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门教、佛教“有无之辨”的交集-《五百梵志经》初探论文

婆罗门教、佛教“有无之辨”的交集
——《五百梵志经》初探

曹 凌

[提要] 《五百梵志经》最早为道安所记录,并被认为是一部失译经典。后代经录则多将其认为是中国人所撰的伪经。本文根据日本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本,认为此经是一部翻译经典,其核心思想源自婆罗门教的古奥义书。在东晋时期由于本经中独特的从无生有的思想,它还曾被本无异宗的代表人物竺法深引为经据。此后本经还被改写作为《百喻经》的序分。改造者似乎受到了佛道论争中关于道和自然关系问题的辩论的影响,而对此经作了一些改动,由此显示佛教对道教的优位性。由此大致可推断这一改编过程可能发生在初唐或此后不久的时期。

[关键词] 《五百梵志经》;伪经;婆罗门教

一、《五百梵志经》及其写本的基本情况

敦煌遗书羽633号首残尾全,卷尾总题“像法决疑经一卷”,并有隋大业二年二月八日赵元华所署写经题记。写卷残部实际抄写了三种经典。首先为伪经《像法决疑经》,其次为首题《五百梵志经》的一部短经,最后则是名为《佛说转轮王七宝具足经》的抄经。其中《五百梵志经》部分首尾齐全,是现在所知唯一一件此经抄本,可谓弥足珍贵。

此经初见于《出三藏记集·新集安公失译经录》中,可见道安已经见到此经,并认为是翻译经典。只是道安未能获知此经的翻译情况。此后隋代法经等所撰《众经目录》(以下简称为《法经录》)等经录将此经著录为伪经,并补充说此经有《亦有亦无经》的异名。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以下简称为《房录》)和武周时期所编《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以下简称为《大周录》)则认为此经是《梵志经》的异译。《开元释教录》(以下简称为《开元录》)的作者智升似乎看到过本经,并提出:(1)此经为一部伪经(因此也不存在异译本);(2)此经中有“人身从五谷生”的观点;(3)此经与其他经录中所记录的《五百婆罗门问有无经》为同一部经典,因此本经有《五百婆罗门问有无经》和《亦有亦无经》两种异名。其中第一点涉及本经是否翻译经典的问题下文将会再做讨论,此处暂略,另两个观点则基本可由新发现的文本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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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智升引用的“人身从五谷生”的观点确实见于敦煌本《五百梵志经》,原文是一段问答,梵志问“人从何生”,佛答“人从五谷生”。而就笔者管见,这样的观点确实与佛教思想有所扞格,在藏内其他经典中亦未曾有所宣述(详下)。

其次,智升提到的两个异名也均与经典内容相符。经文正文的开始处五百梵志问佛“天下为有为无”,佛则以“天下亦有亦无”答之。这一问答基本概括了本经的中心思想与主要论题,下文则是就此再作展开。《亦有亦无经》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法经录》,当即是以经文中佛的答语为题。《五百婆罗门问有无经》的经题则最早见于《出三藏记集·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但僧祐只是根据其他经录转录并未亲见其本。梵志与婆罗门义同,因此《五百婆罗门问有无经》这一名称说明了这部经典是以五百梵志请问为背景,讨论有、无问题的经典,与敦煌本《五百梵志经》内容亦相合。并且《亦有亦无经》的经题也可佐证时人认同《五百梵志经》的核心论题便是有无的问题。因此智升的判断基本可以信从,即以上所提及的三种经名当确是指同一部经典。僧祐由于未能见到经本而作了重复著录,后代经录则多延续了僧祐的著录的错误。智升最终根据经本将其归并为一条,则可说是“拨乱反正”。至于费长房所提出的,《五百梵志经》为《梵志经》异译本的观点则可能是出于误解。费长房此处所提到的《梵志经》可能是指《生经》中的同名经典的别译本或抄经。今以敦煌本《五百梵志经》与《生经》中的《梵志经》比较,显然并无相同的内容。笔者亦尝试以其他曾被以《梵志经》或类似名称引用或著录的经典来作比对,也尚未发现《五百梵志经》的原本或异译本存在。考虑到《历代三宝纪》对经典翻译情况的记录颇多问题,因此这一看法恐怕只是费长房的错记,《大周录》则是无端地踏袭了这一错误。

固然,孟子“仁者无敌”的武德观念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这也正是当时民心与民本思想的结晶。但这种代表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一面的武德思想,或许存在着对于暴力问题认识不够深刻的缺失。

