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视角下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研究
——基于对台湾8所大学的调查
刘澈元 陈泽光 王辉辉
(广西财经学院 桂台合作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广西 南宁 530007；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经济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 当前台湾青年的身份认同是岛内特殊政治环境建构的产物，李扁岛内执政以来的文教政策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工具职能。对台湾8所大学1 627名青年的问卷调查，可以一窥其复杂身份认同在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中的投射。身份认同对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的影响体现在：“中国人”身份使得台湾青年认可大陆成就并愿意参与其中，“台湾人”身份使得台湾青年对在大陆工作心态谨慎，身份认同的困惑使得台湾青年更加注重个体的发展。应在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与“中国人”身份重构之中建构起相互促进的互动循环机制，实现二者的正向共生发展。
【关键词】 身份认同 台湾青年 大陆 就业创业
2016年11月-2017年3月，广西师范大学桂台合作研究中心与台湾义守大学、云林科技大学、政治大学、逢甲大学、台北大学、金门大学、侨光科技大学、醒吾科技大学等8所高校合作开展了一项“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 670份，回收有效问卷1 627份。样本生源地包括台湾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和金马地区，学历层次包括本科生(1 366人)，硕士生(237人)，博士生(24人)，男女性别比例为4∶6，来过与未来过大陆的比例为4∶6。结果显示，台湾青年在总体上保持较高的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同时仍具有程度不同的游移心理。如果将台湾青年的上述意愿及其背后折射的心理与民进党当局对台湾青年“天然独”的身份定位进行比较观照，一个悖论隐然呈现，一个天然主张台湾独立的岛内群体何以对大陆就业创业趋之若鹜？显然，当赴大陆就业创业已成为岛内青年群体性选择的时候，民进党对岛内青年的“天然独”身份定位无疑已成为一个弥天大谎。但是，如果就此将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的较高意愿等同于其中国人身份认同的话，则是对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于是，一个相互关联且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岛内青年的身份认同究竟处于何种状况？其身份认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岛内青年的身份认同及其形成过程究竟如何影响其赴大陆就业创业的意愿？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探究，本文尝试就如何促进台湾青年身份认同重构，进一步提升其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建构主义视角下台湾青年身份认同形成过程
身份认同在本质上体现为人的社会认知。人的认知是社会的产物，这是任何关于人的理论和学说都无法否定的普遍原理。正是因为背离了这一普遍原理，民进党当局关于台湾青年身份认同的先验主义论调才显示出其荒谬无知和欺骗本质。可以认为，无论采取何种视角观照台湾青年的身份认同，当前台湾青年的身份认同都是其社会化过程尤其是教育参与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建构主义基于环境影响的身份认同理论解释就体现出较高的合理性。
(一)建构与解构：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理论框架
身份认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内涵体现在社会文化领域的诸多方面，如主体、语言、心理、意识形态、权力、阶级、性别、种族等[1]。在一定意义上，身份认同是个体对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虽然具有多面向、多层次，但都寓于某一特定文化形态之内。英国当代文化研究学者、伯明翰学派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对身份认同的研究堪为代表。霍尔认为，身份认同建立在共同起源或共享特点的认知基础之上，这些起源和特点是与另一个人或团体、理念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自然的圈子共同具有或共享的[2]。在这样一个圈子里，人们特定地会形成一种区别于其他圈子、但在内部具有共通性的身份。不过，这种身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它们“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建构在许多不同的且往往是交叉的、相反的论述、实践及地位上的多元组合。它们从属于一个激进的历史化过程，并持续不断地处于改变与转化的进程当中”[3]。