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08)05-0109-09
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关系的论争
近几年来，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这一话题的浮现显然源自对文学研究、文学学科现状的反思。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研究作为人文学科建制的基石，尽管获得政府的强力资助，但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影响却日渐式微。传统文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仅无法评估面向市场的女性文学与晚生代文学，更无力解释形形色色的网络文学、文化现象。面对困境，不少学者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新兴的文化研究。赵勇在《文化批评：为何存在和如何存在》一文中曾坦言“晚生代文学是私大于公，丑多于美，文化性浓于文学性”的文本，无法给他带来“审美的体验”，无法让他在阅读时启动“审美判断机制”。[11](p.8)而“审美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恰恰是许多学者所信奉的文学研究第一原理。这些学者一方面无法从晚生代文学中读出文学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这种“文学”做出评论，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以一个似乎涵盖面更广的“文化性”替代只有少数经典文本才能拥有的“文学性”。但文化研究不只是一个盛装“劣质”大众文化制品的剩菜桶，或刺激学术生产力的摇头丸。它对大众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双重关注，对不同学科理论的融会和整合，使其无论作为一种学术理念还是研究方法，都对传统文学研究范式造成了剧烈的冲击。
为了协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吸取文化研究的优势，化解文学学科危机，国内文学研究者们提出了从扩容、跨界到转型、分离等一系列解决方案，最保守的一端是朱立元那样的扩容支持者。为了保住文学(文字符号)的学科底线，他们只同意把通俗文学吸纳到文学研究中，而“不赞成把广告、流行歌曲之类目前人们(包括大多数群众在内)还没有看成为‘文学’的文化样式以及明显属于非文学的东西‘扩容’进来”[2]。跨界者的立场比扩容者稍许宽容，他们允许文学研究进入影视、媒体等视觉文化领域。如钱中文认为：“大众文学、影视文学、摄影文学、图像与文字艺术、审美文化、生态文学等等，早就扩入了文学理论的视野，或与文学理论建立了有机联系。”[3]但他坚决反对把健身房、度假村、时装那样的时尚、休闲文化也变成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3]以陶东风、金元浦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试图借助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来解构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本质论、自主论和审美无功利论，并以此推动文学研究的学科重建和范式转换。①较之这些仍然在文学学科内部谋求变革的转型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一批学者，如张闳、朱大可、王晓渔、张念等，则对文学学科内部的“文化转向”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甚至批判学科体制内部的文化研究“试图将大众文化现象纳入到陈旧的学院知识生产体系当中，成为其知识体系的生产资料”[4](p.7)。这些激进的分离者们不仅在理论上宣扬用更鲜活、更贴近现实的“文化批评”来代替制度化的文化研究，而且在学术体制上也不再隶属于中文系或文学院。
二、来自权威的不满
在各种规划设想竞相出台的同时，个别学科权威也对文化研究表示了程度不同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中，文化研究成了“困扰学科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主要著者温儒敏虽然肯定文化研究的“侵入”为文学研究带来的“现实感”和“活力”，但旋即指出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若干负面影响。首先，文化研究的“泛滥”使得文学研究“空洞化”。文学研究历来关注的“文学性”被漠视和丢弃，诸如审美、情感、想象、艺术个性等文学研究的“本义”被放逐。其次，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作用有限，仅适合文学的外围研究，如思潮研究、传播研究、读者接受研究。文化研究是一种“共性归纳”，无法用于关注“审美个性、形式创新、情感、想象”等“差异性因素”的作家作品研究。再次，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最终将威胁文学研究的稳定性，因为“任何事物包括学科研究总有其相对稳定的界限，界限如果完全打破，那就等于取消了这事物或者学科本身”。此外，文化研究的兴起也使得文学教育“受挫”。现在中文系学生本来已经不太读文学作品，文化研究的出现更是吸引大家关注日常生活，关注大众文化之类的“大本文”，使得不读作品，回避经典之风更炽。[5](pp.402～405)
