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经学生策试入仕制度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制度论文,生策试入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朝萧梁有经学生策试入仕之制。《梁书·武帝纪》载天监四年(505)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隋书·百官志上》亦详载此制：“陈依梁制，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诸州光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经为挽郎得仕。”据此，萧梁有限年入仕的规定，而经学生只要通儒明经，策试得第，就可不受入仕年龄的限制而提前入仕。但目前有一种看法，即认为萧梁此制不分甲族后门，一律通过考试公平取士，因而它破除了宋齐以来“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陈规，是对不学无术的高门子弟单凭世资而入仕者的限制，其作用在于为寒门仕进开辟了一条重要渠道，是对传统选官制度的巨大变革。然而稽诸史传，我认为上述看法虽有其合理的因素，但也有片面化绝对化之弊，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事实上，萧梁的经学生主要有两种人，即一是五馆生，一是国子生。而所谓“经学生策试入仕”，就是指五馆生和国子生通过策试考试，达到明经标准而被授予官职的制度。但是，由于五馆生和国子生在其出身、策试得第及起家官职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要准确地评价萧梁经学生策试入仕制度的实质及其作用，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对五馆生和国子生进行分类考察。
一 五馆生策试入仕
“五馆”之名，前代所无。《南史·儒林传序》载：“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梁书·儒林传序》则载天监四年开五馆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各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为
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守，招纳后进”。依此可知，梁时五馆开建于天监四年。由于其时以硕儒明山宾、陆琏、沈峻、严植之、贺玚等补五经博士，各主一馆，教授弟子，是称“五馆”。又由于五馆乃国家所开，由官府选置学官授以经书，生徒则由官方供给伙食，故又称为“国学”。因此，天监四年所开五馆，既是梁武帝在我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史上的一项独创，同时也是有别于国子学的一种正式官学。有些学者误认为“开五馆，建国学”，就是兴建国子学，并把五馆生和国子生混为一谈，不作区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五馆初开，生徒颇众。据《梁书·儒林传》载：贺玚，“（天监）四年，初开五馆，以玚兼五经博士。……玚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沈峻，“博通《五经》，尤长《三礼》，……兼五经博士。于馆讲学，听者常数百人。”又严植之，“（天监）四年，初置五经博士，各开馆教授，以植之兼五经博士。植之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植之讲，五馆生必至，听者千余人”。可见各馆生徒常有数百人之多，馆与馆之间，生徒可以自由听课，故严植之在潮沟开馆讲课时，五馆生全来，听者竟达千余人。
然则，这一千多五馆生究竟是什么出身呢？据《隋书·百官志上》称：“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既云“皆引”，就表明五馆生大都是寒门子弟，且不受人数限制，这较之两晋宋齐时的国子生“限以贵贱”，类以贵游子弟而任之，确实是个很大的变化。
