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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后叶，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崛兴，幽清孤峭的文风盛行大江南北30余年，文坛风俗移易。明末几社严厉批评竟陵派的文学风格旨趣，开清代批评风气之先。有清一代，竟陵派散文受到种种非议和指斥。清人对竟陵派的攻讦给后世研究带来巨大影响，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批评争鸣，有关研究在80年代后渐呈繁荣之势。回顾明末以来近400年竟陵派散文研究史，考察它的历史内容、动态特征及批评观念的因承关系，对进一步走出竟陵派研究误区，更新明代散文研究理念，均不无裨益。
一、清代竟陵派散文研究的历史特征
明末，几社文人集群倡导文以用世，反对幽清孤峭、适性悦情的文风，对竟陵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明清鼎革的社会大动荡改变了明末几社、竟陵派争衡文坛的格局，尽管清初有施闰章、陈允衡等人肯定钟惺、谭元春文学成就不可一笔抹杀，但是清初仍形成了以竟陵派为矢，漫加诋詈的散文批评潮流。钱谦益、王夫之、顾炎武、朱彝尊、魏禧、汪琬痛下贬斥，几近于截断竟陵派散文的源流。综观清初批评，大抵有三大特征：一是从“文衰而国运从之”的批评立场，指斥竟陵派文学为“亡国之音”。钱谦益、王夫之、顾炎武、王弘撰、朱彝尊等人还将钟、谭归入明亡“罪人”的行列。如顾炎武斥责钟惺“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1]（卷18）。这一批评趋势一直延宕到20世纪上半叶，构成竟陵派研究史上的一段公案。二是从文章“正宗”的角度，视竟陵派为邪派魔道。钱谦益、邵长蘅、汪琬、侯方域等人从接续唐宋文章正宗之上，肯定唐宋派文章，而轻视竟陵派之文。三是从文章“经世”的角度，批评竟陵派文章脱离现实。清初盛行“崇实”的学风、文风，如顾炎武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1]（卷19），魏禧强调文章必与世道相关，“务求古法而实以己之性情，学术要归有用”[2]，他们要求文章有益于世，关涉世运，有补政治教化，因此，批评竟陵派之文是游戏人生、消闲娱乐的文字。以上三种批评倾向奠定了清代研究的基调。
应该指出的是，除施闰章、陈允衡、张岱等人主张不宜一笔抹杀竟陵派外，清初一些名不见经传者的评论，不乏识见，绍兴的陶及申即是一位，其《景物略钞读》云：“知其下笔妙天下，杂之《汉魏丛书》中，有其隽永，无其委琐，且雅雅也，事不无涉险怪，亦体势不得不然耳。”《钟伯敬集钞引》云：“绝去痴肥凝重之态，一种天然妙趣，初不害其为轻弱也。”周作人读之叹服不已，认为张岱论钟、谭之文，识见不俗，然尚不及陶氏“深切著明”[3](P87)。
清中叶，竟陵派散文不仅受到在野士子的排击抵制，还受到官方的清理驳斥。官方的清理主要来自《四库全书》修纂时对竟陵派之集的舍弃和批评，《四库提要》因袭清初旧说，有关竟陵派的指摘，纰谬比比皆在。鲁迅先生谈起清人清理明人之集的作法，指出其弊说：“这经过清朝检选的‘性灵’，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明末的洒脱，无清初的所谓‘悖谬’。”[4](P168)四库馆臣而外，对竟陵派文章大有力的排斥者，当推桐城派和阳湖派文人。桐城派于唐宋派颇多恕词，对竟陵派投以鄙夷的目光，姚鼐《古文辞类纂》于明代作家仅选归有光一人。阳湖派的恽敬斥责徐渭、袁宏道文章是“风狂才子之作”，琐异卑薄不足道，对钟惺、谭元春散文，更是不屑一顾。在清中叶政治极权和思想封闭干预之下，竟陵派散文研究走到一个极端。
