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探析
——以中国城市为视角
韩德睿
内容提要 ：国际社会长期受困于全球危机和全球挑战应对能力的缺失，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似乎存在着困境，这为城市在民族国家所留下的治理空白中发挥新的作用提供了可能。城市是具有战略治理能力的地理单元，城市有能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区别于国家的重要作用。在国际市场供应链、国际公共物品供给和城市外交三个路径探析中，中国城市展现出了参与全球治理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城市参与全球治理对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 ：城市；全球治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引言
城市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跨境外交执行者的角色，城市正在改变区域和全球经济的图谱，对化解不断出现的人类生存环境危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依靠先天优势，不断吸引资源、积累财富、外溢价值，使其权力在国家之下各级行政单元中凸显。过去20 多年，城市化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大量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促使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了巨大革命。① John Friedmann,China’s Urban Transition, 1st edi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5,pp.4-6.全球化时代，中国城市不再独善其身，它们有义务积极向世界传播自身价值，积极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积极参与国家主导下的全球治理。基于此，本文提出和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城市通过何种路径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城市参与全球治理有何现实意义？基于这两个问题，文章将在第二部分探讨城市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在第三部分探讨中国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在第四部分分析中国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意义；最后是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从城市到“全球城市”：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思考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经常被人指责，认为它是人类应对全球挑战能力不足的一大主因。西蒙·柯蒂斯（Simon Curtis）指出，长久以来，国际社会似乎对如何疏解集体政治秩序困境存在分歧，国际社会似乎没有能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移民以及国际金融脆弱性等跨国挑战，国际社会的结构性特点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障碍。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城市作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重新出现。柯蒂斯基于宏观视角认为，城市在各民族国家所留下的治理空白空间中发挥了新的治理作用，城市对新兴全球治理结构的贡献将会是未来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是新形式全球秩序的一部分。① Simon Curtis,“Cities and global governance: State failure or a new global order?” Millennium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6,Vol 44,No.3,pp.455-477.迈克尔·阿库托（Michele Acuto）从微观层面关注了城市领导者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他总结出5 类城市领导者影响全球治理的机理，包括：促进监管和集体行动制度；促进政府路线与公共—私人治理结构的混合；促进跨国联系，使其他政治行为体更广泛接触；促进全球和地方法律秩序之间的规范性调解；积极塑造国际事务的“日常方面”。② Michele Acuto,“City Leadership in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Vol.19,No.3,2013,pp.481-498.两位学者都认为，城市（尤其是全球城市）是当代世界政治事务有影响力的存在，它们有能力建立政治意愿，塑造全球化进程。③ Michele Acuto,“Global Cities: Gorillas in Our Midst,” Alternatives: Global,Local,Political, Vol.35,No.4,2010,pp.425-448.
在人类追求生存和塑造社会的过程中，经常以聚集共生的形式回应单一个体利益的最大诉求。不断的聚集导致特定区域人口增加，基础设施完善加快，地域生产力升级，经济规模空前，并逐渐形成了该区域和其周边区域的发展失衡状态。由此，该区域的权力不断扩大，一个广域的权力集中节点形成。田昌五和臧知非指出，中国早期的国家是以“一城一国”的形式存在的。为了一国之君的统治地位在政治上得到维护，礼法规定新建立城邑的规模必须亚于国君所居住的城邑。① 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 页。 这样一来，国都的权力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严密且不可超越的城市等级秩序。“国家政治权力的严密结构”正是这种城邑政治等级秩序的直接来源。② 姚尚建：《城市权力的逻辑展开》，载《学习与实践》，2014年第4 期，第69—75 页。
旅游业是一项关联度极强的经济产业，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商城县政府对旅游业发展的引导主要体现在对旅游业相关政策与法规的制定上，从战略高度提出一些针对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具体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最终形成一套科学完备并有利于实施的政策保障体系。
