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与全球资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全球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人类生产和社会的进步，技术越来越产生复杂的影响。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 信息和通信技术极大改变了人类经济活动、政治操作和文化交流的经验，到90年代，人 们已经较为普遍地使用“网络社会”这样的术语来描述自己的时代。作为一种以新的信 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与其他先前影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技术一样，如汽车、蒸 汽机、喷气飞机、传真机等，它的发展特征和社会后果不是自发的，而是由它在其中发 生作用的社会体制决定的。从这个观点出发，要理解网络社会的后果，必须理解它与资 本主义的关系。虽然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上并没有贴着资本主义的标签，但是我们还是能 够观察到，这些技术的爆发性创新都与资本生产体制直接相关，因此它能够集中在那些 发达的资本生产企业和国家，并首先为这些企业和国家创造利润，也因此受到这些企业 和国家的鼓吹并抬高到神话的水平。正是这个原因，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卡斯特断言，新 的信息技术与资本主义重组之间的互动塑造了全球网络社会。(注：Castells,M.(1997)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Blackwell Publishers.)
一、资本主义和信息崇拜
20世纪80年代，关于计算机技术和它对未来的影响，一直都在神话水平上对社会思潮 产生影响。进入90年代，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则在全球被抬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过去， 中国的孩子习惯于把当个解放军或科学家什么的作为理想，现在最大的梦想则是当个比 尔·盖茨，办个微软公司。而那些渴望一夜暴富的人们则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扎在“网络 概念”股票上。其实，在技术专家看来，“因特网”只是一种通信的基础设施，最多是 低成本高效率的信息基础设施。为什么人们会对它有着如此的热情呢?
美国历史学家罗斯扎克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剖析，他认为信息崇拜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 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学术界、实验室和市场的杰作”。其中“计算机领域中的天才 为了权力和利益加入信息崇拜的行列”。事实上，信息崇拜只不过是在科学和技术史上 的一个最新的个案，它再次说明了科学技术与政治关系这个老问题。正是对这个背景的 深刻担忧，罗斯扎克通过自己的研究强调：“按未来主义者和他们的保守主义门徒的说 法，信息经济在美国的兴起宣告了工业经济的寿终正寝，这种变化如此巨大且不可避免 ，就像是人无法控制的自然过程。但事实恰恰相反。向高科技的转变是我们的政治领袖 和企业巨头精心选择的结果。它与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经济生活逐渐军事化有直接关系 ，否则我们的航天和电子技术几乎不可能存在。在它们的研究和发展中，高科技工业始 终与五角大楼的预算联系在一起。”(注：西奥多·罗斯扎克：《信息崇拜》，中国对 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2页。)
事实上，并不需要作太深入的调查，我们就能直接地认识到这一点。80年代后，特别 是以计算机为龙头以信息技术、生物、环境、材料、生命等领域为核心的高技术成为各 国竞争焦点，而这只不过是二战之后“冷战”军事思维支配的结果。它的起点就是1983 年美国斥资1万亿实行几乎包括全部高技术领域在内的“星球大战”计划(该计划1985年 在电子技术方面的花费就达400亿美元)。在其推动下，欧洲18国1985年提出“尤里卡” 计划，1987年提出“赫姆斯”计划，而日本则在1986年提出“人类新领域研究”计划。 甚至中国“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计划，1988年火炬计划和“攻关计划”都是在 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可以说，信息技术在全球的近乎疯狂的发展与美国政府(军方)的选 择是有关系的，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传媒、市场也都从各自利益出发扮演了不同角色。
虽然信息崇拜或计算机崇拜更能使人们接受花里胡哨的宣传，但是它也不能全部淹没 真正的深入研究。在对信息社会的理解方面，有学者直接强调必须从它的起源来理解它 的性质，因此他们把问题引向对资本主义在信息社会上升中的作用的思考。因为资本主 义不仅在点燃工业革命之火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而且它就是信息社会得以发生的直 接背景。谢门特和柯蒂斯等人认为，信息作为商品起作用，必须服从资本主义的规律。 而私有财产和追逐利润这两个特点是信息转变成商品的推动力。他们强调这个现象只不 过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部分。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在1790年美国第一个专利 法的宗旨中看到这个历史的起点，而它与工业化生产同样具有不能分割的联系，例如对 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有着巨大贡献的通用汽车的斯隆同样在信息商品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难怪西蒙在管理决策新科学研究时强调“信息活动”先于“设计活动”。正是 从这种历史中，我们看到：信息社会是一种工业资本主义。(注：詹姆斯·科塔达编： 《知识工作者的兴起》，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可以说，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包含着万物商品化倾向，信息也没有能够例外。