、“思想死结”，面对世界信息的网络化和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消息可以空前迅速和快捷传播的新情况下，尤其是面对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具有开放思想容易趋向新潮的青年一代，板起面孔说教不行，要有理、有据，站得住，驳不倒。春风化雨式的润物无声的教育最能动人、最能感人。为此我们应该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列宁在俄国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就明确指出：“老式的宣传毫无用处，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去表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的宣传工作都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创造性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找到各种适合不同对象的教育方法，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部分。没有力的富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很难发挥它的群众性效果。理论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变为物质力量。轻视思想政治工作不能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不能认为是一个成熟的领导。
我们党是一个经历过长期斗争善于总结正反经验的党。我们党充分认识到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决定性意义。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的重要讲话号召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全党、全体干部和全国人民，坚持正确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与多种思想并存的关系，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就肯定能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肯定能建设成一个始终作为“三个代表”的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而在各种合力的相互作用中始终牢牢地把握社会主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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