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立体考察（三篇）——1.学科史#183;研究史#183;学术史——国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三个视角——2.国学与古代文学思想研究——3.“国学”视野下的古代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古代文学论文,关系论文,视角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近些年来，再次兴起的“国学热”成为吸引全球的文化事件。儒学经典的重新解读和通俗化讲述，使用古代蒙学读本对少年儿童进行普及教育，兴办各种类型的“国学院”与“国学班”的热情，都不断出现并且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生活。与此同时，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依然按照原有的轨道运行着。在中学的课堂上，在大学的教材里，在研究者的案头上，呈现着平稳和平静的态势。然而，国学与古代文学两者又有着太多的联系，太多的重合，太多的关切，两者在学术层面的走势，在社会层面的关注，在社会大众的心里又有着如此的不清晰、不明确的胶着。探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解决的学术问题，是国学与古代文学各自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界不得不面对的当前文化热点事件之一。如何厘清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可以说，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逻辑链条。我们曾经嘲笑“盲人摸象”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偏颇，但是，各个局部的综合，不就是整体的完备吗？为此，我们倡导对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立体考察，就是希望通过各个侧面的探讨，真正形成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整体认识。本期发表的三篇论文，分别从学科史、研究史和学术史，从古代文学思想与国学，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国学等方面，对于国学与古代文学关系进行了探讨，这也可以说是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三个不同层面研究，也许，这更有利于真实地反映出这一问题整体的宏阔与局部的精致。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这仅仅是发轫，是开篇，我们期望不断有专家、学者参与，将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并拓展相关的领域与内涵。
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
——国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三个视角
余悦
［摘要］国学与古代文学并非等同的二者，而是具有相同相近的因子而又各自独立的学术载体。从学科史来看，在中国传统的学术领域，两者并没有明确的分野，只是到了近代的学术科目，才有了相对“西学”的“国学”，有了文、史、哲相结合相沟通到古代文学的区分。从研究史来看，国学虽然有词章之学，但其主体为考据之学、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而古代文学虽离不开文学文献学和文学史学，但其重点在诗赋论、词曲论、小说论、文论，重在古代文学的美学、趣味和鉴赏。从学术史来看，国学是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甚至包括某些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学说和方法论的考镜源流、分源别派，而古代文学则仅就文学方面的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历史地呈现其文学思想、文学流派和文学方法等方面历史血脉的延续与走向。在未来的学术构架中，国学与古代文学的联系同样广泛，并且在研究方面会有更多的互为依存与互为影响。
［关键词］国学/古代文学/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3－0007－09
余悦（1951—），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南昌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江西南昌 330077）
“国学热”的再度兴起，古代文学的波澜不惊，两者极高的关联度，使得两者关系问题的探索历史地摆在学界的面前。特别是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出现，综合研究、交叉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兴盛，更让两者的研究成为极有学术价值的课题。正如任何学术研究一样，可以有宏观研究，也可以有中观研究，还可以有微观研究，并且各有其意义和作用，也会有其不足和难题。宏观的视野开阔，但难以细致入微；中观的体量适度，但难以左右逢源；微观的精雕细刻，但难以全面把握。本文试图从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的层面，对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作一宏阔的审视，庶几可与其他角度的研究互为补充与完善。之所以从历史的观察入手，是因为“历史是时代的镜子”，已有的过去凝聚为一种“存在”，而且能够观照当代和预测未来。
一
