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全球优秀科技人才之争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人才论文,之争论文,对策论文,跨世纪论文,优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并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今天，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已成为国人的共识。作为现代科技精粹、科技发展前沿的高科技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快慢、综合国力强弱以及国际竞争能力高低的重要尺度。80年代以来，以美国、西欧、日本和前苏联四大高科技发展计划的相继出台为标志，在发达国家和国家集团间掀起了一场以发展高科技和建立高科技产业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国际争夺战；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也不甘落伍，纷纷制定战略规划，卷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然而却惊心动魄的科技之战。可以预见，21世纪将是高科技主宰一切的时代。
科技人才则是科学技术的核心载体，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是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第一源动力”。而高科技及产业的智力密集性、学科综合性、技术集成性和高竞争、高风险、高效益等特点，决定了它们的建立与发展更需要大批受过良好教育与特殊训练的高层次优秀科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的强力支撑。因而，创造型优秀科技人才必然成为经济、科技领域国际竞争的制高点。谁拥有这类人才，谁就会在这场角逐中占有优势和掌握主动权。
一、全球科技人才争夺形势
世纪之交的90年代是世界范围内高科技加速发展的时代，而人才则是高科技经济的支柱与脊梁。但优秀科技人才严重匮乏已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据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等机构预测，到2006年美国将缺少67.5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1995-2010年间，将短缺15.5万名有博士学位的科技人才。日本科技厅1991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也表明，到2005年，支撑日本科技的研究人员将短缺48万；日本正在实施的“人类新领域计划”所需科研人员的1/3要从国外招聘。法、英、德等工业发达国家及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同样受到人才赤字的困扰。人才济济的科技、经济大国尚且如此，人才资源相对贫乏的发展中国家自不待言。为了缓解人才危机的压力，发达国家除采取各种措施加速培养人才之外，作为一种“一本万利”的人才资源开发“捷径”和促进经济、科技发展的长远战略，他们还加紧了对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优秀科技人才的攫取与争夺，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是网罗、吸纳、政治庇护他国因政局动荡、种族歧视、政治迫害等原因而外流、外逃的科技人才。美国在这方面技高一筹。目前，他们利用独联体国家政局不稳、经济萧条，大肆搜罗航空航天、核物理学等领域的高级科技人才，并专门制定了接待与安置前苏联赴美学者的计划。仅1992年，俄罗斯就有9200多各科学家流向国外。
二是通过不断修改和调整移民政策吸引国外高智力人才。美国曾多次修改移民法和雇佣机会均等法案，对优秀科技人才予以优先入境、入籍和实行“绿卡制”。一贯具有排外倾向的日本在1990年也颁布了新的出入境管理法修正案，特别为外国各类专门人才提供居留和就业机会，并严禁本国企业雇佣一般性的外国劳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纷纷效仿。通过移民大潮，不少国家，主要是亚、非地区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大批优秀人才移居到工业发达国家。据美《商业周报》透露，仅80年代，就有15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加入了美国劳动大军；印度流失的高科技人才至今已有32万多人。另据我国《科技日报》报道，自1993年5月1日迄今，已有近5万名大陆留美学生拿到了“绿卡”，获得了永久居美的权利。
三是利用利益驱动手段引诱外国留学生和优秀科技人才。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发达国家倚仗其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凭借全社会重才的良好环境和平等竞争的就业机制，借助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辅之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和生活方式上的同化，面向全球广招留学生，引诱甚至不惜重金收买各类专门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和优秀青年学子。日本计划到2000年前接受10万名外国留学生，并制定了国家奖学金制度和外国人特别研究员制度，同时还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优秀人才科技中心，旨在引诱全球智力精英来日工作。近年来，流入西方国家的留学生和科技人才剧增。据美《高教记事报》1992年底报道，1991-1992年美国大学生中注册的外国留学生达42万人。美国科学基金会和教育委员会的调查显示，美50%以上的高科技公司的外籍科学家与工程师占公司科技人员总数的90%；从事高级科研的工程学博士后研究生中66%是外国人；美国每年获得工程和科学博士学位的16000人中有1/5来自亚洲。
