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无哲学”问题笔谈——“中国哲学”：一个处于分化中的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论文,笔谈论文,有无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2]04-0060-012
“中国哲学”概念的存在已是事实，但自从它出现以来就受到不断的质疑与追问：其存在有无合法性？如有，其合法性限度何在？我们到底应如何看待今天所谓的“中国哲学”概念？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哲学就是哲学史，故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先考察哲学史，明确“哲学”概念的特质，然后再作评判。
由于“哲学”概念来自西方文化系统，故我们先在西方文化系统中考察之。罗素曾在其《西方哲学史》序言中指出：哲学介乎科学与宗教之间。而科学的内核即理性，宗教的内核是关涉人的终极关怀的信仰，哲学的功能在于平衡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内在张力，或者说哲学是对信仰的理性把握，即它力求把信仰奠定在坚实的理性基础上。考察西方哲学史可以看到西方哲学的基本特质是理性精神，它就人们对意义世界把握的限度与可能性做出严肃的分析与论证。从巴门尼德区分“存在”与“非存在”、亚里士多德的分科治学开始，这种倾向就很明显。中世纪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成为平衡理性与信仰之间内在张力的萌芽。到了近代，出现了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分野，在此基础上康德对现象世界与意义世界进行了小心翼翼的划界。现代西方哲学出现的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潮及直接楔入意义世界的倾向，不仅没有背离理性传统，而且在本质上恰恰是以理性精神为坚实基础的。不仅存在主义是如此，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根本任务也是力求把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建立在理性（民主制度）的基础上，这一点在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表现得很突出。然而，我们也的确看到，这种理性精神只追求解悟而忽视了证悟（包括证己、证人），这就导致了知与行、学与教的分裂。这种倾向可以明确地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就曾指出：美德即知识。其言下之意是说践履美德的前提在于解悟之，苏氏因此祈望用“精神助产术”诱导人们真正“认识你自己”。苏氏的用意无可置疑，但在客观上导致了西方后世哲学重解悟而轻证悟的倾向。这表现在两方面：就证己而言，西方哲学家中人格低下的现象比比皆是：就证人而言，“学”与“教”的二元化倾向是很明显的。—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体系，这个体系完美地解释了人的精神发展史，但在现实中却是抽象的因而是脆弱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恩用其实践观宣告了“黑格尔式”思辨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虽然并未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但却促使西方哲学进一步调整了自己。20世纪以现象学的出现为契机的实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与生命哲学等流派反对科技异化，强调对生命本真的解悟，但“学”与“教”的割裂依旧，证悟仍是宗教的势力范围。综上可见，在西方哲学史上尽管由于不同时代精神的要求而使哲学的重心或是向科学或是向宗教倾斜，但哲学一直担当着在学理上平衡二者内在张力的职能。因此，我们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考察，可以把哲学大致定义为对意义世界的理性解悟及与之有关的学理探讨。
依照以上理解，中国当然有哲学，只是由于中西地理环境、民族气质及社会形态的差异而使两者对意义世界的理性解悟方式不同而已，这说明了哲学形态的特殊性。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说：“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否则，它便不成其为文化体系。因此，如果承认了中国的文化体系，自然也承认了中国的哲学。问题是在东西哲学具有不同的方向与形态”。（注：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牟先生进而指出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而且“学”与“教”一体不分，故是圆融的。这里牟先生用具有宽泛界域的大哲学概念说明了“中国的哲学”而不是“哲学在中国”，这就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在转型的合法性。牟先生的观点大致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共同心声。
然而中国古代确无“哲学”之名，“哲学”概念在中国的出现是20世纪初的事。就中国文化发展而言，20世纪是中国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在转型进行学理反思的世纪（它是以对“中西体用”的学理探讨为主题而得以展开的），故我们在分析“中国哲学”这一概念时应把它提升到中国传统文化内在转型的学理高度才能把握问题的实质。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转型在学理上关涉到文化与文明的关系问题，文化是一个总体性范畴，它是人类共性与民族个性的辩证统一，而人类共性一定要通过各民族的丰富个性才得以展现出来（按梁漱溟先生的说法，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作为一个丰富的自组织系统，中国文化有着极强的内在生命力与自我调节能力。《易传·系辞下》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曰：“变通者，趣时者也。”中国文化是因时变通、与时俱进的文化，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中国文化的转型是内在转型而不是外在转型，如历史上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成功吸收与容纳即是明证。所谓文明一般是指文化的发展程度与状态，我认为其实质性内涵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就个人而言文明是指主体自由自觉的性质与程度，就社会而言是指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的确立与否及其成熟程度。文化与文明固然一体不分，正如严复先生所说：“体用者，即以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注：《与〈外交报〉主人书》，载《外交报》1902年第9、10期。）但由于中国文化中文明的异化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常态发展，适值中西文化碰撞的风云际会，中国文化以此为媒介与契机借鉴西方文明的理性内核，以此促成中国传统文化内在转型。
