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与邻国及域外的商品贸易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域外论文,邻国论文,关系论文,商品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商品贸易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探讨楚与邻国及域外的商品贸易关系，对于了解楚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当时国与国（包括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状况，都不无裨益。
西周时代，楚国的商业还不甚发达。到了春秋时期，与手工业的发展同步，商业日臻繁盛。及至战国中晚期，楚国商业已处于发展的巅峰。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孟子与许行弟子陈相的一段对话：“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令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器械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许行所代表的是只求温饱的楚国农民，他们对市场的需求是不多的。《史记·货殖列传》记“楚越之地”可“不待贾而足”，是专就“饶食”而言的。民以食为天，与饶食相比，其他都是次要的。商品只求合用，价格只求平稳，精粗美恶在所不计。而且，一般的农民未必拥有货币，即使拥有货币，其数量也不会大。他们所进行的商品交换，通常就象许行那样，只是以物易物。在楚国的农村，商品经济只是自然经济的补充。①
然而，楚国城市却有着广阔的商品市场。在国内市场上，大宗的物资是谷粟、食盐、布帛、丝絮、麻缕、冠履、衣袍、竹木、漆器、陶器、铜器、铁器、牲畜、皮革等，贵重的物品有珠玑、犀角、象齿、丹砂、黄金等。在市场从事交易活动的，虽然也有来自鄙野的“以粟易械器”的农民和“以械器易粟”的小生产者，更多的则是持币求购的市民和列肆叫卖的商贩，也有一些囤积居奇的豪商巨贾。然而，这种交易通常只是地方性的，至多也不过是全国性。但它毕竟反映了楚国国内的贸易的发展水平。
楚国商品贸易发达的重要标志是对外贸易。这不仅因为楚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蕴藏着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而且因为楚国拥有堪称发达的手工业，以及良好的商业政策。
在楚国同中原诸夏之间的商品贸易中，输出者主要有矿产和林特渔牧产品。
楚国的矿产资源居列国首位。《史记·货殖列传》记：“江南出……金、锡、连、丹沙。”又说：“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集解》引徐广曰：“连，音莲，铅之未铸者。”《史记·夏本纪》又列举荆、扬二州“厥贡唯金三品”，据孔安国解释，“金三品”即“金、银、铜”。由此可知，楚地有着丰富的金、银、铜、锡、铅等矿产资源，其中尤以铜和金为中原诸夏所渴求。迄今为止，中原地区尚水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冶铜基地，而大冶铜绿山和麻阳九曲湾两处大型古铜矿遗址的发现，证明楚国是当时南方的冶铜中心，中原诸夏所需的红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楚国。《左传·僖公十八年》记：“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史记·楚世家》记楚庄王曾对周人炫耀说：“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凡此，足以说明楚国铜产之丰和中原铜源之缺。而要获得某种平衡，必须得假手于商品贸易。徐中舒先生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青铜皆产于楚国。”②这种推测，看来不无道理。楚国还很可能是当时唯一产金的国家。齐国的管仲曾对此艳羡不已：“使夷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勿耕而食，女勿织而衣。”③楚怀王更是自鸣得意：“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④正是产量丰饶的红铜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奠定了楚国对外贸易地位的重要基石。
晋原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分封的姬姓诸侯国，始都唐（今山西翼城西）。春秋初期晋昭侯分封叔父成师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造成分裂局面，后为曲沃武公所统一。晋献公迁都于绛（今山西翼城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改革内政，国力富强，跻身春秋五霸之一。晋景公时迁都新田（今山西曲沃西北），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大为扩展，拥有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晋国为韩、赵、魏三家所分。可以说，晋国是春秋时期中原诸夏的代表。楚与中原诸夏的商品贸易，很大程度上是在楚晋之间进行的。