在古希腊时期，这种“一城一国”的特点尤为突出，城邦是雅典和斯巴达人“意构”出的最高国家形式。到了中世纪欧洲，威尼斯、热那亚以及弗洛伦萨的城市间的政治几乎主宰了整个意大利半岛。③ 汤伟：《超越国家?——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8 期，第19—27 页。 随着人口增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具有国家“意向”的城市权力终将不能企及国家权力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彻底改变了国际体系的运行方式，国家终于成为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城市孤立一隅或是基本孤立，它们对相邻的经济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无法从中汲取力量，领土国家将不得不接过它们的任务。”④ ［意］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7 页。 然而，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不断改变着国际秩序的构建方式；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机构利用其政策、程序和规则参与全球治理，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远。这说明，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参与不仅限于国家，而是由相互依存、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以及超国家限制所共同驱动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当治理一词的使用更加普遍时，“治理”并不会预先判断真正决策权威的地位或者性质。⑤ Michael Lofchie,“Perestroika without Glasnost: Reflections on Structural Adjustment,in Beyond Autocracy in Africa,” Conference report from the Inaugural Seminar of the Governance in Africa Program ,Carter Center of Emory University,Atlanta,Georgia,February 1989.所以，虽然早期的城市不具有治理的权威和地位，但城市一旦具备了这些要素，将不得不参与到全球治理中。
虽然早期的城市研究受制于人口和空间的固有自然力量，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城市研究将城市的形成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联系起来。城市更多地被看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特有的社会力量产物；阶级冲突成为城市演变的研究新视角。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使城市的世界性研究进入大众视线。他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World City Hypothesis）”，让人们认识到世界经济中的城市以及这些城市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其后，丝奇雅·萨森（Saskia Sassen）将“全球城市（Global City）”概念引入到城市研究中。萨森的全球城市理论框架和弗里德曼的主要区别在于，萨森强调全球城市的“跨境动态（Cross-Border Dynamics）”，通过这些动态，世界各地的全球城市形成了一个战略跨国网络（Strategic Transnational Networks）。萨森还强调了跨国公司总部和其配套服务行业对全球城市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全球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指挥和控制功能。萨森对全球城市的研究十分全面且有张力，她不仅通过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全球城市，也通过政治和权力的视角来解构全球城市和国际秩序的关系。
虽然中国城市要考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但是，全球治理战略不仅需要国家层面整体构想，也需要地方层面的切实配合。中国城市依托国家整体全球治理战略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有着积极意义。中国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意义在于：它是“一带一路”倡议实践的推进节点，同时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沟通节点。
作为次国家层面的治理主体，城市显然不同于国家对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汤伟认为，世界城市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方式主要有三种，包括：利用自身的创新实践和制度能力以及世界城市网络节点的位置性权力与各类行为主体一道构建秩序化的跨国关系；利用自身的世界精英聚集地的优势，积极影响全球事务的处理；利用自身的“微观政治过程”和国际宏观趋势进行联系，推进、支持或者阻碍跨国政治议程。① 汤伟：《世界城市与全球治理的逻辑构建及其意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 期，第97—116 页。 李昕蕾认为，城市拥有更多的可以直接利用的地方性权力来供给治理中的公共产品，并且全球治理权力的下放和分散配置有助于激励城市把私人物品的供给转变成用于解决当地问题的公共物品。② 李昕蕾：《跨国城市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自主治理”的视角》，载《国际观察》，2015年第5 期，第104—118 页。
三、中国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探析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开展和实践都寓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总战略之下。① 蔡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问题与新关切》，载《学术界》，2016年第9 期，第5—14 页。 中国城市也包含这项战略，并顺势融入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总战略之中。
（一）中国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市场供应链路径
随着国家间贸易通过边境直通到城市，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贸易通道，边境海关反而对这种贸易起到了拦截阻挠的作用。世界主要城市和大都市区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全球投资界与国家之间的门户；全球投资流为城市带来了新的产业和能力，同时这些城市也将这些资金外溢到其所在国家的其他地方；跨国公司总部和分部的聚集更加巩固了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世界中最大的城市地区催生了近三分之一的全球产出，而这些城市地区人口只占到世界总人口的13%。一个涵盖了几乎全球经济的世界城市网络随着交通方式和信息传播的革命被编织而成。世界城市网络既可以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变量，也可以成为无政府性全球治理的新型治理主体。世界城市网络成为全球治理主体的可能值得未来继续探索。那么，中国的城市是否存在于世界城市网络之中呢？
