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与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文化与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全球出现所谓“意识形态的真空”，但这种“真空”很快就被多极化的 政治势力所填充，成为多元文化思潮竞逐的场域。一方面是市场经济模式、信息网络、 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另一方面则是民族意识和区域意识的空前觉醒和加速 扩散，各民族国家越来越重视和守护“本民族的族别属性”，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和国 家主权。(注：宋国诚：“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理论旅行及其中国化”，载《中国大陆 研究》，2000年10月，第19页。)这个时候，亨廷顿指出，在诸文明的政治中，“非西 方”文明的各民族和各政府不再是作为西方殖民主义目标的历史客体，而是与西方一起 成为历史的推动者和构成者。(注：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 ，载《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
因此，以“民族特色”为口号的“第三世界批评”成为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合法化依 据与必然策略，一方面张扬民族主义可以成为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好借口；另一方 面由文化民族主义带来的自给自足或寻找“自我现代化”路径的口号成为加入现代资本 主义世界体系最富吸引力的一种权力运作方式。(注：张兴成：“跨文化实践中的东方 主义话语”，载《二十一世纪》，2002年6月号，第70页。)就是说，随着冷战的突然结 束，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爆发，这直接地、并且不可避免地使国际关系学者们重新思 考世界事务中“文化”和“认同”(注：“认同”和“文化”是种族划分(边界的结构和 内涵的产物)重要的方案基础。反过来，边界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国际关系理论恰 好又被描述为“跨越边界的关系理论”。)的理论地位。也就是说，近几十年来，国际 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因素，因此仅仅从权力理论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角 度去认识当今世界的格局是不够的，应当考虑“文化因素”。冷战后的世界，权力因素 依然重要，但权力的重要性与过去相比却有所下降，文化的因素在国际生活中所起的作 用日渐加大。
一、文化与认同
冷战后，“文化”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国家实力加以考虑。文化一般有“整合”和“认 同”的功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是文化整合、共建群体文化意识和价值参照系 统的过程，是国内人们对共同体形成“文化认同”的过程。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其力 量的凝聚不仅需要资源、体制和权力作为保障，而且更需要精神的整合。现实主义大师 摩根索也认为，国民士气以公众舆论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无形的因素，没有它的支持，任 何政府，无论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即使能够实行自己的政策，也无法充分有效地实行它 。(注：杨阳：“浅析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4期 ，第39页。)
文化和认同并不是同形的(isomorphic)。尽管文化很有代表性地提供了描绘“认同群 体”所必需的符号素材，但认同群体并不总是构成单独的文化。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 虽然因为每个认同都为个体或社会履行着不同的重要功能，认同常常是保持不变的，但 文化可能会改变。(注：优素福·拉皮德(Yosef Lapid)：“文化之舟：国际关系理论中 的回归和启程”，转引自优素福等主编：《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1页。)总之，文化和认同都是在不同的时空 下顺应民族、族群的需要被建构、塑造出来的。
(一)文化与权力
文化工业的出现，表面上是文化与经济形成一种互动关系，而与政治控制和教化的目 的渐行渐远，但文化不只是消遣与消费，在文化呈现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对民族国家的 人民进行价值观的塑造。早期，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化扮演着宣传者、教育 者的角色，发挥着塑造意识形态的强大作用。不管文化一词是用于原始社会、整体文明 世界或者民族，它们强调的是其“多样性”和“差异”。(注：史华慈(Benjamin J.Schwartz)：“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和比较文化研究”，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2月号 ，第18页。)因此，文化的扩散、模仿、延伸、深化与文化基础结构的建立可能是一种 有企图的统治策略的一部份。(注：David Held,Anthony McGrew,David Goldblatt,Jonathan Perraton,GLOBAL TRANSFORMATION:Politics,Economics and Culture(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1999),p.334.)