四是通过举办名目繁多的国际学术会议，频频邀请外国专家、学者访问与讲学，进行学术交流、聘请或租赁外籍科学家与工程师进行短期合作，开发利用国际人才的聪明才智和最佳创造期及他们的科研成果。有的还在国内外设立诸如“猎头”公司、“人才银行”等人才招揽与流动的专门机构。如美国人力公司就有1350多个分支机构分布在世界各国，每年促成约70万人的临时雇佣。有的则通过在他国建立研究开发机构或设分公司、办合资企业甚至收买、并吞外国企业等形式，就地雇佣这些国家的科技人才。如日本工业界在美国、西欧等地设立了数百个研究开发基地，雇佣研究人员数千人。
在全球性科技人才争夺战中，受惠最大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发达国家，受害最深的则是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据专家估计，仅美国，通过人才流入获得的总效益每年可达60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因人才流失而造成的损失每年达80亿美元。人才流失造成了国际间人才分布的严重偏聚，加剧了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马太效应”。
人才是富国兴邦之本，优秀科技人才的价值难以估价。基于此，亚洲“四小龙”等中等发达国家与地区，以及中国、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警觉，纷纷制订了人才回流计划，采用切实可行的措施，实行各种优惠政策，以稳定本国科技队伍并吸引外流优秀科技人才回归家园，为国效力，从而导致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全球性的人才争夺与反争夺战。
二、我国科技队伍的现状及问题
一是高层次科技人才数量不足，素质欠佳，科技队伍结构不尽合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发表的《世界科学报告》指出，科技人员在一个国家中所占的比例与其经济实力成正比，日、美、欧共体，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平均每千名人口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分别为4.7、3.8、1.9、1.0。而我国每千人中只有0.4名科学家和工程师。
在高层次科技人才数量不足的同时，我国科技人员还存在素质欠佳的问题。世界公认，科技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人员整体素质和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据美国《SGI》等四大国际权威性检索工具1991年收录的各国科技论文数的排序，我国处于世界第15位，在总量中的占有率不到1%，且论文的质量及在国际上的影响较为逊色，引用率只有1/5。另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千万雄师”的科技队伍中，科研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人员只有3千多名，约占总数的万分之三，可见，拔尖的科技人才真可谓凤毛鳞角。科技人才人数短缺而素质欠佳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瓶颈”，很不适应世界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
此外，我国科技队伍还存在结构不尽合理的现象。第一，能级结构不尽合理。我国科技队伍中，高、中、初级职务比例为1:5.7:18（国外一般为1:3:6或2:4:5。据国内人才学研究认为，较为合理的比例应为1:2:4或1:3.5:6），说明我国科技队伍中高、中级职务的科技人才偏少。第二，年龄结构不尽合理。一方面，我国高职专家已趋于老龄化，目前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744位自然科学学术带头人中，51岁以上者超过89%；另一方面，处于科学创造最佳年龄段，担任承上启下作用的中年骨干科技人才明显“断层”，优秀中青年拔尖人才更是十分稀缺。如中科院，年轻研究员仅占全院研究员总数的1.6%。在全国范围内，40岁以下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只占总数的3.3%。预计到本世纪末，现有高职人员中的80%将退居二线，人才“代际断层”将更加突出。第三，类型与结构分布不尽合理。我国科技队伍中理论型、学术型人才偏多，应用开发型、外向型、复合型人才相对不足，特别是优秀科技企业家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人才严重短缺。大量的优秀科技人才集中在科研所和高校，经济建设主战场上的人才明显不足。
二是科技人员待遇较低、科研条件较差、潜力发挥有限。
我国科技人才一方面严重短缺，另方面又存在着惊人的智力浪费。即使是在科研环境最佳的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科技人员也有50%以上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这固然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派生出的人才管理体制统得过多，封闭过死而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用武之地无英雄的情况有关，但也同科技人员科研条件较差、待遇较低有关。1989年我国研究院、所人均政府拨款为0.75万元，发达国家为10万美元，美国最高，为14.1万美元。据中国科协的一次大规模调查，我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报道研究经费很困难的占52%，报道充足的只有6%。”