钱中文在2007年发表的《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一文中指出：“文学理论研究者也完全可以去进行文化研究，以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互为补充，但是企图用文化研究来替代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却是扣错纽扣了。”[3]在他看来，文化研究者们“引证着同样的几位外国导师的相同的教导，摘录同样几位外国导师应用过的相同的例证，跟着外国学者去介绍文学已经死亡的道理”。[3]钱中文还特意引述中国学术界颇为敬仰的萨伊德的话作为论据：“曾经鼓吹过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萨伊德在上世纪末就曾作过沉痛的反思：几十年来在美国以文化批评代替文学理论、文学研究的结果，彻底地掏空了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研究的价值与精神！因此他认为还是要回到对文学作品的细读，当然已不是新批评式的细读了。”[3]
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到底是祸是福？根植于西方特定历史语境的文化研究能被中国学者轻易拆解和吸纳吗？将注重政治实践的文化研究挪用到标榜文学“审美性”(也可读作“非政治性”)的文学研究是否可行？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能否在现有的文学学科体制内相辅相成，或至少相安无事？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型到底是否是扣错了的纽扣，完全没有可行性？本文试图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初步的思考路径，而不是完整的答案。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并不取决于学术辩论的结果或某些权威的断言，而取决于中国文化研究者们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智慧和耐心拿出更新颖、更丰富、更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来证明文化研究的合理性。本文的写作思路是通过回顾英美国家英文系所经历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探索其内在的变革逻辑，并寻求有益的启示。如果范式转型在英美学界是业已发生的事实，而不是“扣错纽扣”，那么我们至少应该了解一下它是如何发生的，中国现在的情形和英美当初的情况是否有可比之处。在我看来，无论是英美的文学研究，还是中国内地的文学研究都是建立在一系列有关文学、语言、表征、文化、文本、受众等关键词的或明或暗的假设之上。一旦这些假设被证伪，整个学科就必然陷入合法性危机，其知识的建构和组织方式也将遭到质疑。文化研究不是困扰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问题，而是解决其诸多内在问题的一个潜在方案。
三、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英美的经验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英美学界的不少学者就已经意识到传统的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文化研究所取代。1991年，英国学者伊索普(Antony Easthope)在他的《文学至文化研究》(Literary into Cultural Studies)一书中写道：从1930年里维斯发表《大众文明和少数人的文化》到1983年伊格尔顿发表《文学理论导论》，短短53年内，仅仅相隔两代人，“现代文学研究被发明，在学院中机构化，堕入危机，现正在被转化为其他的东西，文化研究”[6](p.5)。1992年美国权威学术机构MIA(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出版了《现代语言和文学学术导论》(Introduction to Scholarship in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从1952年开始，MLA差不多每隔10年出版一次这种面向语言文学系学生的既有回溯性又有前瞻性的学科指南。1992年版的指南在“跨学科和文化研究”的单元标题下面收录了巴斯力克(David Bathrick)有关文化研究的一篇文章。文中谈道：“传统上看，民族文学学科中的文化研究一直是文学研究的补充或平行物”，但现在“文化研究”的招牌却标示出“整个人文学科围绕着新的内容，新的经典，新的理论和方法范式的重新测绘”。