当然，霍尔也不否认，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个体会拥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性观念来塑造自己的身份感，但他们的自我力量远不如外界环境对他们施加的影响，这就表明“身份可以是矛盾的且总是由环境决定的……我们都陷入了一系列围绕断裂的和去中心的身份的政治游戏之中”,“身份建构在权力的游戏之中”[4]。因此，个体身份的形成以及身份认同的确立，是在特定环境下主体性与客观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二者角力中客观存在的外部环境又占了上风，它以政治力量为主导，通过对群体意识形态的塑造，逐渐建构起一个为政治所驯服的个体身份认同。不过，既然身份认同是由环境建构起来的，环境又是在权力与政治之下生成的，那么，随着权力的更迭、政治力量的转换，个体的身份认同也可能发生转向甚至是反向变化。事实上，霍尔关于权力更迭、政治转换所孕育的身份认同解构正是其关于身份认同理论解释中最为珍贵的养分，因为，这就意味着其身份认同的理论框架包含着“建构-解构”这样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这一理论框架为个体随社会场域转换而进行身份认同重构提供了理论根据。
身份认同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相应地，身份认同的解构对个体而言也是一个矛盾甚至痛苦的过程。随着自主意识的萌芽，个体会不同程度地产生一种对外界加诸于自身的思想文化理念的怀疑、批判与抗拒，他们会在不同外部环境力量博弈的缝隙之中，寻求“第三条道路”，转而观照自身内心世界与个体利益。当周遭政治环境在个体心中占据着唯一、确定的地位时，个体才会认同环境所给予的身份；一旦既存环境受到冲击，个体内心关于自身身份的矛盾与困惑就会随之产生，建构起身份认同的基石趋向崩解。这一现象的发生意味着个体的既有身份认同解构的开启，此时个体的身份认同往往处于残缺状态，观照自我就成为个体在解决身份重构中外力博弈困境的最好办法。
(二)特殊政治环境建构下台湾青年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
将这一身份认同形成的理论机理对应到当前台湾青年群体就可以发现，在他们所处的成长空间内，政党势力的更迭、政治权力的操弄、政治舆论的反复，共同构成了霍尔所言的“权力的游戏”。在这场博弈游戏中，台湾青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受政客操控的棋子，政治对台湾青年身份认同建构的作用不容忽视。基于此，对台湾青年身份认同形成过程的历时性考察就显得十分必要。
1988年，台湾《联合报》对岛内民众身份认同的民调结果显示，仅有3%的民众“倾向台独”，把自己当作“与中国无关的台湾人”，1998年该机构民调则显示，岛内民众这一倾向已跃升至约30%[5]。历史推进到2012年，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民调数据显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民众占比只有1%，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占比29.3%，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占比68.7%[6]。同年，台湾无线卫星电视台(TVBS)民调显示，在只有“台湾人”与“中国人”两个选项时，20-29岁年龄群体选择是“台湾人”的比例远高于整体水平。可见，自1988年李登辉上台，期间经历陈水扁执政，后有马英九“拨乱反正”，台湾青年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已有了明显的分离趋势，逐渐将“中国人”与“台湾人”看作两个平等对立的概念。可以说，造成当前台湾青年对自身身份认同困惑与矛盾、倒退与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登辉、陈水扁“台独”意识驱使下的有意建构，以及马英九对青年世代身份认同重塑之努力不逮所致。其中，岛内文教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无可替代的工具。
对于抑制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的因素，调查显示，在“不愿意”与“非常不愿意”赴大陆就业创业的青年中，其考量因素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并在多个社会维度上表达了自己的顾虑(见表2)。当“人身与财产安全”“两岸意识形态差异”“大陆交通与生态问题”“对大陆缺乏了解”“大陆同龄人的包容性”等作为“非常影响”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时，我们不难看出，台湾青年在社会治安、意识形态、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教育认知、人际关系等方面都在以一种“审视”的态度来看待大陆，与台湾进行比较，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大陆社会发展与公民素质的一种怀疑或质疑。可见，生长于岛内的台湾青年一旦意识到要脱离其熟悉的社会环境而到大陆谋求发展，其内心潜意识的“台湾人”身份认同与归属感就会因对大陆陌生环境的担忧而被激发出来，这一潜藏于内心的固有身份认同将是对台湾青年进行身份重构的最大阻力。
马斯里亚说，几年前，NIH用于研究阿尔茨海默病的资金中，大部分用在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研究领域，现在60%多的资金用于转化研究，大约70%的资金用于基础研究。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的卡罗尔·科尔顿（Carol Colton）说：“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多的资金来探索其他的想法。”科尔顿正在将炎症作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潜在原因进行研究。然而，她和其他研究人员补充说道：“一些学者呼吁重新审视NIH的拨款提议，有时他们的思想不如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的员工那么开放，他们拒绝新领域研究的申请，他们需要转变观念。”
