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历史语言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0.），其中心论点是：南岛语和汉语之间有众多的同源词， 而且对应关系规整。于是，汉语、藏缅语和南岛语分类交叉重叠，情况比本尼迪克特的分类复杂多了。而中国学者邢公畹和郑张尚芳等则更进一步，在坚持侗台和苗瑶语与汉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采纳了沙氏的意见，遂提出建立包括汉藏语、南岛语、南亚语的超大语系，称作“华澳语系”。郑张氏说，“汉藏语、南亚语、南岛语都有共同起源，应属于一个大的华澳语系。既然这样，侗台、苗瑶语跟汉语的关系又特别密切，就没有必要把它们划出汉藏语系，另建澳泰语系”（注：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in W.S-Y, Wang, ed.1995，参见游汝杰：《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云梦学刊》 1996年第3期。）。
对于沙加尔和邢公畹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反对意见。如游汝杰质疑说，“华澳语系在更大的范围内将各种语言联系在一起，似乎可以调和各家的矛盾，但是当深入到下位分类问题时，矛盾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仍然要解决各种语言的亲疏关系和低一层次的系属关系问题。例如华澳语系包括汉藏语族、南岛语族和南亚语族，那么人们仍然要问传统的壮侗语族和南岛语族的系属关系如何？”（注：游汝杰：《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云梦学刊》1996年第3期。）另外， 美国学者马提索夫（J.A.Matisoff）从语音系统和同源词方面，蒲立本从形态方面，台湾学者李壬癸从历史比较法方面，南岛语专家布鲁斯特（ RobertBlust）从南岛语角度以及考古、历史、体质人类学等方面， 俄罗斯学者斯达罗斯廷从泛语系方面，都对沙加尔的分类提出了批评。（注：以上观点均见W.S-Y,Wang,Edited,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Language,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1995.）
除了以上观点，那—德讷语与汉藏语的关系，汉藏语和印欧语的关系，印欧语、亚非语和汉藏语的关系，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赛语的关系等尚未成为主流意见，我们不再讨论。
3.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20世纪历史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创新方面不乏闪光点，例如声调起源和发展假说。这项研究主要集中在声调现象最复杂的汉藏语言和东南亚区域语言，以及欧洲的瑞典语和挪威语。自美国学者马提索夫提出“声调发生学”（注：James A.Matisoff,Tonogenesis in SoutheastAsia,In Consonant Types & Tone, ed. by Larry M. Hyman,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73,pp.71—95.）以后， 这方面的探索持续深入，从声母清浊、送气与否到元音松紧、长短、韵尾有无和类型等方面论述与声调的关系。最近还有透过音段层面而进入更深层次的探讨，即认为人类嗓音发声特征的变迁是声调起源的根本原因和内在因素。（注：江荻：《论声调的起源和声调的发生机制》，《民族语文》1998年第5期。）
还有混合语的研究，（注：道布教授审阅初稿后特别提出混合语理论问题在本世纪历史语言学中的影响。此处遵嘱加写。）也别具一格。它给历史语言学带来的是观念上的冲击。本世纪以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认为新语言的产生基本都是语言的地域方言分化逐渐形成。但事实上却存在一种通过洋泾浜语（Pidgin ）而实现的新语言， 称作混合语（Creole，又译克里奥语）。混合语研究的先驱美国学者哈尔 （RobertA.Hall）等人对世界各地混合语进行了全面了解，（注： Robert A.Hall,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66.）如夏威夷、新几内亚、苏里南的混合语等。 学者们对混合语的形成过程、类型、结构和词汇特征以及社会功能都进行了详尽研究。哈尔认为，混合语最重要的特点是能够成为母语或一种民族语，因此它不应该受到歧视（注：Robert A.Hall：《洋泾浜语言》，载王士元主编《语言与人类交际》，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混合语的研究成果或许会置传统历史语言学于窘迫境地，也或许会发人深省。