五馆既然是培养和选拔寒门俊才的国家官学，因而梁武帝对五馆生策试入仕也曾给予一定的关注。如开设五馆之初，梁武帝就明令五馆生“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天监八年(509)，又下诏说：“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访，故负祑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诸周行，饰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①。这一诏令前面提到自辟五馆以来，“负祑成风，甲科间出”，后面则强调吏部铨选要重视明经策试，即使是“牛监羊肆，寒品后门”，也同样要依据策试成绩，“随才试吏，勿有遗隔”。因此从选举精神上看，梁武帝确有破除以家世门第取士，而注重以明经策试取士的倾向，这一点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梁武帝关于五馆生“射策通明经者，即可除吏”的规定，在实际运用中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估计过高。如《梁书·贺玚传》载初开五馆时，以玚兼五经博士，“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又前引天监八年诏书称，自辟五馆以来，“负祑成风，甲科间出”，说明当时五馆生明经对策的人数颇为不少。然而遍检史籍，萧梁一代明著为由策试之途入仕者共32人，其中国子生27人，占总数的84.4%；不在学馆的通儒明经者5人，占总数的15.6%；而五馆生经策试一途入仕者，竟无一人可考。按理，梁初五馆生曾多达千人，明经对策的人数亦相当可观，加之五馆开置的时间又早于国子学三年，因而由策试一途入仕者的比例自应超过国子生，可事实却恰恰相反。这种反常现象说明了什么？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尽管梁武帝有招揽寒门俊才的企图，并制定有“射策通明经者”，“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的规定，但在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下，高门华阀依旧垄断选举，注重家世，致使出身寒门的五馆生备受压抑，很难脱颖而出。
第二，即使是一些五馆生能够以明经策试入仕，也都官位不高，仕途不畅，功业不显，故青史无名。综观《梁书》、《陈书》及《南史》诸传中没有关于五馆生入仕者的任何记载，正是客观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第三，梁时“五馆”是由于明山宾、陆琏、沈峻、严植之和贺玚五人各主一馆，教授弟子而得名。但据《梁书·儒林传》的记载来看，严植之于天监七年“卒于馆”，贺玚于天监九年“卒于馆”，是五馆开置仅五年光景，已有严、贺二人相继去世，所谓“五馆”顿成虚名。另据《明山宾传》说，自天监十五年以后，他即不再兼任五经博士；而《沈峻传》则谓普通年间贺琛奉敕撰《梁官》，奏启沈峻补西省学士，助撰录，此后他也不再主持学馆教授事情了。因此，我推测梁时五馆只兴盛了很短一段时间，随着主馆学官的相继谢世或迁任它职，严格意义上的五馆在天监九年时即已不复存在，此后仅存的数馆也逐渐衰微，生徒大减，这也是史籍对五馆生及其策试入仕者记载甚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从梁代五馆生策试入仕的实际考察，我认为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寒品后门仕进困难的局面，也未对传统选官制度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变革。如果说在五馆开置之初，寒门俊才还有通过明经对策而步入仕途者的话，那么，在五馆日趋衰落，尤其是天监七年重新恢复国子学，及高门甲族子弟竞相通过明经策试而跻身宦途的情况下，策试入仕实际上已为门阀子弟所垄断，史籍中已绝少见到五馆生经由策试之途而入仕的记载了。所以，在萧梁一代，五馆生策试在经历了极为短暂的活跃之后，随之即陷入长时期的沉寂之中，而且终萧梁之世迄无起色。因此，如从这一角度着眼，五馆生策试在整个萧梁经学生策试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故其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和微不足道的。
二 国子生策试入仕
与五馆生出身寒微、仕进艰难形成鲜明对照，萧梁的国子生大都出身显赫，成绩优异，并能轻易地由某些清官起家，获取高位，因而最能体现出梁代经学生策试入仕制度的本质特征。
众所周知，国子学肇始于西晋，它是以司马氏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满足门阀士族的特权利益，在太学之外专为士族子弟设置的国家最高学府。自东晋以至宋齐，由于政权更迭频繁，时局动荡不安，国子学亦兴废无常，时有时无。史载：“自是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其弃也忽诸”。②