要分析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首先就应正本清源，从两者的学科属性谈起。什么是学科？《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①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②学校教学的科目，如语文、数学。③军事训练或体育训练中的各种知识性的科目，区别于‘术科’。”① 显然，与国学和古代文学有关联的，只能是前两个解释。也就是说，第一种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类。学科是与知识相联系的一个学术概念，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两大知识体系（也有的把人文与社会科学区分开，成为三大知识体系）内知识子系统的集合概念，或者说学科是科学领域的分支，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下位概念。而学科的第二种含义，是为了区分和完善学校教学，主要是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功能而设置的，是对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我们常说的“学科建设”中的“学科”含义侧重于后者，但又与第一种含义也有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科，是一种“中国现代学术科目的发展”。“在进行尝试考察近代中国学科转型前，如果将清末民初若干新式学校，或西学的考试，依照年代排列，约可略见出有如此现象：由简到繁，由分科粗略到精细。”“历经如此约三四十年不断的调试后，终使中国不断在寻求新的学科分野，企图容纳更多不同的知识范畴，当中过程十分艰辛。等到民初蔡元培先生主政北大，专设文、理两院，成为大学主体，将其他学科放在使用科目，才确立核心知识的内容。”② 这是符合学科历史实际的判断。在中国传统学术范畴内，旧分书籍为四类，称为“四部”。晋武帝秘书监荀勖著《中经新簿》，即分群书为四部。唐代玄宗时期，集贤院也分书为四类：经（甲部）、史（乙部）、子（丙部）、集（丁部）。清代乾隆三十七年（1772），诏开四库全书馆，由纪昀主持整理书籍，历十年而成，共收书三千四百七十种，三万六千余册，同样分为四类：经部（类十）、史部（类十五）、子部（类十四）、集部（类五）。再从教学设置与教育实践来看，孔子时有六艺之学，公元二世纪汉代设立太学，后代一直延续下去，隋立国子监，协调国子学与太学，另有专门学校如算学、书学、医学等。唐代国子监的构成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广文学等。宋代国子监的分科，有太学、国子学、小学、医学、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道学等。在这些设置中，除太学、国子学、小学外，其他都属于学科。不过，其中并无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称谓。
“国学”称谓的出现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这是为了区别于“西学”而产生的名称，始见于清朝末年。③ 光绪二十三年（1907），刘师培、章太炎、邓实等创办《国粹学报》，二十七期，邓实有《国学精论》一文发表。④ 一般认为，这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兴起的第一次国学思潮，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第二次国学思潮，主要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以来，标榜“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⑤。第三次国学思潮则发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来，至今方兴未艾。⑥ 但是，时至今日，“国学”严格意义上的定义，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早者有国粹派邓实于1906年所说的：“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⑦ 胡适的“国学”说依然很宽泛：“‘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⑧ 马一浮抗战期间在江西泰和宜山讲国学，明确把六艺之学等同于国学，他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今揩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⑨ “六艺”也称“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
这种对国学的理解，一直绵延不绝。曾师从新儒学大师牟宗三的朱维焕，也对国学下过定义：“‘国学’即‘中国学术’之省称。所谓‘学术’，乃相应环绕于人生之诸问题，以探讨其原理、原则，并寻求解决之方术。就此探求而得之原理、原则，以及解决之方术，所成就之理论系统，称为‘学术’。此一属于中国特有之学术系统，简称为‘国学’。”⑩ 近些年来，有关国学的争议同样存在，有所谓“狭义说”和“广义说”。刘梦溪可以说是持“狭义说”，他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这个定义能够准确地反映国学的基本义涵，是完全可以与东西方任何一国的学术区别开来的原初学术典范，是我国独创独有的民族文化的自性之原，我国学术的源头即在此，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亦出于此。”(11) 而季羡林则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认为：“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既然这样，那么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12)
从国学的提出到如今，已历时一百多年。其间，虽然有影响颇大的北京大学国学门（1922—1927年）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3) （1925—1929年），但一直未能设立起正式的“国学”学科。而且，“近年关于‘国学’的论争，有不少是质疑‘国学’作为高校一学科的正当性；这包括：（一）‘国学’的定义范围和内涵；（二）‘国学’能否成为现代学术体系里的一学科”。因此，为了说明“‘国学’作为一现代学科的正当性”，又有人提出：“‘国学’的全名应是‘中国学’。”(14)