楚地森林资源丰富，木材种类繁多，这无疑成为楚国与中原诸夏进行贸易的重要物产。《史记·夏本纪》记荆州贡品有：“杶、榦、栝、柏……”。同书《货殖列传》又云：“江南……多竹木”。胡渭《禹贡锥指》说：“古矢笴之材有竹有木。竹二：扬之篠，荆之簬也。木二：荆之簬，冀之浦也。”又《国语·楚语》云：“楚之所宝者……又有薮曰云连徒州，金木竹箭之所生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又记楚国另一处木材产地说：“竟泽陵，楚之材也。”《索隐》：“竟泽陵当是竟陵泽，言竟陵之山泽出林木。”《战国策·宋卫策》也称：“荆有长松、文梓、楩、柟、豫樟。”楚国的木材，大量倾销晋国。《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蔡声子答楚令尹子木问时说：“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当然，中原并非全无林木资源，诸夏所缺乏的，主要是楚国所产的上述特种木材。
楚地多湖泽，渔业兴旺。《战国策·宋卫策》说：“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洞诞之
”⑥、“湘波之鱼”⑥、“长沙鳖”⑦、还有龟、珠⑧、瑇瑁、玑⑨等。这些水产品除了满足国内市场外，很大一部分是远销水产缺乏的中原地区，其中不少品种是市场的奇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椟，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人们常以此作为调侃楚人喧宾夺主的话柄，殊不知楚人正是为了迎合中原人酷爱珠的心理才刻意追求其装潢艺术的。《左传·宣公四年》记：“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即宋子公）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从子公对鼋之垂涎，不难想见中原人对楚国珍贵水产之渴望。
鸟、兽及其羽毛和角齿皮革，也是楚国与中原贸易的传统产品。《战国策·楚策》谓：“犀象出于楚。”《战国策·宋卫策》又说：“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这些诸夏眼中的“珍稀动物”，或被直接投入中原市场，或以其皮毛行销他国。⑩前者如《管子·轻重戊》所记载齐、楚之间进行的大型生鹿交易；后者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晋重耳对楚成王说：“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皆君之余也。”李斯的《谏逐客疏》说到由各国输入秦国的贵重特产中，就有楚国的“犀象之器”。
由楚国输往中原市场的，还有其他一些土特产品。《史记·夏本纪》所记荆州贡品中就有“砺、砥、砮、丹……包匦青茅”等。《集解》引孔安国云：“砥细于砺，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镞。丹，朱类也。”《集解》又引郑玄云：“菁茅，茅有毛剌者，给宗庙缩酒。”当时所产菁茅，以楚地为优。《括地志》记：“辰州卢溪县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阳记》云：‘山际出包茅，有剌而三脊，因名包茅山。’”这种包茅是滤酒的佳物，中原不可或缺。故《左传·僖公四年》记齐恒公伐楚的借口之一就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这些物品，除有小部分是作为贡品献给周室外，绝大部分是通过贸易的渠道流入中原。楚地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出产的水果也为诸夏所喜爱。据《吕氏春秋·本味》记载：“莱之美者”，有“云梦之芹”；“果之美者”，有“云梦之柚”。《史记·货殖列传》甚至说：“江陵千树橘”可以“富埒封君”。芹、柚、橘这些楚地特产，在各国倍受欢迎。如《战国策·赵策》记苏秦曾对赵王说：“大王诚能听臣……楚必致橘柚云梦之地……。”在这里，苏秦显然是把“橘柚云梦之地”当作楚国的宝地看待的。此外，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国的特产还有兼作药用和香料的姜桂。
如果说，楚国输往中原的主要是矿产、林木渔牧以及其他特产，那么，由中原输入楚国的则主要是以日常生活用品为重要内容的手工业品。如齐鲁的食盐，就是通过陈、郑商人经销楚国的。(11)除了食盐这类大众生活必需品外，一些高档消费品也受到楚国上流社会的青睐。据楚辞《招魂》、《大招》、《国殇》等篇记载，楚国宫廷中不仅有“秦篝齐缕”、“郑卫妖玩”，也有“晋制犀比”和“吴戈”、“秦弓”。吕振羽先生认为，齐故都临淄出土陶器上有“楚贾购囗囗里豆”的字样，应是楚商远往齐国定购陶器的证明。(12)。
楚国丰富的物产资源，不仅为楚国商人提供了牟利的机会，也吸引着异国商人不顾“关梁之难，盗贼之危”，(13)不远千里前来贩运。同样，中原的手工业产品也是靠着这些商人贩入楚境的。除了楚国有着为数不多的资力雄厚的跨国商人之外，产生这种跨国商人的地方主要是郑国和陈国。郑，姬姓。公元前806年始受周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春秋初年，郑武公先后攻灭郐和东虢，建立郑国。都于今河南新郑的郑国，其辖境北至今河南郑州，南至今河南长葛与新郑之交，东至今河南中牟、尉氏以西，西至今河南荥阳、密县以东，真正是地处天下之中，系春秋时楚与中原各国之间商路的绾毂。加之它地狭人稠，物产欠丰，唯经商有利可图。可以说，郑国是个典型的以商立国的国家。在郑国，政府与商贾之间世有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勿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惠的商业政策，驱动着郑国商人的商品意识和风险精神。他们南至楚越，北到燕晋，东达齐鲁，西抵周秦，真可谓足迹遍天下。据李剑农先生统计，《左传》中涉及商贾之事，共约四五条，郑之商人独居其三：即《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所记矫君命以救秦师的商人弦高，《左传·成公三年》所记置晋荀