重新思考文化的概念和它的政治涵义，不但要阐明特殊团体或阶级在历史和社会情景 中所产生的独特经验和实践，将文化当作一种“活生生的经验”，更要将它们连结到支 配的权力运作，把文化当作“活生生的对立关系”，处于一种同时限制与促进人类行动 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形式中。这些“活生生的对立关系”使得文化不只是在表达某个 既定社会和经济范围之内制造出来的经验，更涉及“权力”和“斗争”所传递的对立经 验，而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对文化的限制和干预只是局部的。
季胡(Giroux)认为，传统的文化观念去除了阶级、权力和冲突等观念。然而，事实上 ，文化中充满既定社会中权力使用的方式，经常把特定社会实践的事件和观念客观化， 而成为维护现状的借口。因此，文化的观念必须重新定义，承认“文化”和“权力”无 法区分，以使文化政治化，才能发挥文化的生产性功能。(注：周佩仪：《季胡(Giroux )课程理论之研究》，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1999年，第109—111页。) 爱德华·汤普森认为，文化植根于人群集体的经验，为“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两 者互动之结果。在他心目中，文化是复数，而非单数。文化与文化之间、群体与群体之 间，存有竞争与冲突，因此，文化不是单一方式的表相演变，而是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 竞争与冲突。(注：洪镰德：“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理论”，载《传播文化》，1999年第7 期，第12—13页。)
(二)认同
“认同”(identity)理论是美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家埃里克松(1902—1994)的重要理论 贡献，提出于50年代初期，后被其本人及其他学者广泛运用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 等领域的研究，并且极有成果。(注：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 性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75页。)“认同”一词常出现于心理学 研究的范畴之内，主要在说明“个人”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归属问题，阐述个体内在的情 感依附、态度倾向和外显的行为表现，并解释价值观念和行为之间的连结关系，借着参 照团体之特质予以内化，形成对人格长久的影响。因此，从心理学观点在探讨认同的概 念时，有二个重点：第一是认同的形成乃是“后天环境”塑造的；第二是在形成认同的 过程中，参照团体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简单地说，环境因素和参照团体的呈现，构成 了认同形成的主要因素。(注：杨顺富：“国家认同多重面向之分析”，载《中山学报 》，2001年12月，第176—177页。)
事实上，认同就是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即回答和解决“我是谁”这一问题 ，而与此相关的，就是“族群”问题。主要由以下一些互有联系的问题组成，如我曾经 是谁?我想成为谁?我的自我认同是否获得人们的承认?人们将我指认为谁?我的自我认同 与社会承认之间具有何种关系?等等。在埃里克松看来，正是人的认同决定了他的生存 感。因此，寻求认同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证明，正是生命个体在其一生中的每一个时期都 不可或缺的重要关切。(注：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 ，第75页。)
认同不仅是对自己情感归向的“发现”，更是学习的结果。“主体”为了生存而内化 “重要他者”之习惯、态度与行为的表现是认同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弗洛伊德对心理学 最大的贡献，便是指出认同之起源与其发展过程的矛盾性，(注：它首先是一种恋慕， 而后却是排斥。)直到建立超越其原先认同之“他者”的信心之后，“主体意识”才算 完整。(注：参见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叙述。弗洛伊德认为，小男孩的第一个认 同的对象是母亲，之后却因为发现两者生理结构的不同而对她产生排斥感。最后，在向 具有同样生理构造却更强势的父亲认同并获得超越他的权力后，完全自己的人格。)在 如此定义下，弗洛伊德不仅在强调“环境”对“主体认同”的影响力，更肯定了主体于 各种环境下的“能动力”。不仅是建立新认同以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还包括当环境与 其原有之认同相抵触的时候，捍卫自我主张的魄力。也就是说，认同可以随着人生历练 的不同时期而改变，直到主体满意其所处状态为止，而此种满足又稳定的心理就是安全 感的重要基础，也是决定“主体”能否获致幸福的关键因素。认同感的强化将使主体拥 有较高的行动能力，反之，涣散的认同意识将使其因为承受过大的心理压力而崩溃。( 注：William Bloom,Personal Identity,National Identity,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50.)