至于古代文学的学科脉络就清晰得多。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学”一词最早出自《论语》，指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文学”这个词原指古代的典籍。汉朝对“文学”的理解有了变化，是指学术，“文学”就是儒学。而且，律令、军法、章程、礼仪，也都属于“文学”的范畴。此外，汉代在“文学”之外另有“文章”这个词，指学术之外的词章。正因为如此，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论略》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在他的眼里，文学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几乎等于现在所说的学问或文化。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划出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没有确立纯文学的观念。古代所谓文学，一方面容纳了在我们看来不属于文学的一些体裁，另一方面又没有把我们认为是文学的一些体裁包括进去。”(15) 而现代以来，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以不同的形式，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社会生活的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而古代文学则是一个断代概念，即指中国自有文学以来至古代社会结束的整个历史时期的作品，研究与教学古代文学作品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在我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按照国家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和管理学几大门类，每大门类下设若干一级学科，一级学科下再设若干二级学科。根据这份目录，文学又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等四个一级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之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同为二级学科。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是清楚而稳固的。
通过以上分析，从学科史的角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学概念的不确定性，其内容和内涵的广泛性，使其虽经三次“国学热”，但学科归属与学科地位仍未确立。而古代文学，由于其指向明确，范畴集中，其学科归属与学科地位也就得到公认。目前，虽然对国学的认识各有不同，但从文献方面来考量，古代文学也属于国学的一部分。而国学对于古代文学的采纳与看待，却又与古代文学学科大相径庭。
二
前面我们谈到，作为学科史，国学与古代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研究史的角度来剖析，两者同样存在着分野。
首先，来看研究的范围。国学研究的对象，曾国藩《圣哲画像记》云：“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也就是说，姚鼐分为“考据之学”、“义理之学”、“词章之学”，戴震也持此说。曾国藩则增加“经世之学”，使其成为“四门”。而这“四门”，“考据之学”是治学的工具，考辨事物的本真，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等。“义理之学”是成德的根本、修正明道的径道，包括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哲学、宗教等。“经世之学”是致用的方术、立人安人的要略，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地学、兵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数学等。“词章之学”是情感的抒发、游艺求美的表现，包括诗学、词学、曲学、文章学、小说学、俗文学等。(16) 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如果从孔子整理“诗三百”开始计算，也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的时间。不过，初期由于对文学的理解与现代不同，其研究是朦胧的、不自觉的，也难以说完全是文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按照其作品类别的主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时期，或称之为诗骚时期；秦汉至唐代中叶，或称之为诗赋时期；唐中叶至元末，或称之为词曲、话本时期；明初至‘五四’运动，或称之为传奇与长篇小说时期。”(17) 从这一观念出发，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主要是诗赋、词曲、小说、文章，当然也包括俗文学、戏剧的案头之作。很显然，根据上述界定，国学的“词章之学”，就是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不过，两者同样还有其他的“纠结”之处。例如：古代文学与“考据之学”的交织，就形成了“中国文学文献学”。“中国文学文献学是以中国文学文献为对象，以目录学的原理为基础，并运用版本、刻印、校勘、辨伪、注释、编纂等知识和检索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组织和检索中国文学文献的工作规律和方法的学科。它的内容核心是中国文学文献和书目，也就是中国文学文献的内容和目录学的结合。”(18) 古代文学与“经世之学”中的史学结合起来，就有了“文学史”和“文学史学”。“文学史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具体说，是文化史的一个分支。文学史论著是史学著作的一个种类。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历代的文学，其本身却属于史学。文学史学作为对文学史这门学问（学科）的研究，则应该对应于史学理论，对应于历史哲学中作为知识论的那一部分。”(19) 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其次，我们看看两者的研究方法。高仲华提出的国学研究法有十个方面：（1）明体系：明白由“四门之学”组成的国学体系。（2）立根基：精研《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左传》、《史记》、《毛诗》、《昭明文选》、《文心雕龙》、《说文解字》，以奠定求学根基。（3）识途径：由良师益友、群书目录，以得治学研究的途径。（4）觅资料：由专科目录、古器物等，获得研究的资料。（5）研文字：通文字、声韵、训诂。（6）勤考订：辨资料真伪，懂得校勘。（7）探事理：根据事物，探索事理，以知人论世之法着手。（8）寻悟解：以归纳法求义理，以综合法提纲领，以分析法阐精微，以比较法别异同，以贯通法明因果，以譬喻法助点化，以演绎法开境界，由格物致知而内圣外王。（9）求体验：尝试、实践、匡谬、证道。（10）合天人：使诚、仁、中之人文精神，贯通于天地万物。(20) 国学的研究方法，更多地着眼于文献，着眼于考据和义理。而文学研究则包括考订和还原文学历史事实，对文学历史事实进行感受、理解、阐述和评价，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具有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结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文学资料的整理和考订。