二、《五百梵志经》的思想与性质

五、缩略语文中尽量少用,必须使用时于首次出现处先叙述其全称,然后括号注出中文缩略语或英文全称及其缩略语。一些公知公认的缩略语如CT、MRI、MRA、DSA、DNA、WBC、RBC、PCR、EEG、ECG、CSF 和 PBS缓冲液及病理染色方法不必注全称,详见《本刊关于文稿中缩略语的书写要求》。

本经与《毗罗三昧经》等六部经典历代多被著录为伪经,但《大周录》却认为它们都是真经。智升在权衡之后认为它们仍应收入伪经录,但出于对官方所编撰的《大周录》的尊重,采用了较为独特的在疑经和伪经两目中分别著录的方式。其中疑经录中这些经典被集中著录,智升并为其中的五部经典写了简短的注文。观察其他四部经典的注文可以发现它们基本都是说明智升将其判断为伪经的根据。如《清净法行经》后的小注云“记说孔老颜回事”,即是指出此经内有关于中国人物孔子、老子、颜回的内容,故可判断为伪经。《慧定普遍国土神通菩萨经》的注文更是直接指出“余亲见其本全非圣言”。如前所述,智升在《五百梵志经》条下加了“人身从五谷生”的注文,当也是他将此经判定为伪经的根据。换言之,智升认为这一观点非常独特,并且不符合他对印度佛教教义的理解,因此判断是中国人伪撰了这一部经。这种逻辑在古代的经录中并不鲜见。

从思想上分析,智升的判断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正如他所指出,本经中最独特的是人身从五谷生,五谷从四大生,四大从空生,空从无所有生的观点。这种观点具有显然的实体论倾向,而与佛教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缘起思想存在矛盾。更有甚者,经文中“佛陀”还将“无所有”认为是泥洹大道(即涅槃)的同义词,唱言得之则可长乐无极。这意味着涅槃本身即具有能生之作用,且是一切物质性存在的根源。这与佛教对涅槃的经典理解大异其趣。因此笔者也认同,本经中核心的思想内容与正统的佛教思想有较大的出入,甚至可说是格格不入。然而从逻辑上说,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思想产生于中土。实际上,如果将考察的眼光拓展到佛教的范围之外,便可发现这一思想在印度外道思想中渊源有自,因此本经也极可能确实是一部翻译经典。以下,笔者将尝试就此略做论证。

2012年以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单独形成绩效报告,作为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附录上报。以2012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绩效报告为例,其主要报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优先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主要职能和功能领域(共分成科学研究结果、研究结果的交流与转移、能力建设和研究资源、人力资源的战略管理以及项目监管和改进5个功能领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绩效管理评价标准、绩效详细分析、对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战略计划支持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内容[7]。

就笔者所见,《五百梵志经》中的这种观点最早可见于《泰帝利耶奥义书》(又译《鹧鸪奥义书》)中。这部奥义书被认为是现存奥义书中最古老的经典之一,产生时间当在佛陀之前,其中对应内容如下:

基于功能语言学对于语言的概念、人际和组篇三大元功能的分析,Kress & van Leeuwen将这些功能拓展到视觉图像的领域,并构建了相应的图像语法体系。 本节运用该理论对漫画1和漫画2进行重点阐释。

从它或从这个自我中产生空。从空中产生风。从风中产生火。从火中产生水。从水中产生地。从地中产生药草。从药草中产生食物。从食物中产生人。

这个人由食物的精华构成……有偈颂为证:

历代经录的编撰者对《五百梵志经》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或将其认为是失译经,或将其认为是伪经,但基本都没有说明判断的依据。唯一的例外是《开元录》的作者智升。

今藏内所存之四卷本《百喻经》在《开元录》中记为南齐求那毘地所译,但实际当是一部失译经典。关于这一点,陈洪先生已辩之甚详。[1](P.255-275)在隋代以前的文献中尚未能见到对藏本《百喻经》的引用,而《法经录》中却已记录四卷本,吉藏所撰《法华义疏》中也可见到对藏本的引用,可见此本至迟在隋代已经译出。

时移世易,随着鸠摩罗什入华后新的般若学的展开,这部观点非常独特的小经似乎迅速受到冷落,甚至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人所造的伪经。但是此经的经本可能长期仍在流通,因此唐代的智升仍然能够找到此经并加以引用。在此过程之中,出现了将其进行改写作为《百喻经》序分的作法。