梁武御宇，首开五馆，天监七年(508)，复诏兴国子学。《梁书·儒林传序》载天监七年诏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阐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非以镕范贵游，纳诸轨度。……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庠
，博延胄子。”于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国子学自此开建。又据《梁书·武帝纪》载，天监九年(510)三月己丑，“车驾幸国子学，亲临讲肄，赐国子祭酒以下帛各有差”。乙未，武帝诏曰：“王子从学，著自礼经，贵游咸在，实惟前诰，所以式广义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启，元良齿让，自斯以降，并宜肄业。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其年冬，“舆驾幸国子学，策试胄子，赐训授之司各有差”。可见国子学建立伊始，梁武帝除两次下诏敦促贵游子弟从师入学外，还亲临讲肆，策试胄子，奖励学官，从而为国子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萧梁一代，由于政局相对稳定，学校教育比较发达，加之梁武帝崇尚儒学，提倡明经射策，因而国子生由策试一途入仕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据史书统计，萧梁国子生经策试入仕者共有27人，为说明问题起见，兹将其籍贯、家世、科别、策试成绩及起家官职表列如下③（见下页）：
据表可知，萧梁国子生策试入仕有以下一些明显特征：
首先，从其家世看，梁代国子生的来源主要有四：一是王侯之子，如萧大临、萧大连、萧孝俨、萧映；二是萧齐宗室子弟，如萧恺、萧乾；三是外戚子弟，如张绾、张缵、张缅；四是门阀士族子弟。而在门阀士族子弟中，又以第一流高门的琅邪王氏子弟为最多，计有7人，占国子生策试入仕总数的25.9%。余则河南褚氏2人，东海徐氏2人，陈郡袁氏、河东裴氏、北地傅氏、汝南周氏、沛国刘氏、清河张氏、吴兴沈氏各1人。这表明国子生或出自王侯贵戚之家，或出自世代冠冕之族，其社会地位与门阀等第是相当高的，同时也说明梁代国子生的选任一遵前代制度，仍“限以贵贱”，没有丝毫改变。
其次，从其科别看，梁代国子生既有明经生，又有《周易》、《礼》、《正言》等分科学生。《孔子正言章句》为梁武帝所撰，大同七年(541)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二十人。《南史·到溉传》载其为国子祭酒，时“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于学，请置《正言》助教二人，学生二十人。尚书左丞贺琛又请加置博士一人。”《陈书·袁宪传》亦载：“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诏下国学，宣制旨意。宪时年十四，被召为国子《正言》生。”此外，中大通四年(532)，国子博士萧子显曾“上表置制旨《教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高祖所释《教经》义”④。虽然分了科，但科目太狭，仍不出经书范围，一般国子生多以研习五经为主。
复次，从策试成绩看，有甲科、高第、明经、清茂、推第等名目。一般说来，甲科只授皇室胄子，故梁世明经射策甲科者唯萧大临、萧大连、萧孝俨三例，实为对王侯子弟的一种荣宠。甲科之下，则以策试擢为高第者为优。《陈书·岑之敬传》载：“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经，若颜、闵之流，乃应高第。’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复有颜、闵邪？’因召入面试，令之敬升讲座，敕中书舍人朱异执《孝经》，唱《士章》，武帝亲自论难。之敬剖析纵横，应对如响，左右莫不叹服。”可见梁时策试得第多为明经，要取得高第并非易事。然而据表所列，萧梁国子生策试举高第者颇为不少，共有10人。另据日本著名学者宫崎市定推断，策试成绩不详的张缅、张缵、褚翔三人亦为射策高第⑤，其说甚是。因张缅、张缵乃张绾兄弟，三人同为“外氏英华”，又俱入国子学，但史载张绾“为国子生，射策高第，起家长兼秘书郎”；而于张缅和张缵却只说“召补国子生，起家秘书郎”⑥，行文中显然是省略了“射策高第”四字。