这也就决 定了(网络)信息社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的联系。美国学者丹·希勒 通过对因特网发展历史的研究直接强调：无所不在的计算机网络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相结 合，大大拓宽了市场的有效范围。事实上，因特网恰恰是由一个跨国程度日渐提高的市 场体制中的核心生产与控制工具组成的。因此，他指出，因特网的出现与自由市场机制 毫无关系，而与冷战时期的军事工业联合集团关系重大。(注：丹·希勒：《数字资本 主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这是为什么阿帕网(Arpanet)、TCP/IP协议 等网络实验和关键技术都与军事直接相关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在美国，信息与通信技 术，与核技术一样都是资本主义体系得以扩张的保障。因特网与军事的联系，在更为广 泛的资本主义历史中，它只是离我们最近的典型的例子。经济学家瑟罗强调，私营企业 往往会为可转化为市场化产品的新技术突破提供设计力量或发展基金，但是促成这些产 品的基础性研究则往往由政府出资。因此，即使从经济过程看，像因特网这样的技术仍 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有着必然的联系。当然，在国家提供出一个基础性技术时，剩 下的工作就得由企业来完成了。90年代互联大潮和“网络经济”的神话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由企业促成的。
二、新自由主义与网络
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也是其社会经济政策和政治实践的基调。虽然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自由主义有着不同的表现，但其核心却从未动摇过，这就是私有 化和自由市场。因特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 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它推动了政治经济的所谓数字化转变。 而从根本上，这只不过反映了资本主义企业提高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和扩展业务的要 求。在其中，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起着关键的作用，在这里，我们简要地讨论一些显著的 方面。
1)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直接促使与因特网直接相关的产业发育。这一点最直接的表现是 电信体制的变化。由于电信行业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它作为通信基础设施在各个国家 都受到政府广泛的监督。随着灵活多变、容量巨大的因特网被用来传输以前由常规电信 网络传输的信息，电信服务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一系列惊人而充满争议的转变，在80 年代形成全球性的新自由化运动。重要标志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1980年《有关计 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决定，作为美国电信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制的电信公 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现有管制措施的约束。这一决定在电信企业化、私有化和自 由化方面迈出巨大一步。由此，新的网络系统要求彻底改变现在的电信体制和政策。这 一政策变迁的结果是造成了丹·希勒所言的“新自由主义网络运动”。正是这个运动直 接推动了网络经济神话的急剧膨胀。这一点现在我们已经能够从电子商务、媒体和教育 等网络产业的发展现实中直接看到。例如，美国商务部的研究报告已经用极为明晰的声 音宣布了所谓“数字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底蕴。它强调：“创造使新的数字经济繁 荣的最佳条件，要求一个新的、更少限制的制定规则的渠道。政府必须允许电子商务在 市场驱动的环境下成长，而不应强加广泛的规则、税收和审查制度。……不应有反对互 联网商业的差别税。互联网应作为没有政府设立的人为障碍的无缝的全球市场来运作。 ”(注：《浮现中的数字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运动并非只是在美国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80年 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电信业也开始了新自由化的改革，按美国学者罗杰·诺尔的研究 ，其核心方向是：把国家垄断的电信业进行私有化改造或至少实现部分竞争运行，并通 过阶段性的特许经营合同或英美式的持续监管以放松政府管制、增强市场竞争。这些政 策的调整与全球性的网络整合过程是一致的，即形成没有政府壁垒的“无缝的全球市场 ”。这一点，在当前不仅成为业界、学界的共识，也开始成为大多数政府改革的一个实 际出发点，例如，我们可以在当前中国的电信和因特网实践中极为明显地看到这种倾向 。而对其相关产业的研究则几乎众口一词地强调企业化、反政府垄断(即私有化)和建立 自由竞争体制。可以说，没有这种自由化的运动，就没有90年代所谓网络经济和数字经 济的神话，因此在2000年“泡沫”开始破灭之际，人们也开始转向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 反思。