尽管台湾青年在考虑赴大陆就业创业时将经济因素置于首位，其动机更多出于对大陆市场高成长性、产业链完整、一带一路倡议前景等的追求，但是，台湾青年为了谋求自身在大陆更好的发展机遇，也非常坦诚地向大陆提出了多样化诉求，以期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更好地融入大陆社会，实现他们的个人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台湾青年是在以“中国人”的身份认可大陆发展，以自己人的姿态表达诉求，并愿意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大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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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马英九在岛内执政后，试图对李扁错误教育政策进行“拨乱反正”，但因其改革未与社会各界力量达成协调，收效甚微。其中影响最大的事件当属2013年的“课纲微调”。马英九“拨乱反正”的出发点是为台湾青年重新建构起“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但因执行不力遭到多方反对，尤其是学生的反对运动表明了李扁“台独”文化教育对青年学生的影响之深重。但是，台湾青年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被建构并非完全被动接受。“课纲微调”中学生的反对不只是因为青年内心业已成型的“台湾人”身份使然，也是他们对前后矛盾的教育内容所引起的身份困惑的不满宣泄，表明个人在主体意识引导下的自我身份建构已经发端。
二、台湾青年复杂身份认同在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中的投射
(一)矛盾身份认同的体现：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不甚强烈
调查显示，台湾青年对于赴大陆就业创业具有较高的意愿，选择“愿意”与“非常愿意”的占被调查总数的三到四成(就业39%、创业32.8%)，说明相比创业，台湾青年更愿意去大陆就业。“不愿意”与“非常不愿意”的仅有一成多(就业14.2%、创业14.6%)。不过也有近半(就业46.7%)或过半数(创业52.5%)台湾青年持“一般”的中间态度，没有明显的选择性偏好，因而，从这一占比最高群体的态度来看，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的整体意愿不甚强烈，尚未形成占绝对多数的态势。这也正是台湾青年矛盾身份认同的体现：认同自己为“中国人”的台湾青年意愿强烈，认同自己为“台湾人”的台湾青年意愿低迷，而认同感介于两者之间的大多数台湾青年则是在两种身份之间犹豫徘徊，就业创业意愿不置可否。
可以看出，随着辐照电子注量的增大，曲线逐渐展宽，并且伴有较小的拖尾，同时整个谱线逐渐右移。谱线展宽表面暗信号非均匀性逐渐增大，谱线右移表面辐照后,暗电流整体抬升，这是由于10 MeV电子辐照后产生了一定的位移损伤。
(二)身份认同重构的推力：台湾青年认同大陆经济发展
调查表明，无论是赴大陆就业还是创业，经济是他们的重点考虑因素。在“非常影响”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的众多因素中，与经济有关的选项频数占比总计67.8%，在“非常影响”台湾青年赴大陆创业的因素中，与经济有关的选项频数达66.4%。可以看出，近年来大陆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优秀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为台湾青年所关注，也得到了理性台湾青年的赏识，表明大陆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以及在区域内外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使得台湾青年感同身受，愿意参与到大陆的经济建设中来(见表1)。虽然目前尚难定论台湾青年到大陆就业创业的积极性是出自“中国人”身份的认同，还是以“台湾人”身份在外谋求更好的发展空间，但是，就其较高的就业创业意愿及其经济理性程度而言，很难否定台湾青年愿意以大陆为主要场域进行自身“中国人”身份重构的意愿，而在这一场域进行身份重构的最重要推力，就是台湾青年对大陆经济良好发展态势的较高认同。
表1 促使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的因素
(三)身份认同重构的阻力：台湾青年对大陆陌生环境的担忧
李登辉于1988年接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大力推行“台湾主体性教育”，规定各级“政府”机构持续推动乡土教育目标并加强编纂乡土教育教材，将大学必修的“中国通史”改为选修的“本国史”，淡化“中国概念”。推出《认识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美化日本殖民统治，把台湾史与中国史相区别，否认中华历史文化主体性，强化“台湾主体性”[7]。以“台湾主体性教育”为幌子，李登辉试图将台湾青少年对国家、对身份的认识限制在台湾这一政治范畴之内，强行把政治意识的对立转化为身份认同上的对立，在强化台湾青年“台湾人”身份的同时逐渐疏离其“中国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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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抑制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的因素