布鲁金斯学会与摩根大通联合发布的报告《重新定义全球城市》中，将长春、长沙、成都等22 个城市列为其全球城市定义中的“中国工厂（Factory China）”。这些城市都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人口的聚集中心，也是中国工业革命地域多样性的良好代表。这个等级的城市制造业总额占整个中国的三分之一。这些中国大都市地区作为国际制造业供应链中的节点，源源不断地向发达经济体消费市场提供货物。诸多跨国公司如联合利华（合肥）、固特异（大连）以及三星（东莞）等都在这些城市中布局了制造业务，数百万中国家庭因为这些跨国公司的布局进入到了中产阶级的行列。② Jesus Leal Trujillo and Joseph Parilla,Redefining Global Cities: The Seven Types of Global Metro Economies ,2016,Washington,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JP Morgan Chase.这样的分类与传统的全球城市研究截然不同，但更加符合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特点，即全球经济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单独产出。这种全球城市的重新定义也符合治理理论中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结构随着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而转型的特点，① 陈伟光：《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载《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2 期，第53—61 页。 西方世界已经意识到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而将众多中国城市纳入到全球城市的范畴，恰恰说明了中国城市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巨大影响。
如此众多的国际制造业供应链节点以及跨国公司布局，说明全球经济越来越注重中国市场的贡献，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城市对全球经济的重要影响。全球经济治理或许是最需要中国参与的治理形式，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或许也是最迫切的。这种双向利益需求给了中国城市发挥治理能力的契机，随着国际经济结构变迁和国际秩序转型，中国城市将会得到更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机会，在世界城市网络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中国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公共物品供给路径
与国家对国内公共物品的需求相同，国际公共物品能否持续不断的供应是国际秩序保持稳定的重要前提之一，而主导国际公共物品供应渠道的国家必定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规则产生深远影响。蔡拓认为，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管理以及使用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径和手段。② 蔡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问题与新关切》，载《学术界》，2016年第9 期，第5—14 页。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两级格局瓦解，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特点日益凸显，依托国际公共物品供给而维持自身霸权地位和保持霸权稳定的难度越来越大。吴志成和李金潼进而指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已变得更为多样，既有实力超强的大国供给也有国家间或国际组织合作供给，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企业或个人等也在当今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重要作用。”③ 吴志成、李金潼：《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视角与实践》，载《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5 期，第111—124 页。
从弗里德曼和萨森的研究不难看出，全球化使“城市”概念从点向面展开，其影响面积的扩大使得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越来越与国家契合。城市不仅被看作是后福特主义经济的平台，也是跨国公司经营的重要节点，是高等院校、高科技产业以及各类服务部门的群聚地。城市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全球和跨国网络中。城市和其他次国家行为体已经证明了它们在推动全球化中的战略地位。一个全球化的城市不应被视为一个地理单元，而应是作为一个自然资源、服务和人员流动相交的广义空间。一系列事实也证明，城市已经介入到了全球事务当中。例如，百年奥运会和世博会历史就是各个城市为世界各国提供展示平台的历史。如若没有城市这样一种平台，各方元素的聚合将极难实现。位于纽约和其他城市的联合国以及各种国际组织对全球事务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位于伦敦、东京以及洛杉矶的跨国公司总部时刻控制着全球资本的运作，一个简单的提案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那么，中国的城市在参与全球事务过程中是否形成了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这就需要对中国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进行分析。
由于城市缺少国家那样庞大的税收体系、风险承担能力和更加多样的权力来源，城市供给全球公共物品的能力必定不及国家，城市在提供公共产品后需要更多地考虑到自身的收益，这种收益既包括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包括城市政府在整个国家行政体系中获得的中央政府的评价。而这种微观收益的考量，大大限制了城市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意愿和能力，也从侧面将城市和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区分开来。所以，城市在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角色将只能是国家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布局中的物理节点，它的功能将更多侧重于承载性。