人们运用建立在目录学、版本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学科基础上的校勘、标点、辑录、考证、笺注等研究方法，编辑文学作品的总集、别集、选集、注本、译本，编纂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作品提要、文学语言辞典、文学典籍索引等工具书，撰写作家传记和年谱，考证作品系年和本事。第二个层次是文学现象的论述和评论。包括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作家集团、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专题研究；文学样式如诗歌、散文、戏剧、小说，文学体裁如抒情诗、叙事诗、讽刺诗、古体诗、近体诗、辞赋、词、曲等，文学题材如政治、山水、爱情、隐逸、战争等的专题研究；等等。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也可属于这一层次。第三个层次是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总结。可以对各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性质、特点及其内在联系作深入的分析、阐释和批评；可以对断代的或通代的文学运动过程作高屋建瓴式的描述；可以进行文学与其他学科，如音乐、美术、建筑、宗教、民俗、政治、经济、哲学、道德以及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可以作文学自身的比较研究，如中外文学比较，民族文学比较，古今文学比较，文学母题比较，等等；也可以进行文学方法论的研究，包括文学的创作方法、鉴赏方法和研究方法；还可以在对文学现象和文学规律的涵泳之中，提炼和升华出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21) 在这三个层次的研究方法中，如果说第一层次主要是文献和作品、作家本事的研究，那么，第二、第三层次则重在文学本身的研究，重在审美的研究，重在文学规律的本体研究。这正是古代文学研究最主要、最核心的和与国学研究相区别的个性。一段时间内，文学研究者对于能否将文化批评运用于文学研究进行过激烈争论。其实，并非能不能的问题，而是谁是主体，谁占主导的问题。任何时候，任何学科，都不能离了“本分”。否则，本末倒置，置主体于不顾，就会发生错位和变异。
再次，国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虽然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有不同（这是主体），也有相同（这是部分），但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同一作品，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经历了由国学研究向古代文学研究的转变。《诗经》研究，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个案。《诗经》属“五经”之列，与《易经》、《书经》、《礼经》、《春秋经》并重，却又别称《毛诗》。据历代公私目录著录，从汉代到清末，《诗经》的诠释著作约有两千余种，大部分已经亡佚，现存《诗经》古籍仍有六百余种。(22)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经”被尊为“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天下之公理”，地位极其崇高。(23) 早在先秦时期，《诗》产生和被整理，并在外交和生活中被广泛传播与运用。在汉代《诗》成为《诗经》，《诗》经学的地位得以确立。而到了宋代，在《诗集传》这部著作中，“朱熹以宋学集大成者的姿态，对曾定于一尊的说《诗》权威——《毛诗》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把《诗经》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24)。在宋代之前的汉儒，力主以《序》说《诗》，是以《毛诗序》奠定的政教伦理去阐释《诗经》。而以《诗》说《诗》，是还原其民歌的本来面目，反映文学所描绘的社会生活与人的思想情感，满足审美的需要。朱熹的《诗经》诠释原则是以《诗》说《诗》，他认为《诗经》的创作旨趣是“感物道情”，《诗经》的品赏方式是讽诵涵泳，《诗经》的审美品格是性情中和。对于《诗经》的研究，“朱熹的经典诠释则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他立足于《诗经》本身所具有的审美意蕴和孔子的美学理念，努力适应他的时代儒、释、道审美精神的合一趋势，将中国传统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夏传才序）(25)。正因为如此，朱熹的研究，“则在把《诗经》和《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功绩是极大的”(26)。《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正是两者由于立场不同、角度不同，而产生的研究方式的不同。
总之，从研究史来看，国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有相通的地方，也曾经有的作品进行过不同层面的研究。但是，只有抓住本身研究的本体特征，才能建树起国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各自体系和特色。
三
自从有学术以来，就有学术思想、学术事件、学术人物、学术流变，研究这些现象和规律，就成为学术史。正因为如此，国学研究有学术史，古代文学研究也有学术史。从学术史的视角来考量国学与古代文学，同样会有新的发现。