清后叶，竟陵派研究“笑齿已冷”，李慈铭接受前人批评的竟陵派“才小气粗”、“体轻腹陋”，但又认为竟陵派盛名之致必非无因，指出谭元春游记深得山水旨趣，书牍序言颇有意致，铭辞游记尤可取裁，“叙泉石之奇，能超形想；写友朋之乐，足散人怀”，得力于苏轼、郦道元甚多，谭元春还有古人之风，亮节直言，洁情远韵，因此，世人应平心观之[5](P917)。然而，李慈铭的评论终不能在当时“千喙一谈，竟从摈绝”的批评风尚中产生较大的反响。
二、20世纪竟陵派散文研究史概
清末民初是一个保守与激进冲突交织的时代，然而无论是思想激进者，还是文化保守者，都未能在竟陵派散文研究领域有所建树。南社奇才黄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但所著《中国文学史》论明代文章，盛赞明人制艺，对竟陵派之文弃置不谈。林纾接续桐城派之论，认为钟惺文章虽然简易，但能自圆其说，“唯时病流走，过目即逝，不复耐人寻绎，谓之轻可也，而弊尚不至儇”，谭元春文章拙劣，“极力摹古，追琢不至，乃时露丑态，则果轻而儇矣”[6](P100)。刘声木等人仍沿袭“亡国之音”的旧调来指责竟陵派，排抵之意更甚于林纾。可以说，明末清初以来对竟陵派散文的攻击，不啻于一种“捣毁”式的批评，使竟陵派成为明代文学研究史上一个难说的话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竟陵派散文研究带来新的历史契机，20世纪30年代明人小品争鸣的兴盛，促使竟陵派散文研究迎来300年来的第一次新生。
20年代，周作人、俞平伯、郁达夫等人重新审视竟陵派散文，使“千喙一谈，竟从摈绝”的批评局面开始有些松动。周作人是现代学界大力肯定竟陵派散文的先行者，早在1922年，他就开始收集谭元春、刘侗等人的材料，想从中寻求现代散文的历史源头，《陶庵梦忆序》说明代文学富于革新气象，公安、竟陵派是文学革新派，现代散文是“文艺复兴的产物”[7](P115)。1932年，周作人的有关评论结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指出中国新文学可上溯至公安、竟陵派，晚明文学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主张和趋势颇为相同，俞平伯、废名作品与竟陵派相似。第二年，郁达夫就撰文称赞周作人“以为近代清新的文体，肇始于明公安、竟陵两派，诚为卓见”[8]。林语堂撰文《新旧文学》，赞许周作人表彰公安、竟陵派，是真正找到了“现代散文之祖宗”。周作人等人大抵是批判桐城派之论，肯定竟陵派是继公安派之后的文学革新派，竟陵派散文“革新”的价值终不可诬。
众所周知，民国时局的动荡对传统文学批评具有较大影响。林语堂等人宣扬竟陵、公安的散文时，还借助传媒扬厉小品的幽默和闲适，对批评界造成很大冲击，加上明人小品出版风气日盛，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阿英、鲁迅、陈子展、朱光潜、郑伯奇等人密切关注现实，反对渲染闲适小品的风气，对周作人、林语堂评价竟陵派及明人小品的观点进行了批评。1933年9月，阿英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读〈狂言〉》，不赞同周作人所说的中国新文学源头就是明末散文。鲁迅反对把明人散文渲染成闲适小品，认为明末小品虽然比较颓放，但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9](P137)。陈子展批评的言辞远比阿英、鲁迅激烈，他相继撰写《道统之梦》、《文统之梦》、《谈钟伯敬》等短文刊于《自由谈》上，《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刊载于《新语林》，在《公安竟陵与小品文》一文中，他指出公安、竟陵小品散文成就很有限，就反复古一点而论，不必否认其多少有点和“五四”运动精神相似，但是论中国新文学源流，倘非别有用心，就不必故意杜撰故实，歪曲历史，说新文学运动是继承公安、竟陵而来[10[(P135)。这些批评直接向周作人发难。在《什么叫做公安派和竟陵派？