每年，中国城市都需要承载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整体布局的会议职能，为国家提供同世界各国一道制定国际规则的公共场所和公共平台：从首次开行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了14691 列，联通了中国62 个城市和欧洲15 个国家的51 个城市，铺行的路线达到68 条；③ 《2019 第一届国际物流企业峰会暨中欧班列发展论坛圆满落幕》，2019年6月24日，中华网，https://tech.china.com/article/20190624/kejiyuan0129315374.html，访问日期：2019年6月27日。 中国正积极推动泛亚铁路建设，通过铁路线连接昆明至老挝，并且进一步延伸至曼谷、吉隆坡，最后到达新加坡。④ 《盘点中国五大“影响深远”的国际基建项目》，2017年9月20日，BBC 中文网，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1331202，访问日期：2019年6月27日。 “一带一路”倡议指出，应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等经济开放程度高和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要充分发挥深圳、广州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带动整个海上丝路的发展。⑤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3月30日，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xxfb/201503/20150300926644.shtml，访问日期：2019年6月27日。 由此可见，无论是会议平台还是交通承载，都体现出中国城市辅助国家政府参与全球治理，帮助国家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
近年来猪传染性胸膜肺炎成为生猪养殖产业具有极大破坏力与危害性的呼吸道传染疾病，该疾病主要借助呼吸道进行传播，具有发病快、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等特点，在生猪发育到5-15周时达到爆发高潮，致死率高达60%-100%，造成生猪大量死亡，使得养殖场的经济受到重创。
（三）中国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城市外交路径
赵可金认为，城市外交就是“城市化进程推动城市深刻地嵌入到国家体系、国际体系和全球体系之中，从3 个体系中获得了专业化的外交功能，逐渐依托城市耦合为一种成熟的新外交体系”。① 赵可金：《嵌入式外交：对中国城市外交的一种理论解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1 期，第135—154 页。 也有学者指出，城市外交是城市为了代表城市利益，在国际政治中发展与其他行为体关系的制度和过程。② Rogier van der Pluijm and Jan Melissen,“City Diplomacy: The Expanding Role of Cit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1,No.3,2007,pp.599-601.汤伟认为，城市外交有三种操作模式，即国际友好城市、城市协作平台以及国际组织的嵌入。③ 汤伟：《发展中国家巨型城市的城市外交——根本动力、理论前提和操作模式》，载《国际观察》，2017年第1 期，第84—96 页。 城市外交更多地通过公共外交式处理与他国或者他国城市的外交事务。城市通过城市外交参与全球治理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通过城市外交实践产生的不同于国家间外交规则来影响新国际规则的制定；通过跨越国家边界的城市外交连线推进全球治理的本地化，使全球治理范围更加广阔、更具精度；一个遍布全球的城市外交网络可以填补单一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空白。
（1）年龄40岁以上男性；经病理学明确诊断为前列腺癌；（2）符合CRPC诊断标准，应同时具备以下3个条件：①血清睾酮达到去势水平（＜1.7 nmol/L）；②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进展：间隔1周连续3次PSA上升，连续2次较最低值升高50%以上，且PSA升高绝对值＞2 μg/L；③影像学进展：骨扫描发现2处及以上的骨转移病灶或符合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RECIST）的软组织病灶增大。
其次，中国城市是“一带一路”倡议公共外交的推进节点。“一带一路”倡议的走深走实不能只依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经济路径，还需要国家政府层面的外交辅助，二者须相辅相成，才能维护“一带一路”倡议的海外利益。“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城市应利用次国家行为体身份，灵活开展城市外交，通过与其他沿线国家的城市外交实践产生不同于国家间交往的规则，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供更加务实且符合双边利益的国际规范建议。还可以通过跨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边界的城市外交连线，推进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本地化，使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为人熟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范围更加广泛，我国城市和他国城市外交网络将逐渐形成，这一网络又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铺设一条全新路径。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城市公共外交也可以在西方国家“债务陷阱论”充斥国际舆论时发挥特殊作用，通过更加精准、低层级的交流对话消除沿线国家的疑虑。
四、中国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意义
逐层培训。教学知识生成、教学技能养成、教学能力发展分别有着自身的内在规律。不同培训阶段、不同培训层次，培训要素不同，培训遵循的规律也就不同。工科新教师培训，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应根据培训内容采取不同的培训策略。例如，教学技能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反复多次强化才能形成。在教学技能训练阶段，工科院校要给予工科新教师较长的时间与较自由的空间。工科新教师必须亲自动脑、动手，多次反复强化训练多种教学技能，用学校给予的时间与空间换取教学技能的生成。