再则梁时国子生射策高第者，其起家官例为秘书郎，仅刘珏除宁海令是个例外，所以从起家官职推论，张缅、张缵、褚翔三人的策试成绩亦应是高第，这样才能与成例相符。假如此说能够成立，则宫崎先生没有注意到的褚翔之父褚向，也同样是由国子生“起家秘书郎”，因而其策试成绩自然也应属于高第之列，这样在策试成绩不明的7人中，至少有4人可以大体确定为射策高第。国子生策试举明经者，表中所列有萧乾、王通、沈不害3人，傅岐的策试成绩虽史载不详，但恐怕亦是明经。因为傅岐是国子明经生，按说策试举明经应是顺理成章之事，因而本传缺载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清茂与推第，只有王锡、裴之礼2人，较为稀见。《梁书·裴邃传附子之礼传》曰：“自国子生推第，补邵阳王国左常侍。”中华书局本校勘记云：“‘推第’疑是‘擢第’之伪”，但未有确据。按《通考》卷40《学校一》载东汉桓帝时制太学生课试之制有云：“学生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能通三经者，擢其高第为太子舍人”；“能通四经者，推其高第为郎中”；“能通五经者，推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据此，则“推第”二字未必错，抑或就是“推其高第”的省称。然由于证据不足，不敢妄断，兹姑作存疑，以俟方家详考。
其四，从国子生策试得第后的起家官职看，约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王侯之子射策甲科者，多起家为中书侍郎，列流内九班；二是外戚和第一流高门子弟射策举高第、明经、清茂者，多起家为秘书郎，列流内二班；三是次一等士族子弟举明经或推第者，则多起家为王国常侍或太学博士，亦列流内二班。不过，依照梁代官班制的规定，流内十八班诸官，“以班多者为贵，同班者，则以居下者为劣”。⑦因此，秘书郎与王国常侍、太学博士虽同列流内二班，然由于秘书郎位居二班之首，自然也就比同列二班而位居其下的王国常侍与太学博士要显赫得多。故就大者而言，萧梁国子生起家官职的高低并非是完全依据策试成绩而定的，而主要是和各人的门阀等级高卑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同是射策甲科，萧大临、萧大连因是梁武帝嫡孙，且受封有县公爵，故可起家为中书侍郎；而萧孝俨为武帝嫡孙，又无封爵，只能起家为秘书郎。又同是射策举明经，出身第一流盛门的王通可起家为秘书郎，而稍次一等的士族子弟如傅岐、沈不害只能起家为王国常侍和太学博士。可见国子生出身门第高者，其策试成绩及起家官职自高，反之亦然，这就是梁代国子生策试入仕的一条基本规律。
其五，从官职清浊看，国子生的起家官职多为清官。如据梁陈制度规定，中书侍郎为诸王子封公者之起家官，其为清官自不待论。而秘书郎一职，自宋齐以来即为甲族子弟的起家之选，清望无比。《通典》卷26“秘书监”条云：“宋齐秘书郎皆四员，尤为美职，皆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十日便迁，梁亦然。自齐梁之末，多以贵游子弟为之，无其才实。”又《初学记》卷12“秘书郎”条亦说：“此职与著作郎，自置以来，多起家之选。其在中朝或以才授，历江左多仕贵游，而梁世尤甚，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可见梁世高门子弟多自秘书郎起家，而无才实。据表所示，萧梁国子生亦以起家秘书郎一职人数最多，计有16人，占总数的59.3%。其他如王国常侍、太学博士虽是次等士族子弟的起家官，但也皆属清官，只是位望不及中书侍郎、秘书郎清显而已。因此，国子生由策试一途入仕者，多自清官起家，然后“平流进取，坐致公卿”⑧从而迅捷升迁，获取高位。
值得注意的是，国子学初建，梁武帝曾“舆驾幸国子学，策试胄子”，这表明当时宗室胄子也须策试。然时隔不久，梁武帝又特意下诏有宗室免试之制。据《南史·始兴忠武王憺传》载，憺子映，“年十二，为国子生。天监十七年(518)，诏诸生答策，宗室则否。帝知映聪解，特令问策，又口对，并见奇。谓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驹也。’起家淮南太守。”据此，则天监十七年时曾有宗室胄子免于策试的规定，萧映以问策见奇，起家淮南太守，乃是一种特例。此后何时恢复胄子策试之制，史无明文。但依《梁书·南郡王大连传》说，大同七年(54)，“与南海王（萧大临）俱入国学，射策甲科，拜中书侍郎。”则至迟在大同七年时，又已恢复了胄子策试之制。从梁武帝一度诏令宗室胄子可以免试的情况看，表明萧梁国子生策试对于皇族子弟是格外照顾和优宠的，其明经射策者固然可以荣登甲科而仕进，即使是不经策试者亦可凭其尊贵无二的特殊地位而步入显途，因而所谓策试与否，对于宗室胄子完全是一种形式，根本不影响其仕宦前程。