他们的作风和影响怎样？》中，又说周作人把“五四”新文学看作继公安、竟陵“文统”而来，一人倡之，百人和之，于是两三年来有的翻印公安、竟陵的作品，有的畅论公安、竟陵的理论，“至今还在闹个不休”，更可笑的是“公安、竟陵本来是以诗成派，今人却标榜他们的散文”[11]。鲁迅、阿英等人指出竟陵派文章及明人小品不只是“闲适”之作，这有利于研究的深入。陈子展、朱光潜等人认为竟陵派散文不值得提倡，亦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小品论争和时局激变也促使周作人对竟陵派的评价发生变化，1936年，他在《梅花草堂笔谈》中主张读公安、竟陵之文首先要明了他们的运动意义，其次是考查成绩，最后才用高的标准来鉴定艺术价值，并提出反对“假风雅”[7](P136-137)。这场论争对20世纪竟陵派散文研究影响深远，后世学者们不断就此发表评论，形成了现代研究的一大特色。
如前所述，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肯定竟陵派的文学革新，大抵是将有关批评融入对新文学的倡导中。民国学者钱基博、陈柱、宋佩韦、方孝岳、朱东润未直接参与小品论争，但仍关注了这场论争，在各自的学术论著中表达了批评态度和立场。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全稿付印于1944年，明代部分采用1933年修订的第二稿，认为钱谦益、顾炎武、朱彝尊目睹竟陵派的流弊，故斥之如此，钟、谭皆一时名士，“惟其急于得名，遂不恤趋于旁蹊曲径。其从者乐其幽眇深邃，群起而争诵之，而钟谭之名成矣”。朱东润将钟、谭当作名利之徒，相信钱、朱诽谤的话。其实，钟、谭是淡薄名利的，相反，钱谦益的名利心更重一些。朱东润的批评大抵从钱、朱及《四库提要》而来。再如他指出“别趣奇理”四字是竟陵派病根所在，“评论诗文，必从此处着手，其弊不至鼠穴鬼国不止，牧斋之言，盖有见也”[12](P265-267)。陈柱《中国散文史》初版于1937年，相较朱东润继承清人的贬责之辞，立场和观点就更为强硬武断了，认为竟陵派“学太无根”，“苟非专研明代文学史者，皆可以勿论也”[13](P274)。陈柱鄙视竟陵派，或出于对小品之争纷杂的反感，也可能是由于在民族危难之时要鼓扬激亢的文风，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他没有读过竟陵派的集子，他的文学观和审美观也与竟陵派差异显著。钱基博《明代文学》比陈柱《中国散文史》早问世四年，其中对竟陵派却多了一些肯定的意思。钱基博继承清末李慈铭之论，反对纠结于桐城派的批评，认为钟、谭在晚明异军别张，钱、朱皆所不喜，遂以竟陵派为“谤府”，然而钟、谭“蹊径别开，蕲以幽冷救七子之绚烂，而为秀峭以矫公安之容易”[14]。不过，他又认为竟陵派散文的成就在唐宋派、七子派、公安派之下。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初版于1934年，谈及竟陵派，采取一种持中的态度，认为竟陵派发有妙论，但不足凭据，“当明末的时候那样风行一时，固不免太过，后人又诋毁他说他一文不值，也可不必”。他不赞同竟陵派人生观和文学观，认为伟大的作家“都是要和一切人类同好恶同歌哭”，钟、谭生性孤僻，“那未免领着一世人去索隐行怪了”[15](P22)。很显然，人的孤僻不是与生俱来的，钟、谭的孤介之气正是在明末恶劣政治环境下形成的，“索隐行怪”也非钟、谭的本意，对此，钟惺的《隐秀轩集》屡屡提及，方孝岳却未予重视。