[7](p.320)这样一个全面的范式转换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到底有哪些根本不同？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必须首先承认，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曾经有着复杂的亲缘关系。影响深远的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在诞生之际还曾打上了文学研究的“胎记”(陶东风语)。该中心于1964年春成立时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第一任中心主任，英文系教授霍加特，另一个是英文系研究生霍尔。中心的办公场地也被安排在英文系隔壁。中心的主任和秘书办公室与英语系在一起，研究生的三个工作室也和英文系下属的莎士比亚学院挨在一起。中心的第二份年度报告在谈到与伯明翰大学其他院系的联系时，特别提到英文系的参与：“我们特别高兴的是我们主系(home department)的一些成员成为中心普通研讨会的固定成员，并对中心工作怀有持续而积极的兴趣。”[8](p.14)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实践者不仅多来自文学研究的重镇英文系，文化研究彼时的目的和文学研究的目的也是一致的，都是通过对文学、文化文本的阐释来理解特定时期和地点的生活经验。文化研究的早期成果也都主要依赖对传统文学文本的细读。此外，霍加特为中心规划的三个研究领域都和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有关。如第一个“历史的和哲学的”领域中的首批研究项目“奥维尔和30年代的舆论”，就是以乔治·奥维尔的作品为钥匙，解读30年代的社会变迁。第二个领域“文学社会学和艺术社会学”旨在把文学批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历史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对具有艺术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现象进行批判性分析。只有第三个领域才扩展到流行音乐、体育等通俗文化。[9](pp.2～3)显然，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紧张和对立。倘若没有60年代以后通俗文化(音乐、电影、电视、广告)对欧美社会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倘若没有反文化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的如火如荼，倘若没有大学的扩招和大量“非主流”(女性、少数族裔等)学生的就读，倘若没有欧洲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法国社会学、美国人类学等各种新潮理论在学术界的导入和争战，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或许就会作为英文系的一个小兄弟，和老大哥相敬如宾、和平共处。
四、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根本分歧
文化研究和传统文学研究的根本分歧简单地说有以下三个方面：1.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经常转化为“文学是什么”或“文学的本质是什么”。2.文学研究的方法是什么？3.文学研究是否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如何将文学研究和其他领域区分开？传统文学研究范式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文学研究的对象是经典，或者说只有经典才是文学，所有非经典都没有资格被称作文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曾说，如果教育的目的是“认识自我和世界”，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世界上曾被思考和言说过的最好东西”。[10]经典就是这些最好的东西的载体。文学经典包含的充足材料让我们认识自我和世界，阅读经典能满足我们内心对真善美的需求。文学研究的早期领军人物、深受阿诺德影响的里维斯(F.R.Leavis)也提出：经典能提升生活的价值，让我们意识到生活的多种可能性，以对抗一个技术化-边沁式社会中的物质主义、野蛮主义和工业主义。经典代表着一个和大众文明作战的少数人的文化。[11](p.23)在20世纪末仍然逆流而动，坚持捍卫经典的布鲁姆(Harold Bloom)则更是认为经典具有内在的、普世的和永恒的文学价值。他声称但丁和莎士比亚是经典的中心，因为这二人“在认知的敏锐、语言的活力和创造的才情上都超过所有其他西方作者”[12](pp.33～38)。他们在思想、塑造形象和隐喻方面具有如此伟大的力量以至于能超越翻译、在每一个文化中都引起关注。