“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科研经费不足制约了我国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此外，就工资待遇而言，随着市场分配机制的建立和发展，仍束缚于行政分配机制下的我国科技人员收入的增加，基本上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尽管近年来国家通过调资、发放岗位津贴和政府特殊津贴等措施，使科技人员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在前述调查中表明，我国科技人员和工程师大部分工资收入和家庭生活水平仍处于城市中下等和中等水平。即使经过近期较大幅度调资后，我国教授月工资平均600元左右。而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大学教授月薪为250～290美元（印度工人月薪为45～50美元）。发展中国家脑、体劳动者工资之比一般高达3～5:1，而我国仍存在脑体收入倒挂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潜力的充分发挥。
三是优秀科技人才外流现象较为严重。
我国经济、科技、教育水平还较落后，科技人员的科研条件、生活待遇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较悬珠，高科技方面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也较有限，国内尚未真正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环境以及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性运行机制、故而不少优秀科技人才尤其是年轻学子把目光投向物质基础雄厚的发达国家，出国大潮久盛不衰，使大量优秀人才流失。据统计，80年代出国的14万留学人员中，回归者只有4万余人。更多的人才还在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可能出国的机会。那些滞留在外尚未回归者大都是我国人才队伍中的精英分子。如在美国近13万第一流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华人就占3万多；在美国高科技心脏“硅谷”，炎黄子孙当经理的就达上百家公司。
此外，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因“跳槽”、“下海”等原因而导致的行业及区域间人才流失也日趋严重。人才流向主要是从高校、科研部门和国营企业流向“三资”企业和商界；从内陆省份、老少边穷地区流向东南沿海、沿江开发地区；从人才匮乏的基层、农村、艰苦行业流向人才密集的大中城市和效益好的行业。这种人才流动大都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形成的自发的、盲目的流动，因而必然造成行业和区域间人才分布的严重失衡。
三、对策与措施
面对跨世纪全球优秀科技人才之争愈演愈烈的态势和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的严峻现实，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智力投资与人才资源开发，注重在优秀科技人才的培养、开发与使用方面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对策。
一是加强教育、培训、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人才群体。
经济振兴靠科技，科技发展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采取教育先行的发展战略是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成功法宝。我们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在重视发展基础教育，不断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的同时，要加大发展高等教育的力度，加快高教改革的步伐，以培养、造就一支宏大的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世界高科技竞争需要的跨世纪高层次专门人才队伍。
首先，要在科学预测21世纪世界高科技及产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对高校现有的学科结构与专业设置进行调整与改造。在基础条件较好的高校增设若干以高新技术为主要发展方向的专业和新兴技术学科，包括交叉、边缘与综合学科，以适应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科技发展形势对高级专门人才培养提出的新需求。
其次，要强化智能教育，在大专业思想的指导下培养更多的适应世界高新技术发展需要的一专多能的创造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在知识结构上，要由“Ⅰ”型和“H型”的专科型知识结构向“T型”、“π型”复合型知识结构转变。在能力结构上，则要加强思维创新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参与世界高科技市场竞争的社会适应能力以及组织管理能力的培养与训练。
再次，要大力发展“英才”教育，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特别要重点发展博士生教育。立足国内，在一些科研前沿领域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博士和博士后。此外，要采取措施从中学生中挑选具有特异才能和超常智能的创造性人才到高校进行重点培养和深造，为国家高科技发展储备精英人才。
最后，要充分挖掘高校继续教育潜力，加强在职科技人员尤其是工作在高新技术岗位上的专业技术人员与经营管理人员的继续教育与培训，更新、拓展、深化他们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适应世界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发展需要的业务素质与知识水平。