首先，中国城市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推进节点。“一带一路”倡议具体城市规划中指出，要在西部地区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西宁、兰州的开发和开放，与沿途其他各省市形成一个面向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的商贸物流枢纽和重要产业以及人文交流基地；要推进北京至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②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3月30日，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xxfb/201503/20150300926644.shtml，访问日期：2019年6月27日。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要统筹规模、空间和产业三大主要结构，提高城市工作的全局性。要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明确我国的城市发展功能定位。③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2015年12月22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2015-12/22/c_1117545528.htm，访问日期：2019年6月27日。 可见“一带一路”倡议在向外辐射的过程中离不开中国城市的承载功能和节点功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既需要理念也需要实体支持，中国城市和分布于其中的跨国企业正是这样的实体。
（一）中国城市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节点
作为一个新兴的负责任大国，中国正努力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①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2015年10月13日，新华网，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3/c_1116812159.htm，访问日期：2019年6月27日。 中国城市应该发挥次国家行为体优势，积极配合国家层面的全球治理参与行为。正如蔡拓指出，“治理在国内层面要区别于政府的等级制和强制性的管理体制，在国际层面则要从价值和观念上倡导全球主义，从而与政府中心、国家主义的价值理念区分开来”。① 蔡拓：《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当代中国两大战略考量》，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 期，第5—14 页。 基于此，本文将从影响国际市场供应链的路径、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路径和城市外交三个方面来阐述中国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可能。
白粉虱又称小白蛾子，其成虫和若虫群聚在西葫芦叶片背面吸食汁液，使叶片褪绿、变黄、叶片萎蔫，甚至全株枯死，降低产量和品质。白粉虱还能传播病毒病和分泌大量的蜜露污染叶片和果实。
中国城市已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城市外交网络。世界上136 个国家的城市与我国城市建立的友好关系达到了2571 对，④ 《中国国际友好城市（省州）增至2571 对》，2018年11月16日，大公网，http://www.takungpao.com/finance/236132/2018/1116/206164.html，访问日期：2019年6月27日。 几乎每个省都建立了“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外事侨务办公室”，众多城市也设立了市一级的外事办公室，配合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我们应认识到，城市外交和公共外交对国家传统外交的支持作用相同。中国城市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文化传承；中国的城市建设规模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更大，拥有独特的大城市治理经验。这些能展示城市治理能力的元素有助于减少各国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不足的偏见。
（二）中国城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沟通节点
对“共同体”的解读有很多种。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共同体”是一个让人感觉非常愉悦的词语。人们总是认为，“共同体”是个好事物，如果有人没有置于共同体当中，人们就会觉得他偏离了正确轨道。但鲍曼同时又指出，“共同体”不是一个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个我们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未来。① [英]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 页。 多伊奇等人创建了“安全共同体”的概念，他们将其定义为由“共同体意识”整合的“一群人”，且这群人秉持的观点是：共同的社会问题必须通过和平变革进程来解决。② Karl Deutsch.et a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In Andrej Tusicisny.“Security Communities and Their Values: Taking Masses Seriousl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8,No.4,2007,pp.425-449.安德森认为，民族就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之内个体间虽不识彼此，但是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存在于每个个体当中。③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edition,London,Verso,1991,pp16—17.习近平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参与全球事务经验的提炼，蕴含了深厚的东方智慧。