近几世纪来发现的克里奥化现象难道在久远的历史上不曾发生吗？是否有些现代语言或许就是历史上混合语的后代语言呢？混合语一旦形成、完善，它与别的自然语言并没有多大区别，也同样会经历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事实上，已有学者提出日语就可能是古代混合语的子嗣语，来源于亚洲大陆西部和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南部的拓居者。（注：R.L.Trask,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rnold of the HodderHeadline Group 1996,p.319.）
再就是语言接触和语言联盟理论的研究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并在世界民族错杂交融地区得到普遍研究。中国学者陈保亚关于汉语和傣语形成汉傣语联盟的论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注：陈保亚：《论语言接触和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与此相关的还应该提到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注：〔日〕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其核心论点似乎比语言的地理分布造成语言接触、融合还更深远，因此，颇富启迪意义。另外，语言年代学也有一定影响，由美国学者斯瓦迪希提出来，他把时间因素加入词汇统计学，使两个相关语言历史分化的年代能够通过同源词百分比进行计算。（注：Robert B.Lees,The Basis of Glottochronology,Language,1953,29,pp.113—127.）
另外值得提到的是语言分类问题。19世纪时，人们已认识到各种不同的分类：谱系分类，地域分类和类型分类。但是，由于“谱系的、历史的分类法是当时的语言科学的最终目标”（注：R.H.Robins：《语言分类史》，《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1期，第36页。）， 因此其他分类都纳入了历史演化范畴，导致出现采用结构类型分类替代语言系属分类的问题。区分谱系分类和结构类型分类是20世纪后半叶语言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认识。
但是，以上这些创造性观点和学说，仍然只构成20世纪历史语言学的一个侧面，产生了一些局部影响。而在世界范围产生巨大影响并广泛应用的创新，主要有语言变异理论，词汇扩散理论，以及与世界语言系属分类密切联系的远程比较方法和语言远缘关系思想。
3.1 远程比较法
世界语言谱系的全面分类，一方面是探索人类历史文化的兴趣所使然，另一方面也与研究方法的变革密不可分。这方面最典范的人物要算美国当代语言学家格林伯格。格氏60年代以语言类型和共性研究而名声大噪。正是这项研究使他大量接触世界各类语言。50年代格氏研究澳大利亚语言，取得语言分类上的成果。60 年代他转向非洲语言， 将大约1 500种语言划分为4个语系，并逐步为学界所接受。再往后，他又着手处理新几内亚及周边地区的语言，并将远至3 000 公里外的安达曼岛（印度）语言添加进来，给这些非南岛语系的语言命名为印度—太平洋语系（Indo-Pacific）。70年代后，格氏的目光投向美洲语言。在此之前，几代美国学者已初步为美洲的语言确定了至少大约140 个不同的语系。经过多年研究后，格氏1987年出版了他的专著《美洲的语言》。（注：J.Greenberg,Language in the Americas,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87.）他将整个美洲土著语言全部归一，称为美洲印第安语（Amerind）。格氏这项研究不啻一枚重磅炸弹， 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场论战，焦点是格氏的研究方法。美国语言学会会刊的《语言》编委会特约了一位对格氏观点没有偏见，而又精通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藏缅语言学家J.马提索夫撰文来评论格氏的分类方法及美洲语言分类问题。 （注：James A.Matisoff,On Megalocomparison,Language 1990,Vol.66,106—120.另参见江荻《汉藏语系属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综论》，《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格林伯格的研究方法， 马提索夫称之为“宏观比较法” （megalocomparison），格氏自己称为“多边比较法” （ multilateralcomparison），中国学者采用“远程比较”（long-range comparison）的说法。无论怎么称说，支配这种方法的哲学观点都是世界语言的共同起源论。“单源论者之所以认为语言有共同的起源，是因为语言有相似之处”（注：Dwight Bolinger：《语言要略》，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页。）。显然，相似性是格氏工作的基石。 格氏调查非洲语言时，面对上千种没有历史文字文献的语言，他惟一的办法是对比基本词汇项和语法形式，一旦发现哪些语言相似和相近，就给它们分类或分语群。所谓亲疏关系，实际是结构和形式上的相似程度关系。这与历史比较法对语言系属的理解是不同的。