何谓学术史？“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一般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交流，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学说和方法论。中国学术史面对的不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现和名字体系或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事件、生活、行为所思所想的解释体系，而是直面已有（已存在）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等的已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这便是中国学术史。”(27) 很显然，无论国学学术史，还是古代文学学术史，都是要探索“已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要“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当然，从面对的对象来说，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宗教家、史学家、经学家，都可以归入国学学术史行列。而文学家，自然属于古代文学范畴。不过，由于国学涵盖古代文学，文学家如划为国学学术史研究的范围，也并不为谬。至于学问家，就其研究的学问来说，大多应该归为国学学术之内，但也有的是以研究文学问题为主的，则可以进入文学队伍。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学学术史与古代文学学术史的体量，大体是前者重，后者轻，前者多，后者寡的。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有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宗教家、史学家、经学家也有文学学说和方法体系，而文学家也有哲学的、思想的、科学的、宗教的、史学的、经学的学说和方法体系，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当然，在具体的学术史方面，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还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观察视点。
在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方面，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国学对于古代文学的渗透。这方面的例证，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可为代表。“宋学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宋代诸派学术的总称，具体包括新学（即荆公新学或曰王学）、洛学（二程之学）、关学（横渠之学）、蜀学（三苏及其门人之学）等。宋学各派都有自己独立的学术旨趣与价值追求，彼此之间往往相距甚远，尤其是新学与洛学、蜀学与洛学、新学与蜀学之间分歧很大。学术上的分歧甚至还与政治上的矛盾密切相关：北宋的党争可以说即是以宋学内部的分歧为思想根源的。古人常说北宋的党争是君子之争，即是因为各派都有自己的思想系统，而且这些思想系统又都是从儒家的基本精神出发的，并不像其他时代的党争那样纯粹是不同权利集团的利益之争。”(28) 宋学虽然各学派分歧严重，但在整体追求上又有一致性，如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各派学理性极强，辨言析理，细致入微；宋学都是关心世事的，有改造世道人心之目的，而没有消极遁世或自命清高的玄虚之谈；宋学诸家均自信十足，无不以自家之学为当时唯一正确的学问；宋代的基本学术旨趣及核心范畴，集中在“心”、“性”、“诚”、“敬”、“思”，体现出总体上的理性主义倾向、反思精神、创新精神、怀疑精神、言说的冲动，对个体精神自由的渴求。宋学与宋代诗学之间，存在着既矛盾又统一的复杂关系：“宋学的理性主义倾向对宋代诗学的价值追求产生了直接的渗透；宋学对个体心灵的看护则一方面与诗文的陶情冶性功能发生矛盾，另一方面又为诗文的这种个体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正是一部分宋学中人公然否定诗文个体价值的合法性，而更多的人则将心性之学与诗文创作视为并行不悖的两种精神现象而兼收并蓄的原因。”(29) 当然，宋代诗学并非宋学的翻版，也不是建立在宋学基础上，两者是两套不同知识门类的话语系统，都是建立在当时普遍的士人文化心态上的。而且，这种国学学术对古代文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文学和学术依附于政治教化，古代文学学术史也就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和政治功利。
第二，国学学术史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也有利于全面地研究其文学成就。在这方面，同样有许多的例子。欧阳修是北宋的文坛领袖、著名的文学家，以往的研究多是关于其文学方面的成就，强调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学术史的影响。但同时，他又是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的曲尽人情、切于人事、富有人情味的学术思想，他的经学、易学、诗经学、史学、金石学、考据学、义理学的建树，成就了他在学术史和思想史的重要地位。如在诗经学方面，欧阳修同样突破毛、郑之说，从《诗经》本文出发，从文学角度探求篇旨，以洞幽烛微的眼光，鞭辟入里的分析，发前人所未发，达到了新的学术高度。欧阳修学术思想的探讨，必然涉及当时的士风、学风、文风，也关联他的经历、思想、师承、交游和影响的多侧面。对于欧阳修的学术研究，不仅对于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他的文学思想与造诣有价值，而且对于由此观照整个北宋思想、学术、文学的全貌及其发展也有重要作用。(30) 同样，对于王安石，过去更多的是把他作为改革家和文学家来看待与研究，甚至对他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而难以有新的突破。然而，如果放在国学学术史的框架内，王安石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可以提供更多的新材料，可以研究更多的新问题，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新成果。在王安石的经学注解《三经新义》中，在他其他有关儒学、子学、佛学、道教的论述中，包罗万象地涉及今天所说的哲学、政治、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内容。从国学学术史层面，我们就能在对王安石学说的探求中，广泛研究其人、其政、其思想内涵和历史积淀，更准确地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思想史的演变过程。反过来，又能进一步深入了解其文、其诗，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思想。因为王安石各方面的学术思想，也会潜移默化地浸入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31) 这种拓展性的研究，其影响必然是双向度的，甚至是多向度的。