与文学研究对经典的顶礼膜拜相反，文化研究则要求对文学重新做出界定，以吸纳非经典和非文学文本。在文化研究看来，文学不是一个永恒的美学范畴，也没有超历史的文学价值。文学是一个社会、历史的建构物。英国学者贝内特(Tony Bennett)指出：普世性的美学话语一方面将价值客体膜拜化，错误地假设价值内在于被评价的客体，而不是评价的过程；另一方面又使得所有不服从主导美学话语的主体丧失评判的资格。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说的，那个言说美的人不仅仅是为自己作判断，还为所有人作判断。仿佛美是事物的一种属性。他说这个是美的，并不指望别人认同他的判断，而是要求他们同意。如果他们做出不同的判断，他就会指责他们，说他们没有品味。[13](p.160)事实上，文学的所有价值都是由读者、出版商、图书市场、文学批评家等不同社会因素共同构建的，不存在任何天生就拥有“真、善、美”等超拔属性的文学“经典”。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最终与英文系分道扬镳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把注意力从经典文本转向所有的文化文本，研究和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切指意实践。当前文化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各种通俗文学、文化文本，如电影、电视、广告等视觉文化，还包括畅销书(杂志)，流行音乐、时尚服装、家居艺术、城市空间使用等日常生活实践，甚至包括有关艾滋病、生物科技、环境保护和电子信息技术的科技话语。如哈拉维(Donna Haraway)对电脑网络时代出现的电子人(cyborg)、后人类的分析，以及罗斯(Andrew Ross)对新时代技术文化(New Age Technoculture)的解读②。
如果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分歧仅仅停留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一个研究高雅文学，一个研究通俗文化，那么两者大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互不相干。但每一个研究对象确立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套复杂的价值判断系统。价值判断尤其是文学研究的立命之根本。澳大利亚学者米勒(Andrew Miller)曾写道：人文学科的知识总是集中于价值判断，尽管价值判断和利益为历史、地理学和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灵感，但这些学科的主题从原则上说还是可以和那些判断、利益分离的。历史学家研究他们不赞同的历史时期，地理学家研究他们讨厌的国家，人类学家研究他们不相信的部落信仰，但文学教师却很少在他们认为不是文学，不够伟大、精美的著作上浪费时间。文学学科不仅仅是受价值判断影响，而是整个浸泡在价值判断里面。文学学科研究的绝不是书写本身，而只是一小部分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书写。[14](pp.6～7)国内学者旷新年在《文化研究这件“吊带衫”》一文中，将文化研究想象为一个夹带色情意味的女性化表征，说他很“欣赏”文化研究者们的“自我牺牲的姿态和英勇就义的声音，为了献身文化研究，不得不忍受惨不忍睹的广告和肥皂剧的折磨和蹂躏，与它们周旋到底，就像只身打入虎穴的卧底侦探”[15](p.18)。这或许可以作为米勒言论的一个例证。
传统文学学科背后运作的一套价值观，说穿了，就是里维斯所说的“少数人”的文化价值观，即白种男性精英的价值观。布鲁姆对此有明晰的表述。他认为工人阶级是不可能阅读经典的，因为经典中的审美价值出自记忆，出自追求更艰辛而不是便捷的快感所带来的痛苦。这样的审美对工人阶级只会是徒增烦恼。工人阶级最好还是去信奉宗教以寻求解脱。[12](p.27)显而易见，只有精英才会阅读经典，在经典中和自己的心灵对话，增进内在的自我成长。与布鲁姆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蔑视正好相反，伯明翰学派和工人阶级文化有着深厚的联系。伯明翰本身首先就是英国重要的工业区，工人阶级在人口中的比重很大。伯明翰学派的两个关键人物威廉姆斯和霍加特也都出生于工人阶级。由于二战之后英国教育机会增多，相当一批像他们那样的工人阶级和中下阶层的子弟才靠着奖学金首次踏入了大学的校门。此外，威廉姆斯、霍加特和霍尔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都曾做过成人教育项目的教员。这种和“肮脏的外部世界”(霍尔语)直接打交道的经验使得他们无论在思想还是情感上都彻底远离象牙塔。卡灵顿(Ben Carrington)因此认为英国文化研究“首先就是一个旨在对工人阶级中的成年人进行通俗教育的政治计划”[16](p.36)。正是基于对工人阶级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深刻关切，文化研究才要考察日常生活实践和整个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围绕学校、街道、工作场所和休闲的一切控制和抵抗的文化和亚文化结构。”[17](p.331)在一个逐步多元化、民主化的社会里，代表精英价值观的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代表平民价值观的文化研究的挑战。