鲁棱是单源说的坚定支持者，他为了协调格氏的远程比较法与传统的历史比较方法，提出一种阐释。他认为，比较法由两个阶段构成，一是分类，二是标准的传统历史比较法，涉及语言内部问题，如语音对应和构拟。以前，这两个阶段并未区分，或者说第一阶段总是被忽略，因为印欧语系从一开端就基本解决了第一阶段的问题。
琼斯（WilliamJones）爵士1786年确定的印欧语系5个支系，使人们不再过问第一阶段的分类问题，包括现在的语言学教科书开篇伊始就是印欧语系。然而，面对尚未分类的成百上千种语言，必然先得设法划分语群，即分类。这实际是当年琼斯确定印欧语系时所做的工作。所以，传统方法是用来研究语系内部问题的，而远程比较法则是用来给语言初步分类并假定语系的。
20世纪以来，世界语言的调查材料不断增多，为语言谱系的全面建立奠定基础。但由于人们在哲学观念、理论方法上的差异，全球语系的建立还只是一个开端，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3.2 语言变异理论
美国学者拉波夫（William
Labov ）提出的语言变异理论（varible rules）虽然从属于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研究， 但从历史语言学角度看，却有重要的参照价值。拉波夫的研究通过揭示当今社会中正在发生的语言变异，提出“在语言的社会环境中研究语言”的观点，同时针对历史语言学方法还提出“用现在解释过去”的口号。拉波夫关于语言历史研究的内容集中在变化的机制、变化的限制、变化孕育产生的方式等有关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存在于历史语言学中的许多矛盾，例如新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方言地理学的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的争论。
拉波夫语言变异理论对历史语言学的贡献还在于：言语变项的数量研究能揭示语言历史变化的渐进过程。所以，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说，“变异理论认为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给变化中的词汇写成一种新的语音规律。以前，人们总是认为一条语言规律总是绝对的，要么变了，要么没有变，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现象。……词汇在变化的时候，有时候一开始只有百分之五，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也许就有百分之十五，以后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所以他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述语音规则：语言的演变不止是A在C条件下变成B，而是在概率为X的条件下A变成B，概率为Y的条件下A变成D，概率为Z的条件下A变成E。这样子，语言的发展就不是从一个范畴突然变成另一个范畴。为了保持交际的连续性，这种突然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变得太快，人们就无法互相理解了”（注：王士元：《美国语言学家谈历史语言学》，《语言学论丛》第13期，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52—253页。）。
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有三种时间尺度，宏观语言史包括几千年、上万年的语言发展，中观语言史包括几百年到几千年有文字文献以来的历史，而微观语言史研究几代人之间的语言变异现象。特别是现代语言听得见，能感觉，而且易于发掘变化产生的原因，如社会地位、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等等。这就为历史语言学家提供了例外变化的非语言解释的依据。