从抗战爆发到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竟陵派散文研究大抵沿续30年代批评趋势，不过局面相当寂冷。值得一提的是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册的初版（1949年）和扩充再版（1958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续撰（1957年）。刘大杰反思30年代小品论争的经验教训，认为钟、谭想以幽深孤峭救公安体流于轻率的弊端，结果造成一种冷僻苦涩的诗文，流弊更重，但其反传统、反拟古的精神和公安派是相通的，散文形成一种新的风格，不同于应世干禄的文章或高文典册，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传统也很有不同[16](P933-934)。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及竟陵派诗文运动，认为竟陵派导源于公安派，“变其轻易为幽峭”，明末清初正统派攻讦竟陵，钱、朱以国运沉沦归罪公安、竟陵派，极尽诬陷之能事，然千古人的耳目又岂是几个正统派文人所能束缚得住的！钟、谭为竟陵派“大师”，所谓“以俚率为清真，以僻涩为幽峭”一类的批评，正应反面观之[17](P949-950)。刘大杰、郑振铎的评论可以视作民国研究的一个总结，并对80年代后的探讨具有不小的影响。
总体说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应运而兴的竟陵派散文研究，逐渐形成反对清代批评主流的庞大声势，相比清人“竟从摈绝”的批评，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民国学者个体文学观、审美观差异很大，他们对竟陵派的认识分歧也很显著，所以，民国时期出现了许多对立的批评观点。
60年代，竟陵派散文研究不仅未能在此前基础上取得突破，而且陷入狭隘的政治艺术批评范式，造成研究的“异化”。此期的批评大都指出竟陵派散文脱离现实，形式主义倾向显明，认为竟陵派为了造成“幽深孤峭”的风格，故意破坏语言的自然之美，刻意追求新奇，结果是似通非通，支离破碎。
笔者认为，现代学者长期轻视、误解竟陵派，有一个显著的时代因素使然。“五四”时期，一些学者喜爱激亢之音，鄙弃苦吟哀唱，追求一种悲壮的、大众的艺术风格，由此简单地将竟陵派归入旧事物而加以诋詈。追求壮美、宏大更是60年代批评者疏远竟陵派的重要动因，只要翻检此期有限的评论文献，就可看到其中大都带有“消沉”、“形式主义”、“鬼趣”一类的字样。
80年代初，伴随着思想界的解冻，不少学者觉得到了应该为竟陵派“平反”的时候了。1983年，吴调公《为竟陵派一辩》一文回顾清初以来竟陵派的研究状况，指出它命运多蹇，历史上的攻击、排诋、歪曲、挑剔，归根到底“一概表现了清初以来各种正统文艺观对一个作为‘异端’的文学流派的攻讦”，认为竟陵派的幽情单绪与晚明个性自由解放思潮是一脉相承的，竟陵派倡导“新隽”，具有革新的精神[18]。重新认识的口号提出来了，问题自然不会随之而解，吴调公上文就有不少误解，如把茅元仪、林章归入竟陵派，并遵循着划分阶级的批评观念和方法。此外，吴调公评竟陵派的意义还说：“但究其思想根株而言，主要还是以补救公安派的偏差和流弊作为出发点。”[19]这同样是轻视竟陵派的存在。90年代初，吴调公将公安、竟陵派喻为“晚明文艺启蒙曙色中的双子星座”，也可算作一种自我的“补救”。其实，早在1985年马美信就撰文提出异议，认为将公安、竟陵派相提并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二者存在“严重的实质性分歧”，吴调公称幽情单绪与个性解放思潮一脉相承，是对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误解，竟陵派“似鬼窟中作活”（宋荦语），它的取代公安派，“标志着晚明解放思潮的衰退和文学上复古主义的卷土重来”[20]。学术界争议相当激烈，竟陵派研究亟待更多关注，第一届竟陵派文学研讨会的召开和研讨论文集《竟陵派与晚明文学革新思潮》（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的出版，都是很及时的。