综上所述，萧梁国子生的主要来源是王公贵族和门阀士族子弟。由于梁武帝重视儒学，提倡明经射策，加之梁代有“限年入仕”之制，故高门子弟为提前入仕，遂对策试入仕之途趋之若鹜。据有的同志统计，萧梁一代经各种仕途入仕者凡149人，其中，由吏部铨选直接入仕者95人，国子生策试入仕者28人，察举孝秀者18人，曹掾积累升进者8人⑨。可见在选官诸途中，国子生策试入仕仅次于吏部铨选，位居第二，是当时重要的仕进道路之一。
三 萧梁经学生策试入仕制度的实质及其作用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萧梁的经学生策试入仕之制，虽然表面上并不排斥五馆生策试入仕，似乎为寒门仕进开辟了一条渠道，但在实际上仍存在着种种限制，尤其是门第的限制，这就使得出身寒微的五馆生在策试入仕方面依然步履艰难，备受压抑，故其生平事迹也难以在史书中反映出来。反过来看，自国子学建立以后，由策试一途入仕者多是国子生，他们不仅出身华贵，策试成绩优异，而且起家官多是清官，仕途前程更是优越。正是由于明经射策可以确保高门子弟的入仕特权，对他们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因此高门甲族子弟也竞相进入国子学，研习经典，以通儒明经为利禄之路，仕宦之途，致使经由国子生策试做官被视为十分荣耀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五馆学的不断衰落和国子学的日益兴盛，五馆生在经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而国子生所占的比例则不断增加和扩大。这样一种发展趋势，最终影响到萧梁经学生策试入仕制度的变化，即由梁初主要以五馆生为明经策试的对象，逐步地演变为主要以国子生为明经策试的对象。到了萧梁中期以后，史籍中果然再也见不到有关五馆生的任何记载了，这表明门阀士族业已控制了经学生策试入仕之制，也说明国子生已成为当时经学生策试入仕的主体，并将五馆生完全排斥于经学生策试仕途之外，从而严重堵塞了寒门仕进的道路。由此可见，萧梁的经学生策试入仕之制，虽然不象九品中正制那样公然宣称以家世门第作为选官的唯一标准，而是标榜通明经学，策试入仕，极易给人造成一种不分甲族后门，一律经过考试而公平取士的假像，但其在实际运用中仍具有优宠士族和压抑寒人的特点，因而是不公平的。所以，基于上述事实，我认为萧梁的经学生策试入仕之制，本质上是以国子生为主要对象，并从入学、策试、入仕各方面都优宠高门甲族子弟，和藉以确保其入仕特权的选官制度；还是把通经与仕宦相结合，以促使高门子弟进入国子学，从儒学经典中汲取治国治民之道，进而为萧梁政权培养和选拔统治人才的用人制度。这一制度之所以盛行于梁代，一方面与梁武帝重视教育及寓选官于教育的现实政策有密切关系，另方面也是萧梁统治者尊重高门甲族，维护门阀制度，因而在选官制度上格外旌宠门阀士族及其子弟的必然结果。
正因为萧梁的经学生策试入仕之制，本质上是以国子生为主要对象，是以维护门阀士族的世袭政治地位为主旨的选官制度，因此它在确保高门子弟的入仕特权及官职升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众所知，宋齐国子生的入学年龄一般在“十五以上，二十以还”⑩，而梁时国子生的入学年龄则要早的多。因此，入学之年既早，入仕之年亦早，遂成为萧梁国子生策试入仕的通例。如王承，“七岁通《周易》，选补国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书郎”。萧乾，“年九岁，召补国子《周易》生，……十五，举明经，释褐东中郎湘东王法曹参军”。王锡，“（年）十二，为国子生。十四，举清茂，为秘书郎”。又张缵，“召补国子生，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张缅，“召补国子生，起家秘书郎。出为淮南太守，时年十八”(11)。由此可知，尽管梁代有限年入仕的规定，但其时国子生多以孩童之龄即已入学，未及弱冠便已步入仕途，故通过明经仕宦，无疑是保障高门子弟提前入仕的重要途径。
不仅如此，国子生策试得第，只是高门子弟起家仕宦的起点。此后，他们还可以在仕途上迅速升迁，活跃于政坛，进而对萧梁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据史书所载，国子生入仕后大都有迁转东宫官属、王国僚佐、诸部曹郎以及宫廷内侍等官的经历，其中起家秘书郎者，尤以迁转东宫官属者居多。依上表所示，萧梁国子生有16人起家为秘书郎，除去张缅、徐仪在释褐不久即出任地方官外，其余14人的迁转官例为太子舍人、洗马、中舍人或中庶子等职。据《梁书·庾于陵传》说：“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可见东宫官属位望清华，为人瞩目，在迁转诸官中最为荣途。一经仕历东宫，便身价倍增，继而还可以擢迁侍中，入居门下，接近皇帝，参掌枢密，故时人谓之“早达”。