褚中以出楚的郑贾人，以及《左传·昭公十六年》所记欲售玉环于韩宣子因子产干预未能成交的郑贾人。(14)正是由于郑国在商业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所以晋楚之间为争夺对郑国的控制权展开了长期的斗争，最后达成协议，双方相互间不得封锁商路：“凡晋楚无相加戎，……交贽往来，道路无壅。”(15)而郑国正是晋楚之间商路之枢纽。可以说，春秋时代，郑是南北商品贸易最重要的驿站。
陈是除郑之外又一个以商立国的国家。陈，妫姓，周武王灭商后所封，建都于宛丘（今河南淮阳），辖地包括今河南东部和安徽西北部。战国初期，楚灭陈。战国中期，韩灭郑。从此，“在楚夏之交”(16)的故陈国之地就取代郑而成为南北商品贸易的主要中转站了。
楚在与岭南和西南邻国异族的贸易中，输出者为手工业产品，输入者则为以海产品为主的自然特产和某种金属矿产。
楚国输往岭南（即五岭以南的今广东和广西东南部）地区的手工业产品，以铜器为主。1962年和1963年，广东清远发现了两座墓葬，其中属春秋晚期的1号墓出土的Ⅱ式铜鼎为长沙楚墓常见形制，(17)显系楚地传入。继此之后，考古工作者又在广东德庆、肇庆、四会、广宁、怀集、佛岗、龙川、罗定、龙门、揭阳、博罗、湛江、曲江、揭西、惠来、深圳、珠海以及香港等地发现不少青铜时代的遗址和墓葬，出土青铜器740多件，其中不少鼎、鉴、痀、缶、盘、钟、壶、铎、矛、斧、剑、凿、削等铜器，都可以在楚墓、曾侯乙墓、蔡侯墓中找到相似的类型。上述铜器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为楚器，而且其时代也大多在战国中期吴起“南平百越”之前，故应来自楚国。
楚国输往西南地区的手工业产品，以铁器和丝绸为大宗。据有关专家研究，楚国不仅是我国先秦时期铁器出土最多的国家，而且可能是我国最早生产和使用铁器的国家。(18)楚国的铁器，成为商人用以吸引西南部邻国的最好货物。《史记·南越列传》称：“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南越本为族名，系先秦时期南方越人的一支，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中南部，也作南粤。秦于其他地置桂林、南海和象郡。秦末，龙川令赵佗兼并三郡，建立南越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设九郡。可见，铁器由长沙供应南越，乃是汉初以前就已形成，其源应上溯到楚人。楚国的丝织刺绣业，达到了当时历史的最高水平。楚国商人正是凭借手中的铁器和精美的丝织刺绣品，敲开了西南的商业大门。
岭南和西南地区输入楚国的海产品，主要为珠、贝之类。《竹书纪年》记：周厉王元年，“楚人来献龟、贝”。楚国本不产贝，这些贝当是通过楚商人之手从南海之滨购来的。瑇瑁、珠玑的主要产地也在南海（今广州－钦州一线以南的沿岸地区），集中于番禺（今广州地区）、合浦（今广西合浦北）两个都会。它们之所以也被楚人列为贡品，当然也是通过江南的商人长途贩运而来。(19)岭南和西南地区输入楚国的金属矿产，主要有锡和金。《水经注·萌渚水》云：“萌渚水、南山于萌渚之峤，五岭之第四岭也。其山多锡，亦渭之锡方。”锡是冶炼青铜必不可少的成分，楚国固然产锡，但产量欠丰，楚国冶炼青铜所用之锡，当有一部分来自五岭地区。楚国虽然是黄金的重要产地，但从其拥有量之大来看，不可能完全出于楚地。因此，有的学者作出如是推测：楚国当年黄金储量的一部分很可能是从云贵高原辗转贩运而来的。(20)
在岭南、西南地区与中原之间，楚国还发挥了物资中转站的作用。《荀子·王制》说：“南海则有羽翮、齿皮、兽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试想，若非经楚商转手，中原恐怕是难以得到这些珍贵物品的。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楚国同今中亚、东欧、南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也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商品贸易关系。
西北方向，楚国商人已穿过阿尔泰山脉。在今阿尔泰山西麓巴泽雷克（今俄罗斯南部阿尔泰边区）发现了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其年代相当于我国的战国时期，墓中出土了堪称标准楚式镜的四山镜和丝织刺绣物。(21)其中丝织刺绣物的丝纤维、花纹风格（龙凤纹）以及刺绣工艺手法（锁绣），都与长沙烈士公园战国墓出土的龙凤纹刺绣相同。(22)这说明楚国的商品已远销到中亚乃至东欧了。