语言变异理论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彻底否定了语言系统同质说的观念。认为语言系统包括众多复杂的异质因素，而且这些因素时刻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如使用民族共同语的人的语言系统中必然包括他的地方方言因素。语言的历史变化中往往会包含一些非语言的社会因素，它们一起产生共变关系来影响语言的发展。“我们必须学会这样来观察语言：无论共时还是历时， 语言都是有序异质的客体”（注：UrielWeinreich,William Labov,Maivin I.Herzog：《语言演变理论的经验基础》，《国外语言学》1988年第4期。）。以权威方言为例， 通常情况下，权威方言也是一个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经常以它为基础形成各方言地区之间相互交际的共同标准方言。因此，虽然方言是历史演变的结果，但同时一定蕴含了非语言因素影响的变异。如新湘方言长沙话中，“滴、劈”等字原韵母读ia，约70—80年前开始出现ia和i文白两读，而现在基本是文读取代了白读。 这反映了长沙话音系向北方话靠拢的趋势。
3.3 词汇扩散理论
词汇扩散理论是华裔美籍语言学家王士元在《竞争的变化是造成剩余的原因》（注：William S-Y, Wang, Competing Change as aCause of Residue,Language,1969,Vol.45:1,pp.9—25.）中提出来的。其基本观点是：语音变化是突然的，而在词汇上的扩散则是渐变的。
1979年12月，拉波夫就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时所作的演讲专门介绍和评论了词汇扩散理论，演讲稿《解决新语法学派的论争》后来刊登在《语言》杂志上（注：WilliamLabov,
Resolving theNeogrammarian controversy,Language,1981.Vol.57:2,pp.267—308.），引起世界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使该理论从汉语史研究“扩散”到世界各语言的研究。
藏语sr-音类的扩散现象， 能够较好地反映词汇扩散理论基本的和重要的论点。现简略加以说明。古代藏语sr- 声母字在现代藏语拉萨话里有两种读音三类情况，如srog＞so[52]“生命”；sram＞
“马勒”。再如历代吐蕃王名讳中的srong （意思为“正直”），这个字的汉藏史籍对音材料也明显反映扩散过程。8 世纪的《通典》用“苏农”对sr-（“弃苏农赞”），10世纪的《旧唐书》（945年）用“苏笼”对sr-（“乞黎苏笼腊赞”）以及“宗弄”对sr-（“弃宗弄赞”），11世纪至14世纪的《新唐书》（1044年）、《通鉴》以及更晚些的《册府元龟》（1200年）则用“苏笼／宗／宋／厮”等音译字来对sr -（弃苏农，弃宗弄赞，器宋弄赞，器努悉弄，乞黎苏笼腊赞）。也就是sr-已演化出
声母（拉萨）的变化中断下来。（注：江荻：《藏语sr- 声类变化的扩散及中断》，《民族语文》1996年第1期。 ）中断的变化造成了后世sr-声母字出现两读的情形，或者说产生sr-音类历史音变的不规则形式。不过，这项中断变化产生的剩余现象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词汇扩散理论之所以可以看做20世纪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上的一个突破是因为：新语法学派曾以“语音规律无例外”受到学术界的推崇，并且坚定地认为语音变化的实现方式是渐变的和连续的。而从逻辑上推论下去，则语音的任何一点变化都会造成一切有关词同时变化，即词汇上的变化是突然的。新语法学派的音变规律奠定了历史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但忽略了历史的过程分析。过程分析本就应该是语言历史研究的精髓。词汇扩散理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强化了过程研究，揭示过程的动态演化状态。词汇扩散理论三阶段（未变词阶段，变异词阶段，已变词阶段）公式是最典型的过程分析方法。
近十年来，词汇扩散理论已在世界数十种语言中运用，并且在深度上又有新的进展，如开展了双向扩散、扩散速率、地域分布扩散以及句法演变扩散等方面的研究。（注：有关论述参见William S- Y Wang &Chinfa Lian, Bidirectional Diffusion in
Sound
Change,Historical Linguistics: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ed. byCharles Jones.Longman Publishing, 1993,pp.345 — 400;
J.Hooper,Word Frequency in Lexical Diffusion and the Sourceof Morphophonological Change,Current Progress in HistoricalLinguistics,1977,pp.95—105；江荻、孔江平： 《藏语合音现象的词汇扩散分析》，《民族语文》1990年第2期。 ）所以王士元教授认为词汇扩散“能对普通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一种平衡的作用，把它的基础由目前对印欧系语言的偏向转到以整个人类的语言为中心的根基之上”（注：王士元： 《词汇扩散理论：回顾和前瞻》， 《中国语言学论丛》1996年第1期，第157页。）。