2)新自由主义促使以新的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形成。英国学者斯特兰奇 对此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她认为，很少有人注意银行使用的创新以及金融交易中的创 新，也没有注意银行本身(连同他们的竞争对手)的创新，而这些创新改变了金融市场和 机构运作的方式、提供的服务以及政治经济中的结构性权威的分配。在分析战后国际政 治经济变化时，她强调，计算机、芯片以及卫星构成金融业技术创新核心，在目前它们 已经成为企业的一项主要投资，特别是计算机“已经把金融安排的主导性制度改变了” 。(注：苏珊·斯特兰奇：《疯狂的金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到 90年代中期，计算机不仅改变了货币作为交换中介的物质形态，而且正在改变着货币支 付的交易和记账制度，而这种改变对企业交易的性质与规模都有着直接的影响。例如， 在1995年，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电子支票清算系统已经成为最大的国际清算系统，14 2个美国国内和国外银行每天使用它清算的交易有20万宗，交易总额1.3万亿美元。而这 种规模的变化对于行业中的游戏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有重大影响的，它同时也对政府权 威提出挑战。例如在国际范围内普及推广的信用、税收等电子化运动，极大地加强了个 别跨国公司的权力，使财富和经济权力发生集中现象。而与此同时发生的政府对监管的 放松则直接增加了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在她看来，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西方决策， 特别是1970年后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使国际经济体系成为一个无规章的体制。因此，她强 调：“西方的金融体系很快变得与一个巨型赌场没有什么两样。”(注：苏珊·斯特兰 奇：《赌场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事实上，在可以直接观 察的意义上，网络化金融服务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意义。网络使证券市场、外汇及其他 投资性票据的交易量呈现指数级增长，无国界的资本流动甚至可以左右世界经济大国的 货币政策目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网络事实上是资本全球化的先锋。(注：丹·希勒 ：《数字资本主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应该说，金融体系为观察网络时代的经济性质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案例，因为1995 年以来，以墨西哥、亚洲为典型的金融危机不仅证实了某些理论的预见，而且它造成的 恶劣社会后果足以让业界和理论家们认真对待上述问题。
3)全球贸易体系。全球贸易体系，与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都是必需的，但在这个 体系建立原则方面历来有两种立场：尊重公平或效率。从规模角度看，这仿佛是单个民 族国家市场与政府关系争论的一个简单放大。但是，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的深刻矛盾是， 没有一个国际政府或全球政府来调控市场，并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经济与社会 —政治原因，这种形式绝不会实现的”(注：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商务 印书馆1998年版第130页。)。因此，在全球贸易体系的实践中，自由竞争构成其主要机 制。正是围绕这个机制，国际社会通过设立某种组织来解决争端时仍然以推动自由化为 先决条件。在这一背景下，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网络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政策 便以自由主义作为主要基调。例如美国不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投资，而且更为积 极地在全球推动有关自由化政策的形成，它在1997年便与27个国家签定了《信息技术协 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该协定计划逐渐降低关税，到2000年元旦 将关税降到零。我们也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等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的实践中 直接看到它对因特网实践的鼓励，例如在1993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一百 多个国家签定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协定》即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当然 该协定仍然是保护发达国家资本集团利益的，因此，被欠发达国家人民称做“有钱人的 条约”。类似的案例仍然很多，理论家们强调，在这个体系的运作中，信息和通信技术 具有关键性作用，它能够使自由资本的移动更为迅速，使世界市场高效率地运转。正是 这个原因，网络的扩张受到资本的极大支持，从而使网络本身与资本主义发生着深刻的 联系。
从总体上来说，如丹·希勒指出的那样，互联网决不是一个脱离真实世界之外而建立 的新王国，相反，互联网空间与现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部分。互联网实质上是政治、经 济全球化的最美妙的工具。互联网的发展完全是由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所驱动，而不 是人类新建的一个更自由、更美好、更民主的另类天地。因此，关于因特网实践与资本 主义体制及其价值关系的问题应该成为网络社会研究所必须注意的问题，只有弄清这个 问题，我们才可能进一步讨论因特网对当下社会变化的实质性影响，具体地讨论全球化 、民主化等问题。
三、网络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成