十九外道口力论师,说:“虚空是万物因,最初生虚空,从虚空生风,从风生火,从火生暖,暖生水,水即冻凌坚作地,从地生种种药草,从种种药草生五谷,从五谷生命。”是故我论中说:“命者是食,后时还没,虚空名涅槃。”是故外道口力论师说虚空是常,名涅槃因。

上引段落以虚空为万物因,此前不再有梵或“无所有”等更根本性的存在,与《泰帝利耶奥义书》及《五百梵志经》不同,或许是此论师独特的观点。而论文解释其观点时既说“虚空名涅槃”,又说“虚空是常,名涅槃因”,似乎也略有矛盾。但无论如何,可以确信口力论师当仍有关于解脱的学说,只是他可能更强调空与解脱的关系,甚至直接将虚空认为是解脱境界,因此不再于虚空之上安立更高级的实体。虽然如此,他的这种观点无疑仍是源自《泰帝利耶奥义书》等古奥义书中的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菩提流支的这段译文中与《泰帝利耶奥义书》中“食物”相对应的概念被翻译成了五谷,正与《五百梵志经》相同,可作为理解《五百梵志经》相关段落的参考。

以上资料当可证明《五百梵志经》中相关思想源自于印度,是古老奥义书中既已出现的外道思想的佛教化版本。另一方面,这种思想并不常见于佛经当中。笔者现在藏内仅能找到上述《破外道涅槃论》一例对此思想作了较完整的说明。而无论从经录著录情况还是从文风、译语等方来看,《五百梵志经》无疑是比《破外道涅槃论》更为古老的经典。因此《五百梵志经》绝不可能抄录《破外道涅槃论》中相关内容。而这部经典中对这种思想的介绍却又颇为准确,难以想象两晋时期的中国人具有如此独特的关于婆罗门教思想的知识,并据此撰作了佛教伪经。综合这种种情况,似可推断《五百梵志经》是一部翻译经典,其主旨源于婆罗门教思想,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作了一定程度的佛教化。这部经典究竟如何被当作佛说的经典译介到中国来尚无法定论。

从思想史的线索来看,本经的翻译、流传过程可能与当时佛学界盛行有无之辨的背景有关。

由道安曾经著录此经可知至迟在道安“综理众经”之时,此经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而这一时期佛教思想领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本土化的般若学的发展。由此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解释般若学的方法,被后代的学者归纳为六家或六家七宗等诸种家数。而这诸家所争论的主要的问题,便正是《五百梵志经》所着重讨论的有无问题。在这所谓六家七宗之中包括了主张无在有先的流派,被后代学者称为本无宗和本无异宗。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提出《中论疏》中提到的本无异宗即竺法深所主张的学说,并引用了日僧安澄《中观论记》中所引《二谛搜玄论》和《山门玄义》二书的逸文对其学说进行了简述。其中《二谛搜玄论》归纳竺法深的观点时引其所制论云:“夫无者何也?壑然无形而万物由之而生者也。有虽可生,而无能生万物。故佛答梵志‘四大从空生’。”《山门玄义·二谛章》似乎也引用了同一段内容,但是表述略有不同,云“诸法本无,壑然无形,为第一义谛;所生万物名为世谛。故佛答梵志‘四大从空而生’。”这两种文献中的相关文字或许都与竺法深论文的原文有出入,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处都说明了竺法深本无义的重要经据为“佛答梵志‘四大从空生’”。这一内容并不见于现存的早期般若系经典之中,却正与《五百梵志经》吻合。据《高僧传》卷四竺潜传可知竺法深名潜字法深,出身于琅琊王氏,是权倾一时的丞相王敦之弟,门第之高一时罕匹。永嘉南渡之后他一度以僧人身份在宫廷和士族之间游走,最后隐居于仰山,并于宁康二年(374)卒于山馆。从僧传和《世说新语》等处可看到他以义学为时所重,和宫廷、士大夫以及支道林等名僧都有深入的交往。其活跃时期与道安也大致相若,并且两位都是当时南方般若学的代表性人物。可以想象,竺法深和道安所过目的经典当也有相当的重合。因此他很可能也见过道安曾经记录到目录中的《五百梵志经》。而敦煌本《五百梵志经》的译风也颇为古朴,基本符合东晋以前翻译经典的形态,并确实包括了四大从空生的观点。由此似可推断,竺法深引为经据来证明自己本无义的“四大从空生”这一句当正是出自《五百梵志经》。由此可知,本经虽然短小,但确实曾经一度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产生过实际的影响。究其原因,当在于经文中关于有无的讨论正与当时流行的有无之辩相契合,因此易于引起相关人士的瞩目。