(四)身份认同的分化：台湾青年的多元诉求与信任缺失
表3(见下页)显示，台湾青年在许多方面都清晰地表达出自身诉求，让大陆了解他们需要什么、看重什么，更希望大陆为其“创造归属感”、提供“平等升职机会”、“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岗位”、“培训机会”等就业服务引导类支持的占比达72.5%。希望大陆提供“与台商协会的对接管道”、“产业基础较好区域作为创业试点”、“提供实习实践机会”等创业服务引导类支持的占比达56.9%。相比奖助保障，台湾青年更看重服务引导[12]。上述差异性诉求既反映出两岸青年在就业创业中的诉求反差，也凸现出台湾青年在面对大陆时刻意保持“自尊”的潜在心理，生怕奖助保障是大陆变相的统战政策，也担心以大陆奖助保障而取得就业创业成功会受到岛内同龄人排挤乃至当局打压，心态不一而足。
表3 台湾青年在就业创业上希望大陆提供的支持
综合以上主要指标，台湾青年复杂身份认同所产生的矛盾心态跃然纸上：扭曲意识形态建构下的台湾青年对岛内低迷的经济环境倍感失望，充满迷茫，出于自身发展需要而以“中国人”身份对大陆抱持一定程度的向往，却又在向往之中以“台湾人”眼光来审视大陆。
表4 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的单位类型取向和创业方式选择
表4显示，台湾青年在大陆最希望就业的单位是外企和台企，比例达到66.5%，而希望在大陆国有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民营企业等就业的人数占比仅为17.2%；在创业方式上，希望与台湾青年合作的比例(24.3%)略高于希望与大陆青年合作比例(23%)，加上希望借助台商支持其创业的人数(21.5%)，三种选择没有显著区别。说明台湾青年一方面在努力追求大陆市场高成长性所创造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又对大陆企事业单位缺乏信任和信心。总之，台湾青年对希望大陆提供支持的多元化诉求，以及在选择就业单位时对大陆企事业单位的信任缺失，共同呈现出其在身份认同中的分化趋势：一方面，台湾青年希望在得到大陆政策扶持的同时能够保有自己个体独立性的“自尊”；另一方面，台湾青年又在希望共享大陆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对大陆企事业单位“区别对待”。
三、身份认同对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的影响
台湾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导致台湾青年在身份认同上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从而也在当前的两岸关系语境下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于赴大陆就业创业的心理意愿与行为取向。
(一)“中国人”身份使得台湾青年认可大陆成就并愿意参与其中
在2000-2008年陈水扁岛内执政期间，“在各个方面强化建构台湾主体性，宣称要抛弃‘一个中国的思维’，突破所谓‘大中国主义的文化霸权’，来建立所谓的台湾自身的‘国家’、制度与文化认同”[8]。这一思想在其文教政策中体现得很明显，如在台“教育部”公布的“2005-2008教育施政主轴”中强调为培养“新国民”，要落实“台湾主体性”，使教育回归到每个人所生活的时空环境，深化台湾认同[9]，并“要求社会领域‘国中小’教材、‘国中’基本学力测验包含台湾生活时空环境素材的比例不得低于50%”[10]。通过对2006学年度岛内出版的社会学领域“国小”三年级至六年级教科书的分析发现，闽南文化内容占全书比例的六成，原住民文化约二至三成，客家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比例皆占一成左右[11]。陈水扁一系列看似是加深学生对台湾认知与情感的本土化教育政策，实则是为了实现其“台独”的政治目的，将广大学生带入“只认台湾不认中国”的歧途，台湾青年成为了彼时政客谋求政治目的的牺牲品。
客观地说，相比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情感会更加深厚。这是5 000年华夏文明一脉相传的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休戚与共产生的强大心灵纽带，也是儒家文化和而不同思想的时代延续。这使得台湾青年不可能将大陆与台湾视作两个政治主体进行绝对区分。身份从属于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因此政治力量虽可扭曲个体的政治身份，但受共同中华文明长久浸淫而在文化意义上形成的“中国人”身份已然在台湾青年心中生根发芽。
(二)“台湾人”身份使得台湾青年对于在大陆工作心态谨慎
1.2.2 标本采集与处理 分别抽取患者治疗前及每次用药后的静脉血5 mL，即刻1 000 r/min离心20 min分离上层血清，放入洁净的EP试管中，在－80℃保存待用，于患者用药后进行支气管肺泡灌洗，支纤镜插入右肺中叶亚段，取0.9%生理盐水50 mL灌入肺泡中，全部吸出后取4 mL，以1 000 r/min离心20 min，提取上清液，在－80℃保存备用。
(三)身份认同的困惑使得台湾青年更加注重个体的发展