经过80年代的探讨和论争，竟陵派散文研究终于在90年代迎来它“迟到”的繁荣。有关竟陵派散文价值的争论仍在继续，不过学者们力图从多元的角度作阐释。刘明今认为公安派重趣，竟陵派重厚而轻趣，他们的性灵说在重视表达自我上是相近的，但二者反映了当时士人两种不同审美趣味，前者是开放的、积极入世的、展现生活情趣的，后者是内向的、避世的、静观默照式的[21](P525)。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的分析更具有新方法的气息，指出竟陵派从政治上收敛解放思想的锋芒，从文学上对“宁今宁俗”、“独抒性灵”加以补救，“企图以古雅之旧瓶装今俗之新酒”，以幽峭孤深、新奇隽永的小品文来折射幽情单绪的心态，但有时过分局限于幽独的感遇、僻涩的意境，“纤僻流为鬼趣”，弱化了文学领域中的解放思潮[22](P28-29)。综观90年代的探讨，不应否认，“多耳食而逞臆说”的现象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也意味着重新认识竟陵派，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三、竟陵派散文创作研究
散文创作研究是竟陵派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清人多不屑提及竟陵派的作品，现代学者目光多集中在钟、谭作品之上，或偶尔论及《帝京景物略》，至于竟陵派众多的其他作家作品，尚少有人问津。
钱基博未读到《隐秀轩集》，仅就钟惺《游武夷山记》评说：“洁情秀韵，颇工刻画，亦以幽秀孤峭，性与境称也。然有隽语而无快笔，不免失之枝碎；亦以生平著意字句，而无篇章之功也。”[14](P888)所谓有隽语而失之支离破碎，清末李慈铭已发此论。郭预衡《中国散文史》论钟惺散文，弃置“冷隽”、“支离破碎”一类的话语，力求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认识，认为钟惺的论史和游记很值得称道，后世专论其小品，其实论史更能体现钟惺人品和文品，而钟惺为人，以诗文度日并非其全部，要论全人，经邦济世之文不可不论[23](P265-268)。夏咸淳反对晦涩、幽僻之评，认为钟惺散文风格平淡简远，宛转曲折，是惨淡经营的一种结果[24]。吴志达认为钟惺一些文章简短有致，寓理深刻，曲折有韵，简洁清秀[25](P522)。钱基博批评钟惺文风不畅，气韵生涩。郭预衡主张应关注钟惺论史之文，转移了一个难说的话题。夏咸淳不谈生涩，而论宛转曲折。吴志达避开生涩之评，专谈简洁清秀。也有明确把生涩视作一种别样的文学情趣而论的，如陈少松认为钟惺散文意蕴深厚，语言生涩而别有滋味，这种“宁生而奇，勿熟而庸”的美学追求体现在散文语言运用上，往往打破常规，别创一格，在生涩中见出奇崛，读之如食橄榄，苦涩而有回甘[26]。
钱基博对谭元春散文评价较高，但基本上是继承了李慈铭的一些说法。郭预衡之论意在别开生面，认为谭元春文章不仅求奇，更在于求真，为文又主张自然，真率自然的文章不少，《袁中郎先生续集序》不仅有真情实意，也可见其人品识力，或论谭氏散文，专在游记，但其文章特色不在游记诸作[23](P269-273)。吴志达沿用前人“有句无篇”之评，认为谭氏一些游记冗长而少剪裁，就某些片段来看不乏特色，创造了幽深、朦胧的审美意境[25](P523)。
有关《帝京景物略》之评，最频繁的用语就是“奇怪”、“清隽”，前者多用作贬义，后者多用作褒义。郑振铎称它是一部奇书，“叙景状物，深刻而有趣。虽然不是像《洛阳伽蓝记》似的那末一部关系国家兴亡的史记，却是很着力写作的东西；不过有时未免过于用力了，斧凿之痕，明显得使人刺目”[17](P953-954)。刘大杰认为这种文体“确实有点怪僻，无一难字，无一典故，无一经文，但读去总觉得有些不顺口，要稍稍细心，才可体会。前人指的幽深孤峭，就是这一类的文章”[16](P936)。夏咸淳认为它好像一组新颖别致、冷艳幽美的风景画，描写精细，色彩强烈，语言短而隽、奇而活，惟斧凿之痕较重，未免僻涩[24]。郭预衡认为它在明代游记中别具一格，作者凡遇可愤可叹之事，随笔及之，此亦其特点，清人纪昀谓此有乖体例，则属偏狭之见[23](P316)。