三、《五百梵志经》与《大正藏》宋、元、明本《百喻经》的序分

参考偈颂可知,这一段文字中长行部分开始处所提到的“它”和“自我”当是指梵,也即印度传统宗教中的最高存在。奥义书中普遍追求的解脱境界即是个体的小我与作为最高存在的梵的合一(梵我合一)。因此两种生成论中位于最顶端和最基础地位的是与两教解脱观有直接联系的概念——梵与涅槃,两说因此也都具有解脱论的意义。在具体的生成顺序上,上引文所提出的由梵而产生空,由空中顺次产生风等四大,由四大产生药草,由药草产生食物,由食物产生人,与《五百梵志经》所述虽有若干细节上的差异,却又有显然的共通性。尤其是智升所特意提到的人身从五谷生的观点,与此处的人由食物而生的观点可说是基本吻合,最值得留意。上引文的偈颂部分又进一步提出了如果崇拜梵为食物,崇拜者即可获得所有食物,更进一步强调了人、食物和梵三者之间的关联。类似的观点还可见于同样被认为是佛陀之前既已存在的古奥义书《歌者奥义书》中。很可能是在公元初成立的《弥勒奥义书》(又译作《慈氏奥义书》)中也可以看到非常类似的观点,如云“这些众生依赖大地,全都从食物中产生,然后,依靠食物生活,最终又返回它”等。由此可见这种强调食物与个体的生命及梵具有紧密关系的观点是婆罗门教/印度教思想中颇有历史与影响的内容。甚至也有汉译的佛教论典记录并介绍了这种外道思想,并尝试加以驳斥。元魏菩提流支所翻译的《破外道涅槃论》[1]中说:

这些众生依赖大地,全都从食物中产生,然后,他们依靠食物生活,最终又返回它;食物在生物中最古老,被称为一切的草药。凡是崇拜梵为食物,他们获得所有的食物,食物在生物中最古老,被称为一切的草药。生物从食物中产生后,又依靠食物生长,食物被吃,也吃生物,故而被称为食物。

本来,这种譬喻类的经典并不具有修多罗的性质,因此并不需要假托佛说,一般也不具有修多罗经典三分具足的形式。如现今藏内所存之《杂譬喻经》《旧杂譬喻经》《法句譬喻经》等都是如此。从《法经录》等经录称此经为《百喻集》并收入西方撰集类来看,藏本《百喻经》原本的形态当也是如此。但是根据《大正藏》的校记可以知道其作为校本的宋、元、明三本都包括了一个序分,说明此经为佛所说。经比对则可发现,这一序分实是由《五百梵志经》改造而来,只是对行文、内容略作了一些改动(详附表)。

船山彻先生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提出了中国编辑经典的概念,认为在翻译经典与伪经之间还存在一类由中国人根据印度资料再加编辑而成的经典类型,并对其具体形式进行了说明。从这一角度来看,加序本的《百喻经》似乎也可看作是一部以两种翻译经典拼接而成的编辑经典。在船山彻所列举的编辑经典的类型中并不包括以诸经拼合而成这一项,但实际上这种作法却并不仅此一例。如现存藏内的所谓六十卷《大集经》便是将诸经拼合而成,其原委在《静泰录》中记之甚详,可参看。故似乎有必要在编辑经典的类型中再加入拼合而成的经典这一类。

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们隔山隔水,但却觉得没有距离,有时候,我们亲昵缠绵,却发现相距万里。

将《五百梵志经》与《百喻经》拼接,可能主要是为了让《百喻经》更符合改编者心目中佛经的形式。这种形式特征对于中古僧徒似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一些伪经的改编事例中也可看到类似的作法。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改编者还对《五百梵志经》作了一些内容的改动,其中最引人瞩目者在于将原文中的由无所有生空改写为由泥洹生自然、由自然生无所有、由无所有生空。从隋唐宗教思想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个改动很可能与佛道论争的背景有关。