4.结语：新世纪的展望
在本篇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附带讨论一下在语言学之外而又与语言谱系分类的研究有密切联系的，也就是人种上的分类分布与语言谱系分类分布的平行现象。
1986年，人类学家特讷（Christy Turner ）和生物学家泽古拉（Stephen Zegura）与语言学家格林伯格共同发表了一项研究，论述了人类种群的语言学分类与基于牙齿证据的考古学分类以及基于传统遗传标记如血型的生物学分类三方面具有的普遍一致性。（注：J.Greenberg,Christy G.Turner Ⅱ,& Stephen L.Zegura, The Settlementof the Americas:A Comparison of Linguistic, Dental, andGenetic Evidence,Current Anthropology 1986,27:477 —497.）1987年，伊克斯科菲尔（Laurent Excoffier ）及其同事在下撒哈拉非洲的人类遗传学研究中发现：“遗传差异明显平行对应着主要语系的群集……，一个相当清楚的区别可能在班图和西非之间。……关于东非，遗传学数据相当清晰地支持由语言学研究定义的主要民族群体”（注：Laurent Excoffier,Beatrice Pellegrini,Alicia Sanchez- Mazas,Christian Simon,and Andre Langaney:Genetics and History ofSub—Saharan Africa,Yearbook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987,30:151—194.）。另外，皮亚扎（Alberto Piazza ）等学者对撒丁岛居民也作了人类基因的地理分布和语言特性（词汇项）以及姓氏的比较研究，结果证实在微小的区域层面，语言和基因也有相似的地理分布。甚至有人在欧洲也发现遗传分布和语言分布的一致性。（注：转引自 M.Rulen,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0.）
近年，在汉藏语或更大范围研究中，也有学者采用遗传学手段配合语言研究来探讨中华民族多元起源问题。如王士元教授等提取了广东博罗县畲族人的内颊化验样本作Y染色体基因分析， 以确定畲族人与苗人和瑶人之间的亲缘关系。（注：王士元：《以现代科技拯救濒危语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通讯》1998年第3期。 ）还有学者对中国各个少数民族活体测量的各项指标进行了类聚分析，从中看到中国人体质特征可分为北部类型、南部类型和藏彝走廊类型三大类。（注：莫鑫泉、徐文堪：《汉藏语言起源和分子生物学的一些假设》，《第30届汉藏语言国际会议论文提要集》1997。）实际上，这三种类型与中国历史上族群的分布是一致的，即中国南方为壮侗、苗瑶（三苗、九黎）先民居住，中国北方为汉民族主体及现代北方民族先民居住，而中国西部一直是藏缅语族先民居住。同时，从古至今的中国语言也基本呈此分布状态。
还有一项重要研究来自美国学者卡瓦里—斯佛尔扎（Luca Cavalli—Sforza）的研究。由他领导的研究组调查了世界范围内的RH遗传因子与种族之间的关系，证明了人类基因遗传学差异与语言学差异之间存在的相关性。（注：L.L.Cavalli—Sforza,et al., Reconstructionof Human Evolution:Bringing Together Genetic, Archeologicaland Linguistic Dat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Sciences,1988,85:6002—6006.）并认为藏族种群发生学上与东北亚群体相联系，但语言学上与汉藏语系相联系。而最近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陈竺院士等人的研究也认为基因上藏族和北方群体结合在一起。（注：1998年12月4日上海《文汇报》第10版，科技文摘专栏。）
总体来看，20世纪的历史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不断创新，获得前所未有的进展。我们相信，在新的世纪到来后，历史语言学仍将充满活力，追寻和探索人类自身的语言科学活动会长久地持续下去，而在这面大旗下，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地理学乃至计算机科学都会在同一目标下汇聚到一起。历史语言学的新世纪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