如张缵十七岁起家秘书郎，二十三岁迁太子舍人、洗马、中舍人，后“累迁太尉谘议参军，尚书吏部郎，俄为长兼侍中，时人以为早达。河东裴子野曰：‘张吏部在喉舌之仕，已恨其晚矣。’”又王训射策高第，起家秘书郎，“迁太子舍人、秘书丞。转宣城王文学、友、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俄迁侍中，既入拜见，高祖从容问何敬容曰：‘诸彦回年几为宰相？’敬容对曰：‘少过三十’。上曰：‘今之王训，无谢彦回。’训美容礼，善进止……以疾终于位，时年二十六”。可见国子生由策试入仕者，大多升迁迅捷，前程广阔，并且往往在二十五岁左右便身居显职。而一旦朝廷高级官职出现缺额，他们又可以立即替补，或出宰州郡，或内执朝政，进而在仕途上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以致成为萧梁统治集团中的显赫人物。据笔者统计，在萧梁一代，国子生先后担任郡守刺史者有15人，历署部曹尚书者有7人，简充三省（中书、尚书、门下）长官者有17人，都督军事及有将军号者有15人。这表明梁代的许多封疆大吏和朝廷重臣都是国子生出身，也说明他们曾对萧梁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经过经学生策试入仕之制，不仅可以确保高门子弟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各级政府机构中去，有助于萧梁政权选拔统治人才，而且高门华阀也可以借助这一制度，世代为官，参预朝政，成为政治上的垄断集团，从而对加强门阀士族的反动统治起到重要作用。
诚然，在南朝后期，由于经学生策试入仕制度将教育、考试和选官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明显反映出选举任官与学校教育合流的趋势，并由此开启了隋唐以后科举取士的先河，因而在我国古代选官制度发展史上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此外，在明经仕宦的刺激下，一些高门子弟为利用通儒明经为阶梯去猎取高官厚禄，也纷纷涌进国子学，研习儒家经典，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当时国子学的兴盛与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是，由于经学生策试入仕之制具有优宠士族和压抑寒门的特点，本质上是以国子生为主要对象，是以保障和延续门阀士族的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为主旨的，所以当世家大族垄断这一制度后，它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出种种弊端。如在萧梁前期，国子生策试制度还比较严格，营私舞弊的现象也较少见。及至大同年间(535-546)，一些高门子弟或贿赂学司，用钱买第，或弄虚作假，顾人答策，致使请讬公行，贿赂成风。《陈书·袁宪传》就提到大同中，“时生徒对策，多行贿赂。”《颜氏家训·勉学篇》也说梁世贵游子弟“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高门子弟不顾廉耻，贿买请代，而国子学官则是贪财纳贿，徇私舞弊，所谓国子生策试已是完全流于形式，徒具虚名。洎乎梁末，策试入仕之制更是腐败不堪，它非但不能为统治阶级遴选真才，反而使得大批无能之辈混迹于官场。颜之推曾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他们只知道“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终日，以此终年”(12)。很显然，由这样一些人把持朝政，恐怕除了蠹国殃民，别无他能。因此，随着经学生策试入仕制度的日趋腐败，不仅造成士风颓废，选举混乱，而且也严重腐蚀了整个士族阶层，影响到萧梁政局的稳定，从而最终加速了门阀士族走向衰亡没落的历史进程。
注释：
①《梁书·武帝纪》。
②《梁书·儒林传序》。
③据《梁书》、《陈书》、《南史》诸传。
④《南史·梁武帝纪下》。
⑤参见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355页。
⑥《梁书·传缅传附弟缵、绾传》。
⑦《隋书·百官志上》。
⑧梁萧子显：《南齐书》卷23史臣语。
⑨参见罗新本同志：《两晋南朝的秀才、孝廉察举》，载《历史研究》1987年3期。
⑩《南齐书·礼志上》。
(11)以上均见《梁书》、《陈书》本传或附传，以下出自此二书者不另注。
(12)《颜氏家训·勉学·涉务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