隋唐时期道教义学已经建立起了以道为本体的道体论思想,而由此引生出了应当如何解释《老子》中“道法自然”一句的问题。根据学者的研究,隋唐时期道教义学实际是将自然作为道性,也即道的属性,而非一实体。因此便可将“道法自然”解释成道具有自然的属性,顺从自然的规则。然而从两教论争的资料来看,佛教方面却一直倾向于将“道法自然”理解为在道之上还存在更高一级的实体——自然,并由此来攻击道教的道体论。而佛教方面的这一看法同时还能得到道教经典《西升经》的佐证。在这部经典中提到“虚无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万物”,显然与隋唐时期道体论思想有所抵牾。因此《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疏》卷三中辩云“道法自然,言道之为法自然,非复仿法自然也”,重述了自然是道的属性,而非道之上别存的实体。后文并特意对《西升经》前引经文作了解释,提出虚无、自然与道分别是“妙本”的体、相、用,实际只是一妙本而已。至此算是以君王的权威为相关讨论划上了句号。

注释:

对于槽体下部来讲,电解槽的炉膛内铝液和电解质的流动,会造成高温熔体的大量热能以对流的方式向槽内衬传递,槽内衬中的热量以传导的形式经由碳化硅砖、耐火材料、保温材料等传向槽壳,再由槽壳表面向周围环境以对流和辐射的方式散发出去。

(3)思考:无论是63版还是97版,在“如何使学生自主归纳几何体的基本特征”、“如何使学生发现棱柱的性质”等都没有考虑.97版先以“……都给人以带棱的柱体的印象”为引导,但紧接着就给出了定义,在“如何观察、归纳它们的共同特征”、“如何概括棱柱的内涵”等方面没有什么提示.可以说,教材把如何构建研究路径、如何发现几何体的性质、怎样找到证明方法等等,都“隐藏起来”,要读者自己去领悟.

结语

毋庸讳言,《五百梵志经》只是一部篇幅和影响都非常有限的小经。但是它的“身世”却颇为独特和曲折。

⑦黄宝生前揭书第374-375页。

附:

《五百梵志经》与加序本《百喻经》序分对照表

由此来看,加序本《百喻经》似乎是沿着唐初佛教界惯常的方式去理解道和自然的关系,并为了显示佛教的优越性,而构造出了泥洹生自然、自然生无所有(=道?)的理论。从形式上看,改写时可能还参考了《西升经》的上引段落。因此这次改写很可能正是发生在这一论题最为火热的初唐时期或不久之后。不过从义理上说,这一改动与佛教自身的观点也有很大的背离。显然改编者并非是义学高僧,对于相关问题也只是一知半解。但由此也可了解到当时佛道论争社会影响之一斑。

①此写卷图版及基本情况见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编《敦煌秘笈·影片册》8,2012年,第340-346页。

②此题下所抄内容相当于藏本《杂阿含经》第835经和836经。《转轮王七宝具足经》最早见于《出三藏记集》卷四的《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并有小注注明为抄经(CBETA,T55,n2145,p25a),与杏雨书屋本的基本性质相符。但相当于《杂阿含经》第836经的段落是否是此抄经固有的一部分则尚待研究,此处我们暂将其认为是《转轮王七宝具足经》的一部分。

③参见智升为此七部经典所写的按语,CBETA,T55,n2154,p671c。

④此处采用黄宝生先生译本,见黄宝生译:《奥义书》,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8-239页。关于奥义书的基本情况以及本文所涉及的几种奥义书的成立时代,则请参看黄宝生先生为本书所作的导言(同书1-17页)。

⑤关于此处“自我”的含义,参见徐梵澄译《五十奥义书》中的注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初版,2007年重印,第195页。

(1)水体700 nm波段的后向散射系数与总悬浮物浓度和无机悬浮物浓度具有较好的相关性,所构建的指数反演模型具有可行性,因此后射散射仪具备实时监测悬浮物浓度的功能,能够作为水体组分垂向结构分析的测量手段。