二是采取外向性智力开发新举措，加快延揽国外高级科技人才的步伐。
留学人员滞留不归所造成的人才外流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国内人才成长环境不尽理想是其主要因素。为给跨世纪经济振兴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在继续发展留学教育的同时，必须从战略高度出发制定人才引进与“智力回流”计划，在政治、经济、科技、人事管理等方面采取得力措施，“筑巢引凤”，借才兴国。
首先，借鉴美国等国的成功经验，在国外特别是工业发达国家建立国际人才资源开发机构，遍设人才信息网点，建立海外人才档案库。同时，与国际人才竞争组织和人才信息机构联网合作，建成网络化人才信息集散、传输与反馈系统，以便跟踪研究和及时掌握国内外优秀科技人才的最新动态，疏通国内外人才市场的供需渠道。
其次，充分利用国内高校、科学院系统、高科技产业开发区、经济特区直至港澳地区的优越科研与生活条件，有计划地从国外引进一批国内较为紧缺的优秀科技人才，特别是那些在科研上已作出成就的“显人才”，让他们在国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或借助他们的科技成果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实体。对那些尚未崭露头角的“准人才”、“潜人才”，在目前国力尚不能提供条件使其施展才华的情况下，应采取“借鸡孵蛋”、“借水养鱼”等策略，借助国外优越的科研环境让他们继续“孵化”，待其羽翼丰满后再及时引导他们“飞回”国内创业。
再次，要制订一系列优惠政策，以高薪待遇、委以重任、特殊拨款、重金奖励及优化科研、生活环境等物质与精神激励措施来增强向心力，吸引留学人员特别是博士、博士后优秀人才回国效力。对暂不能回国者，要创造条件动员、聘请和赞助他们回国作短期合作研究、讲学、咨询、指导、技术入股、合资办企业等，将他们所掌握的最新科技信息、知识与技能及科研成果介绍、转移、“嫁接”到国内，为我所用。
最后，通过承办国际学术会议与科技成果博览会、合作研究与培养人才，互派教师和科技人员等途径，吸引外国专家、学者来华服务或作短期逗留，开发利用他们的大脑“灰质”。亦可利用国内数万家“三资”企业，特别是结合国家大型技术项目引进、重大外资投资项目及其他重要经济技术交流项目的实施，成龙配套地从国外引进我国急需的各种人才。还可针对某些高科技领域的重点攻关课题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组团到国外公开招标，聘请国外一流科学家、工程师和华人精英来华工作。
三是充分挖潜，用足、用好、用活国内现有科技人才。
摆脱我国科技人才尤其是优秀科技人才严重短缺局面，当务之急要创造条件，充分挖掘和释放现有科技人才的潜能。
首先，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才市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鼓励科技人才合理流动的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还应建立全国性的人才资源统一管理与开发机构，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对国内人才流动的流向与流速进行宏观调控与监督，整体协调和优化组合国内科技人才的布局与结构。特别要围绕一定时期国家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抓住国民经济建设的重点领域，确保高科技产业开发区、国家大型骨干企业、国防建设及国家重大工程与重大发展项目的人才配置与智力需求。要吸引和调剂一批优秀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加入到“攀登”计划、自然科学基金制计划、“86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火炬计划”以及“星火计划”等大科技计划的研究和产业化开发队伍中来，真正做到“稳住一头，放开一片”。
其次，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精心构筑有利于人才潜能发挥的社会环境和科研、生活条件。第一，国家要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力争在本世纪末将研究与发展经费占GNP的比重从1991年的0.72%逐步提高到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现有水平下限值2%左右。第二，要不断改革科技人员的工资报酬制度，以市场工资分配机制逐步取代行政分配机制。在确保科技人员的收入高于社会各行业平均值水平的基础上，注意拉开档次，大幅度提高高学历、高职称和有突出贡献者的工资待遇。第三，要改革、建立、完善学科基金制度、科技奖励制度、博士后研究制度、青年拔尖人才专项基金制度、科研成果效益提成制度、科技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择优晋升与重奖有突出贡献人才制度等，以形成公平竞争、重点支持、择优奖励的良性政策与法制环境。第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须大力加强对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的爱国主义、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增强其科技事业心，激发其民族责任感。
最后，应借鉴上海经验，结合国家人事部“百千万工程”等人才计划的活动与实施，象实施“希望工程”那样，致力于培养跨世纪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将帅人才和新一代学科技术与行业领域带头人的工作。尤其要大胆起用、重点培养优秀中青年科技骨干，让他们在重点科技攻关或重大工程技术项目中“唱主角”，并在科技拨款、破格晋升、助手配备、出国进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改善生活条件等方面作出倾斜，助其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