在研究模式上，传统文学研究基本上倚靠的是人文主义道德批评和新批评之间的矛盾联姻。由于文学研究的对象早已被看作是有价值的作品，所谓的文学批评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评论好坏，指出缺点)，而是文学鉴赏。文学是和审美、想象、创造力等19世纪浪漫派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的。文学作品被看作是文学天才们创造力的体现。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审美和想象，发现作家的艺术个性。如波尔蒂克(C.Baldick)所总结的：拒绝接受表面，不甘于现状的批判立场被排挤；社会批评尤其被钝化，以服从于文学“感悟力”的规范和为社会共识服务；“批评”的称号被压根就是非批评性的文学话语所篡夺。[18](p.7)英文系的学生通常只是被要求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以期获得区分、评价和鉴赏的能力(和国内中文系学者的文学教育观何其相似)。但所有的这些鉴赏活动显然必须围绕一个统一的文学价值标准展开。而文学研究恰恰没有提供一套明确论证的审美理论。审美的重要性一方面被无限强调和拔高，另一方面审美又总是缺席，而不是在场。比如，里维斯就拒绝明确陈述他的美学理论。他认为读者基于个人经验和常识就能做出真实判断，就能对文学文本做出真实的反应。[18](pp.8～9)无独有偶，中国的文学理论也同样对读者的判别能力寄予了厚望。比如，“文学是真善美的统一”的论断并非否认作家不会在真假、美丑、善恶的判断中失误，而是认为：“审美的失误并不意味着文学审美本体的不合理，当人们在那些美丑颠倒甚至以丑为美为最大追求的作品中感到迷惘并产生拒斥心态，这刚好从反面说明了文学审美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文学的形态，根本就无法离开其审美本体而获得其他什么独立的途径和价值。”[19](p.24)这是一个很大胆却没有多大说服力的假设。如果所有的读者都能面对文本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古往今来的统治者们何苦要费尽心机地查禁销毁他们认为有害的文学作品？倘若某些读者对《金瓶梅》那样的文本不仅没有本能的迷惘和拒斥，反而对西门庆的荒淫生活无限向往，我们又该如何论证《金瓶梅》的“审美本体”？
人文主义批评除了文本清理，作家生平考证，印象式的赏析和一点马克思主义加弗洛伊德主义的分析之外，委实没有太多的“学术”生产力。这种情况直到新批评兴起之后才彻底改观。至少在表面上，新批评帮助文学批评摆脱了主观随意性，变得更加“客观”和“科学”。由于新批评和文学现代主义关系密切，这种新的批评运动也被称为“现代主义批评”。其主要特点是不再考虑文本的社会语境，不再关心作者的生平传记和写作意图，仅专注于文本自身，即文本的语言和组织。它所要探究的是文本之间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如何达到秩序与和谐，如何包含和解决了“反讽”、“悖谬”、“紧张”、“歧义”和“暧昧”。[20](p.15)但从作家中心到文本中心的偏移并非没有代价。由于是文本，而不是作家被看作是意义的来源，文本的各个层面，包括形式、主题和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都必须接受仔细考察。简而言之，文本中的一切都变得别有深意，细小到一个标点符号，一个单词的拼法。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迅速在大西洋两岸的英文系中得到大力推广。到了40年代，瑞恰兹(I.A.Richards)首创的“实用批评”成了文学研究中最基础的批评实践。它的成功在于它所包含的民主化因子。它使得文学批评不再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专利，而是所有普通人都可以通过课堂学习而拥有的能力。[20](p.13)
新批评虽然曾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套体面可靠的研究方法，并大大巩固了后者在学院体制中的地位，但它同时也埋下了学科倒塌的定时炸弹。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里不能不提到美国学者费什(Stanley Fish)对现代主义批评方法陷阱的巧妙揭露。在他那本著名的《这堂课里有文本吗？》(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一书中，费什讲述了他1971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任教时发生的一个故事。他那时正好在一个上午连上两门课。九点半是一门涉及语言学和风格学的课程，十一点则是一门纯粹的文学课。该课主要讨论的是17世纪英国的宗教诗歌。某天第一门课结束之后，他在黑板上留下了以下词语：
Jacobs-Rosenbaum
Levin
Thorne
Hayes
Ohman (?)