尽管自李扁岛内执政以来岛内相关政治势力一再推行“去中国化”，但政治强力无法消除中华文化作为岛内文化根基的事实，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在台湾仍保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台湾社会在政治运作、学校教育、媒体宣传等合力作用下所力图灌输的“去中国化”“新台湾人”等“台湾主体意识”乃至“台独”意识时刻冲击着台湾青年的内心，使他们困惑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民族、“国家”，而陷入了霍尔所言“身份可以是矛盾的且总是由环境决定的”[13]这一认同困境之中。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环境建构与自主意识的博弈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尤其是大学时期，学生已逐渐发展出独立的价值观与判断能力，对个人身份认同会逐步自我内化。该阶段接受到的外部社会信息如果与之前一致，这一身份就会固化，如果产生了冲击，就有可能重新反思、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14]。处在大学阶段的台湾青年在复杂环境影响下思想意识时有波动，身份认同困惑迷茫，进而在其赴大陆就业创业中提出希望就业单位为自己创造归属感、获得平等升职机会、实现自我价值等诉求，体现了他们对于自我价值与身份的观照，是处于认知困惑阶段青年的正常心理反应，应受到就业单位的关注。从另一个侧面看，在影响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的诸多因素中，“两岸关系动态”“两岸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所占比例均较低，分别为10%与9%左右。说明他们并未随两岸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对立而纠结于自己“中国人”或“台湾人”身份的困惑之中，而是将个人发展置于诸多考虑因素首位，试图在两种身份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这是台湾青年对自己身份认同困惑自主思考的结果，也是对自己身份进行定位的折中处理。可以认为，外在环境与内在自我共同建构出了现在台湾青年更加注重个体发展的心理基调。
李扁执政期间对“台湾主体意识”的刻意强化，使台湾青年在潜意识中不自觉地降低了对大陆的认知与认可，强化了“台湾人”身份的自我意识。在此意识下，岛内青年逐渐将大陆视为一个异于台湾的“圈外环境”，在赴大陆工作时的种种考量更为谨慎。反映在统计结果上，愿意选择的就业单位类型中，外企或台企的比例均高于大陆行政事业单位和陆资企业的比例之和；愿意选择的创业方式中，希望与台湾青年合作的人数高于希望与大陆青年合作的人数；希望大陆企业提供的就业支持方式中，最希望大陆为台籍员工创造归属感；希望大陆提供的创业支持方式中，最希望大陆建立台湾青年与台商协会的对接渠道。可见，台湾青年对自己“台湾人”身份的认同感相对清晰，而对大陆方面则抱有或多或少的怀疑，他们更愿意在大陆的台企与外企工作，更喜欢与台湾青年一起创业，更希望在大陆台商协会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四、互动的循环：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与“中国人”身份的重构
因循台湾青年的经济利益诉求，以大陆市场的高成长性吸引台湾青年是身份重构的前提。当前的重点是有效落实《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惠台31条”)，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就业创业提供政策保障。首先，地方要根据中央对台工作精神以及“惠台31条”要求，因地制宜地开展对台工作，杜绝盲目从众。其次，中央要做好在地方落实“惠台31条”过程中的统筹协调工作，缓解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时的地域不均衡、不对等问题。最后，要在台湾青年就业创业意愿明显的行业与地域做好平台搭建，使其在就业创业过程中对大陆社会环境的满意逐步迁移到对大陆的整体性认可、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
(一)依托市场吸引，落实政策保障
霍尔关于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理论为我们理解当代台湾青年的认同形成提供了理论路径，即认同“是由知识分子的努力和国家的政治意愿所创造，是政治精英们培育的结果，是一种人文的产物和文化的创造”[15]。面对岛内台独政治势力继续以“天然台独”之名行“建构台独”之实的局面，立足大陆影响力尚难直接向岛内投射的现实，吸引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并在大陆的社会文化场域中对台湾青年进行“中国人”身份认同建构，形成“吸引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台湾人’身份的解构与‘中国人’身份的建构——增强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吸引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这样一个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就显得尤为关键。
(二)构筑共有知识，唤醒集体记忆
“共有知识”是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它建构起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当共有知识被行为体接受、形成共有观念之后，行为体的身份与认同会得到重新界定[16]。“集体记忆”是指集体所保存的关于过去全部认识的记忆，体现在风俗、节日等文化实践活动中或博物馆、纪念碑等物质形式中[17]。集体记忆不仅是在群体中传递与共享其共同的认知、价值与情感，更是指引群体成员行为、维持群体凝聚力的重要力量。从两岸同源的中华文化中挖掘可供建构两岸共有知识、唤醒两岸集体记忆的材料，以两岸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所接受的形式来呈现，其身份认同也就得以自我重构，从“中国人”的身份中找到民族情感的归属。如组织两岸青年共同参与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如端午节赛龙舟、中秋节赏月)、两岸共同编写史书(如中华民族抗战史)、邀请台湾青年参加或是观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如《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