第三，对于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应有客观公正的认识和评价。对于古代文学学术史的认定，由于其学科的明确与稳定，虽然在提升和创新方面会有所考量与思考，但在学科角度和学术史观照方面，应该说是没太大的疑问的。但是，国学由于学科问题的争议性，内容的庞杂性，也就有了不少的争议。早在1929年，何炳松发表《论所谓“国学”》，就鲜明地提出：“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他认为：国学来历不明，界限不清，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的学术。他的观点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从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学术史观方面，他说了两段非常激进的话：“我们知道德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科学和史学，法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文学和哲学，美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各种新的社会科学，英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文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日本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东洋的史地学。他们对于世界的学术都是各有贡献，但是他们都绝对没有什么国学。我们试问自己既然自命有一种国学，那么中国国学的特质是什么？他的真价值究竟怎样？他们对世界学术究竟曾经有过一种什么贡献？假使我们自问对于中国国学的特质、价值，和他们对于世界学术的贡献，我们都一点不知道，那么所谓国学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研究史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史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文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文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哲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哲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天算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天文和算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当现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极发达的时代，是否还想要做一个‘大坛场’上的‘万物皆借于我’的朱熹？中国的史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史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文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文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哲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哲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天文算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天文学家算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站在当时与现代学术接轨和学科细分的角度来看，何炳松的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甚至有点儿振聋发聩的效果。不过，站在新世纪倡导“跨学科多元研究”的今天，则显得不合时宜和需要重新定位。而且，从国学学术史出发，就能更好地对前人思想、前人著作进行理解和诠释，而不仅仅是从现代的理论框架出发去分析古人的思想材料。
从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三个视角，我们对于国学与古代文学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这是一幅具有错综复杂画面的图景。国学以博大见长，古代文学以学科明确为特色；国学以多学科研究见长，古代文学以精微细腻研究为特色；国学以学术视野开阔见长，古代文学以学术疆域的清晰为特色。在全球学术发展跨越文、史、哲和各社会科学的界限与方法的今天，两者的互为交流、互为学习、互为融合、取长补短，必将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注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547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
② 许倬云：《中国现代学术科目的发展》，收入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年刊《问题与方法》343－349页。该文为作者在2004年11月25日至26日举行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建构，1600—1949”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稿。文中对于“现代学科发展的个例”，列举了考古学、中西共同的数学、地质学、化工、医学、法律、历史学、哲学，但未及国学、古代文学。
③ 中国古代文献，即有“国学”一词，见于《周礼·周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少舞。”与之相似的有《周礼·周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朴学家孙诒让（1848—1908）在《周礼正义》中注释：“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可见，这里“国学”的原意，是指周代中央设在王城的国家教育机构和学校，与地方的乡学相对，由乐师、大司乐等官职掌，与现代作为学术知识体系划分是不同的。