四、有关竟陵派散文研究的几点反思
近400年竟陵派散文研究形成了多种批评的范式，概而言之，有以下几种：一是“矫弊说”，认为竟陵派因矫公安派浅率之弊而生，倡导幽清孤峭。明末此说即流行一时，钱谦益、朱彝尊等人不否认此说，清代批评家和现代学者多承绪之，但是对“矫弊”的价值评价有所不同。二是“对立”说，认为七子派模古，其弊已极，竟陵派继公安派倡导文学革新，与七子派构成一种对立。此说亦产生于明末，在20世纪最为流行。三是“互补”说，认为公安派矫复古之弊而陷入纤佻，竟陵派文学主张与公安派、七子派构成一种“互补”的关系。此说在当代有不少信奉者。四是“亡国之音”说，认为竟陵派堕入“鬼趣”，诗文是“亡国之音”，钱谦益等人大张其说，有清一代，竟陵派未能逃出亡国罪人的恶谥，20世纪初，刘声木等人还坚持这种看法，30年代后，此说受到强烈的批判。五是“脱离现实”说，认为竟陵派散文远离现实，是一种消闲的文学。明末几社最早提出这种批评，此说在清初和20世纪30年代都有不少信奉者，到了60年代，还演变成为一种主流的批评，80年代后始受到较多的批判。六是“格局狭小”说，认为竟陵派不走唐宋八大家的路子，别开门径，但其门径已小，路子越走越窄，清代批评家肯定唐宋派，鄙夷竟陵派，实际上已包含了这种意思，现代学者方孝岳等人对竟陵派散文格局不大也提出了批评。七是“革新”说，认为竟陵派是晚明文学革新派，他们的文学思想和散文创作，代表着文学革新的潮流。此说与“对立”说有相通之处，不过，更强调了文学革新的价值，此说经周作人、林语堂、刘大杰的鼓扬，成为20世纪竟陵派研究的一大特色。八是“保守”说，认为竟陵派思想较保守，它的取代公安派，体现了晚明进步思潮的衰落。此说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成为论争的焦点。从以上诸说，我们不难理解，近伽年竟陵派散文研究是何等的复杂多变了。
20世纪竟陵派散文研究总体成就超越前代，但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是不读作品而滥发议论的习惯，30年代，陈柱、朱东润等人发表对竟陵派的看法时，就未曾读过竟陵派的集子，而且这种批评习气一度流行，形成“多耳食而逞臆说”的批评风气。显而易见，这对研究是很不利的。其次是研究者受种种批评范式或狭隘政治观念制约，对竟陵派提出许多苛责之论。前者如局限于钱谦益、朱彝尊批评范式。钱谦益以力挽大雅自任，论文讲求雅正宏大，认为竟陵派拯公安派之弊，矫以孤深幽峭，复陷于“幽独”、“鬼趣”，朱彝尊步其后尘，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批评理论。现代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未真正走出钱、朱的批评模式。后者如60年代的研究，陷入一种政治化的批评范式，肆意给竟陵派散文张贴“形式主义”、“唯心主义”一类的标签。再次是研究者轻于探讨竟陵派散文的创作，不仅竟陵派大量作家作品少有人关注，就连钟、谭散文创作的探讨，也为数不多，这不能不说是现代研究的一大遗憾。
从上所述，近四百年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与竟陵派散文的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是很不相适应的。在明清散文研究有待深化之际，我们提倡对竟陵派进行多元的批评和研究，拓展研究的视野，摆脱一些陈旧的批评范式；密切关注散文创作，避免侈谈理论；深入分析探讨竟陵派与晚明社会的关系，综合考察竟陵派的历史、哲学、文学思想；加强竟陵派作家个案的研究，在探讨钟、谭散文的同时，对蔡复一、沈德符、于奕正、刘侗、沈春泽、徐波等人的思想和创作进行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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