而我国学者和法院在讨论权利用尽理论的合理性时，并不太区分这些不同，往往认为其合理性既是因为“权利人的利益已经实现”，又是因为“保护社会效用”。对于保护何种社会效用，理论界普遍看法是保护商品的自由流通[16]，而司法界也有部分法院认为保护财产权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例如，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的公报中将江苏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里下河农科所案”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刊登，表明其认可该案中所阐释的权利用尽规则的合理性在于其既保障商品的自由流通、亦保护有形财产权的观点。
(三)重视信息传播，拓宽渠道路径
新闻传媒对人们生活环境的影响使得当代社会日益媒介化，并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对人们确立自我意识、建构身份认同产生深远影响[18]。台湾的新闻媒体业高度发达，充斥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诸多不实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台湾青年形成有偏差的大陆认知与身份认同。目前自媒体已成为台湾青年接受大陆信息的主要渠道，信息来源是影响其大陆认知的重要因素[19]。大陆应更为重视对台信息传播，拓宽信息传播渠道，丰富信息传播形式，推动台湾青年形成对大陆的正确认知，改变对大陆的刻板印象，对台湾青年“中国人”身份认同的自我重构施加正向影响，促使他们在正确认知之下提升赴大陆就业创业的积极意愿。就拓宽信息传播渠道而言，鉴于目前大陆信息难以通过传统媒介进入台湾舆论环境的现实境遇，形式多样、受众广泛、传播及时的自媒体平台可以为大陆对台传播另辟蹊径，大陆可以挑选行业内权威、专业、严谨的媒体，在台湾青年广泛喜爱的社交媒体平台如Twitter、Instagram、Facebook等设立官方账号，推送关于大陆社会发展、惠台措施、在陆台胞生活近况等方面的真实信息。就信息传播形式来看，电影、纪录片、电视节目都是传播大陆信息的有效形式，尤其是近年来大陆邀请台湾知名歌手作为嘉宾的一些电视节目如《中国好声音》《经典咏流传》等受到台湾青年热捧与欢迎，大陆应积极做好此类传播形式的对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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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树立青年榜样，发挥示范效应
在青年经验缺乏、理性不足但社会转型的情况下，多元化影响对个体选择与判断提出较高要求，青年示范群体就成为其同辈进行人生道路选择的参考对象[20]。因此，能够在信息交换过程中对台湾青年施加较大认知影响、促使其产生赴大陆就业创业积极意愿的，还是台湾青年本身。通过树立在陆台湾青年的榜样，建构起在陆台湾青年对岛内台湾青年的示范效应不失为一种可取之策。榜样示范是一种自觉的道德情感认同，建立在情感认同基础之上的模仿者将榜样视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并由心理上的认同，发展为情感上的认同，继而发展为行为上的模仿[21]。发挥在陆台湾青年的榜样示范效应，需要大陆在以下三方面开展工作：第一，建立全国统一标准、地方自主评测的在陆台湾青年工作评价体系，对就业创业先进青年进行表彰与奖励；第二，拍摄关于在陆台湾青年就业创业的宣传片、纪录片，并以自媒体渠道投放到岛内舆论平台，供岛内青年获取大陆就业创业的真实信息；第三，支持在陆台湾青年回岛进行大陆就业创业宣讲与招聘活动，以其自身经历鼓励、引导岛内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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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2-18
作者简介： 刘澈元，广西财经学院桂台合作协同创新发展中心首席研究员，教授，经济学博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两岸经济合作、台湾青年大陆就业创业；
陈泽光，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创业教育；
王辉辉，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两岸经济合作与台湾青年大陆就业创业。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同等待遇下在大陆就业创业台湾青年融入大陆社会研究”(课题编号：18XZZ016)、广西人文社科中心深化桂台合作、促进两岸关系专项课题“桂台民俗文化交流与两岸次区域共同体构建研究”(课题编号：GT2018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王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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