首先，中国城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各国人民的沟通节点。高奇琦认为，“人的流动能够促使发展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更加均衡化，同时也能带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了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在“全球发展要素均等化配置的过程”中扮演独特而重要的角色。④ 高奇琦：《全球治理、人的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 期，第30—45 页。 中国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沟通的桥梁，在这座桥梁上，留学生群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根据中国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中国已经成为了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并且生源层次提升显著。2018年，共有来自196 个国家和地区的492185 名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高等院校学习，比2017年增加3013 人。其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85062 人，比2017年增加12.28%。① 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2019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门户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访问日期：2019年6月 27日。 因为中国有能力接收留学生的大学大多集中在城市之中，所以，外国留学生到达中国之后生活和学习的地点基本集中于城市。而顶尖大学和大城市更是留学生的首选，例如，仅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留学生人数就占到留学生总人数的28.9%。各国留学生在中国城市中接触中华文化，在中华文化内互相交流和学习，逐渐形成一个寓于城市之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次，中国城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各国文明的沟通节点。虽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但他同时也认为，未来的世界将不会由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构成，而是由多个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共同构成。② 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72,No.3,1993,pp.22-49.冲突不会导致一个文明的毁灭，共生共存将是世界各文明相处永恒的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希图中华文明凌驾于世界其他文明之上，而是希望中华文明成为世界各个文明沟通的媒介和平台。上海世博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各个国家通过世博园这个平台，开放包容地进行文明间的沟通，世博园就可以称为一个“人类共同体”，上海这样一个全球城市因此起到了文明沟通节点的作用。此外，在中国各个城市的博物馆经常可见世界其他文明的文物或艺术展览，通过城市这扇窗口，各国家和民族向中国传播本文明的历史和价值观，而中国城市起到了承接和传播的作用。城市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层级，城市的出现使得人类文明有了一个向外部扩展的据点，也有了一个继续传承的固定区域。未来的中国城市也将会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外扩展和传播人类共同精神的崭新平台。
五、结语
西蒙·柯蒂斯在他的文章《城市和全球治理：国家的失败还是全球新秩序？》中指出，国家、城市和其他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或许正在被重新校准，近几十年来城市的复兴是国际社会结构转变的结果，它引出了我们对城市与国家关系以及全球秩序新形式的重新思考。③ Simon Curtis,“Cities and global governance: State failure or a new global order?” Millennium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6,Vol 44,No.3,pp.455-477.萨森在她的文章《城市可以帮助我们黑掉权力系统吗？》阐述道，“民族—国家”的体制正在失去它们曾经主导控制的领域，一种长期存在于世界中的秩序正在改变。在帝国和民族—国家部分解体的背景下，城市逐渐成为创造新政治秩序的战略要地。即使这种秩序不需要全部的改变，也依然对当今时代具有重大意义。在过去，国家法律和法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今天，城市在世界中独特的战略角色使得城市法律越来越被人们重视。有的城市环境保护法律要比国家环境法律严苛得多。① Saskia Sassen,Can Cities Help Us Hack Formal Power Systems? Urban Next ,https://urbannext.net/cancities-help-us-hack-formal-power-systems,访问日期：2019年6月27日。例如，山西太原为了摆脱严重的城市污染问题，出台法规将整个城市八千多辆燃油出租车全部更换成电动出租车。
“青楞”特别喜欢欺负村里的老实人，自己喂的牛经常吃别人家的庄稼，还死不认账。2004年，“青楞”家喂养的狗咬死了张新富的羊，张新富年纪较大，前去讲理，结果“青楞”死活不承认狗是自己的。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诬陷“青楞”，张新富跪立在“青楞”家门前“赌咒”，“青楞”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坐在自家房间里与儿子喝酒聊天。烈日当头，不料张新富突发脑溢血身亡。为了及时解决纠纷，防止门头闹事，村干部请来派出所的民警调解纠纷，“青楞”最终向张新富的家属赔偿了3000元。
城市超越国家的假设虽然还在被学者们不断讨论着，但城市参与全球治理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推进过程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同时进行，中国城市虽不会在治理行为上超越国家，但是，有义务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建言献策。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需要多元化的治理方案，需要多元治理的支持。中国应该有意识地汲取城市在国际交往中所展现的新经验，中国城市也应该着力提高参与全球治理意识，扮演国家参与全球治理辅助器的角色。在未来，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群的完善，中国城市必定会更多地介入到全球治理事务当中。
第二阶段，动物是作为灵物受到崇拜的。动物不再是人的祖先，但因为它具有某种人特别向往的本领，因而被人看成灵物。这个时候，动物不是人，是神。
作者简介 ：韩德睿，吉林大学行政学院2017 级博士研究生，美国南加州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和全球气候治理。（长春，130012）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2096-4536(2019)05-0044-12
（责任编辑：顾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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