“中国哲学”这一概念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转型进程息息相关的，这一点通过考察“中国哲学”概念的历史行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与“中国哲学”概念直接相关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1914年北大设中国哲学门并于1919年改为中国哲学系，引进一整套西方学术规范；1916年谢无量写《中国哲学史》，但在方法上并未突破旧经学的限制；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蔡元培作序；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哲学史》，陈寅恪、金岳霖作审查报告；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对中西哲学的会通；建国后大陆意识形态化了的中国哲学史研究；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诸概念的关系模糊不清，有关哲学与科学、宗教关系的讨论也应时而起，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下面我们大致顺着以上线索简析之。胡适以他所理解的西方哲学（主要是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为理论坐标，分析了中国文化中与之相关的材料，开中西会通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之先河，但其缺陷是很明显的：他讲的是“西方哲学在中国”而不是“中国的哲学”。在以20年代“科玄论战”为代表的学术思潮影响下，被胡适称之为正统派观点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讲的是“中国的哲学”而不是“哲学在中国”。冯先生希望欧洲哲学观念能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而中国哲学观念则能得到欧洲逻辑与清晰思想的澄清。这就是说冯先生力求以中国传统文化真精神为依归，以西方理性逻辑为骨架，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而不是否弃之。但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同情性理解而缺少热情的生命性投入，而牟宗三先生等学人在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努力的基础上则进一步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真精神并力求为中国传统文化内在转型做出学理上的论证，这是很可贵的。但是一般说来，由于前人都是在西方文化的参照系框架下来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故大多缺少独立性、建设性的思考，而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内在转型进程的深入展开，摆脱西方模式的呼声日高，近20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的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诸概念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的现象正是与此息息相关的，如张岱年先生就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说”，并指出“应把哲学看作文化”。
我认为，“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三个概念大致系同一序列的学术范畴。近年来这几个范畴的关系出现了模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化经过反复酝酿与整合后在学理上正逐步摆脱西方思维模式而日趋成熟与独立。这个现象是中国学人在吸收西方哲学理性内核的过程中对科技理性的异化进行扬弃的努力结果，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在学理上回归中国文化“学”与“教”合一本真精神的尝试与探索。“中国文化”概念在外延上则要大于“中国哲学”概念，这两个概念的模糊反映了时人确实有在实践上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教化天职的客观要求，事实上后牟宗三时代大陆学者与港台学者在学术上的分野主要在这里：港台学术主流力求变“理论的实践性”为“实践的理论性”，这就走向了纯学术探讨路子；大陆学术主流则开始探讨“儒学的宗教性”（在大众教化意义上），这是当今学术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真精神的有益探索与尝试，我认为这是符合中国文化内在转型与中华民族精神重建这个时代精神的要求的，但由于这仅仅表现为学理的探索故只是开端与第一步。
综上所述，关于当今“中国哲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限度问题我们可大致作以下分梳：在中西会通的纯学理意义上，可以把“中国哲学”看作是对意义世界的理性解悟及其有关的学理探讨，它当然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在文化与文明内在关系的学理探讨意义上，“中国哲学”侧重于对文明的两层内涵（个人层面上的主体自由自觉与社会层面上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的分梳与论证，它当然也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在中国传统文化内在转型的意义上，“中国哲学”概念则限制了中国文化中“学”、“教”合一精神的实现，因而现在我们应该有意识地用“中国文化”概念代替之，这样才能顺应时代精神的要求从而适时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转型进程。我认为，“中国哲学”概念内涵的分化体现了时代精神的发展要求，是与中国文化内在发展的辩证进程相吻合的。在以上分梳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头脑清醒地把思考重心落到中国文化重建与民族精神重铸这个时代精神的客观要求上来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确很快，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大众精神空虚的问题是很突出的，这个现象说明民族精神重铸问题既有迫切必要性又有现实可能性从而被提上了日程。这样一来，学术界的任务就不仅在于解悟学理，更重要的是证悟（包括证己与证人），其中证人的关键是启发大众信心使之自觉其真实性存在并努力实现之，——这应该是一个当代中国学人的最大历史担当与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