总之，认同具有主观上心理的涵义，也有客观上社会的涵义。也就是说，所谓“认同 ”就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主观条件与社会建构的客观条件，但两者并非截然二分，因为社 会结构会影响自我的主观认同，而群体的主观意愿也可能定型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份， 而主观认同的来源又包含了社会建构的成份。阿尔韦托·梅鲁西(Alberto Melucci)认 为，集体行动是需要社会建构的，所以，集体的身份或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是 行动者形成共同认知架构的过程，使得行动者可以去考虑环境因素与行动的成本效益。 因此，集体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包含建构、维系与改变(altering)的过程。( 注：Alberto Melucci,Nomads of the Present: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9),pp .27,34—35。)基本上，认同包括三种涵义：第一是“同一、等同”(oneness,sameness )；第二是“确认、归属”(identification,belongingness)；第三是“赞同、同意”( approval,agreement)。因此，“国家认同”也有三种用法：其一，政治共同体本身的 同一性；其二，一个人认为自己归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辨识活动；其三，一个人对 自己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期待，或甚至对所欲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选择。(注：江宜华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8—12页 。)
二、全球化下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全球化”(globalization)被当成一种历史语境下的“资本主义结构的再现”，诚然 是使十八世纪以来的世界版图的拓展达到高峰。它提供全球化发展的一种永恒的动力， 更是充当欧洲新霸权统治世界的工具，所以说，全球化有时也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意识 形态”，它是全球意识形态的拓展过程，也是“文化相对主义”的再现。当然，从文化 相对主义角度看，全球化本身也具有三种涵义：首先是意味着金钱成了文化无所不在的 氧气，所有的人仿佛都变成了物质主义；其次，全球化也意味着，所有文化现在都是潜 在的跨国联盟和对手；第三，全球化更意味着文化形成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很 难集合为整体和传统。(注：西蒙、杜林：“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陈太胜译)，转引 自王宁、薜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 140页。)于是，世界性的文化便随着金钱、信息的流通，被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世界 空间被压缩到最小，造成“非现代性”的文化很难再独立存在。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体，它所呈 现的是一种相互矛盾、冲突、不和谐以及新的分层形式，例如，本土民族主义的复活和 本土认同性的增强，直接与相对立的全球化力量交织在一起。(注：安东尼·吉登斯著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扬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0年，第5页。)罗兰·罗伯森也说：在世界各地区，在各社会内部，一种基本教 义派的寻求是按照有关传统、认同、家、本土性、地方性、共同体等在全球扩散的思想 来进行。(注：罗兰·罗伯森著：《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8页。)于是，“本土化”(indigenization,localism )也变成一种全球化的运动在进行，因此，若从政治面向来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 种认同的政治、承认的政治也不断地在产生。
日本学者佐伯启思也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已经开始摸索“各自的国家认同 性”根据。为了对抗那个越过国境的新精英阶层的自由主义，那些难以越出国境的普通 人们，有必要重新定义自己对于国家和地区的依恋。这样的寻根性摸索与所谓的民族主 义是不同的，至少与那种排外的、盲目尊大的民族主义不同。它是更加松散亦或是更加 稳健，只不过是那些必须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确保自己生活家园的普通人，理所当然持有 的一种感情而已。而这种感情，正促使人们转向重新定义自己国家的认同性。(注：佐 伯启思：“虚构的全球主义”(季卫东译)，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2月号，第14页 。)