以因特网为基础的全球信息网络的形成无疑已经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从8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变化看，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全球化”、“新技术的创造 和应用”以及“向知识经济的演进”这三种力量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注：参阅 戴尔·尼夫等编《知识对经济的影响力》，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而这三种因 素也正是网络社会的三个关键性方面，它是建立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充分应用基础上的 。在这些技术(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技术)帮助下，资本主义改进了它的生产工艺、生产组 织方法以及市场等等基本方面，从而发展出一套灵活的生产(积累)机制，形成以全球市 场为基础的复杂网络，我们把这种变化简单地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资本主义的弹性生产：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福特主义和后福 特主义是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原则特征的两个术语，代表着资本主义两个不同的 阶段。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当然与信息和通信技术是直接相关的，而这种变化本身意 味着一种比传统更为灵活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形成。客观上，20世纪资本主义的灵活性( 弹性)不是来自工艺技术的革新、管理的创新等等某一种因素，而是以其宏观调整(或重 组)来定义的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是，我们能够观察到，在80年代之后，信息与通 信技术最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卡斯特强调新型的信息技术范式直接推动了新型 的社会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当前的资本主义称为“信息化资本主义”。(注：Cas tells,M.(1997)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Blackwell Publishers.)因此，关 于后福特主义的研究，人们也开始从汽车工业转向信息技术产业、电信业、个人用品业 、饮料业、快餐业和金融保险业。因为正是在这些主导着当前生活的行业中，人们更容 易看到以“大规模定制”为特征的资本生产的变化。例如，美国商务部通过对数字经济 的研究充分肯定：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推动市场对新型劳动力的需要以及在劳动岗位上发 挥更大的灵活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官僚式的工作组织正让位给灵活的单元和团队， 它可以穿透工作界线、管理结构和营业单位方面的刚性。(注：《浮现中的数字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而这一点正是后福特主义的核心问题。从适 应市场的角度看，美国商务部同样肯定，互联网和其他新技术可能鼓励公司探索大众个 性化生产的可行性，使定制化达到能够为个别消费者提供个性产品的程度。
当然，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整个资本主义弹性化过程中，不仅仅只是简单地提供了某种 条件。它作为一个条件，通过集中控制与分散访问以及相互作用的结合，弱化了资源发 现、信息管理、分配和更新的种种威胁性的挑战，事实上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灵活的 组织原则。管理过程中，资本主义企业按照计算机网络的要求所进行的积极的管理创新 ，发展出一些先进的组织形式，如“虚拟组织”、“超文本组织”等，这些方面的创新 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无疑具有更大的影响。代表着后福特主义的那些新兴的、小型的 、更加灵活的、非中心化和等级制的劳动组织，它的形式无不和网络有关。组织变革或 企业改制之所以成为80年代之后的核心问题，其关键也在于大规模生产形成的组织结构 不能简单地适应计算机时代的需要，也即是说不能通过简单地引入计算机来达到改善管 理提高生产效率的需要。因此，斯特尔认为，工业社会从典型的物质经济发展到20世纪 30年代之后的货币经济再到今天的符号经济，在其间，知识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主导方面 ，是生产过程扩张的基本条件，也是发达世界经济增长方面的限制发生某种变化的基本 条件。(注：尼科·斯特尔：《知识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这就将 资本主义的变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联系起来。
2)资本主义的数字化：从实在到虚拟。当网络以虚拟实在对社会存在提出挑战时，人 们脚下生存的根基就发生了动摇，当然这种动摇并非意味着我们就直接脱离了物质存在 ，而只是技术作为一个中介体系和人的延伸体系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构成一种支撑 性的实体。因此，当这种中介体系倾向于建构一种虚拟的存在方式时，交流(或“交往 ”)体系也逐步摆脱它的物质形式。这样看，人们在交流中结成的那些社会关系也越来 越摆脱由这些体系所规定的形式特征。具体地说，社会制度也开始虚拟化，诚如一些研 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联结并非如其早期那样表现为一种直接性的 生产经验，而是通过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实现的复杂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联结，它以 超越时空限制的方式将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卷入其中，因此表现出某种非物质性的(imm aterial)特征。因此，以数字信息流动为中介的资本主义体系，必然是资本主义在全球 的抽象化，资本主义的权力控制不再仅仅体现在劳动过程的控制中，而且转移到了媒体 和纯粹的资本流动中，这一点离开发达的网络是不能实现的。