这五个单词分别是五个人的姓。前四个是语言学家，最后一个是文学批评家。因为当时记不清该拼作“Ohman”还是“Ohmann”，费什特意在该词后面打了个问号。这本来是给前一门课学生布置的阅读作业，但第二门课的学生来到教室之后，他告诉学生这是一首宗教诗，然后让他们进行解读。不可思议的是，大部分学生都能够熟练地运用细读方法，破解这首“诗”的含意。比如，一个学生注意到该“诗”的分行书写看上去像一个十字架或祭坛。另外的学生从“Jacobs-Rosenbaum”联想到《圣经》中基督徒升入天堂的典故，从“Thorne”联想到耶稣的荆棘之冠，并把“Ohman”等同于“Oh Man”。还有的学生统计该“诗”中的字母频率，然后发现S、O、N这三个字母出现频率很高，而这三个字母合在一起正好是“son”(人子)这个单词。总之，学生们认为该“诗”的主题是颂扬神的爱和仁慈，为了人能够获得永生，神献出了自己的独子。在讲完故事之后，费什问道：文学语言的独特性是什么？如何辨认一首诗？一般认为，因为文学语言有其独特性，我们才能把诗和其他非诗区分开。可是他的学生们却是首先认定所见的为诗，然后才把其当作诗歌来解读。费什的结论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独特的文学语言，有的只是我们把某些东西当作文学来对待的观看方式。[21]正如《圣经》所说的“Seek and ye shall find”，只要我们细心挖掘，最普通的文字也能散发出神奇的意义。实际上，我们在所有的符号文本中都可以找到新批评所设立的文学价值标杆。因为语言符号本身就充满着反讽、悖谬、歧义和暧昧。意义在指意的链条(signifying chain)上无穷滑动，直到读者根据特定的阅读方法和语境将其暂时固定下来。也就是说，文本是不可能脱离读者独自存在的。离开了读者的意义创造过程，文学就不过是装饰书架的摆设或莫名其妙的天书。再往下推，既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而写进文学教材的解读又只有寥寥几种，那么各种解读之间的争斗就不可避免了。到底谁的哈姆莱特才能占据文学阐释的主流？这之间会牵涉到什么样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性别、阶级和种族等因素是怎样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发挥着形塑作用？推理到这儿，我们就和文化研究离得不太远了。
如果说文学研究把文本分析奉为研究法宝，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则从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从创立之日起，就把增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中心利用每周二的普通研讨会邀请不同院系的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文学、文化问题进行探讨。中心不仅与社会学系、艺术系联合培养研究生，还通过一些研究项目和教育、体育、音乐、地理等学科建立了合作关系。[22](p.14)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指出文化研究“阐明文化产品如何表达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对性别、种族和阶级等的再现，揭示这些现象是怎样相互联系在一起……同时，它也究明文化反过来又是如何通过对个人和群体的影响来塑造社会的”[23](p.44)。显然，任何单一的研究手段都无法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文化研究注定必须采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并把方法纳入一套复杂的研究程序。比如，在《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这本教材中，英国文化研究者杜盖依(Paul du Gay)、霍尔(Stuart Hall)等人以索尼随身听为例详细展示了如何用一种整体性的观点对文化产品进行社会学分析。该书认定了5个主要文化过程：表征、认同、生产、消费和规则。这些过程一起构成了一种文化的循环。研究者们首先分析了索尼公司是如何生产、设计随身听的。这个产品如何被表征、被赋予特定的文化意义并激发出特定消费群体的认同感。其次，他们分析了随身听的消费过程，即随身听这个文化产品到底对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因为产品的意义既不由生产厂家简单输出，也不由消费者被动接受，而是通过消费者的日常使用产生出来的。最后，研究者们还分析了随身听的使用对现代社会文化生活规则所产生的影响。它作为新技术产品如何对传统的公共与私人空间的划分提出了挑战。[24](pp.3～5)“文化循环”的概念框架较好地把文化制品在生产、表征和接受三个阶段中的问题有机地整合起来，但并非每一个文化研究项目都必须审视“文化循环”中的每一个步骤。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的目标，对象的具体情况选择研究的侧重点。如凯尔纳在《媒体文化》一书中对美国媒体文化的解剖就更多地使用了文本分析，偏重于表征这个层面。他探索的是媒体文本如何运用图像、话语、场景、叙事等形式进行意识形态编码，即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以怎样的方式被织入了文本的肌理。例如，他把《兰博》系列的好莱坞电影看作是里根时代的意识形态转述，并梳理分析了电影所再现的阶级、性别、种族和政治的意识形态。[25](pp.107～108)不言而喻，这种融合了多种批判理论，打破了文本和语境界限的分析方法和拒绝社会政治语境的现代主义文本细读已有天壤之别。