全球化造成了“文化”的巨大悖论，悖论的一面是文化日益一体化的趋向；另一面就 是文化的多级化、多元化以及分裂分离的趋向。这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的新崛起。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所谓“东亚模式”、新儒学、伊斯兰革命等。西方近年来“多元文化 论”(multi-culturalism)、多样性(diversity)和“差异”(difference)论流行，种族 、性别、性取向方面的各种小团体与利益集团的呼声日益升高，以上这些都反映了文化 多元化的取向。(注：史安斌：“关于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化思潮的答问：刘康访谈录 ”，转引自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第93页。)也因此而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说，全球化所引起的主要论题是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的问题。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运作，一个朝向凝聚； 另一个朝向分裂。至于哪一种效果比较强，则要视特定的脉络和环境而定。强而有力的 文化认同将持续存在，较微弱的认同则将被取代。
更具体的说，从文化演进的主体性出发，当任何一种文化遇到另一种文化类型并且需 要在吸收中获致发展的话，它首先遇到的就是“认同”问题。没有认同过程，就谈不上 吸收和融汇。(注：曹锡仁：《中国问题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第124页。)菲茨杰拉德把“文化”看成一个框架，框架内的人们推断出“自己是谁?” “应该怎样行动?”“还有要去甚么地方?”但是他承认，因为认同是为了对付特殊环境 ，根本上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是“执行的角色”。因而，认同成为“文化的行动单位” 。(注：菲茨杰拉德比喻描述了文化和认同的关系：“文化”等于地图，“认同”等于 指南针。因此，认同成为临界的过渡概念，在文化和“行为”之间调停。参考：T.K.Fitzgerald,Metaphors of Identit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 ,p.186。)
进而言之，“文化”也在“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上发挥着其功能性，因此 ，必须有两个属性要加以阐明：其一，文化一定要具有历史意义，就是说，文化要有传 统因素在内；其二，要把文化视为隶属某一团体的公共文化，而且是独特的，从另外观 点来看，则是具有“排他性质”。两者都是经过时间的沉淀过程之后，融入生活方式， 且历代绵延相承，形成了全民族的性格，故而无法割舍与抛开。(注：杨顺富：“国家 认同多重面向之分析”，第183页。)因此，“国家认同”是构成“合法性”(注：所谓 “合法性”就是基于“同意”(consent)而被领导。合法性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一种 共认的理则或信念。从政治系统的观点看，合法性即是人民的感觉，认为政治系统是合 法的，应该遵守它的决定，也就是系统维持稳定、存续的根本。合法性，可说是一种意 识形态的政治符号活动，主要是指“政治权威”为塑造政治秩序、保持政治系统稳定， 以特定的政策实施或统治方式，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服从。)(legitimacy)不可或缺的基 础，因而必须能形塑公民行为的动机，也就是必须有形成“凝聚力”(solidarity)的情 感面向。在意义层面上，国家认同可以界定为公民对于所属政治共同体主动的认同(willing identification)，由此产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愿意积极地为共同生活效命， 并且在共同体有危难时愿意牺牲自我。在这种对国家认同的界定之下，国家认同的概念 已超脱了认知、内化等静态层面的规范，并进而主动地、积极地采取行动，以捍卫所属 政治团体之一切权益，甚至牺牲自身生命也在所不惜。
三、全球化下的文化
全球化是当代文化的重心，而“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s)更是全球化的关键 ，两者是一体的两面。因为全球化不仅改变了文化实践的根本结构，更影响到我们对当 代文化的诠释，因为全球化产生的巨大改变必须经由文化面去深入了解，才能清楚地解 读当代的全球化现象。(注：约翰·汤姆林森著：《全球化与文化》(郑棨元、陈慧慈译)，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1年，第1页。)也就是说，在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中，最为复杂的问题是全球化的文化内涵问题。因为它不仅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关于全球化的文化内涵的认定和价值取向直接决定一个民族对于整个全球化的基本态度和实践过程。因此，全球化对于各个民族除了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纷争之外，所引起的最深刻的矛盾是现实的文化冲突和理论上的文化争论。(注：衣俊卿：“全球化的文化逻辑与中国的文化境遇”，载《文化研究》，2002年第5期，第42页。)
冷战后，文化对全球化的推进的确有所作用。就是说，冷战后，意识形态的障碍拆除 ，使不同文化交流、磨合、融通的步伐不断加大，文化世界化的深化，成为推动全球化 的动力。而且，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传播的迅速发达使文化交 流的量与面不断扩大，这可能影响各国的“文化认同”，也对世界文化的整合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伴随经济全球化，全球文明的出现成为可能，偏于一隅的文化认同，可能 被脱胎于各种文明整合而成的全球文明所取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不断加剧，使人 类在许多问题上进行沟通，进而推动不同文化的整合，并孕育出具有人类共同色彩的价 值观及行为准则。