这样看，所谓“数字化”只是一种比喻表达法，它并非意味着资本主义真的摆脱了它 的社会物质载体，而是暗示着它摆脱了早期粗陋的形式而获得了新型的更为纯粹和精致 的形式。这一点可以从货币和资本这样的术语所指变化来理解。资本早期更多的是以实 物方式存在，后来具有明确的货币形式，在银行清算中它只是代表一组数字，而在今天 所谓的“资本运营”中是没有哪个资本家会提着钱去完成交换活动的。我们也习惯于“ 电子货币”这个术语，用它指信用卡什么的。其实正在研制和使用中的电子货币具有多 种形式，如电子借贷系统、数字价值单位(DVU)等。正是从它们的形式中，我们也会进 一步理解资本主义的抽象化过程，当它真正变成了一个完全通过因特网进行交易的市场 ，它的具体形式也就不存在了。这样的市场现在还没有形成，但全球金融系统却直接提 供了某些雏形，在这个系统中，对于索罗斯这样的投资家来说，资本主义即是一个抽象 的纯粹存在了。
3)全球化。在当前，全球化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论域，存在着太多的争论。随着全球 交流网络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以及人们活动方式的逐步接近，人们便直接感 觉到这个世界将可能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过去的多个世界。“全球 化”即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一个流行词的。例如汤林森就把全球化说成是一种复杂的连 通性，他强调快速增长和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网络塑造着现代社会生活的特 点。(注：Tomlison(1999)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Polity.)这样看，新的信息与 通信技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基础性和关键性的，正因为这样，麦克卢汉基于这种 技术提出的“地球村”概念最早道出了全球化的含义。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由于资 本主义仍然主导着我们现实生活的背景，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我们都能 够直接观察到当前的全球化不仅是资本主义主导的，而且就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散。 这个问题已经由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来，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 尔平、经济学家弗朗索瓦·沙奈、历史学家德里克等等，(注：参阅罗伯特·吉尔平： 《全球资本主义挑战》，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弗朗索瓦·沙奈：《资本的全球 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Drilik,A.(1994)After the Revolution: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Hanover,NH: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鉴于这一方面的资料已 经充分引起国内研究的注意，我们不再重述。我们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从地 方到全球的变化，在其中新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起了关键性作用。
四、网络与全球资本主义矛盾
网络的不断深化和扩大，在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方式两个层次改变着人类的生活，而 这种改变并非只具有福音的性质，与早期其他重大技术突破一样，它对人类生产也具有 潜在的威胁。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它是造福全人类的一次深刻的技术革新。但是，在现 实之中，在高速计算机技术和核技术被并列地写进美国国家利益所需要保护的技术备忘 录之时，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现实的矛盾，像当年单纯的科学家研究核技术时是为了造福 人类一样，信息与通信技术也被政府说成是全人类的利益，但它最后却成为少数资本所 有者发财的工具，造成社会不公正和分裂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在信息技术发展史中， 人所共知的自动控制科学之父维纳在1974年便决定不再提供任何用于军事目标的研究和 信息，拒绝参加早已答应由美国军方发起的“哈佛高速计算机大会”，并呼吁知识分子 的良心。特别是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网络在改变旧有矛盾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 。
在经济上，网络作为经济运作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工具，它不仅带来新的商业形式(如电 子商务等)、推动了新的产业空间的形成、极大地改善了生产手段等等，而且在某种意 义上，似乎它实际承载了当代经济变化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它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全 球性的。流行的“数字经济”、“知识经济”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大量事实和理论 分析工具。但是，我们对此可能采取了过分乐观的态度。从2000年3月始，不仅纳斯达 克的高科股遭遇厄运，而且标准普尔500种股也急剧下降，美国“新经济”神话开始快 速冷却。《商业周刊》(中文版)2001年第5期刊出主题文章“反思因特网”，国际专家 对当前的局势进行诊断。文章说：“放眼望去，因特网曾经许下的无所不能的诺言似乎 都已烟消云散。……和其他任何新技术一样，因特网出现的最初几年是一个交学费的过 程——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一点。起初，人们曾认为因特网可能改变一切。这真是大错特 错。事实上，单凭一项技术是不可能实现这么大许诺的。”(注：《反思因特网》，载 《商业周刊》(中文版)2001年第5期。)网络神话破灭之后，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在自由 主义经济条件下它也隐藏着很深的矛盾。