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183;社会#183;人——恩格斯的历史动因论与科学发展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动因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社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特别是恩格斯的历史动因论。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发展三大动力即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经济关系、社会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和人的有意识活动的论述，正好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三项内容即可持续发展、全面协调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哲学依据。深入了解恩格斯的历史动因论，对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关系的最终决定作用与可持续发展
恩格斯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即物质生产，它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两种形式。在物质生产中必然结成两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是经济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经济关系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意义，它构成一条贯穿历史始终并惟一有助于理解历史的红线。因此，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恩格斯指出，作为社会历史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主要指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其中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和人们的全部社会关系。用他的话说，“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即生产力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和法等。此外，经济关系中还包括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地理基础，先前生产方式的残余以及特定社会的外部环境和种族人口等。因此，经济关系就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亦即包括生产方式、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在内的社会存在，其主要内容是生产方式。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在恩格斯看来，经济关系对社会历史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地理环境是人和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他说，“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1] 222“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1] 384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但生产劳动得以进行的首要前提是物质自然界的存在，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所以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没有自然界，人们就无法进行生产，人类就不能存在。不仅人的生命根源于自然界，而且作为人脑产物的思维和意识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的产物。同样，人类社会也一刻离不开自然界，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产得以进行的必要的和永恒的自然基础。
其次，经济关系决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恩格斯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产生的，随着经济发展和阶级消灭，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国家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手段。国家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经济关系、市民社会才是决定性因素，因而国家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它的存在和发展应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的。法(公法和私法)也是经济运动的表现，法的发展进程首先是要消除它未能反映经济要求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一致的法体系，然后又因经济的发展而陷入新的矛盾之中。
最后，经济关系决定思想的上层建筑。恩格斯说，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它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联系还是存在的。近代哲学的内容本质上是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表现。虽然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可以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但哲学和文学的繁荣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宗教的变迁和改革也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历史上一些民族没落了，反映这些民族生活条件的神也随着灭亡。基督教是适应罗马帝国发展经济和扩张领土的需要而产生的，到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它也发展成为一种同封建等级制相适应的宗教。16世纪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结果完全不同，那也是因为德国经济落后而法国经济发达。恩格斯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了重商主义者等等，都不是纯粹的思想胜利，而是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他还用“曲线”和“轴线”的形象比喻来说明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认为意识形态的发展尽管表现出更多的偶然性，它的曲线更加曲折，但考察的时期越长、范围越广，它的轴线就越平行于经济发展的轴线。当然，经济关系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是间接的、有界限的，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法律思想和道德。经济只对先驱者提供的思想资料发生作用，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内涵十分丰富，涉及自然、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既有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又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科学发展观的首要内容是发展经济，之所以如此，就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经济关系是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经济关系对社会发展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意义。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础，经济不发展，社会就难以发展，经济社会不发展，人就难以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因此，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2] 850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谐，说到底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什么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就因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家园，人和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自然事物作为物质客体有权利得到正常发展。恩格斯把地理环境看作经济关系中的一个因素，强调自然界是人类活动的前提基础，指出人类征服自然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人类，就是告诫人类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服从自然规律。如果人类只把自然界当作自己的附属物任意改造利用，那就会造成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不仅不利于自然界的发展，也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近代工业文明以来生态危机的沉痛教训使人类明白，如果说“发展是第一要务”，那么“环境是发展的第一基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既不能放弃人的主体地位，放弃人对自然的改造利用，一切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也不能把人当作自然的主宰，随心所欲地征服改造自然。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把自然当作人类的朋友和伙伴。其次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再次要从我国人口众多、生态脆弱、资源短缺的国情出发，坚持保护环境、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最后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因为造成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的根源是人，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关键还是人。
二、社会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全面协调发展
恩格斯认为，经济关系对历史发展只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起决定作用，而不是惟一因素，如果有人对此加以歪曲，说经济关系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他就把唯物史观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保尔·巴尔特断言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只是跟风车作斗争。如果社会生活的一切事物都用经济因素来解释，那么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更容易了。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经济、语言和宗教等各种差异的强国，只是由经济必然性决定而不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可见，恩格斯是个历史决定论者，但不是机械决定论者，而是辩证决定论者。