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中，与文化世界性共生的另一趋势是，文化的民族性倍受重视， 在许多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中，“文化寻根意识”跃上舞台，由于国际社会中，存 在已久的“文化殖民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的刺激，落后的民族国家面对西方文化 的侵蚀，便诉诸于“传统文化”寻根，因此造成“文化世界性”与“文化民族性”共生 的局面。也就是说，冷战后，文化作为与“政治主权”等“硬权力”相对应的一种“软 权力”，日益成为冷战后国际竞争的工具，“国家”常利用“文化”达到政治扩张。( 注：例如，美国在国外促进“民主”与“人权”不仅是一种义务，也可支持美国国家安 全战略。)不过，文化扩张主义也不是西方的专利，它同样出现在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对 外战略中。(注：例如，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土耳其的泛土耳其主义，前苏联东欧地 区的泛斯拉夫主义等都属于文化扩张主义。)虽然全球化进程实质上是以西方文明为主 体，并交织着强权扩张的痛苦历程，但是，冷战后以信息技术为媒体的文化全球化加深 ，西方文化的扩张，使若干发展中国家诉诸民族文化，反击西方的软权力，从而造成文 化寻根意识及文化保守主义。(注：王良能：《中共的世界观》，台北：唐山出版社，2 002年，第65—66页。)
全球化是世界文化在对抗和冲突中发展的过程。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立的起源、成熟 、衰亡的动因和过程，而且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替代另一种文化自身的功能。在这个 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具有不可交流的对抗性，从而整个世界是一个多种文化并存的文化 场。当不同模式、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相遇时，文化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就不能是畅通 无阻的，必然出现不同文化的冲突。而文化的冲突也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任何一种文化 只有在开放、比较和竞争中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无论如何，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文化的 特殊性(民族性、地区性)终将融入文化的普遍性(人类性、全球性)，文化的特殊价值将 吸收更多的普遍价值，汇入普遍价值得到广泛认同的世界主流文明中。因此，今日世界 文化的发展将存在着“固守传统”又“追求普遍价值”的双重趋向。
罗兰·罗伯森也说，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个别文化”可能会透过跨国文化形式的本 土化，重造或重建其本身的独特性。(注：Roland Robertson,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London:Sage,1992),p.19.)罗伊·舒凯尔也认为，一个单 一同质的全球文化不存在，地方文化的发展并不因此而完全被侵蚀、或消灭，反倒呈现 跨国文化与地方文化互相交流的情况。(注：Roy Shuker,Understanding Popular Music(London:Routledge,1994),p.62.)就是说，在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可 能会受到文化本土化的抵制，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 化的对立和对话所形成的互动作用。(注：王宁：《全球化与文化研究》，台北：扬智 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25页。)因此，历史、文化与政经环境的“差异”便成了在“ 全球与本土连续”中必须要考量的课题。
在讨论国际间或者一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分析时，我们必须考量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 动过程。从本土的观点来看，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全球的机制之中；从全球的观点来 看，全球的现象仍然是由许多本土文化现象所组成。事实上，全球的影响力仍然存在， 而本土的“寻根文化”也依然存在。全球与本土必须同时纳入考量，一方面不可能让同 一化的全球影响力完全毁灭本土的文化根源；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完全固守本土的根源而 不受到外来全球文化的影响，因此，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是可以相互渗透的。因此，我 们必须基于“全球化”与“本土化”辩证互动的过程来探讨“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运 作、作用。
四、国际关系中的文化
艾弗·诺伊曼相信，在国际关系上，文化是国家用来强调敌人形象并巩固自己统治权 力的工具。因此，国家必须不断透过各种方式(和平式的外交或冲突式的战争)来强调“ 我群”与“他者”的差异，藉以保持国家对民族文化的发言权，并强化它在人民心中的 地位。所以，文化可谓“知识”与“权力”结合并且相辅相成的作品；对他者的建构就 是一把双面利刃：即是保持国家范围以外的恐怖与紧张便足以创造国家内部的安定与和 谐。诺伊曼更引述戴维·坎贝尔的话表示，当国家停止在国际上制造议题以表现自己的 时候，就是国家濒临死亡的时刻。(注：Iver B.Neumann,“Self and Oth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No.2,1996,pp.157。)