事实上，网络泡沫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历史之中 与“郁金香事件”、20年代末金融危机以及近期波及全球的亚洲金融危机类似的案例， 它们都是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衍化出来的一种社会问题。正是这个原因，在国际社会 中，大量的学者(包括那位名字响彻全球的金融投机家索罗斯在内)都要求对自由主义经 济政策进行积极的纠正，而质疑自由市场经济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在政治上，网络也引起了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是自由主义经济引起的，例 如，资本主义的数字化、网络化的剧变增强了跨国公司的实力，同时也加剧了现有的社 会不平等现象。这种由经济引发的权力关系变化将直接引起新的政治问题，它已经引起 国际社会的充分注意。从70年代欧美日三边委员会开始讨论“民主的危机”以来，不同 立场的学者一直都要求解决资本主义新发展带来的“民主赤字”，虽然这个问题并非全 部都是由网络引发的，但它确实也直接引起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网络社会的 新的问题，这方面问题更为复杂。从米切尔强调“在频谱的分配中处于劣势的人们是新 的无产者”这一基础性的社会平等问题，(注：威廉·米切尔：《比特之城》，三联书 店1999年版第18页。)到由新媒体带来的控制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发了洋洋大观的批 判思潮。例如新路德主义者通过对媒介的分析强调，在信息技术的一切领域，创新的潮 流追随无情的商品化。新卫星、光纤和计算机网络被用来制造媒体的爆炸，其媒体表面 的多元主义已被淹没，少数巨型媒体联合体几乎完全吸纳了数以千计的报刊、广播电台 、电视频道和电缆系统，所有权导致了更为直接的意识形态控制。这种批判直接深化了 30年代以来人们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批判。在一些学者看来，资本主义已经变 成了“控制论资本主义”，信息技术把资本主义对知识和信息的控制扩大到工厂之外的 整个社会。虽然这种批判可能带有某种理论的局限性，但是它确实也受到现实的直接支 持。例如约翰·帕克通过一手调查写成的《全面监控》以大量的资料说明了我们这个世 界正在成为被电子监控的牢笼。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它非但没有受到社会的控制，在某 种意义上反而成为控制的工具，另一种全面监控的象征。因此他强调，“事实上，在为 个人隐私而战的斗争中，社会已经输了”。(注：约翰·帕克：《全面监控》，陕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也即是说，今天的世界确实已经接受奥威尔《1984年 》的描绘，而全新的科幻小说家如威廉·吉布森则直接为我们讲述了电子计算机控制的 景观。如果说这种景观只是遥远的未来的一种可能前景，由于人们自觉的防范它也可能 不出现，但那令人叹为观止的《国家的敌人》这一电影讲述的却不难想像，电子化的社 会将是这样的令人无处藏身的铁笼吗?在“数字时代的民主”这个专题中，按照威尔海 姆的归纳，在当前，存在着三种立场：新未来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技术现实主义。技术 乌托邦主义者如上述吉布森，他们对技术持批判态度，新未来主义者则如奈斯比特、托 夫勒等未来学家，他们过于乐观地认为技术进步必然带来民主，而技术现实主义者如夏 皮罗(Andrew Shapiro)、迪森(Esther Dyson)和维纳等人则采取了在“技术乌托邦者” 和“新路德主义者”之间的中间立场，他们对技术持批判态度，但也不完全否定技术， 但就是这样，他们也通过自己的研究直接指证了电子技术和传播媒介在当代毫无疑问地 形成最深刻和隐蔽的资本主义权力。例如夏皮罗认为，在地球村时代，沉默的、无所选 择的大众已经沦陷在一对多的广播中，随后又被囚禁在一对一的网络中。(注：Anthony G.Whilhelm(2000),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Routledge)
正是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也由于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不同立场的专家和学者也逐 步扩大了讨论的范围，而深入到文化等诸方面。所有这些都直接和作为新型交流和传播 工具的网络有关，而这必然涉及对当代全球化的评价以及对其中跨国实践的评价，因为 在全球化的市场中，如丹·希勒指出的那样，跨国公司不断积聚设定社会制度的力量。 有两三千家大公司——它们既是网络化生产者的雇佣者，又是广告客户，而且正在逐步 成为教育者——今天不仅把握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且也控制着一个由社会再生产所涉 及的各种制度组成的大的网络。正是这些跨国公司代表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这才是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一原因，丹·希勒等人才强调，与过去的复合 型制度形式相比，数字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更纯”、更为普遍的形式。(注：丹·希 勒：《数字资本主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从上述讨论看，由于资本主义与网络的复杂联系，网络的发展也带有深刻的资本主义 特征，这决定了网络不是一项纯粹的技术，它必定会在多方面产生复杂的后果。客观地 说，我们既应该充分地揭示网络在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对于更加公正和美好世界形成的 促进作用，同时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它可能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对 于未来构成某种挑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全球网络社会崛起过程中，我们必须关注 网络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当代社会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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