对比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上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所取代的内在动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无法满足逻辑自洽的原则，原有的研究范式无论在理论假设和方法实践上都不能自圆其说。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学科”能够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不是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大学体制中存在半个世纪，已经是一个学术奇迹。但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更名、院系换牌的问题。文化研究挑战的不仅是关于“文学”、“经典”等理论假说，它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即以学科为形式的学院知识组织体系。格罗斯伯格曾阐述了文化研究在学科问题上的立场。在文化研究看来，学科是一个以欧美近现代社会变迁为基础的发明。它规定了研究对象的界限、提出和回答问题的范围和方法，以及知识产品的评估程序。它不是构造知识范畴或规定客观性的唯一方式，它只是代表了一套特殊的文化和制度实践的胜利。学科的界定既不等于人类知识的内在必然性，也不等于世界的内在必然性。文化研究注定要打破学科的界限，因为它探索和解释的是文化(文化实践)与并不具明显文化特征的事物(包括经济实践、社会关系和差异，社会体制等)之间的关系。它的旨趣不在完善学科内部的理论，而是回答学院之外的世界所提出的问题。这些真正重要的问题从不尊重人为的学科界限。比如文化和种族关系就涉及到媒体文化、政府的媒体和种族关系政策，与种族有关的历史学和经济学，种族生物学理论以及科学语言的权力，种族和公民自由、宪法权利，国家和帝国，殖民主义以及劳动与贸易的经济学等多个领域。如果只在单一的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范围之内探讨这些问题，就必然导致复杂问题的简单化。[26](pp.121～127)
文化研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既在学院体制内部找到立足点，又不受学科条块分割的束缚，继续保持其开放的精神和跨界的冲动。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的意识历史系(History of Consciousness Department)或许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板。[27]这个系的名字虽然拗口，却是北美最激进、最有影响力的跨学科专业之一，迄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该校建校也不过40来年的历史)。它以人文学科为中心，兼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该系拥有几位在欧美颇负盛名的学者，如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哈佛历史系毕业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以女性主义和技术文化研究闻名的哈拉维，第一个使用“酷儿”术语的意大利裔女性主义理论家特里莎·德·劳瑞提斯(Teresa de Lauretis)。其中以哈拉维的跨学科研究最具特色。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学者在本科期间就完成了动物学、哲学和英语三个学位课程。28岁时以一篇跨学科的博士论文《隐喻在20世纪发展生物学研究中的功能》获得耶鲁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她的几部跨学科经典著作，如结合了文学理论、政治哲学、灵长类动物学和美国历史的《人长类视景：现代科学世界中的种族和自然》(Primate Visions：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一书，已被列入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必读书目。[28]意识历史系所开设的课程包括“意识历史的研究方法”、“文化研究导论”、“奴隶制理论”、“文本研究”、“种族和族裔的文化和历史研究”、“历史、宗教和神话研究”等。每一门课程都横跨数个相关领域，为学生开启了广博的视野。除了承担博士生教育的意识历史系外，圣塔克鲁兹分校还于1988年成立了非教学的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负责举办文化研究方面的讲座、研讨会，聘请外校教授讲学，组织出版，资助跨学科的研究项目。[29]显然，学科的边界被打破之后，学术不但没有被摧毁，相反，还发展得更快，更强，更富有成果。国内学有对学科边界的忧虑似乎更多地来自资源、权力分配的考量，而不是单纯从学术生产出发。