⑥黄宝生前揭书第207页。

根据本文的研究,本经所宣述的核心思想并非佛教思想,而是源自印度婆罗门教的古老奥义书中。不知出于何种因缘,这种思想被写成了一部短小的佛经,译介到了中国。东晋时期中国人对于佛教思想的理解还相对比较有限,因此即使是堪称佛门龙象的道安也并未觉得此经有何不妥。甚至由于本经中从无生有的思想与当时一些玄学化的对般若学解释颇为合辙,这部经典还曾经被本无异宗的代表竺法深引为经据,来佐证其无在有先的理论。然而随着中国佛教义学的进一步发展,这部经典似乎很快又归于沉寂。到了隋代,经受过更加严格学术训练的佛教目录学家们已经可以了解到这部经典中存在有与正统佛教思想不合的内容,因此将它认定为中国人所撰造的伪经。然而到了唐初,这部经典却又被拿来改造成了《百喻经》的序分。虽然这本就是有些画蛇添足的拼接,但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对经文核心思想的改写却又应和了当时佛道论争中佛教方面的观点。似乎经典的改编者是希望借用这部有从无生有思想内容的佛经,去反制道教义学中的类似观点,从而显示佛教的优越性。由于这样的改写实际上也并不符合佛教义理,可以想象这位改编者并非是义学方面的高僧。但由此也可看出义学精英之外的群体对于佛道之间的教学辩论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对于辩论的一些主题至少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⑧此经藏经本题名为《提婆菩萨释楞伽经中外道小乘涅槃论》,并题为提婆所撰。一般认为此论当并非提婆的作品,因此此处采用的是经录中常见的另一种题名。CBETA,T32,n1640,p158a-b。

⑨关于此一期般若学之特点与家数,参见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7-160页。关于竺法深与本无异宗的宗义,见同书第170-172页。

陈戈等[21]对 T2DM合并LA患者、单纯 T2DM患者和健康对照组进行认知功能评,并行N400、P300以及失配性负波检测,研究结果发现,随着脑白质损害程度的加重,事件相关电位N400,P300的潜伏期显著延长,同时波幅显著降低。事件相关电位N400,P300检测有助于客观评价DM合并LA患者的认知功能改变。

CBETA,T50,n2059,p347c-348a。

见CBETA,T34,n1721,p597b。文云“如《百喻经》说有二弟子互打师两脚,即其事也。”参见藏本《百喻经》卷三之《师患脚付二弟子喻》,CBETA,T04,n209,p511a。

关于船山彻对于中国编辑经典的定义及对其形态的说明,请参看《佛典はどう汉译されたのか》,岩波书店,2013年,第149-176页。其中提出编辑经典有七种类型,分别是(1)抄经;(2)合本;(3)罗列法数、佛名等内容的经典;(4)譬喻类经典;(5)实践手册;(6)传记;(7)其他在中国编辑而成的教理学书。

CBETA,T55,n2148,p189a。在这段记述中作者将六十卷《大集经》的编辑与宝贵合《金光明经》的作法进行了类比,但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宝贵所作的工作是合本,也即将同一部经的不同译本进行整合。而六十卷《大集经》则是将之前已经翻译出来的各种经典根据一定结构加以拼接,由此形成一部广本的新经。

(二)在镇街层面,非税收入预算编制形式化,镇街在非税收入预算编制方面严肃性较差,镇街在非税收入预算编报时不够精准,部分非税收入没有预算,支出也没有计划,无计划无预算问题突出,使得预算的约束力形同虚设。管理基础薄弱且执行力不强,镇街收取非税收入直接缴入财政所账户,待需要上缴时再上缴财政专户,在执收过程中,有的先上缴再征收、手续不够完备。票据管理不够规范,有的票据的领用使用没有规范的程序进行监管,有的未能严格执行“交旧领新”的管理制度,有的镇街票据填开不够规范。

关于这种形式特征对于经典改编者们的重要性,可参看拙文《〈三厨经〉研究——以佛道交涉为中心》,《文史》2011年第1期,第119-150页。

关于隋到唐初道教义学中对道和自然的理解,以及佛教方面针对这一问题与道教的数次交锋,请参看卢国龙《中国重玄学》,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94-195页、198-199页、211-212页。关于此一时期道教自然思想的情况,请参看圣凯《论六朝隋唐道教的自然义》,《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3期,第97-105页。

此书为唐玄宗为其所作《道德经注》而作的疏文。见《道藏》第11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68页中-下。

江大亮跟吉平平做完爱后,不知怎么了的,满脑子都是肖点点的影子,总也驱赶不走,越不想她,肖点点的影子越清淅。

参考文献:

[1]陈洪.佛教与中古小说[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中图分类号: B9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10—0068—05

基金项目: 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密教文献文物资料整理与研究”(12&ZD12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图书馆藏汉文敦煌遗书总目录”(15ZDB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曹凌,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佛教文献学。上海 200234

收稿日期 2019-07-18

责任编辑 尹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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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门教、佛教“有无之辨”的交集-《五百梵志经》初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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