关于文化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美国学者M.J.马萨尔概括了四种模式：第一，文化 是决定国家、民族和个人经济命运的关键因素，因为有些文化，相比其它文化能够更好 地成功地提供保证；第二，文化环境和信仰体系长期强烈地、既个体又集体地影响着国 家领导人理解政策问题的方式，通常还决定着人们对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的选择；第三 ，文化可用作设计关于社会、经济和军事的结构与机构的宏伟蓝图，从而对民族国家与 世界大家庭中的行为和前途产生强烈的影响；第四，文化是国际关系的主要架构，国际 事务中国家行为的重要基础、国际冲突的原因。这里，马萨尔概括的第四种模式的代表 ，便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注：丁志刚：“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的认证与维 护”，转引自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第52页。)
接着，在我们研究“文化”与“国际关系”相联时，应该注意到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文化是无形的，它包括整个生活方式、信仰、态度、取向、价值和哲学等。文化 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政治层面表现为政治哲学、政 治文化、战略意图和国民性等；第二，文化强调的是人类群体的认同，它是一定范围的 人们共同承认接纳的精神产品。人们的认同是有不同层次的，文化也可以分为民族文化 、区域文化、全球文化等不同层次。认同是随着人们的共同意义系统的变化而变化的， 所以，从历史长期发展来看，文化是变化的；第三，文化具有相对性特征和普遍性特征 ，即民族性(或多样性)与世界性(或统一性)是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的两重性。(注：杨 阳：“浅析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第39页。)
总之，在国际层面上，我们必须考察“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冷战后，国家利 益的侧重点由生存利益转移到发展利益上来。与之相适应，在国家利益结构中，意识形 态、军事安全地位有所降低，文化、经济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进入20世纪 90年代之后，文化已经成为影响冷战后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文化成为影响“全球化” 进程的重要因素。文化不仅由于其具有交流、吸纳、涵化和融合功能可构成全球化的动 力和内容，而且因为它的民族性差异、矛盾而成为解构和阻碍全球化的力量。(注：张 骥、李辉：“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文化冲突”，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4期， 第47—48页。)米歇尔·富歇在面对“强国在90年代的突出要素将是军事潜力、经济成 功、文化影响和意识形态吗?”问题时，他就回答说：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军事要素 将肯定会丢掉其重要性。因此，“经济成功”和“文化影响”将会越来越重要。这把我 们带到意识形态的问题。(注：A.马特拉特：《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 史》(陈卫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要充分发挥文化对政治 生活维系与推动的作用，政治统治者就应当将“政治”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将文 化中的标准转变为政治标准，将文化的价值转化为政治理想和目标，利用人们的“文化 认同”创造出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外显的政治象征与符号，从而使某种政治观念深入人 心，使政治统治、政治制度具有“合法性”。(注：严强、张凤阳、温晋锋：《宏观政 治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8页。)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不能逃避接受其它国家或意识形态的 竞争。人类的历史不会终结在单一事件上，而会终结在单一且具效率的意识形态上。(4 2)一套理论或意识形态可能在一代消退，却在一两代后再度出现，并且恢复活力。也就 是说，“全球化”使国家利益中“意识形态”的因素下降，“文化”因素上升。以冷战 结束为契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下降。当然，这并非西方学者所言的“ 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也不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战胜了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它只是说明，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利益相比较，意识形态利益显然居于次 要地位(43)，“软权力”的文化就成为国家利益构成中的主要部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 因素越来越突出。因此，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国家自然要在对外 关系中考虑文化利益，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反过来又加深了国家的文化保护意识。(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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