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1] 695他说，国家权力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但它一经产生又会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作用：它既可以沿着与经济运动相同的方向对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也可以沿着与经济运动相反的方向对经济起阻碍作用，从而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浪费。“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1] 705同样，法虽然一般地依赖于生产和贸易，但它仍然具有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特殊能力，法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如继承法对财产的分配就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意识形态一旦形成相对独立的部门领域，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例如德国资产阶级在封建贵族面前表现出来的疲惫软弱、虔诚主义、多愁善感和奴颜婢膝，就曾是德国经济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
在恩格斯看来，历史发展是社会中一切因素的相互作用，因为包括自然、历史和精神在内的整个世界就是一幅由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图画，而相互作用正是一切事物运动的终极原因。在社会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中，既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三大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有经济结构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政治结构中国家与法之间，意识结构中艺术、道德、宗教、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还用因果联系来说明社会诸因素的相互作用，指出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在因果联系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此地是结果，在彼时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因此，“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1] 728“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1] 732形而上学机械决定论者常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僵硬对立起来，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是一个愚蠢观念。
恩格斯强调指出，社会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其力量是不均等的，经济运动和政治权力这是两种不相等力量的交互作用。经济必然性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趋势，它是最原始的起因，是最有决定性的动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第二性的，它只能影响历史发展速度的快慢，加速或延缓历史发展的进程，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决定历史斗争的形式(暴力的或和平的)。可见，恩格斯的历史动因论既不同于唯意志论和唯经济决定论，也不同于把社会诸因素等量齐观的“均衡论”，而是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决定论。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之二是全面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2] 850为什么要走全面协调发展之路呢？就因为整个世界是由自然、社会和精神等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统一整体，整个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历史发展是人与自然、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结果。恩格斯晚年强调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反作用，强调历史发展是社会一切因素的相互作用，强调历史发展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都与全面协调的发展观有着密切联系。既然历史发展是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经济、政治和文化都不可或缺，那就要统筹兼顾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全面协调发展，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的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但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也会反过来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经济发展，只有经济、政治、文化都发展，社会才是健康有序的。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物质基础，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政治保障，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只有三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协调发展，还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前提基础，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必要条件，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动力，只有经济社会和人都全面协调发展，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发展，还要解决好工农城乡、部门区域、国内国外的关系，做到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左邻右舍、各行各业都发展。
三、历史的创造者与以人为本
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史不同于自然发展史，在自然界中全是无意识的、盲目的动力发生作用，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活动的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就是说，自然界的发展变化可以没有人的参与，而社会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人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没有人和人的活动，就没有社会历史。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 248
尽管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的，人的意图动机支配着人的活动，但人的思想动机决不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在人的意图愿望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动力。旧唯物主义者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要去探求人的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这样的问题，结果不得不在历史领域中自己背叛了自己。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试图探究隐藏在历史人物思想动机背后的最终动因，但它找错了地方，“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由于人的思想动机不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在历史进程中，人们的动机和结果往往不相一致，这表明历史发展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此，人们虽然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只能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条件，甚至人们头脑中的传统，都对人的创造活动有制约作用，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是决定性的。
恩格斯指出，人们的意图愿望并不完全是主观自生的，而是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人们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因而各个人的意志活动也千差万别，“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 697尽管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使得个人的愿望难以实现，而是这许多相互冲突的各个人的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这里，恩格斯以十分明确的语言肯定了包括杰出人物和普通个人在内的每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恩格斯还指出，要去探索隐藏在历史人物思想动机背后的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不能只关注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人物的动机，而应该关注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这是发现历史规律的惟一途径。沿着这一途径，恩格斯揭开了社会历史之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基本形式之一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恩格斯认为，由于历史是人们活动的结果，而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所以社会历史也指向一个理想目标，这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他说，在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那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3]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 850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不仅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而且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为了人和一切依靠人两者的统一构成了以人为本的完整内容。为什么要以人为本呢？就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历史的目标和历史的创造者。恩格斯关于历史是人们活动的结果，每个人的意志都对历史的合力有所贡献，探求历史规律必须关注广大群众、整个民族、整个阶级的行动及其动机，以及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等论述，已经包含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就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营造人人平等发展、和睦相处、扶贫济困的良好社会环境；就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工作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依归，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做到人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就要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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