④ 余英时在演讲时曾提出：国学的概念是从日本传来的。刘梦溪对此说提出质疑，他在《国学和〈六艺之学〉》中认为：如果“‘国学’也是舶来品，则愿意看到更多的证据”。不过，余英时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施由明《试论中国茶文化与中国国粹》就从其说（文载余悦主编《中国国粹》）第一辑，江西美术出版社2009年12－19页）。此外，1902年9月，黄遵宪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曾提到梁启超有办《国学报》的设想，故信中谈到：“《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仆以为当以此作一《国学史》，公谓如何？”又说：“公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至哉斯言，恃此足以立国矣。”这是目前所见，“国学”一词较早的出现。
⑤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1919年12月1日。
⑥ 参阅何爱国《人文与市场的纠结：第三次国学思潮反思》，《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6期。
⑦ 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
⑧ 胡适：《胡适全集》（第一卷），66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⑨ 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⑩ 朱维焕《国学入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该书原名《国学入门》，为20多年前在大学任教时的讲演笔记。
(11) 刘梦溪《“国学”的三个定义》，《社会科学报》2008年8月28日。
(12) 季羡林《国学应该是“大国学”》，《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6月25日，新华网2008年8月7日也存此文。季先生的这一看法，一般认为他是2008年3月在北京301医院接受采访时说的。而且蔡德贵整理的《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也有谈“大国学的内容”。但叶匡政评《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时认为：“他（指季羡林——引者注）其实想用‘大国学’的这个说法，反对‘国学’这个概念，而不是又提出了一个‘大国学’的概念。”（《中国青年报》2010年9月21日）不过据说季羡林在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与冯其庸交流看法时，就提出了“大国学”的初步设想。后来，又为《中国通史》题辞：“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现将这些照录，以备深入研究者参考。
(13) 因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当时清华的正式名称为清华学校，到1928年才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而且，该国学研究院的正式名称当时叫研究院，本想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因经费和学科原因，最先办的只有国学一科，故习惯性地称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严格说来，其正式名称应是清华学校研究院。
(14) （美）陈启云《论争“国学”》，《国学学刊》2009年第3期。
(15)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第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
(16) 参阅朱维焕《国学入门》第3页，杜松柏《国学治学方法》第15－16页，两书均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17)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第3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
(18) 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14－1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
(19) 董乃斌主编《文学史学原理研究》，第1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
(20) 见《高明文辑》上册《国学研究法》，转自杜松柏《国学治学方法》，第1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21) 郭英德、谢思炜、尚学锋、于翠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20－21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
(22) 夏传才《〈诗经〉新注释本的创造性实践》，《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3)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第1页。
(24) 余悦《综罗百代的朱熹》，10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25) 参阅邹其昌《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
(26)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三），6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
(27) 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总序56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28) 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引言11页、7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凡谈此问题者，均参考该书。
(29) 可参阅顾永新《欧阳修学术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
(30) 可参阅李祥俊《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
(31) 见《何炳松文集》（第二卷），38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