诚然，英文系在大部分英美大学被保留了下来，但除了系名没变，其他恐怕都变了。任何愿意花一点时间来比较今天的英文系课程和20年前的课程设置的人都会惊讶于变化的巨大。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财力雄厚，人才济济的私立名校，也渗透到各种小的州立大学。仅以英文系中地位显赫的莎士比亚研究为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领域就成了文学研究范式转型中披荆斩棘的先锋，一大批活跃的中青年学者率先将新的理论和批评方法应用于莎士比亚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开启了对莎剧中性别/政治的讨论，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将莎剧重置于一个新旧交替的复杂社会政治语境，酷儿理论和后殖民主义彻底重写了莎士比亚文本的含义，新的文本观念变革了莎士比亚著作的版本编辑方式，读者接受理论则使莎士比亚作品在历史上的接受过程首次获得关注。目前，莎士比亚研究已经发展为一个综合性的跨学科领域。如在路特利支(Routledge)出版社1999年后陆续推出的“莎士比亚重音”(Accents on Shakespeare)系列丛书中，年轻一代莎学学者运用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戏剧表演理论、现代性理论、政治学理论、受众研究等前沿思想继续挖掘莎士比亚和当代社会的各种联系。伴随着影视、互联网等新媒体对莎士比亚作品接受方式的改变，莎士比亚研究的重心也从文字文本转向了多媒体文本和剧目生产/表演。[30](pp.113～114)
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现状的启示
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的写作目的无非是想从英美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中搜寻到一点值得中国文学研究借鉴的东西。的确，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有其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它的发展也一直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左右，但学科目前的困境并不完全是政治决定的。其实浏览一遍《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我们就能大致发现问题的所在。在这本号称是供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入门课使用的教材中，所谓“研究的研究”不过是一个陈旧而狭窄的学科范围介绍：一条主线(文学史)，四个最基本的文学类别(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和十来个现代作家专题(没有涉及一个健在的当代作家)。《概要》里既没有对学科基本概念的廓清，也没有对各种研究理论和方法的阐明。除了对几个“困扰学科发展”问题的泛泛之谈，也没有对学科未来发展做更深入的思考。如果著者所描述的学科现状属实，那我只能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是一个存在学理问题的学科。它只有清晰的研究对象(文学史、名家名作)，却没有明确的研究目标、理论和方法。它只为学生开出了阅读的书目，却不告诉学生到底应该怎样阅读。而积极的阅读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行为。萨伊德所说的“进入早已发生在言词内部的语言的进程，并且使我们面前的任何文本中可能隐藏着的、或不完整的、或被遮蔽的、或被歪曲的东西泄漏出来”的细读方式，其实包含了一整套有关文本、阅读、表征等复杂理论预设。[31](p.69)
对此，《概要》的另一位撰写者姜涛似乎有清醒的认识。在评论小说研究时，他指出：“作为一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审美’虽然成为文学研究的支撑点，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其落实的程度是颇值得考虑的。如何沟通内部与外部，在作家自我和形式构成、思想内涵与文本机制之间，找到一条有效的阐释途径，使小说研究不致脱离具体的文本现实，只停留在主题演绎或印象式层面，仍是小说研究在80年代无法绕开的一个‘难题’。”[5](p.245)遗憾的是，虽然有90年代海外华人学者所创立的“再解读”模式做样板，这个难题到了21世纪也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也许，只有在危机/转型的临界点，“什么是文学”的提出才会具有一丝合法性。文学果真就是写进学科概要和文学史的东西吗，就是“被课堂所讲授的东西”(罗兰·巴特语)吗？这个最简单的问题或许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
注释：
①参见金元浦：《文化研究：理论和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5页。陶东风：《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及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载《文学理论前沿》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85页。
②参见两部颇有影响力的文化研究论文集：Lawrence Grossberg，Cary Nelson，and Paula Treichler编辑的Cultural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92)和Simon During编辑的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2nd ed.(London:Routledge,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