楚国同南亚甚至西亚之间也存在商贸往来。公元前四世纪后期，摩揭陀王国的大臣商那阎在其所著《政论》中说：“产生在支那成捆的丝，贾人常贩至印度。”这里的“支那”，传统的说法是与“秦”有关。苏仲湘先生旁征博引，力辨其非。他以为“支那”一词应由“荆”（即楚）所导源。其理想是：第一，这个称呼是先秦时代的称呼，当时环顾神州，只有古老的荆国，既拥有类似的国号，又具有足够的威力和影响，能够受到中外人们的注目，不愧为中国大陆的象征，产生出这一称呼来；第二，这个称呼最早是由印度传出转播于亚欧各地的，它当时主要是指中国的南部，而中国南部与印度恰已在远古即已开展交通，这就使得在中国南部的荆的名号播及域外的可能性适已具备；第三，从“支那”一词的本音来分析，“荆”为颚音，“秦”为齿音，尽管“秦”古音当头带有颚音，二者相较，“荆”的音也更为接近，符合这个称呼的本来状况。(23)这种论证是有一定说服力的。更何况在当时“中国”大陆，楚国的丝织业为列国之冠。由此看来，中国远去的丝，只可能来自蚕丝业十分发达的楚国，而不可能舍近求远取给于关中或中原。有鉴于此，进而联系到楚国发现有用钠钙玻璃制成的“蜻蜓眼”琉璃珠，张正明先生认为，最迟在公元前四世纪后期，南方就开通了一条“丝绸之路”。他论证说：南方“丝绸之路”东起长江中游的楚国郢都（今湖北江陵），西至恒河中游的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的都城华氏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附近），途经长沙、贵阳、昆明、缅甸等地，中间要越过横断山脉。(24)尽管这是一条布满风险的古道，依然被犯艰历险的楚国商人所征服。
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考古发现，也提供了楚国商品传入该地的物证。据杰里米·戴维森《越南近年来的考古活动》一文介绍：“在东山时期（约公元前五世纪），文郎文化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传播，……与战国艺术初次接触……。开始同印度和西亚地区进行交流。出现铁器和漆器”。(25)漆器是楚国大量制造的产品之一，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与东山文化初次接触的战国艺术应该是楚国的文化艺术，那里出现的漆器很可能是楚漆器或受楚影响的产品。(26)考虑到漆器生产对工艺水平以及地理条件的要求极高，当地发现的漆器应经由楚国商人辗转而至。又据谭·夏里臣《1964年在马来西亚最近考古发现》一文介绍：“近年来在马来西亚各地发现了大量的琉璃珠，绝大部分是中东产品，也有一些是来自中国的，时代从公元开始或更早一些。”(27)公元前中国范围的琉璃珠，无论是就其数量、还是质量，都莫过于楚国。因此，马来西亚各地发现的琉璃珠应是楚国与当地有着商贸往来的实证。
楚国在鼓励发展商品贸易的同时，对经商的范围和商品的种类也作了一定的限制。如《鄂君启金节》就有“毋载金、革、黾、箭”的规定。但是，商人们对“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尚且在所不惧，为牟取暴利铤而走险以至违法犯禁者当也不乏其人。如中原并不产铜，而铜器却不见其少，其中必有一些红铜是通过“不法”商人“走私”到中原去的。而这些禁运物资既然进入了中原，也必然会流入其他地区乃至突破当时中国的国界。这种行为虽然有违楚国禁令，却促进了楚国同邻国及域外的经济文化交流。
注释：
①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
② 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管子·轻重》
④ 《战国策·楚策》
⑤ 《吕氏春秋·本味》
⑥ 《战国策·楚策》
⑦ 《逸周书·王会解》
⑧ 《国语·楚语》
⑨ 《史记·货殖列传》
⑩ 《国语·楚语》
(11) 《史记·货殖列传》
(12)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1936年版。
(13) 《墨子·贵义》
(14) 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
(15) 《左传·成公十二年》
(16) 《史记·货殖列传》
(17) 徐恒彬：《试论楚文化对广东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8) 黄展岳：《试论楚国铁器》，《湖南考古辑刊》总第2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
(19) 顾铁符：《江南对楚国的贡献与楚国开发江南》，《湖南考古辑刊》总第1集，岳麓书社，1982年版。
(20) 朱俊明：《楚向古云贵开疆史迹钩沉》，《楚史论丛》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21) 参考C·N·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潘孟陶译文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22) 熊传新：《楚国的丝织业》，《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
(23) 苏仲湘：《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文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
(24) 新华社武汉2月19日电（记者陈新洲、刘凉）：《中国史学家研究表明：南方也有“丝绸之路”》，《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2月20日。
(25) 杰里米·戴维森：《越南近年来的考古活动》，《考古学参考资料》1979年第2辑。
(26) 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5月版。
(27) 谭·夏里臣：《1964年在马来西亚最近考古发现》，《皇家亚洲学会·马来西亚分会会报》第28卷第1部，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